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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腦心理學
凯瑟琳·泰勒著作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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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腦心理學》(英語:Brainwashing: The Science of Thought Control)是一本2004年的科普讀物,解釋了精神控制(也稱洗腦、思想改革和強制說服),由神經學家和生理學家嘉芙蓮·泰勒所著。它解釋了大腦推理和認知的神經學基礎,並提出自我可以改變,同時描述了神經通路的生理學。本書回顧了包括派翠西亞·赫斯特、曼森家族和瓊斯鎮人民聖殿教成員的大規模謀殺、自殺等案例研究,並將邪教使用的影響技術與極權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的技術進行了比較。它列出了FACET模型——自由、機構、複雜性、目的而非手段和思維,她認為可以用它來抵消洗腦技術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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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泰勒提供了「洗腦」一詞的發展背景,從1950年記者愛德華·亨特的使用,到後來應用於邪教、營銷、影響、思想改造、酷刑和再教育等領域。[1][2][3]她在書中引用了精神科醫師羅伯特·傑伊·利夫頓的著作《思想改革與極權主義心理學》。[1][2]利夫頓的研究是基於他對韓戰期間受灌輸和酷刑戰俘的訪談。[2]泰勒認為「洗腦」一詞在指更具強制性的說服時很有用。[4]
她解釋了大腦中推理和認知的神經學基礎,並提出了自我本身可以改變的觀點。[1]她介紹了神經通路背後的生理學,其中包括包含樹突、軸突和突觸的神經元網,並闡明了某些具有更僵化通路的大腦會更不容易接受新資訊或創造性刺激。[1]泰勒利用神經科學表明,被洗腦的人有更多的僵化路徑,而這種僵化會使個體不太可能重新思考情況,也不可能在以後重新組織這些路徑。[1]她解釋說,重複是洗腦技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為當頻率和強度較高的信號傳入時,神經元之間的連接會變得更強。[2]她認為,十幾歲和二十出頭的人更容易被說服。[2]泰勒解釋說,負責藝術創作的區域——顳葉的大腦活動也會導致精神體驗,這個過程被稱為「不穩定性」。[5]
在該書第一部分「折磨與誘惑」中,泰勒分析了各方在影響和洗腦他人的過程中是如何使用某些技巧的,包括限制個人自由、欺騙以及與個人決策過程相衝突的方法。[1]她利用案例研究,包括派翠西亞·赫斯特、曼森家族,以及瓊斯鎮人民聖殿教成員的大規模謀殺、自殺,來說明她在第二部分「頭顱中的叛徒」中所解釋的神經學。[1][2][3]其中曼森家族的例子舉了查爾斯·曼森的追隨者在1969年製造的多起謀殺案,吉姆·瓊斯的人民聖殿教則舉了900多名教徒在圭亞那瓊斯鎮服用氰化物自殺的案件。[6]泰勒斷言,邪教用來影響他人的技術與其他社會團體使用的技術相似,並比較了邪教和共產主義社會的類似極權主義方面。[2]這些技巧包括孤立個人、控制獲得資訊的機會、挑戰信仰結構、製造懷疑,以及在高壓環境中重複資訊。[7]
泰勒認為,邪教強調群體的積極方面而不是個人的消極方面,用「高度還原的、明確的——誇大其詞的短語」的方式無休止地重複簡單的想法,並提到與「巨大的情感包」有關的「抽象和模糊」的想法。[8]泰勒寫道,洗腦涉及到一種更強烈的大腦傳統學習方式。[7]在本書的最後一部分,即第三部分「自由與控制」中,泰勒描述了個人對洗腦的易感性,並列出了縮寫詞FACET,一種對抗影響力和極權主義思維的工具。[1]FACET是Freedom(自由)、Agency(機構)、Complexity(複雜)、Ends-not-means(目的)和Thinking(思考)的縮寫。[1]FACET模式是以利夫頓的八項思想改革標準為基礎,泰勒強調教育和思想自由,以此來否定其中的一些標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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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
《洗腦心理學》於2004年12月16日由牛津大學出版社首次以精裝形式出版,2006年8月24日再次以平裝形式出版。該書在2005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青年學術作者獎中獲得「高度讚揚」和亞軍,併入選2005年MIND「年度圖書獎」的候選名單。[9][10]該書還入選了2005年安萬特「科學圖書獎」的長名單,該書被譽為內容「優雅而平近易人的散文」。[10][11]
PD史密斯在《衛報》上給了這本書一個積極的評價,並總結道:「她雄心勃勃、文筆優美的研究通過一部企圖破壞人類自由的歷史來歌頌人類自由。」[6]約瑟夫·司馬哈特為《懷疑論探究者》評論了這本書,並寫道:「我喜歡這本書,因為它是對一個被嚴重忽視的話題進行思考的挑戰。」辛哈特總結道:「我很喜歡這本書,因為它是對一個被忽視的話題的挑戰。泰勒關注的是任何限制大腦功能的創造性『停一停,想一想』活動的人類事業(無論是科學、宗教還是政治),它只不過是成為另一種排他性的邪教而已。」[1]
英國醫生和科普作家詹姆斯·勒法努為《每日電訊報》撰寫書評,批評泰勒沒有承認目前對大腦結構的理解與「它的作用、我們的思維、感覺和情感」之間的「解釋性差距」。[3]勒法努總結道:「《洗腦心理學》的悖論在於,如果泰勒博士奉行反面觀點,試圖解釋為什麼那個『解釋空白』不僅僅是無法彌補,並且隨着神經科學的進步,現在似乎是不可逾越的。一個簡單到足以被完全了解的大腦將過於簡單,不可能容納可能了解它的有意識的觀察者。」[3]《泰晤士報》的奈傑爾·霍克斯批評泰勒的結論,即「我們都有點被我們的文化和經驗洗腦了」,還指出這評價把人民聖殿教的吉姆·瓊斯與小報媒體歸為同一類別。[2]傑羅姆·伯恩在《金融時報》撰文,批評泰勒在作品中沒有傳達「足夠清晰的資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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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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