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阿根廷政變

1976年阿根廷政變是指1976年3月24日，阿根廷总统伊莎貝爾·裴隆的政府被推翻。不過政变發動者没有持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伊莎貝爾·裴隆被推翻后，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以中将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海军上将埃米利奥·爱德华多·马塞拉（Emilio Eduardo Massera）^[1]以及准将奥兰多·拉蒙·阿戈斯蒂（Orlando Ramón Agosti）为首的軍政府，即国家重组进程。这场政变是在美國兀鷹行動框架下策划并执行的。

军事政变的策划工作始于1975年10月；伊莎貝爾·裴隆政府在政变发生的两个月前就对其准备工作有所知晓。^[2][3][4]

源流

1976年3月24日（星期三）发生的军事叛乱，早在事发前就已开始精心筹备。彼时，阿根廷与哥伦比亚、委内瑞拉是南美洲仅有的三个维持民选政府的国家；而该地区其余几乎所有国家均处于军事独裁统治之下，包括玻利维亚的乌戈·班塞尔、巴西的埃内斯托·盖泽尔、智利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秘鲁的弗朗西斯科·莫拉莱斯·贝穆德斯、巴拉圭的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厄瓜多尔的最高执政委员会，以及乌拉圭的胡安·马利亚·波尔达贝里。这些独裁政权均在美国 “国家安全主义” 的框架下得到支持。

尽管自1930年起，军事政变就被系统性地用于推翻激进党和庇隆主义的合宪政府，且所谓“肮脏战争”的手段自1955年五月广场轰炸事件后便已开始使用，但1976年政变的直接先例，是在图库曼省开展的“独立行动”，以及反共准军事组织“三A联盟” 对数百名被指控为“左翼分子”（“zurdos”）者的屠杀。

这场军事政变早在1974年10月就已开始策划，而美国国务院在政变发生前12个月，便已知晓相关筹备情况^[5]。

1976年政变是阿根廷历史上最后一次成功的军事政变，但并非最后一次政变企图。民选总统劳尔·阿方辛（1983-1989年在任）与卡洛斯·梅内姆（1989-1999年在任）在1987至1990年间，不得不应对由一群被称为“彩漆头盔军人”（“carapintadas”）领导的军事叛乱。这些军人企图阻止民主体制对前独裁政权时期犯下的侵犯人权行为进行审判。阿根廷最后一次军事叛乱发生于1990年12月3日。

前奏

1974年7月1日，胡安·多明戈·庇隆总统与世长辞，享年78岁。他的逝世在阿根廷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政治真空——此前近二十年间，阿根廷的文人政府合法性薄弱，且经历了多个军民独裁政权，这些政权在冷战背景及美国 “国家安全主义” 框架下，将庇隆主义和左翼运动列为非法。阿根廷民主制度的缺失，加之1959年古巴革命的影响，成为推动那场宣称“永久存续”的独裁统治时期全国范围内起义暴动频发的背景。这些暴动中，青年与普通民众广泛参与，同时也涌现出两大主要游击组织：革命庇隆主义阵线-蒙东内罗斯（FAR-Montoneros，革命庇隆主义派）与人民革命军（ERP，马克思主义派）。

庇隆曾试图组建一个全国团结政府，其核心体现为“庇隆-巴尔宾方案”（Perón-Balbín）——该方案旨在将历史上长期反对庇隆主义的主要政治力量纳入其中，包括激进主义、弗朗迪西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和保守主义。与此同时，他试图通过促成企业家与工会之间的《社会契约》来调节社会矛盾。先是坎波拉（Cámpora），后是庇隆，均以“解放正义阵线”（Frejuli）候选人身份当选总统。这一选举联盟汇集了庇隆主义者、弗朗迪西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基督教民主主义者，但由于两党内部的反对，未能将激进主义者纳入其中。庇隆去世后，解放正义阵线无力维持政治稳定的弊端暴露无遗。庇隆的继任者是副总统玛丽亚·埃斯特拉·马丁内斯·德·庇隆（伊莎贝尔·庇隆），她未能遏制阿根廷日益恶化的政治与社会局势。

庇隆逝世后，社会福利部长何塞·洛佩斯·雷加（José López Rega）的权力不断膨胀。他是总统的亲信，同时也是国际反共社团“宣传二社”（Propaganda Due）的成员——总统的另一亲信、海军上将爱德华多·马塞拉（Eduardo Massera）亦属该社团，而马塞拉后来成为1976年推翻伊莎贝尔政府的政变领导人之一。洛佩斯·雷加是一个自称为“三A联盟”（Triple A）的准警察恐怖组织的头目，该组织在庇隆去世后暗杀了数百名被视为“左翼分子”的人士。“三A联盟”的许多成员后来加入了特别行动小组，这些小组自1976年3月24日政变后系统性地实施了国家恐怖主义。

1975年2月5日，“独立行动”（Operativo Independencia）正式启动。这是一场军事干预行动，其目标是肃清图库曼省雨林中的游击队据点——该游击队自1974年初起便在此区域活动，并组建了名为“拉蒙·罗萨·希门尼斯山地连”（Compañía del Monte Ramón Rosa Jiménez）的作战单位^[6]。

1975年10月，阿根廷全国被划分为五个军事区，每位指挥官均获得全权授权，以发动一场精心策划的镇压浪潮。同年11月28日，所有南锥体国家（阿根廷、智利、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在智利圣地亚哥签署一份文件，其中明确：“……自本日期起，各参与国可自愿开展双边或多边接触，交流颠覆性信息，并为相关情报部门设立专属或新增档案系统。”

12月18日，由赫苏斯·卡佩利尼（Jesús Cappellini）领导的空军极端民族主义派系发动叛乱，实施了“蓝秃鹫行动”（Comando Cóndor Azul），目标是推翻伊莎贝尔政府。多架战机从莫龙空军基地起飞，对玫瑰宫（总统府）进行了扫射。这场叛乱直至四天后才被平息^[7]。然而，陆军成功迫使空军司令埃克托·福塔里奥（Héctor Fautario）下台——他是伊莎贝尔政府最后一位忠诚的军方高官，因强烈反对陆、海军的镇压计划，且拒绝调动空军参与图库曼省的反游击行动，遭到陆、海军的严厉抨击。关键在于，他是魏地拉（Videla）夺权道路上的最后一道障碍。平安夜当晚，魏地拉身处图库曼省，向部署在当地的部队发表煽动性演说，并借前一日人民革命军（ERP）袭击钦戈洛山地营（Batallón de Monte Chingolo）一事，向伊莎贝尔政府发出90天“整顿国家”的最后通牒^[7]。

到1976年初，阿根廷的命运已注定。图库曼省的游击阵线实际上已遭重创，蒙东内罗斯（Montoneros）派往当地的增援部队也已溃败。与此同时，得到美国及国内精英阶层全力支持的阿根廷武装部队，正等待推翻政府的最佳时机。1976年2月，时任将军罗伯托·爱德华多·比奥拉（Roberto Eduardo Viola）制定了政变作战计划，其中明确要求：政变当晚即开始秘密逮捕激进分子与反对者，并将这些行动“伪装”为“反颠覆行动”。

3月24日行动

凌晨快1点时，原本护送庇隆总统前往总统别墅的直升机，经飞行员决定改道飞往豪尔赫·纽伯里机场（Aeroparque Jorge Newbery）。在机场等候她的是准将何塞·罗赫略·比亚雷亚尔（José Rogelio Villarreal）、海军少将佩德罗·桑塔马里亚（Pedro Santamaría）和准将巴西利奥·拉米·多索（Basilio Lami Dozo），三人向她宣布：

武装部队已接管政权，你已被罢免。

伊莎贝尔被捕后，被转移至内乌肯省（Neuquén），关押在拉安戈斯图拉镇（Villa La Angostura）的省长官邸“埃尔梅西多尔庄园”（Residencia El Messidor）。数月后，她又被转至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阿苏尔海军兵工厂（Arsenal Naval de Azul）^[8]。直至五年后，她才重获自由。

凌晨3点10分，全国所有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均被占领。常规节目信号被切断，播音员胡安·比森特·门特萨纳（Juan Vicente Mentesana）播报了第一份公告：

总司令委员会第一号公告：告知全体民众，自即日起，国家由军事委员会实施作战管控。现要求所有居民严格遵守军事、安全及警察部门发布的各项规定与指令，同时务必谨慎行事，避免任何可能导致执行任务人员采取严厉干预措施的个人或团体行为。签署人：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Jorge Rafael Videla），陆军中将、陆军总司令；埃米利奥·爱德华多·马塞拉（Emilio Eduardo Massera），海军上将、海军总司令；奥兰多·拉蒙·阿戈斯蒂（Orlando Ramón Agosti），空军准将、空军总司令。

军政府随即实施戒严状态与军事管制法，并在全国所有城市部署军事巡逻。政变首日，数百名工人、工会领袖、学生及政治活动人士便在自家住所、工作地点或街头遭到绑架。

军事行动

受害者数量

传统上，人权组织一直以概括性且具有象征意义的方式提及30,000名失踪者。进入21世纪后，部分人士及政治派别开始否认这一概括性数字，声称实际失踪人数更少。人权组织认为，对30,000名失踪者这一象征性数字的质疑，构成了否认主义行为。

秘密灭绝中心

秘密灭绝中心的载体包括学校、工厂、警察局、军营等场所。被绑架者与被捕者会被带至这些地点遭受酷刑，且在多数情况下会被杀害。

被捕者被迫承受极端的关押条件，包括：单独监禁、虐待、食物匮乏及基本卫生条件缺失。酷刑是获取情报的主要手段^[9]。

海军机械学校

海军机械学校（ESMA，现为“记忆与人权空间”）是阿根廷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秘密酷刑、拘留及失踪者处置中心。据估计，共有5000人在此遭受酷刑、遇害并失踪，其秘密产房内约有34名婴儿降生。

如今，昔日的海军机械学校旧址已改建为“记忆与人权空间”（Espacio Memoria y Derechos Humanos）。2004年，时任阿根廷总统内斯托尔·基什内尔（Néstor Kirchner）推动收回该场所；2007年，阿根廷国家政府与布宜诺斯艾利斯自治市签署协议，成立人权专门机构。该空间旨在为1976年政变期间的历史事件提供社会与政治讨论平台，同时提醒民众铭记此地及那个时代所发生的暴行^[10]。

死亡航班

所谓“死亡航班”，是军政府用于处置各秘密中心囚犯的失踪与灭绝手段：囚犯于夜间被转移至豪尔赫·纽伯里机场及国内其他机场，再从纽伯里机场被送往拉普拉塔河上空。这些航班由陆军、宪兵队及联邦警察人员驾驶福克F27“友谊”型民用飞机执行，机上载有非法关押的囚犯——航班飞行途中，这些囚犯会被抛入河中。

囚犯登机时处于镇静状态，身着衣物且面部未被遮盖。通常情况下，他们的双手会被捆绑，或被装入系有石块的麻袋后再被抛入河中。通过这种方式遇害的人数约为5000人^[11]。

失踪者

在阿根廷，“失踪者”（desaparecido）一词特指国家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时至今日，这些人的下落仍未查明。“失踪”的完整流程包括：非法绑架、转移至秘密中心、遭受酷刑、与世隔绝、被编号管理，以及遇害后无法获得正规安葬。此外，为切断受害者的身份传承，军政府还从被捕的孕妇手中夺走新生儿，将这些婴儿交由支持政变的军人或平民家庭抚养（无论收养家庭是否与军方相关）。

系统性掠夺未成年人

军政府认为，要彻底根除其视为“国家敌人”的意识形态，还必须阻断这些意识形态通过家庭纽带的传承。

部分儿童随父母一同被绑架；另一方面，许多在秘密中心出生的婴儿——其母亲为被关押的失踪者——在降生后便与父母分离。

这些婴儿中，不少被贩卖、被杀害其父母的凶手收为养子，或在法官与公职人员的串通下以“无名身份”被收养，甚至直接被遗弃在福利机构，沦为“无名之人”。

截至2024年9月，已有137名此类儿童被找到并恢复身份，据估计仍有300余人下落不明^[12]。

后续

政变发生两天后，美国拉美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P·罗杰斯（William P. Rogers）表示：

这个军政府正在验证‘阿根廷已无法治理’的说法…… 我认为这显然是一种很可能的结果。…… 我预计阿根廷将迎来大规模镇压，不消多久大概率会血流成河。他们必须彻底清查，不仅要抓恐怖分子，还要抓工会异见人士以及他们本党内部的反对者。

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则称：“无论他们何时需要，都应得到一定支持。…… 因为我想支持他们，不想让他们觉得自己正受到美国的打压。”

3月29日，魏地拉（Videla）就任总统，次日全国高校即遭军政府接管。4月2日，新任经济部长何塞·阿尔弗雷多·马丁内斯·德奥斯（José Alfredo Martínez de Hoz）宣布推出 “阿根廷经济复苏、整顿与扩张计划”^[13]——该计划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军政府的首批举措包括：冻结工资三个月、取消价格管制，以及大幅贬值汇率。

记者安德鲁·格雷厄姆-尤尔（A. Graham-Yooll）表示：

当权派、整个国家、大部分中产阶级，甚至可以说工人阶级，都支持了这场政变。当然，国内还有大量投身政治活动的民众并未支持。

豪尔赫·丰特韦奇亚（Jorge Fontevecchia）在著作中写道：

1976 年时，没人能预料到这场最后的独裁统治会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残酷得多、骇人得多；尽管不愿承认，但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人支持推翻伊莎贝尔·庇隆的民选政府。

1976年6月，当美国国内出现对阿根廷军政府侵犯人权行为的批评时，基辛格在智利圣地亚哥与阿根廷外长塞萨尔·奥古斯托·古泽蒂（César Augusto Guzzetti）会面时，直接向对方重申了对该独裁政权的支持^[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