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灼（？—？），中國明朝官員，在鴻臚寺丞任內因對患病的泰昌帝朱常洛進獻藥物，而成為由泰昌帝暴斃而起的「紅丸案」中的關鍵人物。
1620年（明萬曆四十八年）農曆七月，萬曆帝朱翊鈞崩俎；八月初一，皇太子朱常洛登基繼位，擬定改元「泰昌」，並諡先皇為「神宗」。新帝即位不久於八月初十日病倒；司禮監秉筆兼掌御藥房太監崔文昇進以瀉藥，服後病益劇，乃召閣臣方從哲等入受顧命。八月二十九日起，皇帝連續服用了李可灼進獻的紅丸，病情稍緩[1]。但旋於九月一日（一說八月三十日）五更時暴斃，在位僅29天。新帝未及改元即於年內崩俎，乃由年幼的皇長子朱由校繼位，翌年改元「天啟」，並諡先帝為「光宗」。
光宗猝逝，吏部尚書張問達、戶部尚書汪應蛟、禮部尚書孫慎行[2]、左都御史鄒元標，以及眾多言官紛紛彈劾崔、李二人用藥、進藥錯誤之罪[3]。當時主持內閣的大學士方從哲希望藉由對李可灼賞銀五十兩、罰俸一年等動作[4]，將光宗死前的一連串事件定調為「進藥不效，但亦臣愛君之意」，以閉塞外廷沸騰的弒逆之責；但他自己也因此成為被彈劾的對象[5]。此時，戶部尚書汪應蛟上奏則稱「弒逆」為過，建議改為下三法司處理[6]。後來天啟帝下旨問崔、李二人罪，結果1622年（天啟二年），明廷將崔文昇發遣南京，李可灼遣戍邊疆。然而到天啟五年，魏忠賢上《三朝要典》，遂免其遣戍[7]。
《明史》（卷241）：「可灼趨入，和藥以進，少頃又進。聖躬安舒就寢。」 《明史》（卷243）：「然從哲之罪實不止此。先是則有皇貴妃欲為皇后事，古未有天子既崩而立後者。倘非禮官執奏，言路力持，幾何不遺禍宗社哉！繼此則有諡皇祖為恭皇帝事。歷考晉、隋、周、宋，其末世亡國之君率諡曰"恭"，而以加之我皇祖，豈真不學無術？實乃咒詛君國，等於亡王，其設心謂何？後此則有選侍垂簾聽政事。劉遜、李進忠么麼小豎，何遂膽大揚言。說者謂二豎早以金寶輸從哲家，若非九卿、台諫力請移宮，選侍一日得志，陛下幾無駐足所。聞爾時從哲濡遲不進，科臣趣之，則雲遲數日無害。任婦寺之縱橫，忍君父之杌隉，為大臣者宜爾乎？臣在禮言禮，其罪惡逆天，萬無可生之路。若其他督戰誤國，罔上行私，縱情蔑法，干犯天下之名義，釀成國家之禍患者，臣不能悉數也。陛下宜急討此賊，雪不共之仇！毋詢近習，近習皆從哲所攀援也；毋拘忌諱，忌諱即從哲所佈置也。並急誅李可灼，以泄神人之憤。」 《明季北略》（卷1）：「楊漣論內官崔文升用藥之誤，言帝疾法宜清補，文升反投以相反相伐之劑云云。此八月二十四日疏。九月三日，御史鄭宗周請下文升法司嚴鞫，言往歲張差之變，禍幾不測，張差之後因有文升，致先帝一旦崩逝，當寸斬之。結事惠世揚奏崔文升輕用剝伐之藥，傷損先帝。科臣台臣論之，輔臣方從哲，又何心而代擬出脫。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疏，請究醫藥奸黨陰謀，謂當與先年梃擊青宮，同一奸謀雲。南台御史傅宗皋論崔文升用藥之誤。御史馬逢皋、南御史李希孔交章劾文升用藥之故，宜正典刑。刑部主事王之采奏請復先帝之仇，論李選侍、鄭貴妃、崔文升、李可灼共一線索。禮部尚書孫慎行參方從哲、李可灼進藥之罪。吏部尚書張問達會同戶部尚書汪應蛟等公奏曰：李可灼非醫官也，一旦以紅丸輕進，而龍馭上升，罪勝誅乎？崔文升身歷提督，當可灼進紅丸之時，何不詳察，罪又在可灼上矣。上諭李可灼拿解法司究問正罪。崔文升發遣南京三年。戍可灼。御史郭如楚，論李可灼之罪。」 《明史》（卷243）：「初，光宗大漸，鴻臚寺丞李可灼以紅鉛丸藥進。俄帝崩，廷臣交章劾之。大學士方從哲擬旨令引疾歸，賚以金幣。」 《明季北略》（卷1）：「八月二十九日，李可灼進藥，明日光宗崩。九月初三日丁丑御史王安舜，參李可灼進紅丸罪狀。言臣接邸報，奉令旨賞可灼銀五十兩。夫可灼敢以無方無制之藥，駕言金丹，且唱言精知子平五星，夭壽莫逃，此不過藉此以塞外廷之議耳。奉令旨李可灼於先帝病革之時，具本進藥不效，殊失敬慎，但亦臣愛君之意。姑從輕罰俸一年。」 《明史》（卷241）：「是時群情倉惶，悽然共切，弒逆二字，何可忍言。在諸臣固諒從哲無是心，即慎行疏中亦已相諒。若可灼輕易進藥，非但從哲未能止，臣與眾人亦未能止，臣等均有罪焉。及御史王安舜等疏論可灼，從哲自應重擬，乃先止罰俸，繼令養疾，則失之太輕。今不重罪可灼，何以慰先帝而服中外之心？宜提付法司，正以刑辟。若崔文升妄投涼藥，罪亦當誅。請並下法司，與可灼並按。從哲則應如其自請，削去官階，為法任咎，此亦大臣引罪之道宜然，而非臣等所敢議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68）：「五年四月，免李可灼戍。十一月，尚寶司少卿劉志選劾原任禮部尚書孫慎行倡不嘗藥之說，妄疑先帝不得正其終，更附不討賊之論，輕詆皇上不得正其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