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文龍（1576年2月10日—1629年7月24日），一名伯龍，字振南，浙江布政司杭州府錢塘縣（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區）人，祖籍山西布政司平陽府太平縣（今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為明朝東江鎮總兵，歷仕萬曆、泰昌、天啟、崇禎四朝，官至「欽差平遼便宜行事總兵官征虜前將軍左軍都督」。遼東失陷後，毛文龍率100多人偷襲敵後，收復了一些失地，開創了軍事重鎮東江鎮（今遼寧省丹東市），有「海外長城」之稱[1]。崇禎年間四次向朝廷奏報與後金的書信往來[2][3][4][5]，誘捕後金固山額真可可等人[6]。崇禎二年（1629年）被督師袁崇煥所斬，其駐地東江鎮官兵於當地人民皆哭泣悲傷不已[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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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文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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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江鎮總兵官 | |||||||||||||||||
| 前任：無 繼任：黃龍 | |||||||||||||||||
| 國家 | 明朝 | ||||||||||||||||
| 字 | 振南 | ||||||||||||||||
| 位階 | 正一品 | ||||||||||||||||
| 族裔 | 漢族 | ||||||||||||||||
| 祖籍 | 山西平陽府太平縣 | ||||||||||||||||
| 出身地 | 浙江杭州府錢塘縣 | ||||||||||||||||
| 別名 | 毛伯龍 | ||||||||||||||||
| 其他名號 | 毛帥、毛鎮 | ||||||||||||||||
| 出生 | 1576年2月10日 浙江杭州府錢塘縣忠孝巷 | ||||||||||||||||
| 逝世 | 1629年7月24日（53歲）  遼東金州衛雙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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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身 | |||||||||||||||||
| 武舉鄉試第六名 | |||||||||||||||||
| 經歷 | |||||||||||||||||
| 1605年 安山百戶 1605-1608年 安山千總 1608-1620年 靉陽守備 1620-1621年 廣寧練兵都司 1621年 廣寧練兵游擊 1621-1622年 平遼副總兵 1622-1623年 平遼總兵官署都督僉事 1623-1624年 平遼總兵官加指揮僉事 1624-1629年 平遼總兵官左都督 | |||||||||||||||||
人物生平
萬曆四年正月十一日（1576年2月10日），毛文龍出生於浙江杭州府錢塘縣忠孝巷[9]。祖父毛玉山，原在山西經營官鹽，後因生意需要，舉家遷往杭州[10]。父親毛偉，棄商從儒，納捐為監生，娶妻沈氏。沈家乃杭州望族，有「杭州甲族，以沈為最[11]」之稱。毛偉與沈氏共育四子，第三子夭折，余為長子毛文龍、次子毛仲龍、四子毛雲龍。
毛文龍九歲時，毛偉病故，其母時年二十六歲，攜子依弟沈光祚居住。沈光祚是杭州名宦，萬曆乙末科進士，歷仕開封府推官、山東布政使、順天府府尹等職[12]，後毛文龍從軍，曾得這位母舅提攜、推薦。
毛文龍幼時，受母家之影響，亦曾接受儒家正統教育「幼從學，習經生業[13]」，但對四書五經始終不感興趣，而喜讀兵法書「恥學舉子業，好孫吳兵法[14]」，故在重文輕武的明末，很難取得像樣的功名，也因此一直未娶。直到三十多歲成為軍官後，始歸家完婚，娶一山西籍士族女子張氏為妻。張氏多年不育，四十多歲時又在遼陽納一妾文氏，生子毛承斗。遼陽被後金攻佔後，文氏死於戰亂，毛承斗被人救出，送往杭州，張氏撫之如己出。
毛文龍雖然家道中落，為人頗豪爽，「家雖貧，有英氣[15]」。但祖上還是薄有田產，不僅在杭州有「山田二頃[16]」，在山西老家亦有莊園[17]，母家又為杭州巨室，還不至於為生計發愁，淪落為人算命。關於毛文龍曾為算命先生一說，史料中僅有張岱所著《石匱書後集》中稱其「少無賴，有口才，習為『姑布術』[18]」，可稱孤證。但張岱所著《石匱書後集》收錄街巷傳聞，而毛文龍素與閹黨不睦[19]，又因事得罪了魏忠賢[20]，因此多次被閹黨成員潘士聞、楊國棟等彈劾，張岱與閹黨文人友好，或有誤信傳言之嫌，而毛文龍去算命看相，其面貌被論為富貴之相[21]，張岱道聽途說，把去算命的毛文龍，誤會為替人「看相算命」，當在情理之中。
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春，毛文龍過繼給遼東鞍山的伯父毛得春為嗣子[22]，遂隻身北上，先順道入京拜訪了母舅沈光祚，被其薦於寧遠伯李成梁帳下，開始了在遼東的軍事生涯。當時建州左衛都督努爾哈赤不斷兼併女真各部落，遼東形勢日漸緊張，毛文龍對山川形勢和敵情都加意考察[23]，同年九月，參加了遼東的武舉考試，「列名第六[24]」，被任命為安山百戶，不久又升千總，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升靉陽守備。
毛文龍在守備任上呆了十幾年，因「不肯妄殺一人，妄報一功[25]」，一直沒有得到升遷，甚至動了南歸養母的念頭[26]。直到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熊廷弼經略遼東，派毛文龍於沿邊要害地帶，逢水草下毒[27]，阻止了後金入侵。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毛文龍又擒斬有功，累功升都司[28]。熊廷弼被姚宗文彈劾去職後，袁應泰接任，把毛文龍調到山海關管後勤[29]，毛文龍因造辦火藥有功，加游擊銜。
天啟元年（1621年）春，後金大舉入侵，明軍雖經渾河血戰，終不能抵擋而戰敗，瀋陽、遼陽先後淪陷，後金軍佔領了遼東大部，明軍退守到以重鎮廣寧為中心的遼西地區。兵烽所及，毛文龍在鞍山的親屬一百多人被後金軍殺害[30]。這時，遼東巡撫王化貞招募勇士，前往後金後方活動，毛文龍集國讎家恨一身，慨然應募，被實授練兵游擊。
七月初，毛文龍率197名死士出發，深入敵後，先收復了長山島、廣鹿島、石城島、鹿島等二千餘里沿海島嶼，擒綁後金守島軍官胡可賓、任光先、何國用等人[31]。七月十四日抵鎮江（今遼寧省丹東市）城下，探知城中後金軍主力已出城抄殺百姓，遂暗通鎮江中軍陳良策為內應，率一百餘人夜襲之，擒後金外戚佟養真及其子佟豐年、其侄佟松年等，隨派陳忠等襲雙山，擒斬後金游擊繆一真等，史稱「鎮江大捷」。此戰後，寬奠、湯站、險山、靉陽等城堡相繼歸降毛文龍[32]，「牛酒迎勞者，不下數十萬餘。[33]」，全遼震動，後金大恐。
「鎮江大捷」是明與後金戰爭的首勝，扭轉了一潰千里之局面，「自文龍之捷，朝議恢復有機[34]」，消息傳到京城，朝野相賀[35]，明廷破格升毛文龍為副總兵[36]。兵部左侍郎王在晉評價說：「自清、撫失陷以來，費千百萬金錢，萃十數萬兵力，不能擒其一賊。此一捷也，真為空谷之音，聞之而喜可知也。[37]」
御史董其昌也上奏說：「毛文龍以二百人奪鎮江，擒逆賊，獻之闕下，不費國家一把鐵、一束草、一斗糧。立此奇功，真奇俠絕倫，可以寄邊事者！如此膽略，夫豈易得？使今有三文龍，奴可擄，遼可復，永芳、養性可坐縛而釁之鼓下矣。[37]
- 爭議一：「鎮江大捷」的真假
鎮江之戰時，到達城外的明軍並非毛文龍部一支，還有登萊巡撫陶郎先所遣王紹勛部，從山東半島渡海至。戰後王紹勛爭功不得，遂報告說「鎮江大捷」是假的，毛文龍只是大言哄騙陳良策為內應，信以為真的陳良策獨自綁縛佟養真父子送至毛文龍船上，毛文龍畏敵如虎，坐享冒功[38]。這一說法歷來被攻擊毛文龍者所採用，如袁崇煥親信周文郁所著《邊事小記》即採取王邵勛之說敷衍成文[39]，陶郎先也根據王紹勛的報告力詆毛文龍。
不過，王紹勛是叛徒和逃將出身[40]，以參劾魏忠賢、客氏而直聲震天下的名臣侯震暘據此上書為毛文龍鳴不平：「嗟乎！龍小小一捷，固自稱奇，何足深忌？乃偏信反覆之王紹勛，不為救而故為催抑。人心不平，全在於此！[41]」，並要求朝廷「罷郎先，逮紹勛。[41]」隨後，大學士孫承宗、御史陳保泰等交章彈劾陶郎先欺君冒餉諸罪，陶郎先終被查辦，明廷將其貪墨軍餉補發給毛文龍[42]。
- 爭議二：「鎮江大捷」的作用
毛文龍孤軍深入敵後，系遼東巡撫王化貞所遣，而遼東經略熊廷弼與王化貞不和，互相攻擊不斷。鎮江之戰後，王化貞繞開經略衙門單獨報捷，熊廷弼更加不滿，遂上言：「文龍發之太早，致使奴恨遼人，焚戮幾盡。灰東山之心，厚南衛之毒，寒朝鮮之膽，奪西河之氣，亂三方並進之本謀，誤專遣聯絡之成算，目為奇捷，乃奇禍耳。[43]」把鎮江大捷說成是「奇禍」。
熊廷弼對毛文龍的攻擊有兩點：第一是責怪毛文龍抵抗後金，後金才屠殺遼東百姓的（言外之意是不反抗就不會死）；第二是認為毛文龍「發之太早」，誤了他的「三方並進之本謀」。熊廷弼雖有才華，但意氣用事也朝野共知，對此兩點攻擊，內閣首輔葉向高駁斥道：「臣竊謂國家費數千萬金錢，招十餘萬士卒，未嘗損奴酋之分毫，而文龍以二百人，擒斬數十，功雖難言，罪於何有？以為亂三方佈置之局，則此局何時而定？以為貽遼人殺戮之禍，則前此遼人殺戮已不勝其慘，豈盡由文龍故。[44]」指出無論反抗與否，後金對遼東人民的屠殺都不會減少；而熊廷弼「三方並進之本謀」一直停留在紙面上。所謂三方並進：即廣寧、登萊、山海關三路同時進兵。後來事實證明：廣寧很快就淪陷，而熊廷弼重用的門生——登萊巡撫陶郎先，不僅貪污軍餉，還收留後金特務佟卜年[45]，登萊一路終屬虛着，熊廷弼自己也意識到：「此二方（廣寧、登萊）已屬畫餅。[46]」
兵部左侍郎王在晉亦肯定葉向高的觀點：「鎮江之捷，巡撫逕自報聞，不與經略衙門知會，遂生異議。黨熊者必欲詘其功，文龍幾逮矣。葉公出山，在途有疏，喜文龍之報捷，異論稍息。[47]」，並對熊廷弼、王化貞二人於國難當頭之際互相拆台提出批評：「熊畢竟以此銜之，王亦不少遜。嗟乎！國家事大，可以一字而生嫌隙哉？[47]」
「鎮江大捷」後，位於毛文龍後方的登萊巡撫陶郎先對朝命陽奉陰違，不發一兵一餉相援；後金卻相當重視，先後派皇太極、阿敏等率精兵5000攻打鎮江[48]。毛文龍麾下只有100多人，孤軍難支，不得不攜軍民退入朝鮮。皇太極等追擊過鴨綠江，遣使暗通義州府尹鄭遵，鄭遵經朝鮮國王光海君的同意，與後金聯合[49]。朝鮮、後金大軍合圍毛文龍部於林畔，毛文龍率部進行了激烈抵抗，「一日七戰，殺傷相當[14]」，後金未能逞志而退兵。明將丁文禮、呂世舉等犧牲，但197名追隨毛文龍深入敵後的勇士，如尚學禮、王輔、張盤、尤景和、王承鸞、陳忠、時可達等，很多在惡戰後倖存，並成為毛文龍開鎮東江的核心力量。滿清史書稱此戰「文龍僅以身免[50]」是與事實不符的。
林畔之戰後，毛文龍以皮島、鐵山及寬靉山區為根據地，招募難民，以老弱者屯種，精壯者為兵，從無到有，逐漸發展成一支海外勁旅。天啟二年（1622年）六月，明廷正式任命毛文龍為平遼將軍總兵官[51]，掛征虜前將軍印，開鎮東江。天啟三年二月，加都督同知銜，賜尚方劍[52]。天啟四年（1624年），後金首領努爾哈赤遣使東江議和[53]，毛文龍將來人綁送京師[54]，朝廷又升毛文龍為左都督。
東江鎮建立後，毛文龍一面招撫因戰火而流離失所的遼東百姓，前後接濟安置數十萬人[55]。一面遣將游擊掠奪，一邊與外族通商，並要求朝鮮提供物資，逐漸成為後金大患。
對於東江鎮的作用，王在晉在遼東經略任上曾奏言：「今有毛文龍在焉，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兵法》：『計險厄遠近，上將之道。』憑鴨綠之險，居隔江之近，文龍得其所矣。奴欲長驅而肘腋之間有蠆毒焉，奴一動而毒發，屢攻之而不能去其毒，其天意留之以制奴之死命者乎？……奴之畏文龍甚也！[56]」東林名臣陳良訓則將毛文龍稱為「海外長城」[1]。
天啟三年（1623年）夏季，在探知努爾哈赤有攻明意圖後[57]，毛文龍遣軍四出攻打後金：命朱家龍從千家莊進軍，命王輔從鳳凰城進軍，命易承惠從滿浦進軍，自統8000馬步精銳，從鎮江、湯站一路進擊，予以策應[58]。後金境內狼煙四起，不得不放棄南征企圖。
東江鎮夏季軍事活動的高峰，則是都司張盤對金州、旅順的收復。六月十六日，張盤奉命從麻洋島登岸，接受流亡遼民，先後接濟「男婦老幼共計四千名[59]」，這些虎口餘生的百姓，以青壯年居多，苦大仇深，紛紛要求參軍攻打後金。張盤見民心可用，遂將這些壯丁編成隊伍，共計有35隊。七月初二日，張盤率領兵民合編的隊伍，攻打金州，一舉而下，並繳獲後金軍火器「大小炮銃一千零十四位，硝磺連藥五百六十斤，大小鉛炮子七千三百零二個[59]。」隨後，又乘勝收復了遼東半島南端的要塞旅順，以及望海堡和紅嘴堡，使得遼南方圓百里土地，重歸於明朝[60]。
十月初五，毛文龍復命張盤收復復州和永寧。當時，後金復州駐軍橫行無忌，四處擄掠百姓。張盤利用遼民對後金軍的痛恨，乘夜襲城，大破之[61]。後金不甘心失敗，調集了更多的軍隊反擊，張盤於城中設伏，再次大敗後金軍，「斬獲無數[59]」，後金軍「器械、銃炮俱擲棄而奔。[59]」
天啟四年（1624年）正月初三，後金利用海水結凍，以萬餘騎兵繞襲旅順，想報上次失敗之仇。張盤死守城池，火藥用盡，猶堅守不降。後金軍無計可施，遣使議和，張盤立斬於軍前，復於旅順城外設埋伏，大敗後金軍[62]，後金軍只得撤走。
但到了天啟五年（1625年）正月間，當時的登萊巡撫武之望不懂軍事，上奏要在旅順和金州之間的南關開鑿運河，得到兵部批准[63]。張盤和副手朱國昌因朝命難違，奉命施工，卻因情報泄露，遭到後金軍圍攻而犧牲，後金乘機重新佔領了遼南各城。
毛文龍得報後，發覺後金軍補給線過長，即派游擊林茂春、王承鸞等邀截後方，攻其軟肋[64]，迫使後金軍立足不穩而撤軍。又命都司石城玉往金州、旅順等城收攏殘部，進駐恢復[65]，但登萊巡撫武之望乘後金軍與東江軍激戰之際，搶先派部將張攀進駐旅順，以爭恢復之功。
可到了冬天，武之望害怕後金軍乘海水結冰進攻，又將部隊撤回，並向朝廷奏稱：「冬月虜騎可通，難以支持，且彼時運道不行，無所事防，即退居皇城島亦無不可者[66]」，毛文龍哭笑不得，只好重新派兵接管旅順[67]。兵部尚書王在晉曾譏諷武之望說：「旅順為三方扼要，既雲不可不守，又雲冬月難以支持，退居皇城亦可，我退奴獨不可據乎？據而圖復，復而遇冬則退，是攻守相尋無已也。[66]」，指責武之望「謀國非心虛[66]」，同時稱讚毛文龍說：「海外情形，畢竟毛文龍勘得透！[66]」
此後，遼南地區一直在東江軍的控制之下，到毛文龍死後才重新淪陷。孟森、閻崇年等明清史專家津津樂道的「毛文龍十二大罪」之「開鎮八年，不復寸土[68]」是與事實明顯不符的。
天啟三年（1623年）九月，毛文龍佈置在後金統治區的細作飛報，努爾哈赤準備西征攻打山海關一線[69]。為了牽制後金，毛文龍親統3萬大軍，直搗後金故都赫圖阿拉，以攻其必救。後金在赫圖阿拉以南的崇山峻岭之中，設有董骨寨、牛毛寨、閻王寨三座要塞，深溝高壘，易守難攻，是其起家時的根本。九月十三日，毛文龍率部攻克董骨寨，激戰至十六日，佔領牛毛寨、閻王寨，將後金守敵全部消滅。十七日，後金軍反攻，想奪回三寨，毛文龍設伏以待，將後金軍包圍痛擊，大獲全勝。努爾哈赤聞得後方生變，不得不放棄西征打算，率四萬大軍來救[70]。考慮到孤軍深入，師老兵疲，而牽制努爾哈赤的戰略目標已經完成，毛文龍遂決定主動撤出戰鬥。
「牛毛寨大捷」之後不久，毛文龍又再次重創後金軍，取得了「烏雞關大捷」。
兩次大捷，明軍「先後共斬首級七百二十六顆，生擒活夷十四名，夷婦五名……俱有札付符驗，一併驗確。[59]」按明朝以首級為實功，實際殲敵數往往遠多於斬首數，著名的「寧遠之戰」明軍僅僅「上首俘至二百六十有九[71]」，「寧錦大捷」更是「斬獲無幾[72]」、「止有丁自雄於馬上斬一級[72]」，而毛文龍此二次大捷，數倍過之，尤為難得。
當時的遼東督師孫承宗在「牛毛寨大捷」之後，欣喜異常，上奏稱讚說：「臣接平遼總兵毛文龍呈解屢獲首虜，隨行關外道袁崇煥逐一查驗三次，首級三百七十一顆，俱系真正壯夷，當陣生擒虜賊四名，俱系真正韃虜。差令中軍官集將士於衙門外，三炮三爵。臣時在寧遠，適春賞夷人，虎酋等部俱到。特令各官解其首虜，經各賞夷部落，乃抵寧遠。不獨風示邊人，抑亦見天下尚有殺賊之人，賊自有可滅之日！一時人心，殊覺感動。因念文龍以孤劍臨豺狼之穴，飄泊於風濤波浪之中，力能結屬國，總離人，且屯且戰，以屢挫梟賊，且其志欲從臣之請，牽其尾，搗其巢，世人巽懦觀望，惴惴於自守不能者，獨以為可擒也，真足以激發天下英雄之義膽，頓令縮項斂足者愧死無地矣。[59]」
登萊巡撫袁可立也上奏說：「毛文龍統兵深入閻王寨，與奴賊大戰，斬級三百七十一顆，生擒真夷四名，請發賞功銀兩。[73]」明熹宗下旨嘉獎：「毛文龍並各將吏功次，着即行勘敘。[73]」
董骨寨大捷，滿浦昌城之捷
平遼總兵毛文龍塘報董骨寨大捷 斬級二百三十有奇 生擒四人 獲馬九十四匹器械二百三十件所司勘實 上嘉其功降敕獎勵賜以金蟒 仍發帑金三萬兩充賞功等費其糧餉令戶部議處 平遼總兵毛文龍塘報劉愛塔之死 遣張盤潛師夜起遂複金州 今欲據金州以圖三衛又報奴欲西犯榆關遣師渡江以伐其謀 暗置空營更易旗號於是有滿浦昌城之捷 斬獲奴級一百三十八顆獲奸細四人及夷器等物[74]
毛文龍所領導的東江雄鎮，成為屹立在敵人後方的堅固堡壘，使得後金無法對遼西和大明本土展開有效進攻，即便有所行動也不得不在很短的時間內撤走。明熹宗曾讚揚毛文龍：「使奴狼顧而不敢西向，惟爾是賴！[75]」
如天啟六年（1626年）正月，努爾哈赤率兵進攻寧遠。毛文龍即派部將林茂春、王輔率軍進攻海州，派部將杜貴、曲承恩直入瀋陽，並且行動極為迅速，「東兵之進而搗瀋陽以覆其巢，攻海州以遏其歸者，已先奴一日而發，亦綦神速矣。[76]」明末史學家高汝栻評論說：「寧遠之役，奴擁眾入犯而終有內顧之慮者，殆文龍牽制之力歟？[77]」
袁崇煥也曾經上奏說：「孰知毛文龍徑襲遼陽，故旋兵相應。使非毛帥搗虛，錦寧又受敵矣。[78]」對此，兵部尚書王在晉指出：「『毛文龍徑襲遼陽，故旋兵相應，寧錦之圍解，文龍與有力焉。』此出於崇煥之自陳，劇稱其牽制之功，則文龍何可殺耶？文龍殺而虜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煥之禍其真自取矣！[78]」充分肯定了毛文龍的存在，是大明邊防的重要保障，毛文龍一死，後金便可長驅直入京師。
毛文龍在時，後金對明朝軍事行動都很短暫，也不敢走遠。而毛文龍被殺後，後金欣喜異常，彈冠相慶，史載「清主大喜，置酒高會[79]」，後金首領皇太極立刻起傾國之兵入關直撲北京，史稱「己巳之變」。此後一直到明朝滅亡，後金（清）時常直犯中原，如入無人之境，保定、濟南、兗州、高陽、固安、良鄉等許多城市被屠城，數百萬百姓遭到擄掠，這時候人們才意識到毛文龍的作用，但為時已晚。 王在晉對此評價道：「崇煥得信心行事，中奴之誘，先殺毛文龍除奴肘腋之患。己巳，虜遂從薊鎮深入薄都城，舍山海而以薊、宣為屢犯之孔道。向使崇煥不使吊通奴，西夷必不叛，夷不叛則西路不可行，不殺島帥，則奴顧巢穴必不敢長驅而入犯！[80]」
後金首領努爾哈赤死後，其子皇太極繼位，面臨着內政外交的雙重壓力。對內，大貝勒代善、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等人對其汗位虎視眈眈，尤以阿敏所轄鑲藍旗兵力最多（61牛錄），而皇太極自己的正黃旗卻只有18牛錄；其子豪格統領的鑲黃旗只有15牛錄。對外，後金對於明朝的軍事行動，受制於毛文龍，每次都無法及遠。為了打破明清雙方的戰略均勢，遂決定首先派阿敏等率部攻打毛文龍建立的東江鎮，為南下進攻明朝本土掃除障礙，同時亦有削弱阿敏等人實力，解除其對汗位威脅之意。
為了避免後金陷入東西兩線作戰的困境，皇太極在起兵攻打東江的當天，即派使者前往寧遠，與當時的遼東巡撫袁崇煥議和[81]。在議和前後，袁崇煥派遣心腹徐敷奏帶領數十號大船，前往東江鎮，以優厚待遇誘騙生活極為艱苦的東江鎮官兵加入關寧軍。據袁崇煥自己奏報，以旅順參將李鑛為首，共有4000多人從東江前往關寧[82]。此舉削弱了東江鎮的實力，為後金發動「丁卯之役」提供了有利條件。皇太極此舉展現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高明外交手腕。
被殺
長期以來，毛文龍派遣了大量人員到後金統治地區刺探情報，擾亂人心，鼓舞遼民反抗，「將軍之細作，時達遼瀋，飛書遍投[83]」，使得後金方面「疑懼益甚，凜凜終日，日惟追殺毛兵奸細[83]」，後金對毛文龍甚為痛恨，出台了專門法律來針對毛文龍奸細，但毛文龍還是取得了一定成效，孫承宗督師遼東期間，也在後金內部安插間諜，並了解到毛文龍所遣間諜的情況，上奏說：「臣近有諜於東，諜回具述文龍有諜為賊所發，而廣寧人鐵信，其諜主也，近亦逃來言其事。則文龍之膽智，無日不在賊巢之外。[84]」
毛文龍曾投書於後金官員、將領，又故意泄露之，以造成後金的猜忌、殺戮，借敵之手以滅敵。史載後金「大帥名阿骨者，極驍勇，善用兵……毛將軍用間以離之，奴竟殺阿骨。[25]」天啟三年（1623年）十二月，毛文龍再次用反間計除去後金大將柯汝棟、戴一位[85]。
後金在天啟四年（1624年）招降毛文龍失敗後，到了天啟五年（1625年）二月，因為捕獲了一些毛文龍派出的細作，其首領努爾哈赤又藉機至書毛文龍招降[86]，毛文龍並未理睬。但努爾哈赤仍未死心，於天啟六年（1626年）六月第三次至書招降毛文龍[87]，毛文龍將來書奏聞朝廷。
努爾哈赤於天啟六年（1626年）八月間，在死前曾出瀋陽，前往狗兒嶺附近的湯泉洗浴。毛文龍安插在瀋陽城裏的密探耿仲明，立刻探知這一情況並飛報東江。毛文龍派遣了千總毛永科、石景選率領150人的小分隊於八月初十夜襲湯泉[88]，努爾哈赤八月十一日回城並死於途中。在此之前，後金於八月初三抓獲五名毛文龍所遣奸細，並供稱東江軍近期沒有任何軍事行動[89]，當屬為配合襲擊湯泉而讓後金放鬆警惕的做法。毛文龍很快於九月初二即奏聞朝廷努爾哈赤的死期，而明廷通過其他途徑了解的情報則要慢許多且不夠準確。
皇太極繼位後，改變了努爾哈赤過去的做法，重用漢官，善待漢人，後金統治日漸穩固；不久後，崇禎即位為明朝皇帝，勵精圖治，銳意遼事，但性情過急。毛文龍在此一階段改變反間策略，以投降歸順後金為餌，誘捕後金重要官員，希望邀寵於崇禎，於是有了與後金的書信往來。
毛文龍曾主動多次將與後金通書的情況奏明朝廷。如《國榷》記載：崇禎元年三月十四日，朝廷接到奏報「總兵官毛文龍奏：建虜遣可可孤山、馬秀才等五人至皮島求款。[90]」，而東莞袁崇煥紀念園的研究人員卻聲稱：「毛文龍在三月份塘報中只提到了馬秀才，卻有意隱瞞後金使團正使可可的存在」，渲染其是一大矛盾，並以此指責毛文龍有意欺瞞朝廷，通敵賣國，罪該萬死，該指責是與史實明顯不符的。此後又分別於崇禎元年四月二十八日[2]、五月初一日[3]、五月初六日[4]、五月十三日[5]四疏奏報與後金的通書，奏明自己「放還來韃，引誘要人」之計，甚至直接將皇太極來書奏呈御覽[91]，以明心跡。
天啟以來，明廷對毛頗為倚重，「累加至左都督，掛將軍印，賜尚方寶劍，設軍鎮皮島如內地。」、「毛文龍滅奴雖不足，牽奴則有餘」[92]。工科給事中楊所修曰：「東方自逆奴狂逞以來，唯一毛文龍孤撐海上，日從奴酋肘掖間撩動而牽制之。」，然毛文龍部有貪功、冒餉、不受節制、難以調遣等問題，袁崇煥忌之，與內閣輔臣錢龍錫談到平遼事宜，認為文龍「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去之不難。」[93][94][95]。天啟四年至七年中，毛文龍多次襲擊清軍，都遭失敗，此後在皮島駐紮[96][97]。由於毛文龍部佔用明朝部份兵餉，工科給事中潘士聞、尚寶卿董茂忠上書彈劾請撤毛文龍。兵部商議時，袁崇煥提議派遣官員至皮島管理兵餉核查銀錢帳用，而遭到毛文龍抵制，因此招致袁崇煥更決意誅殺毛文龍[98]。
崇禎二年（1629年）六月初一，袁崇煥與毛文龍在皮島會見，並商議軍事。經過連續三日的談判，毛文龍始終不接受袁崇煥主張的「皮島設文官監軍；糧餉由寧遠轉發；改編部隊」等建議，談判失敗。之後袁崇煥勸其歸鄉，而毛文龍則稱自己了解遼東局勢，並能解決滿洲、順勢攻佔朝鮮[99]。此後，袁傳副將汪翥上船密議，通宵部署誅殺毛文龍。初五，袁崇煥邀毛文龍一起至雙島檢閱將士比賽射箭，但袁提出幾件事來責問毛文龍，毛文龍抗辯。袁崇煥命人除下其衣冠並捆綁，毛文龍仍稱自己無罪有功。袁於是宣佈毛的「十二大罪狀」，祭出尚方寶劍、斬殺同樣有尚方寶劍的毛文龍[100]。毛文龍有部下為其求情，稱毛沒功勞也有苦勞，被袁崇煥斥退。
袁崇煥宣佈毛文龍十二條當斬之罪：
- 大量殺良冒功，將邊境的數千老百姓屠殺砍下首級冒充敵人請功，而實際極少擊斃敵人;
- 養私兵，將手下的將領作為私人武裝，上書說自己在登州駐兵取南京易如反掌，大逆不道;
- 每年餉銀幾十萬，不發給士兵，每月只散發三斗半米，侵佔軍糧;
- 擅自在皮島開設馬市，私自和外國人來往;
- 部將幾千人都冒稱是你的同姓，副將以下都隨意發給布帛上千匹，走卒、轎夫都穿着品官官服和袍帶;
- 褻朝廷名器，樹自己爪牙；
- 從寧遠返回途中，劫掠商船，自己做了盜賊;
- 強娶民間女子，不知法紀，部下效仿，使得百姓不安於室;
- 驅使難民遠遠去幫你盜竊人參，不聽從的就被餓死，島上白骨累累;
- 用車送金子到京師，拜魏忠賢為父，並在島上雕塑他加冕冠的肖像;
- 鐵山一戰敗北，喪師不計其數，卻掩敗為功;
- 設鎮八年，不能收復一寸土地，坐地觀望，姑息養敵。
袁崇煥說完十二條罪狀後，面向京城方向叩拜請命：「縛文龍，去冠裳」，斬殺毛文龍於帳前，眾將皆痛哭。袁崇煥怕文龍的部下兵變，先祭拜了毛文龍的屍首，又拿出十萬兩白銀，分贈毛文龍下屬，並把原毛部兵士分為四份，分由毛承祿、徐敷奏、劉興祚與陳繼盛率領[101]。
這十二項大罪，有人認為其中有幾條是當時守關將士之通病、有些是個人行為私德問題。至於私通外夷，袁崇煥本人也曾想跟女真議和；所謂交結近侍，袁崇煥本人也曾於魏忠賢當政時上折稱頌其功德，並要求在寧遠、前屯兩地為魏忠賢修建生祠[102]，而最後一條指責毛文龍不能收復失土，袁崇煥本人也不能復遼東寸土。當時，崇禎帝對於袁崇煥以尚方寶劍殺死毛文龍，是非常不滿的，因為毛文龍本人也有一把尚方寶劍，為崇禎之兄天啟帝所賜。史載「帝驟聞，意殊駭」，但「念既死，且方倚崇煥，乃優旨褒答。俄傳諭暴文龍罪，以安崇煥心」。雖然如此，這也種下日後崇禎凌遲袁崇煥的遠因。[103]
一種說法是毛文龍私通後金，被袁崇煥殺是死有餘辜，以明清史專家吳晗、閻崇年等人為代表。
明末清初多數史家則認為袁崇煥殺毛文龍，是後金方面提出的議和條件，如《崇禎實錄》、《國榷》、《明史紀事本末》、《弘光實錄抄》等等都持此說。在明思宗誅殺袁崇煥的詔書裏，也有「以謀款而斬帥」一條[104]。武漢大學滿族學者關文發曾撰文批駁這種觀點，認為其與清朝所修正史《明史》及《東華錄》互相矛盾，是不可信的。學術界亦有部分人，以湖南師範大學教授鄭憲春、吉林大學教授孟昭信、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導師毛佩琦為代表，這一派觀點認為毛文龍功大於過，含冤而死，所謂私通後金之說，毛文龍奏明朝廷在先，當屬誘敵之計。
後人紀念
毛文龍死後，遼民對其懷念不已，「鐵山、皮島俱祠祀毛公[105]」，明朝金州衛地區也有毛文龍墓留存，位於今大連市甘井子區大連灣鎮蘇家村的山坡上，有墓碑高3米，寬44厘米，厚12.5厘米。陰刻：「明故平遼總兵毛公諱文龍之墓」。按明人記載，毛文龍已歸葬浙江。[106]，故應是當地百姓給立的衣冠冢，墓碑形制簡單，碑文通俗，也是百姓所立的佐證，亦可見遼民對其的深切懷念，這一實體文物與部分文史寫到毛文龍殺良冒功，屠戮遼民，使得治下百姓民不聊生的記載互相矛盾。
丹東大鹿島上的毛文龍碑亭內設有石碑兩塊，分別立於天啟六年（1626年）和崇禎元年（1628年），其中崇禎元年所立之碑的正面銘刻着毛文龍的錚錚誓言：「指日恢復全遼，神色苞孕於此，吾儕赤心報國，忠義指據於此。」碑的背面，鐫刻着毛文龍等眾將士的官職和姓名。此兩碑的時間均是毛文龍被殺前所立，是不是當地百姓給立，有待考證。
文革中這兩塊碑遭到了破壞，1979年，已成為文物的兩碑修復後，修建了廟式碑亭，並成為大鹿島的重要旅遊景點之一。
相關詩詞
朝鮮人李星齡在《春坡堂日月錄》中曾錄毛文龍所作詩一首，此書對毛文龍多持否定、醜化態度，並無偽造毛詩吹捧之可能，其詩云：
孤臣白髮映寒旌，一上秋風海上城。
霜拂鐵衣銀浪動，電開金匣玉龍驚。
三更月冷將軍幕，萬灶煙沉壯士營。
塞曲數聲人盡淚，蕭蕭邊馬皆悲鳴。
鴨綠江頭建鼓旗，間關百戰壯軍威。青天自許孤忠在，赤手親擒叛將歸。夜靜舉烽連鹿島，月明傳箭過鼉磯。紛紛肉食皆臣子，絕域看君臥鐵衣。
昨夜營星色黯然，訃音忽向路人傳。但嗟韓信成擒日，不見蒙恬禦敵年。功業已沉沙磧雨，精靈猶鎖海門煙。好收戰骨鴟夷里，歸葬西湖岳墓邊。
雲葉才生雨，樓外鐵馬嘶風。報急水，小河東。飛一箭青驄。倚天劍破長風浪，小結畫影騰空。漫道是，長楊詞賦，細柳豪雄。
匆匆。脫跳蕩，驚帆轡滿，走躞蹀、蟠花帶松。有渝海、堪憑洗恨，看今日、蹀血玄菟，痛飲黃龍。鴨江醅發，鹿島苹開，誰是元功？
家庭
長子：毛承斗，「改名珏，隱居錢塘。清興明朝大將軍（毛文龍）故部曲多為元勛，爵為王公，爭遣使迎珏，禮之甚恭，數欲薦珏為大官。珏固辭曰：『愚不任官事，且懼違先將軍志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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