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上海市抗議活動

1989年春夏之交，中華人民共和國爆發全國性抗議運動,史稱六四事件或八九民運，中國官方稱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期間作為中國重要的大城市，上海市各地也有抗議、遊行、罷課、集會及其他政治表達行為。這些活動多由學生、工人主導，也包含市民等群體發起，與全國範圍內的抗議相呼應。

1989年5月，南京路上海時裝商店掛出聲援學生運動的橫幅，表達對1980年代末中國通貨膨脹的不滿

4月

胡耀邦去世後，4月16日晚，復旦大學3108教室舉行了一場追悼胡耀邦的儀式，約400人參加。從4月15日下午起，上海多所高校如復旦大學、華東化工學院等陸續出現悼念胡耀邦的大字報和小字報，截至16日晚8時，上海近十所高校，包括華東政法學院、華東師範大學、上海財經大學等，均出現了類似的大字報^[1]。

4月17日晚，上海華東師範大學近千名學生走出校門，舉着「悼胡公」「沉痛悼念耀邦先生」等橫幅，攜帶兩個花圈，前往中國紡織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串聯，但未獲明顯響應，至次日凌晨3時返回學校。晚10時，復旦大學數百名學生出發，11時抵達同濟大學，聚集超千人後前往上海市政府和市人大常委會，要求與市領導對話，至次日凌晨4時散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連夜召開緊急會議，決定以市委、市政府名義發布通告，要求悼念活動在本單位內進行，強調維護上海生產、學習、生活秩序，警惕有人藉機挑起事端^[1]。

4月18日，由數千名學生組成的團體開始公開悼念胡耀邦。一些人甚至要求與市政府官員見面，但最終以失敗告終^[2][3]。

主條目：六四事件 § 《世界經濟導報》事件

大多數學生的活動都相對平和。上海立場靠近改革派的《世界經濟導報》在胡耀邦死後第4天（4月19日）召開編務會，認為悼詞應該帶有實質性內容而不是一般的哀悼，決定出版紀念胡耀邦的專題報導。其中一篇由嚴家其所撰寫的文章中，便對北京市學生發起的抗議活動給予正面評價，並且呼籲重新審視1987年要求胡耀邦下臺的作為^[4]。

4月20日，上海市委宣傳部得知《世界經濟導報》將開辟專欄悼念前總書記胡耀邦，市委宣傳部長陳至立隨即告知市委書記江澤民。由於內容敏感，曾慶紅與欽本立討論第439期《導報》清樣問題時，要欽本立刪節500字，主要是嚴家其、戴晴等人的發言。直至報紙出廠時間過後，當江澤民和汪道涵硬壓軟勸要欽本立同意刪節，欽本立才勉強同意刪除相關內容，卻發現十幾萬份報紙都已印好；400份已批發給報攤，還有大批報紙已送往北京。當局只能攔住通過郵局傳遞的《導報》，對於內部直送和街頭販賣的《導報》則無能為力^[5][4]。最後雖然追回兩萬份，但報紙的發行已經造成影響。

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後，江澤民得知中央政府的立場，召開市委書記緊急會議。同日，在有一萬四千名黨員參加的大型集會上，江澤民宣布停止欽本立的領導職務，整頓《導報》^[6]。4月27日，江澤民派劉吉、陳至立負責的「上海市委整頓領導小組」進駐《導報》。江的做法在當時和之後都贏得保守派的正面評價^[7]。

4月20日，上海復旦大學學生在外灘和南京路遊行，近500人到人民廣場演講，吸引萬餘人圍觀。警方採取措施將演講學生圍成一圈，要求進入者出示學生證，未干預演講。4月25日，上海高校傳播「北京情況」的宣傳品增多，復旦大學、同濟大學等校出現相關大字報、照片和傳單，內容涉及「四二零事件真相」「「四二一遊行始末」「十萬學生和平請願」等。4月26日，復旦大學、上海財經大學、華東政法大學、上海師範大學等校都發現有來自北京高校的學生到校串聯。在復旦大學學生集會上，一自稱是北大籌委會成員，並亮出北京大學學生證的人，發表演講^[1]。

四二六社論發佈後，上海發生了大規模抗議活動，很多學生參加了罷課^[8]。對世界經濟導報的處理亦引起新聞工作者的反彈，學生和記者也開始變得激動^[8]。期間「上海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高自聯）、「上海工人自治聯合會」（工自聯）等組織成立^[3]。29日晚上，中央電視台播出了袁木等人與學生的對話錄像後，繼續有大學生因為不滿，上街或在校內進行遊行，抗議袁木講話。4月30日，上海一些高校出現呼籲五月四日上街遊行的大字報，還有的學生秘密串聯籌備五月四日的遊行。中共上海市委則要求各校在五月一日前後抓緊做工作，一律不承認學生非法組織，勸說學生不要罷課，要採取一切措施勸阻學生上街遊行，要避免流血事件^[1]。

5月

5月1日晚，復旦大學300多名學生在3108教室選舉學生自治會，會議由管理學院科學系86級學生張才（姚勇戰）主持，散發了「上海高校學生聯合會公告」等四份傳單，宣布5月2日下午1時集合上街遊行，同濟大學、華東師大、上海交大等校將一起行動。晚上，同濟大學逾500名學生在129教室開會，由八六學潮骨幹、化學系84級學生曹建華主持並宣布，5月2日上午全校罷課，下午1時半在校門口集合，等待覆旦大學學生遊行隊伍到來後，一起行動。根據上述情況，中共上海市委要求各高校採取一切措施，抓緊工作，穩定局勢。對於煽動學生上街的大小字報，要堅決揭掉。明確宣布罷課是非法的，絕不允許阻止學生上課，只要有學生來上課就要堅持授課。要立即做遊行組織者的工作，盡力把遊行隊伍攔在校內^[1]。

5月2日，大約有8000人來到人民廣場靜坐以及發表演講，是胡耀邦逝世以來上海學生遊行規模最大的一次，並在給市領導的請願書上簽名。上海部分高校逾8千名學生於下午1時上街遊行。華東師大逾4千名學生於下午1時走出校門遊行，於下午3時率先抵達人民廣場。遊行學生沿途散發《告上海市民書》。復旦大學、同濟大學的學生遊行隊伍一起行動，隊伍前有兩面藍旗開道，復旦的藍旗上繡着「民主」兩個紅字，同濟的藍旗上繡着「自由」兩個紅字。遊行隊伍經過上海市區主要街道，導致大量圍觀群眾。18時左右，學生開始向上海市政府聚集，要求與市政府領導對話。在警察禁止旁觀者進入廣場之後，學生們又搬到了外灘，在那裏人數激增到大約8000，並繼續靜坐到深夜^[9]。22時許，聚集在市政府大樓前的遊行隊伍陸續散開^[1]。

5月3日，復旦大學、同濟大學、華東師大傳出消息，5月4日上午9時30分上街遊行，到市人大門口集中。5月4日，在五四運動七十周年之際，逾萬名學生復旦、同濟、華東師大的上海學生上街遊行。遊行隊伍中有人演講，號召「全中國知識分子聯合起來」，沿途高呼「民主自由」、「要求對話」、「打倒官倒」等口號，學生從校園遊行到外灘上海市政府辦公大樓附近，再次在市政府前靜坐，要求對話，響應當天全國的五四遊行。據報道，他們散發的小冊子和傳單也讓許多市民支持學生運動^[10]。

5月11日下午，同濟大學學生曹建華等「決策組」成員在復旦大學召開記者會。《世界經濟導報》、《中國青年報》、《中國婦女報》、上海電視台、上海人民廣播電台等單位記者出席。會上決定組織七人請願團，以上海高校聯合會名義赴京請願。12日晚，上海學生7人請願團抵京，10餘名北京學生高舉「熱烈歡迎上海學生首批請願團」橫幅在北京火車站迎接。隨後上海請願團到達北大，受到北大籌委會歡迎。7人請願團赴京途中，列車每停靠車站，就把請願團橫幅掛到窗口，進行宣傳。曹建華等人繼續在同濟召集數百名學生開會，議論「如果赴京請願團失敗了，如何爭取與上海市委對話」等問題，並計劃成立「民主論壇」或「民主研究會」組織^[1]。

5月15日，北京學生的絕食請願引發上海學生的支持與反響。5月16日，來自12個不同大學的4000多名學生前往市政府大樓開始靜坐，要求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辭職，並向政府提出了新訴求，包括承認學生運動是愛國運動，不懲罰任何示威者，恢復《世界經濟導報》前主編輯欽本立職務，以及學生代表與政府之間進行平等的公開對話^[11] 。市領導同意第二天與學生領袖會面。

5月17日，復旦、同濟、華東師大、中國紡織大學、上海工業大學、交通大學、醫科大學、師大等20多所高校部分大學生、研究生和教師，解放日報社、世界經濟導報社、文匯報社、上海人民廣播電台、上海電視台等16家新聞、出版單位的少數職工，共三萬餘人上街繼續遊行支持北京絕食學生。上海絕食學生增加到近200人。遊行隊伍中出現「小平，誰下台？」「為了憲法貞操」「學生絕食垂危，政府人性何在」等橫幅、標語^[1]。到5月17日上午，對話仍未進行，依舊有200名學生留守靜坐，大約40名學生效仿了北京學生行為開始絕食抗議^[12] 。當天晚些時候，超過23,000名抗議者以及60名絕食抗議者在政府大樓外集會。但上海市政府卻讓來自官方組織的學生代表與政府對話，這種形式的對話遭到了很多人的抵制，而且江澤民也沒有出席對話。第二天，包括作家和工人在內的十萬多名市民參加支持學生的遊行^[13]。

中旬，上海浦東中學有學生成立「雙色黨」，宗旨是改變社會主義制度，該黨由委員長及兩位副委員長負責領導，設計了黨章黨徽，成立初期有黨員廿三人，並開過二次黨代表大會。在此前後，上海地區成立的民運組織還包括「上海愛國工人聲援團」、「同濟英雄敢死隊」、「中國青年民主黨」、「愛國義勇軍」、「自由社」、「赤仔治國自由社」等^[14]。

5月19日，前往外灘市政府門前聲援北京和上海絕食學生的高校學生隊伍繼續遊行。20多所中學、師範的師生和個別小學的教師、學生到外灘聲援。同濟大學、上海財經大學等校和遊行隊伍中出現批判鄧小平和李鵬的橫幅、標語，如「我們不要白痴總理」、「垂簾聽政何時休」、「打下傀儡，拆掉後台」等。至下午3時，因絕食送進醫院治療的學生累計188人次，仍在醫院接受治療的學生77人。市紅十字會在絕食圈內安排了6個檢查、治療點和60名醫療人員，派救護車11輛，防疫車1輛^[1]。

為了應對北京宣佈的戒嚴令，超過2萬名學生、工人和知識分子在雨中遊行抗議。復旦大學等校1萬餘名師生上街遊行，呼喊「反對戒嚴」、「反對鎮壓」等口號^[15] 。5月21日，15所高校的部分學生、教師和一些工廠的工人共3萬人上街遊行，呼喊反對鄧小平、李鵬、楊尚昆、反對北京戒嚴等口號。一些大學生到工廠串聯，呼籲工人罷工，被拒絕。還有一些高校出現個別黨員以支部或個人名義張貼反對戒嚴的大字報^[1]。5月23日，大約有5.5萬人來到大學校園聆聽學生們的演講^[16]，有逾30萬人上街遊行，圍觀及自願追隨遊行隊伍的市民更多，「整個白天上海全城都處於一種亢奮狀態之中」^[1]。

5月24日，李鵬與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談話。江澤民堅定擁護中央決定，認為中央決定也是對上海的支持。華東師大一些黨員召開全校黨員大會，有千餘名黨員和群眾參加。校內出現《華東師大共產黨員聲明》：「以李鵬為代表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已喪失了對黨心、民心的感應能力和判斷能力，其倒行逆施已把我們的黨、人民軍隊、國家又一次推到了動亂、分裂和內亂的邊緣」。5月25日，仍有20餘所高校的萬餘名學生上街遊行，公開打出「上海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旗幟。遊行隊伍在人民廣場長時間停留，表示要向提前結束在美國訪問回國的萬里請願，「要求召開人大特別會議，罷免李鵬，解除戒嚴令」^[1]。

28日，上海20所高校及中科院、上海市社科院等上萬人響應參加當天的「全球華人大遊行」，打着「我們沒有話說」、「為民主、為自由，不達目的決不罷休」、「一息尚存，我們要吶喊」、「我們敢於頂着壓力干」等標語，先到人民廣場，後到市政府門前。29日上午，上海交通大學、華東師大等校出現《上海高校自治聯合會通告》稱「從今日起，開展空校回家運動」並提出四條要求^[1]。

5月30日下午，江澤民從上海乘專機抵京，分別受到陳雲、李先念接見，得知將出任中共總書記。受空校運動影響，一些高校在校學生開始減少，大批學生離校回家。各地官方加強了對學生自治組織及負責人的壓力。北高聯派遣的「南下民主宣傳團」繼續在上海高校中活動^[1]。

6月

6月3日上午，北高聯的「南下演講團「到復旦大學展覽北京學運圖片，引起圍觀。中午，南下演講團召集復旦大學絕食團開會，鼓動他們堅持。當晚，北京學生南下宣傳隊繼續在上海鐵道醫學院演講，介紹北京學運情況^[1]。從6月3日晚到6月4日清晨起，北京六四清場後，復旦、同濟、交大和華東師大等學生14所高校的逾3千名學生上街遊行，呼喊「屠殺人民，不得好死「、」打倒李鵬，討還血債「等口號。上海高自聯、工自聯與學生上街攔截車輛，在全市交通要道42個地段設置了50多處路障，致使千多輛車輛被堵，攔截軍車，堵塞交通，攻擊清除路障的警察、武警和工人糾察隊^[1]。市政府在電視電台警告學生「不要以為政府軟弱可欺」。下午五時，「高校自治聯合會」組織全市十一所高校三千多名學生上街。他們到市中心和外圍各個主要道口，將汽車輪胎扎破，橫在路口當路障，並組成人牆擋車，致使一千多輛汽車被堵，數萬名工人無法上下班。18條公交路線被迫停駛，還有一、二百公交車輛輪胎被刺壞或放氣^[1]。上海醫科大學二十多名學生在漕溪北路鐵道口，擋住了金山開往上海的列車，直至公安幹警趕赴現場後撤離。華東師範大學在陸家宅鐵道口攔住兩千多輛汽車，刺破輪胎，又去公交電車場把門堵住。^[17][3]

工廠工人亦發起大規模的罷工抗議行動，一時間上海市的工人缺勤率攀升，一些工廠為此被迫停工，市工業用電量下降。這些舉動使得鐵路與道路交通陷入癱瘓，同時早上許多大眾交通工具也無法正常提供服務^[18]:389，英國廣播公司則報導說：「數萬名工作人士因而無法正常上下班。^[19]」。

6月5日，上海16所高校逾7千名學生繼續上街遊行，呼喊「討還血債」、「反對暴政」等口號。上海師範學院、上海工業大學、上海音樂學院等校少數學生佔領校廣播站。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校學生自治組織在校內設立大喇叭，廣播「美國之音」等外台有關北京的消息^[1]。當天還有3萬多名學生早上在市內設置路障，在全市交通要道設置120多處路障，封鎖公交車場，破壞公交車輛，堵塞隧道交通，致使122個交通道口堵塞，一千五百多輛公交車輛全部停駛，市區交通全部中斷，其中五百多輛被放了氣。打浦路、延安東路兩個渡口遂道被堵。光新路鐵路道口和中山路鐵路道口被阻攔，火車運行受阻。交通民警崗亭被佔領。交通處門口的五、六輛警車被放了氣。市委黨校的一輛大轎車被推翻。兩名交通民警被打。郊區企業不足三分之一人上班。^[20][21][22]

當時幾天民眾嘗試攔截火車，意欲攔下火車上去北京支援被武力鎮壓的北京學潮。6月6日凌晨，上海市政府派遣6,500人強力清除路障，搶運了一大批糧食、副食品及生產急需物資。9所高校的許多學生繼續上街。此後又有近萬名學生和市民重新設置路障，連同昨天留下的，全市共有145處^[1]。晚8時45分，由北京開往上海的161次列車在進入上海市區光新路道口（京滬鐵路的必經道口，發生前數天都沒有火車通過）時，撞上正在圍觀被堵列車的9名市民，其中5人當場死亡。《人民日報》報導造成6人受傷、6人死亡；《文匯報》則指出有8人當場死亡，另外有30多人受傷。

到了晚上10時，現場聚集3萬多人，鐵路道口發生騷亂，上海市政府緊急調派700名公安警察維持現場秩序，併與群眾發生衝突。有部分群眾因不滿列車撞上市民而毆打火車司機，試圖阻止的公安幹警同樣遭受攻擊。群眾縱火焚燒列車車廂以表達不滿，並阻擾消防車救火。161次京滬列車遭到焚燒，一節郵政車廂全毀，最終有8節車廂被焚毀，被燒火車為一列空車^[23]。同時6輛公安摩托車遭到燒毀，滬寧、滬杭鐵路中斷^{[18]:403[24]:1199}。有民眾指稱撞人火車司機明知道口有大量民眾攔截，卻完全不作減速通過而惡意撞死攔截火車民眾，並有便衣混跡於民眾中。上海公安逮捕了11人。有十餘人受傷。還有40餘名警察受傷^{[25][26][3][22]}。據回憶者描述^[27]：

燒火車的材料是鬧事者帶的打火機和從隔壁上海硫酸廠拖出來的摩托車中的汽油。激憤的人群在鐵路光新路道口將一蒸汽單機攔在道口，接着圍觀的人越來越多。而161次列車在發現道口沒有關閉，有大量人群後緊急制動，制動距離不夠，撞死6人傷6人。人群毆打火車司機，副司機重傷。有人點火焚燒郵政車廂，列車着火。消防隊趕來，人們阻止滅火，割破水帶……許多真的燒火車的都逃了，抓到的幾個都是倒霉蛋。其中有個傻子，上海灘有名的『毛估估』。

6月7日晨六時，一些人繼續在一百二十多處主要交通幹線上設置路障，各種車輛受阻，交通中斷。^[28]6月7日時，同濟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工業大學和上海理工大學等學校學生紛紛強佔各自學校的禮堂以及教學大樓，並且將其安排成靈堂以悼念六四事件的傷亡者^[18]:407。越來越多學生們參與架設路障阻礙交通的行動，如華東化工學院、華東師大、上海交大、上海鐵道醫學院的學生，使交通再次全面受阻^[1]，但在聽聞上海也有可能戒嚴後便有3,000多人決定暫時離開校園^[29]。當天晚上，上海市長朱鎔基發表電視談話，強調「上海不能亂」，並且提到：「很多同志要求我們動用武裝警察，甚至動用軍隊。我作為市長，在此鄭重聲明，市委、市政府從來沒有考慮過要使用軍隊，從來沒有打算實行軍管或戒嚴。我們只追求穩定上海、穩定大局，堅持生產、保障生活。^[18]:410」，「在北京發生的事情是歷史，歷史是沒有任何人能夠隱瞞的，事實真相終將大白」^[1]。

6月7日，公安機關表示抓獲七十一名幾天來在市內搞打、砸、搶、燒的犯罪分子，大部分是外地民工和社會閒雜人員。^[28]6月8日上午，復旦大學有三百餘名學生到市內設置路障，有少量人員阻攔、破壞過往車輛。當局表示公安幹警及時出動，抓獲十餘人，控制了事態。全市大部分路障已被清除，主要路口交通已恢復正常。上海交大一百多名學生企圖到寶鋼鼓動工人罷工，被廠方拒之門外。各廠礦、企業生產基本正常。^[30]

6月8日，美聯社、法新社指上海過去兩天所設置的路障大都已被清除，但火車運行仍被打亂，無法恢復正點行駛。上海師大、上海海運學院、上海機械學院等校少數學生繼續設置路障。上海交大學生自治會負責人向學校表示不再搞設置路障的活動。上海鐵道學院學生自治會負責人在消除路障中幫助維持秩序。復旦大學、上海師大、同濟大學等校一些學生仍在校內設靈堂，悼念北京的死難學生和民眾。復旦大學有學生在校門口降半旗。復旦大學上午有幾百名學生衝擊學校印刷廠，要求印製《行動綱領》，下午部分學生佔領印刷廠膠印車間，印刷工人不敢幫助印刷，全部離廠。上海機械學院學生自治會組織三四百人參加的沙龍，討論行動方案。多數人傾向採取激烈行為，如燒汽車，衝擊江澤民住宅^[1]。

6月9日，上海市當局動用工人清除路障，同時5萬多名學生、工人、市民不顧當局的警告，舉行遊行、在人民廣場舉行北京死者追悼會。參加者臂戴黑紗、抬着花圈、舉著校旗進入廣場；廣場不斷播出「北京慘案真相」。遊行隊伍中出現近千名打着「上海市自治聯合總工會」旗號遊行的工人^[1]。但隨着公安部門大舉緝捕學生，各地示威陸續終止。^[31]

上海用電量由6月3日的6,653萬度電降至6月7日的6,128萬度，二輕、冶金、紡織、儀表、船舶、航空、電氣等行業的997企業的職工缺勤遲到率為34.38%，12家企業全部停產，23家部分停工。6月4日至8日，上海有234個路口被堵塞979次，6000多輛機動車被攔停用作路障，其中16輛被掀翻、砸壞、燒毀，鐵路運輸中斷近50小時。

後續

六四事件後，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獲得提拔而進入中央領導高層，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六四事件後，江澤民在上海市處理具有改革派傾向刊物、積極響應四二六社論的作法，使得他贏得保守勢力的支持，獲得提拔而進入中央領導高層，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事件中^[32][33]。

此後，上海「高自聯」和「工自聯」等組織遭到強行解散，《民主之聲》等刊物停止出版。袁智明、彭家民等被指控製造光新路鐵路道口騷亂並遭到逮捕。^[3]6月10日，全市交通全面恢復，生產逐步轉入正常。下午，復旦、同濟大學有七、八十名學生到市公安局門前靜坐，要求釋放工自聯負責人，並有一人宣布絕食。十一日凌晨一時許，靜坐的學生全部離去。晚上，「上海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召開常委會，聲稱「愛國民主運動」已取得了在現在歷史條件下所能獲得的最大成就，要作好長期鬥爭的準備。鑑於目前時局，要保護學生現有力量，停止進一步的激烈行動。^[34]

6月21日，六四事件後中國政府宣佈第一批執行死刑的犯人。上海市中級法院一審判決因爲「在6月6日滬寧鐵路光新路鐵路道口嚴重騷亂事件中放火焚燒列車、肆意破壞交通工具和交通設備」，上海啤酒廠工人徐國明、無線電廠工人嚴雪榮和「無業人員」卞漢武被槍決。包括美國和幾個西歐國家請求考慮量刑，但當局仍實施了死刑^[35]。發言人沒有透露更多細節。由於這三位嫌疑人從被捕到正式處決僅用了八天，遠快於正常的案件處理速度，因此部分人士質疑時任上海領導如市長朱鎔基等在處理時違反了中國刑法，也有人質疑其中一名被處決者為精神疾病患者^{[25][22][27][36]}。

其他示威的參與者與領導者，部分人也相應被上海警方和司法機關進行逮捕審判。例如「上海工人聯合會聲援團」召集人王妙根（時有「北京韓東方，上海王妙根」的說法），因領導「非法工人組織」的罪名，未經審判被公安勞動教養兩年半，被送去蘇北勞動改造。王為孤兒，出獄後又斷斷續續被關押，收容到精神病院，並與外界失聯^[37][38]。上海監獄和勞改隊也在事後開展以「平息反革命暴亂」為內容的思想政治教育，播放《飄揚，共和國的旗幟》等錄像^[39]。浦東中學生在民運期間組織的「雙色黨」亦被學生家長檢舉而被破獲^[40]，官方指這些中學生「動亂期間,多次到市區觀看遊行,閱讀標語,受到嚴重影響」、「到1990年1月,已發展黨員22人」，他們提出「「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在中國建立一個完全資本主義強國」的最高綱領和「建立一個以雙色黨為中心的真正政黨」的最低綱領」「走上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道路」^[41]。

另見

• 六四事件
• 198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抗議地區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