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阿根廷政變

1976年阿根廷政變是指1976年3月24日，阿根廷總統伊莎貝爾·裴隆的政府被推翻。不過政變發動者沒有持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伊莎貝爾·裴隆被推翻後，取而代之的是一個以中將豪爾赫·拉斐爾·魏地拉、海軍上將埃米利奧·愛德華多·馬塞拉（Emilio Eduardo Massera）^[1]以及準將奧蘭多·拉蒙·阿戈斯蒂（Orlando Ramón Agosti）為首的軍政府，即國家重組進程。這場政變是在美國兀鷹行動框架下策劃並執行的。

軍事政變的策劃工作始於1975年10月；伊莎貝爾·裴隆政府在政變發生的兩個月前就對其準備工作有所知曉。^[2][3][4]

源流

1976年3月24日（星期三）發生的軍事叛亂，早在事發前就已開始精心籌備。彼時，阿根廷與哥倫比亞、委內瑞拉是南美洲僅有的三個維持民選政府的國家；而該地區其餘幾乎所有國家均處於軍事獨裁統治之下，包括玻利維亞的烏戈·班塞爾、巴西的埃內斯托·蓋澤爾、智利的奧古斯托·皮諾切特、秘魯的弗朗西斯科·莫拉萊斯·貝穆德斯、巴拉圭的阿爾弗雷多·斯特羅斯納、厄瓜多爾的最高執政委員會，以及烏拉圭的胡安·馬利亞·波爾達貝里。這些獨裁政權均在美國 「國家安全主義」 的框架下得到支持。

儘管自1930年起，軍事政變就被系統性地用於推翻激進黨和庇隆主義的合憲政府，且所謂「骯髒戰爭」的手段自1955年五月廣場轟炸事件後便已開始使用，但1976年政變的直接先例，是在圖庫曼省開展的「獨立行動」，以及反共準軍事組織「三A聯盟」 對數百名被指控為「左翼分子」（「zurdos」）者的屠殺。

這場軍事政變早在1974年10月就已開始策劃，而美國國務院在政變發生前12個月，便已知曉相關籌備情況^[5]。

1976年政變是阿根廷歷史上最後一次成功的軍事政變，但並非最後一次政變企圖。民選總統勞爾·阿方辛（1983-1989年在任）與卡洛斯·梅內姆（1989-1999年在任）在1987至1990年間，不得不應對由一群被稱為「彩漆頭盔軍人」（「carapintadas」）領導的軍事叛亂。這些軍人企圖阻止民主體制對前獨裁政權時期犯下的侵犯人權行為進行審判。阿根廷最後一次軍事叛亂發生於1990年12月3日。

前奏

1974年7月1日，胡安·多明戈·庇隆總統與世長辭，享年78歲。他的逝世在阿根廷社會造成了巨大的政治真空——此前近二十年間，阿根廷的文人政府合法性薄弱，且經歷了多個軍民獨裁政權，這些政權在冷戰背景及美國 「國家安全主義」 框架下，將庇隆主義和左翼運動列為非法。阿根廷民主制度的缺失，加之1959年古巴革命的影響，成為推動那場宣稱「永久存續」的獨裁統治時期全國範圍內起義暴動頻發的背景。這些暴動中，青年與普通民眾廣泛參與，同時也湧現出兩大主要游擊組織：革命庇隆主義陣線-蒙東內羅斯（FAR-Montoneros，革命庇隆主義派）與人民革命軍（ERP，馬克思主義派）。

庇隆曾試圖組建一個全國團結政府，其核心體現為「庇隆-巴爾賓方案」（Perón-Balbín）——該方案旨在將歷史上長期反對庇隆主義的主要政治力量納入其中，包括激進主義、弗朗迪西主義、基督教民主主義和保守主義。與此同時，他試圖通過促成企業家與工會之間的《社會契約》來調節社會矛盾。先是坎波拉（Cámpora），後是庇隆，均以「解放正義陣線」（Frejuli）候選人身份當選總統。這一選舉聯盟匯集了庇隆主義者、弗朗迪西主義者、保守主義者和基督教民主主義者，但由於兩黨內部的反對，未能將激進主義者納入其中。庇隆去世後，解放正義陣線無力維持政治穩定的弊端暴露無遺。庇隆的繼任者是副總統瑪麗亞·埃斯特拉·馬丁內斯·德·庇隆（伊莎貝爾·庇隆），她未能遏制阿根廷日益惡化的政治與社會局勢。

庇隆逝世後，社會福利部長何塞·洛佩斯·雷加（José López Rega）的權力不斷膨脹。他是總統的親信，同時也是國際反共社團「宣傳二社」（Propaganda Due）的成員——總統的另一親信、海軍上將愛德華多·馬塞拉（Eduardo Massera）亦屬該社團，而馬塞拉後來成為1976年推翻伊莎貝爾政府的政變領導人之一。洛佩斯·雷加是一個自稱為「三A聯盟」（Triple A）的准警察恐怖組織的頭目，該組織在庇隆去世後暗殺了數百名被視為「左翼分子」的人士。「三A聯盟」的許多成員後來加入了特別行動小組，這些小組自1976年3月24日政變後系統性地實施了國家恐怖主義。

1975年2月5日，「獨立行動」（Operativo Independencia）正式啟動。這是一場軍事干預行動，其目標是肅清圖庫曼省雨林中的游擊隊據點——該游擊隊自1974年初起便在此區域活動，並組建了名為「拉蒙·羅薩·希門尼斯山地連」（Compañía del Monte Ramón Rosa Jiménez）的作戰單位^[6]。

1975年10月，阿根廷全國被劃分為五個軍事區，每位指揮官均獲得全權授權，以發動一場精心策劃的鎮壓浪潮。同年11月28日，所有南錐體國家（阿根廷、智利、巴西、巴拉圭和烏拉圭）在智利聖地亞哥簽署一份文件，其中明確：「……自本日期起，各參與國可自願開展雙邊或多邊接觸，交流顛覆性信息，並為相關情報部門設立專屬或新增檔案系統。」

12月18日，由赫蘇斯·卡佩利尼（Jesús Cappellini）領導的空軍極端民族主義派系發動叛亂，實施了「藍禿鷲行動」（Comando Cóndor Azul），目標是推翻伊莎貝爾政府。多架戰機從莫龍空軍基地起飛，對玫瑰宮（總統府）進行了掃射。這場叛亂直至四天後才被平息^[7]。然而，陸軍成功迫使空軍司令埃克托·福塔里奧（Héctor Fautario）下台——他是伊莎貝爾政府最後一位忠誠的軍方高官，因強烈反對陸、海軍的鎮壓計劃，且拒絕調動空軍參與圖庫曼省的反游擊行動，遭到陸、海軍的嚴厲抨擊。關鍵在於，他是魏地拉（Videla）奪權道路上的最後一道障礙。平安夜當晚，魏地拉身處圖庫曼省，向部署在當地的部隊發表煽動性演說，並借前一日人民革命軍（ERP）襲擊欽戈洛山地營（Batallón de Monte Chingolo）一事，向伊莎貝爾政府發出90天「整頓國家」的最後通牒^[7]。

到1976年初，阿根廷的命運已注定。圖庫曼省的游擊陣線實際上已遭重創，蒙東內羅斯（Montoneros）派往當地的增援部隊也已潰敗。與此同時，得到美國及國內精英階層全力支持的阿根廷武裝部隊，正等待推翻政府的最佳時機。1976年2月，時任將軍羅伯托·愛德華多·比奧拉（Roberto Eduardo Viola）制定了政變作戰計劃，其中明確要求：政變當晚即開始秘密逮捕激進分子與反對者，並將這些行動「偽裝」為「反顛覆行動」。

3月24日行動

凌晨快1點時，原本護送庇隆總統前往總統別墅的直升機，經飛行員決定改道飛往豪爾赫·紐伯里機場（Aeroparque Jorge Newbery）。在機場等候她的是準將何塞·羅赫略·比亞雷亞爾（José Rogelio Villarreal）、海軍少將佩德羅·桑塔馬里亞（Pedro Santamaría）和準將巴西利奧·拉米·多索（Basilio Lami Dozo），三人向她宣布：

武裝部隊已接管政權，你已被罷免。

伊莎貝爾被捕後，被轉移至內烏肯省（Neuquén），關押在拉安戈斯圖拉鎮（Villa La Angostura）的省長官邸「埃爾梅西多爾莊園」（Residencia El Messidor）。數月後，她又被轉至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的阿蘇爾海軍兵工廠（Arsenal Naval de Azul）^[8]。直至五年後，她才重獲自由。

凌晨3點10分，全國所有電視台和廣播電台均被佔領。常規節目信號被切斷，播音員胡安·比森特·門特薩納（Juan Vicente Mentesana）播報了第一份公告：

總司令委員會第一號公告：告知全體民眾，自即日起，國家由軍事委員會實施作戰管控。現要求所有居民嚴格遵守軍事、安全及警察部門發布的各項規定與指令，同時務必謹慎行事，避免任何可能導致執行任務人員採取嚴厲干預措施的個人或團體行為。簽署人：豪爾赫·拉斐爾·魏地拉（Jorge Rafael Videla），陸軍中將、陸軍總司令；埃米利奧·愛德華多·馬塞拉（Emilio Eduardo Massera），海軍上將、海軍總司令；奧蘭多·拉蒙·阿戈斯蒂（Orlando Ramón Agosti），空軍準將、空軍總司令。

軍政府隨即實施戒嚴狀態與軍事管制法，並在全國所有城市部署軍事巡邏。政變首日，數百名工人、工會領袖、學生及政治活動人士便在自家住所、工作地點或街頭遭到綁架。

軍事行動

受害者數量

傳統上，人權組織一直以概括性且具有象徵意義的方式提及30,000名失蹤者。進入21世紀後，部分人士及政治派別開始否認這一概括性數字，聲稱實際失蹤人數更少。人權組織認為，對30,000名失蹤者這一象徵性數字的質疑，構成了否認主義行為。

秘密滅絕中心

秘密滅絕中心的載體包括學校、工廠、警察局、軍營等場所。被綁架者與被捕者會被帶至這些地點遭受酷刑，且在多數情況下會被殺害。

被捕者被迫承受極端的關押條件，包括：單獨監禁、虐待、食物匱乏及基本衛生條件缺失。酷刑是獲取情報的主要手段^[9]。

海軍機械學校

海軍機械學校（ESMA，現為「記憶與人權空間」）是阿根廷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秘密酷刑、拘留及失蹤者處置中心。據估計，共有5000人在此遭受酷刑、遇害並失蹤，其秘密產房內約有34名嬰兒降生。

如今，昔日的海軍機械學校舊址已改建為「記憶與人權空間」（Espacio Memoria y Derechos Humanos）。2004年，時任阿根廷總統內斯托爾·基什內爾（Néstor Kirchner）推動收回該場所；2007年，阿根廷國家政府與布宜諾斯艾利斯自治市簽署協議，成立人權專門機構。該空間旨在為1976年政變期間的歷史事件提供社會與政治討論平台，同時提醒民眾銘記此地及那個時代所發生的暴行^[10]。

死亡航班

所謂「死亡航班」，是軍政府用於處置各秘密中心囚犯的失蹤與滅絕手段：囚犯於夜間被轉移至豪爾赫·紐伯里機場及國內其他機場，再從紐伯里機場被送往拉普拉塔河上空。這些航班由陸軍、憲兵隊及聯邦警察人員駕駛福克F27「友誼」型民用飛機執行，機上載有非法關押的囚犯——航班飛行途中，這些囚犯會被拋入河中。

囚犯登機時處於鎮靜狀態，身着衣物且面部未被遮蓋。通常情況下，他們的雙手會被捆綁，或被裝入系有石塊的麻袋後再被拋入河中。通過這種方式遇害的人數約為5000人^[11]。

失蹤者

在阿根廷，「失蹤者」（desaparecido）一詞特指國家恐怖主義的受害者——時至今日，這些人的下落仍未查明。「失蹤」的完整流程包括：非法綁架、轉移至秘密中心、遭受酷刑、與世隔絕、被編號管理，以及遇害後無法獲得正規安葬。此外，為切斷受害者的身份傳承，軍政府還從被捕的孕婦手中奪走新生兒，將這些嬰兒交由支持政變的軍人或平民家庭撫養（無論收養家庭是否與軍方相關）。

系統性掠奪未成年人

軍政府認為，要徹底根除其視為「國家敵人」的意識形態，還必須阻斷這些意識形態通過家庭紐帶的傳承。

部分兒童隨父母一同被綁架；另一方面，許多在秘密中心出生的嬰兒——其母親為被關押的失蹤者——在降生後便與父母分離。

這些嬰兒中，不少被販賣、被殺害其父母的兇手收為養子，或在法官與公職人員的串通下以「無名身份」被收養，甚至直接被遺棄在福利機構，淪為「無名之人」。

截至2024年9月，已有137名此類兒童被找到並恢復身份，據估計仍有300餘人下落不明^[12]。

後續

政變發生兩天後，美國拉美事務助理國務卿威廉·P·羅傑斯（William P. Rogers）表示：

這個軍政府正在驗證『阿根廷已無法治理』的說法…… 我認為這顯然是一種很可能的結果。…… 我預計阿根廷將迎來大規模鎮壓，不消多久大概率會血流成河。他們必須徹底清查，不僅要抓恐怖分子，還要抓工會異見人士以及他們本黨內部的反對者。

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則稱：「無論他們何時需要，都應得到一定支持。…… 因為我想支持他們，不想讓他們覺得自己正受到美國的打壓。」

3月29日，魏地拉（Videla）就任總統，次日全國高校即遭軍政府接管。4月2日，新任經濟部長何塞·阿爾弗雷多·馬丁內斯·德奧斯（José Alfredo Martínez de Hoz）宣布推出 「阿根廷經濟復甦、整頓與擴張計劃」^[13]——該計劃帶有新自由主義色彩，軍政府的首批舉措包括：凍結工資三個月、取消價格管制，以及大幅貶值匯率。

記者安德魯·格雷厄姆-尤爾（A. Graham-Yooll）表示：

當權派、整個國家、大部分中產階級，甚至可以說工人階級，都支持了這場政變。當然，國內還有大量投身政治活動的民眾並未支持。

豪爾赫·豐特韋奇亞（Jorge Fontevecchia）在著作中寫道：

1976 年時，沒人能預料到這場最後的獨裁統治會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殘酷得多、駭人得多；儘管不願承認，但社會上有相當一部分人支持推翻伊莎貝爾·庇隆的民選政府。

1976年6月，當美國國內出現對阿根廷軍政府侵犯人權行為的批評時，基辛格在智利聖地亞哥與阿根廷外長塞薩爾·奧古斯托·古澤蒂（César Augusto Guzzetti）會面時，直接向對方重申了對該獨裁政權的支持^[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