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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娃·貝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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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亞·伊娃·杜阿爾特·迪·貝隆（西班牙語：María Eva Duarte de Perón；1919年5月7日—1952年7月26日），常被稱為貝隆夫人或艾薇塔（Evita），是阿根廷總統胡安·貝隆的第二任妻子。她在身為第一夫人期間積極介入國政，和丈夫並列為貝隆主義運動的領袖人物。阿根廷歷史上一度掀起了對她的個人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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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生活
伊娃·貝隆1951年的傳記《我生命的原因》沒有日期或提及童年事件，也沒有列出她的出生地點或出生時的名字。根據胡寧的民事登記處，出生證明顯示一名瑪麗亞·伊娃·杜阿爾特於1919年5月7日出生。她的洗禮證書上寫着她的出生日期是1919年5月7日，名字是伊娃·瑪麗亞·伊瓦古倫。[1]:2-3人們認為，1945年，成年伊娃·貝隆偽造了她的出生證明。[2]
伊娃·貝隆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的胡寧度過了她的童年。她的父親胡安·杜阿爾特·馬內切納·埃切戈延（1872-1926）是法國巴斯克移民的後裔。她的母親胡安娜·伊瓦古倫·努涅斯（1894-1971）是西班牙巴斯克移民的後裔[3]。胡安·杜阿爾特是附近奇維爾科伊的一位富有的牧場主，他已經有了妻子阿黛拉·杜阿爾特和家人。當時在阿根廷農村，一個富人有幾個家庭並不罕見。[1]:3
當貝隆一歲時，杜阿爾特永久地回到了他的合法家庭，讓胡安娜·伊瓦古倫和她的孩子們陷入赤貧。他們被迫搬到胡寧最貧窮的地區。洛斯托爾多斯是拉斯潘帕斯塵土飛揚地區的一個村莊，以荒涼的貧困之地而聞名。為了養活自己和孩子，伊瓦古倫為鄰居縫衣服。這個家庭因父親的遺棄和阿根廷法律規定的孩子的非法地位而受到污名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被孤立了。想要抹去這部分生活的願望可能是貝隆在1945年安排銷毀其原始出生證明的動機。[2][1]:4
當杜阿爾特突然去世，伊瓦古倫和他們的孩子試圖參加他的葬禮時，發生了衝突。雖然伊瓦古倫和孩子們被允許進入教堂並表示敬意，但他們很快就被趕出了教堂。杜阿爾特的遺孀不希望她已故丈夫的情婦和孩子參加葬禮。由於她是合法妻子，她的命令得到了尊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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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拋棄胡安娜·伊瓦古倫之前，胡安·杜阿爾特是她唯一的依靠。傳記作家約翰·巴恩斯寫道，在這次遺棄之後，杜阿爾特留給家人的只有一份文件，聲明孩子們是他的，從而使他們能夠使用杜阿爾特的姓氏。[5]不久之後，胡安娜把孩子們搬到了胡寧的一間單間公寓。為了支付單間房子的租金，母親和女兒們在當地社區的房子裏做廚師。
最終，由於伊娃哥哥的經濟幫助，全家搬到了一棟更大的房子裏，後來他們把房子改造成了寄宿公寓。[2]在此期間，年輕的伊娃經常參加學校的戲劇和音樂會。她最喜歡的消遣之一是看電影。雖然伊娃的母親想把她嫁給當地的一個單身漢，但伊娃夢想成為一名著名的女演員。[5]1933年10月，伊娃對表演的熱愛得到了加強，當時她在一部名為《學生崛起》的學校戲劇中扮演了一個小角色，巴恩斯將其描述為「一部情感豐富、愛國、揮舞旗幟的情節劇」。[5]演出結束後，伊娃下定決心要當演員。[5]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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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娃在自傳中解釋說，她鎮上所有去過大城市的人都把它們描述為「奇妙的地方，除了財富什麼都沒有」。1934年，15歲的伊娃帶着一位年輕的音樂家逃離了貧困的村莊，前往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這對年輕夫婦的關係很快結束了，但伊娃留在了布宜諾斯艾利斯。她開始從事舞台和廣播工作，最終成為一名電影演員。她把天生的黑髮染成了金色，這是她餘生都保持的樣子。
經常有報道稱，伊娃與探戈歌手阿古斯丁·馬加爾迪一起乘火車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然而，沒有1934年已婚的馬加爾迪在胡寧表演的記錄（即使他這樣做了，他通常也會和妻子一起旅行）[1]:11。伊娃的姐妹們堅持認為伊娃和他們的母親一起去了布宜諾斯艾利斯。姐妹倆還聲稱，多尼亞·胡安娜陪同女兒參加了一家廣播電台的試鏡，並安排伊娃與杜阿爾特家族的朋友布斯塔曼特家族住在一起。[6]:14雖然伊娃逃離荒涼鄉村環境的方法存在爭議，但她確實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開始了新的生活。
20世紀30年代的布宜諾斯艾利斯被稱為「南美洲的巴黎」。市中心有許多咖啡館、餐館、劇院、電影院、商店和熙熙攘攘的人群。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20世紀30年代也是首都失業、貧困和飢餓的年代，許多來自內地的新來者被迫住在廉租房、寄宿房和被稱為別墅的偏遠棚屋裏。[6]:14
抵達布宜諾斯艾利斯後，伊娃·杜阿爾特面臨着沒有正規教育或關係的生存困難。在此期間，由於大蕭條造成的移民，這座城市特別擁擠。1935年3月28日，她在戲劇劇院的戲劇《佩雷斯夫人》（la Señora de Pérez）中首次亮相。
1936年，伊娃與一家戲劇公司在全國巡演，擔任模特，並出演了幾部B級電影情節劇。1942年，當一家名為Candilejas的公司（由一家肥皂製造商贊助）僱用她在他們的一部名為非常好的廣播劇中擔任日常角色時，她的經濟狀況趨於穩定，該劇在當時全國最重要的廣播電台radio El Mundo（世界廣播電台）播出。[1]:26那年晚些時候，她與貝爾格拉諾電台簽署了一份為期五年的合同，該合同保證她將在一個名為《歷史上的偉大女性》的流行歷史劇節目中扮演一個角色，她在該節目中扮演英國的伊利沙伯一世、莎拉·伯恩哈特和俄羅斯最後一位沙皇亞歷山德拉·費奧多羅夫娜。最終，伊娃·杜阿爾特共同擁有了這家廣播公司。到1943年，她的月收入已達五六千比索，使她成為全國收入最高的廣播女演員之一。巴勃羅·拉奇奧皮與伊娃·杜阿爾特共同經營《世界電台》，據說他不喜歡她，但注意到她「完全可靠」。[1]:27伊娃在阿根廷電影的黃金時代也有短暫的電影生涯，但她出演的電影都沒有取得巨大成功。在她最後的一部電影《馬戲團騎兵》中，伊娃扮演了一個年輕的鄉村女孩，與電影明星利伯塔迪·拉馬克這位年長的女性不相上下。
由於她在廣播劇和電影方面的成功，伊娃實現了一些財務穩定。1942年，她搬進了雷科萊塔區高檔街區的一套公寓，位於波薩達斯街1557號（目前是梅利亞雷科萊達廣場酒店的所在地）。次年，伊娃開始了她的政治生涯，成為阿根廷廣播辛迪加（ARA）的創始人之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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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胡安·貝隆的早期關係
1944年1月15日，阿根廷聖胡安鎮發生地震，造成1萬人死亡。作為回應，時任勞工部長的胡安·貝隆設立了一個基金來籌集資金援助受害者。他設計了一個計劃，舉辦一個「藝術節」作為籌款活動，並邀請廣播和電影演員參加。經過一周的籌款活動，所有參與者於1944年1月22日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盧納公園體育場舉行了一場盛大的晚會，以造福地震災民。
在這次盛會上，伊娃·杜阿爾特第一次見到了胡安·貝隆上校。[1]:32-33伊娃迅速成為了貝隆的女友。她把見到他的那一天稱為「美妙的一天」。胡安·貝隆和伊娃在凌晨兩點左右一起離開了晚會。[1]:33（貝隆的第一任妻子奧雷利婭·蒂松於1938年死於子宮癌症。）
在會見胡安·貝隆之前，伊娃·杜阿爾特對政治一無所知，也沒有興趣；因此，她從不與貝隆或他的任何核心圈子爭論，而只是吸收了她所聽到的。[1]:44胡安·貝隆後來在他的回憶錄中聲稱，他有意選擇伊娃作為他的學生，並着手在她身上創造一個「第二個我」。[7]胡安·貝隆可能因為他的年齡而允許伊娃·杜阿爾特如此親密地接觸和了解他的核心圈子：他們見面時，他48歲，她24歲。他晚年從政，因此對自己的政治生涯應該如何進行沒有先入為主的想法，他願意接受她提供的任何幫助。[1]:44
1944年5月，阿根廷宣布廣播表演者必須組織工會，該工會將是阿根廷唯一獲准運作的工會。工會成立後不久，伊娃·杜阿爾特當選為主席。胡安·貝隆曾建議表演者建立工會，其他表演者可能認為選舉他的情婦是一種很好的政治手段。在當選工會主席後不久，伊娃·杜阿爾特開始了一個名為《走向更美好的未來》的每日節目，該節目以肥皂劇的形式戲劇化了胡安·貝隆的成就。節目中經常播放貝隆自己的演講。當伊娃·杜阿爾特說話時，她像一個普通女性一樣用普通語言說話，也許是因為她想讓聽眾相信她自己對胡安·貝隆的看法。[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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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之路
到20世紀40年代初，一群被稱為「聯合軍官團」（Grupo de Oficiales Unidos）的陸軍軍官，綽號「上校」，在阿根廷政府中獲得了相當大的影響力。總統佩德羅·巴勃羅·拉米雷斯對胡安·貝隆在政府中日益增長的權力持謹慎態度，無法遏制這種權力。1944年2月24日，拉米雷斯簽署了由胡安·貝隆本人起草的辭職書；胡安·貝隆的朋友埃德爾米羅·胡利安·法雷利成為總統，胡安·貝隆重返勞工部長的職位，成為阿根廷政府中最有權勢的人。[1]:391945年10月9日，胡安·貝隆被政府內部的反對者逮捕，他們擔心，在其基礎的大力支持下，貝隆會試圖奪權，這些基礎是最近從農村地區搬到工業化城市中心的非技術工會工人和幾個聯盟工會。
六天後，25萬至35萬人聚集在阿根廷政府玫瑰宮大樓前，要求釋放胡安·貝隆。晚上11點，胡安·貝隆走上玫瑰宮的陽台，向人群發表講話。傳記作家羅伯特·克拉斯韋勒聲稱，這一時刻特別強大，因為它戲劇性地回憶起了阿根廷歷史的重要方面。克拉斯韋勒寫道，胡安·貝隆按照阿根廷領導人德羅薩斯和伊里戈延的傳統，扮演了一個向人民講話的考迪羅的角色。克拉斯韋勒還聲稱，這個夜晚包含着「准宗教」性質的「神秘色彩」。[8]
在貝隆贏得1946年的選舉後，他的政府開始傳播10月17日示威活動的高度虛構版本，伊娃·貝隆被描繪成敲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每一扇門，讓人們走上街頭。這個版本的事件在勞埃迪·韋伯音樂劇的電影版中得到了推廣；歷史學家一致認為，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在貝隆被監禁時，伊娃·貝隆只是一名演員；她對任何一個工會都沒有政治影響力，在貝隆的核心圈子裏也不受歡迎，在電影和廣播行業也不特別受歡迎。將貝隆從監獄中釋放出來的集會是由各種工會組織的，特別是貝隆的主要基地CGT。
1945年10月18日，在他獲釋後的第二天，貝隆在胡寧舉行了一場民事儀式，謹慎地與伊娃結婚。1945年12月9日，在拉普拉塔舉行了一場教堂婚禮。在現代，10月17日仍然是正義黨慶祝的節日（被稱為「忠誠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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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釋後，胡安·貝隆決定競選國家總統，他以54%的得票率獲勝。[9]伊娃·貝隆在1946年丈夫競選總統期間大力支持他。她在每周的廣播節目中發表了帶有強烈民粹主義言論的演講，敦促窮人與胡安·貝隆的運動結盟。
歐洲之旅
1947年，伊娃開始了一場廣為人知的歐洲「彩虹之旅」，會見了眾多政要和國家元首，如法蘭西斯克·佛朗哥和教皇庇護十二世。這次訪問的起源是西班牙領導人向胡安·貝隆發出的邀請；伊娃決定，如果胡安·貝隆不接受佛朗哥對西班牙進行國事訪問的邀請，那麼她就會接受。[1]:88-89阿根廷最近才擺脫「戰時隔離」，從而在聯合國佔據一席之地，並改善了與美國的關係。因此，與葡萄牙的安東尼奧·薩拉查（最後一位西歐獨裁領導人）一起訪問佛朗哥在國際上受到了外交上的反對。顧問們隨後決定，除了西班牙，伊娃還應該訪問其他歐洲國家。這似乎表明伊娃並不特別同情佛朗哥主義的西班牙。這次巡演不是政治巡演，而是非政治「善意」巡演。
伊娃在西班牙受到了熱烈歡迎，她參觀了格拉納達皇家禮拜堂的西班牙君主斐迪南和伊莎貝爾的陵墓。佛朗哥主義的西班牙尚未從西班牙內戰中恢復過來（封閉經濟和聯合國的禁運意味着該國無法養活其人民）。在訪問西班牙期間，伊娃向她在旅途中遇到的許多貧困兒童分發了100比索。她還從佛朗哥那裏獲得了西班牙政府頒發的最高獎項——天主教伊莎貝拉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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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娃隨後訪問了羅馬，那裏的接待沒有西班牙那麼熱情。儘管教皇庇護十二世沒有授予她教皇勳章，但她被允許在通常分配給女王的時間內，並被授予玫瑰經。[1]:89
她的下一站是法國，在那裏她會見了夏爾·戴高樂。她答應向法國運送兩批小麥。
在法國期間，伊娃收到消息稱，雖然她預定計劃訪問英國，無論外交部如何建議，喬治六世都不會接待她，而且她的訪問不會被視為國事訪問。伊娃認為英國王室拒絕與她見面是一種冷落，並取消了英國之行。伊娃將「疲憊」作為不去英國的官方原因。
伊娃在歐洲之行期間還訪問了瑞士，這次訪問被視為此行中最糟糕的部分。根據約翰·巴恩斯的《艾薇塔：傳記》一書，當她坐車在一條擠滿了人的街道上時，有人扔了兩塊石頭，砸碎了擋風玻璃。她震驚地舉起雙手，但沒有受傷。後來，當她和外交部長坐在一起時，抗議者向她扔西紅柿。西紅柿擊中了外交部長，濺到了伊娃的裙子上。在這兩次活動之後，伊娃決定結束為期兩個月的出訪，返回阿根廷。
貝隆主義反對派成員推測，此次歐洲之行的真正目的是將資金存入瑞士銀行賬戶，儘管這種做法並不罕見，而且「與會見瑞士外交部長並參觀鐘錶廠相比，有許多更方便、更不顯眼的方式將錢存入瑞士賬戶」。[1]:98-99瑞士銀行賬戶不太可能存在。[1]:208
在歐洲訪問期間，伊娃·貝隆被《時代》雜誌選為封面人物。封面的標題是「伊娃·貝隆：在兩個世界之間，一道阿根廷彩虹」，這是伊娃歐洲巡演的名字「彩虹之旅」。這是該雜誌歷史上唯一一次有南美第一夫人單獨出現在封面上。（1951年，伊娃再次出現，但與胡安·貝隆一起出現。）1947年的封面故事也是第一篇提到伊娃是非婚生的出版物。作為報復，時代雜誌在阿根廷被禁了幾個月。[1]:91
從歐洲回到阿根廷後，艾薇塔再也沒有像電影明星時代那樣留着複雜的髮型出現在公共場合。她染的明亮的金色頭髮變得更加柔和，她開始把頭髮梳成一個沉重的辮子髮髻。出訪結束後，她的奢華服裝變得更加精緻，不再戴阿根廷設計師精心設計的帽子和合身的連衣裙。相反，伊娃採用了更簡單、更時尚的巴黎高級定製服裝，並特別喜歡克里斯汀·迪奧的時尚和卡地亞的珠寶。為了塑造一個更嚴肅的政治形象，伊娃開始在公共場合穿着保守但時尚的燕尾服（裙子和夾克的商業組合），這也是迪奧和其他巴黎高級定製服裝公司生產的。[10]
慈善和女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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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宜諾斯艾利斯慈善協會是一個由87名社會女性組成的慈善組織，在胡安·貝隆當選之前，該協會負責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大部分慈善工作。有一次，該協會非常關心孤兒和無家可歸的婦女，但到胡安·貝隆第一任期時，這些活動已經放緩。在19世紀，協會由私人捐款進行支持，主要是社會女性的丈夫的捐款，但到了20世紀40年代，協會得到了政府的支持。[1]:193
選舉阿根廷第一夫人擔任慈善機構主席是該協會的傳統。然而，該協會的女士們並不贊成伊娃·貝隆的貧困背景、缺乏正規教育和以前的演員生涯。由於擔心貝隆會給孤兒們樹立一個壞榜樣，社會女性沒有將她們組織的主席職位授予貝隆。人們常說，伊娃·貝隆為了報復而切斷了政府對協會的資助。這一版本的事件受到了質疑，然而，之前支持該協會的政府資金後來轉而支持伊娃·貝隆自己的基金會。伊娃·貝隆基金會從貝隆本人提供的10,000比索開始。[1]:117
在伊娃·貝隆的第一本英文傳記《帶鞭子的女人》中，作者瑪麗·梅因寫道，該基金會沒有保留任何賬戶記錄，因為這只是將政府資金轉入貝隆控制的瑞士私人銀行賬戶的一種手段。[11] 弗雷澤和納瓦羅反駁了這些說法，他們寫道，財政部長拉蒙·塞雷霍確實保留了記錄，該基金會「最初是對[貝隆]每天在辦公室遇到的貧困的最簡單回應」，也是對「阿根廷社會服務或慈善事業嚴重落後的回應」。[1]:114克拉斯韋勒寫道，該基金會得到了貝隆主義工會和私營企業捐贈的現金和物資的支持，總工會每年為每個工人捐贈三個人工作日（後來減少到兩個人工作日）的工資。彩票和電影票稅也有助於支持該基金會，賭場稅和賽馬收入也是如此。克拉斯韋勒還指出，有些企業被迫向基金會捐款，如果捐款請求得不到滿足，就會產生負面影響。[8]:209-210
在幾年內，該基金會的現金和貨物資產超過了30億比索，按20世紀40年代末的匯率計算，超過2億美元。它僱傭了14,000名工人，其中6,000名是建築工人，26名是牧師。它每年購買和分發40萬雙鞋、50萬台縫紉機和20萬個炊具。該基金會還提供獎學金，建造房屋、醫院和其他慈善機構。基金會的各個方面都在伊娃·貝隆的監督之下。該基金會還建立了整個社區，如今天仍然存在的艾薇塔市。由於基金會的工作和醫療服務，阿根廷的醫療保健變得更加平等。[1]:119
在生命即將結束之際，艾薇塔每天在她的基金會工作20到22個小時，經常無視胡安·貝隆減少工作量和周末休假的要求。當她在基金會與窮人一起工作時，她對貧困的存在產生了更憤怒的態度，她說：「有時我希望我的侮辱是拍打或鞭笞。我想打人們的臉，讓他們看到，即使只有一天，我每天看到的都是我在幫助人們。」[1]:127克拉斯韋勒寫道，貝隆對她在基金會所做的工作變得狂熱，感覺自己在進行一場反對貧困和社會弊病的存在這一概念的運動。克拉斯韋勒寫道：「這並不奇怪，1946年後，隨着她的公開十字軍和個人崇拜的強度越來越小，它們同時轉向了超驗主義。」克拉斯韋勒將貝隆比作依納爵·羅耀拉，說她變得類似於一個女耶穌會員。[8]:21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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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娃·貝隆經常被認為是阿根廷女性獲得投票權的功臣。雖然伊娃確實發表了支持婦女參政權的廣播講話，並在她的《民主報》上發表文章，要求男性貝隆主義者支持婦女的投票權，但最終賦予婦女投票權的能力超出了伊娃的權力。伊娃的行動僅限於支持她的支持者愛德華多·科洛姆提出的一項法案，該法案最終被否決。
阿根廷參議院於1946年8月21日批准了一項新的婦女選舉權法案。在眾議院於1947年9月9日批准該法案之前，中間需等待一年多。[12]第13010號法律確立了阿根廷男女政治權利平等和普選權。最終，第13010號法律獲得一致通過。在一次公開慶祝和儀式上，胡安·貝隆簽署了賦予婦女投票權的法律，然後他將法案交給伊娃，象徵性地將法案定義為伊娃提出的。
伊娃·貝隆隨後創建了貝隆主義婦女黨，這是該國第一個大型女性政黨。到1951年，該黨在全國擁有50萬名黨員和3600個總部。雖然伊娃·貝隆並不認為自己是女權主義者，但她對女性政治生活的影響是決定性的。成千上萬以前不關心政治的女性因為伊娃·貝隆而進入政界。她們是第一批活躍在阿根廷政壇的女性。女性選舉權和貝隆主義婦女黨的組織相結合，使胡安·貝隆在1951年的總統選舉中獲得了絕大多數（63%）的選票。
1952年總統選舉
許多人認為作為一個婦女她在政壇上的角色太高了。同時伊娃也很仇恨這些高層階級的人物。有時這種仇恨也表現為對政敵的迫害和對報紙的封禁。伊娃·貝隆雖然說以為工人和窮人發聲自居，但是她以擁有許多貴重珠寶收藏聞名，她是珠寶品牌梵克雅寶的常客，梵克雅寶所做的回顧展也包括曾屬伊娃·貝隆的珠寶。[13]荷蘭王室曾贈送她一頂鑽石皇冠，這頂皇冠及她的一些珠寶曾經失竊，後來被意大利警方追回。[14]
1950年她和貝隆週遊歐洲並與許多國家首腦（包括西班牙的獨裁者法蘭西斯克·佛朗哥）會晤。其目的是在戰後為阿根廷做廣告。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貝隆統治下的阿根廷越來越被其他國家看做是法西斯主義國家了（很多前納粹及法西斯戰犯選擇流亡至阿根廷）。
1951年，伊娃·貝隆被胡安·貝隆選為副總統候選人。此舉不受胡安·貝隆的一些更保守的盟友的歡迎，在胡安·貝隆去世的情況下，伊娃·貝隆成為總統的可能性是不可接受的。[1]:193
伊娃非常受歡迎，尤其是在工薪階層女性中。據說，她從人民那裏獲得的強烈支持讓胡安·貝隆感到驚訝。伊娃·貝隆提議的候選人資格所獲得的廣泛支持向他表明，伊娃·貝隆已經成為貝隆黨中與胡安·貝隆本人一樣重要的人物。[1]:143
1951年8月22日，結盟的工會舉行了一場大規模集會，他們稱之為「Cabildo Abierto（公開市政）」，指的是1810年五月革命的第一屆地方政府。貝隆一家在七月九日大道上搭建的一個大型腳手架的陽台上向人群發表講話，該腳手架距離阿根廷官方政府大樓玫瑰宮幾個街區。頭頂上是伊娃和胡安·貝隆的兩幅大幅肖像。有人聲稱，「公開市政」是歷史上對女性政治人物最大的公開支持。[6]:14
她拒絕了競選副總統的邀請。她說，她唯一的抱負是，在關於丈夫的歷史大篇章中，腳註會提到一位將「人民的希望和夢想帶給總統」的女性，一位最終將這些希望和夢想變成「光榮現實」的女性。在貝隆主義者的言論中，這一事件被稱為「放棄」，將艾薇塔描繪成一個無私的女人，符合西班牙裔聖母主義（marianismo）的神話。
1952年5月7日，艾薇塔33歲生日，丈夫授予她「國家精神領袖」的稱號。
1952年6月4日，艾薇塔與胡安·貝隆一起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遊行，慶祝他再次當選阿根廷總統。此時，艾薇塔病得很重，沒有支撐她無法站立。在她那件超大的皮大衣下面，有一個由石膏和鐵絲製成的框架，可以讓她站立。遊行前，她服用了三劑止痛藥，回家後又服用了兩劑。
逝世
1950年1月9日，貝隆在公共場合暈倒，三天後進行了手術。儘管有報道稱她進行了闌尾切除術，但她實際上被發現患有晚期宮頸癌。暈倒的插曲持續到1951年（包括「公開市政」之後的晚上），極度虛弱和嚴重陰道出血。到1951年，她的健康狀況明顯迅速惡化。儘管她從胡安·貝隆那裏得到了診斷，他知道她身體不好，副總統的提名也不實際。「懺悔」幾個月後，貝隆秘密進行了根治性子宮切除術，由美國外科醫生喬治·T·帕克在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進行，試圖切除宮頸腫瘤。[15]2011年，耶魯大學神經外科醫生丹尼爾·E·尼延森（Daniel E. Nijensohn）研究了艾薇塔的頭骨X射線和照片證據，並表示貝隆在生命的最後幾個月可能進行了額葉前腦白質切除術，「以緩解她在疾病的最後幾個月中所遭受的疼痛、不安和焦慮」。[16]
貝隆的子宮頸癌症已經轉移並迅速反彈，儘管進行了子宮切除術。[15]她是第一個接受化療的阿根廷人，這在當時是一種新的治療方法。到1952年6月，她變得消瘦，體重僅36公斤（79鎊或5英石9鎊）。
艾薇塔於1952年7月26日星期六晚上8點25分在翁蘇埃宮去世。全國各地的廣播被中斷，宣布「國家主席團新聞秘書辦公室履行其非常悲傷的職責，通知共和國人民，20時25分，國家精神領袖伊娃·貝隆夫人去世。」
貝隆去世後，政府立即暫停了幾天的所有官方活動，並下令降半旗10天。由於電影停播，顧客被要求離開餐館，全國各地的商業活動都停止了。[17]民眾的悲痛壓倒一切。貝隆去世的總統官邸外的人群越來越密集，每個方向都擠滿了十個街區的街道。
她去世後的第二天早上，當貝隆的遺體被運往勞動部大樓時，人群中有八人被壓死。在接下來的24小時裏，有2000多人在城市醫院接受了治療，他們在趕往貝隆附近時受傷，當時正在運送她的遺體，還有數千人在現場接受了治療。[5]在接下來的兩周里，人們排起了幾個街區的長隊，哀悼者在勞動部等了幾個小時才看到貝隆的遺體。
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街道上鮮花盛開。在貝隆去世後的一天內，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所有花店都缺貨。鮮花從全國各地飛來，遠至智利。[5]儘管貝隆從未擔任過政治職務，但她最終還是舉行了國葬，通常是為國家元首舉行的[1]:164-166，並舉行了一場完整的天主教安魂彌撒。1952年夏季奧運會期間，由於貝隆在奧運會期間去世，在赫爾辛基的阿根廷隊舉行了紀念活動。
8月9日星期六，遺體被轉移到國會大廈，再供公眾觀看一天，整個阿根廷立法機構都參加了追悼會。第二天，在最後一次彌撒後，棺材被放在CGT官員拉的炮車上。隨後是胡安·貝隆、他的內閣、伊娃·貝隆的家人和朋友，以及貝隆主義婦女黨的代表，當時是伊娃·貝隆基金會的工人、護士和學生。鮮花從陽台和窗戶上扔下來。
人們對貝隆去世的哀悼有不同的解釋。一些記者認為哀悼是真實的，而另一些記者則認為公眾屈服於貝隆主義政權的另一場「激情劇」。《時代》雜誌報道稱，貝隆主義政府在每天的廣播公告後，強制每天舉行五分鐘的哀悼活動。[18]
在她去世後，阿根廷公眾被告知貝隆只有30歲。這種差異是為了與貝隆早些時候篡改她的出生證明相吻合。1946年成為第一夫人後，艾薇塔的出生記錄被修改為已婚父母所生，並將出生日期定在三年後，使自己更年輕。[1]:193
在貝隆時代，未婚父母所生的孩子沒有與已婚父母所生孩子相同的法律權利。傳記作家、萊斯大學人類學教授朱莉·泰勒表示，貝隆意識到「非婚生」的痛苦。泰勒推測，貝隆對這一點的認識可能影響了她修改法律的決定，因此「非婚生」子女從此被稱為「親生」子女。
貝隆去世後不久，以防腐技術聞名的佩德羅·阿拉被要求對屍體進行防腐處理。令人懷疑的是，貝隆是否曾表示希望進行防腐處理，這表明這很可能是胡安·貝隆的決定。阿拉用甘油替換了受試者的血液，以保護器官並呈現「藝術性睡眠」的外觀。[1]:164
貝隆去世後不久，就計劃為她建造一座紀念碑。這座紀念碑原本是一座代表「無衫者」的雕像，預計比自由女神像還要大。貝隆的遺體將存放在紀念碑的底部，並按照列寧遺體的傳統向公眾展示。在紀念碑建造期間，貝隆的防腐遺體在她位於CGT大樓的前辦公室展出了近兩年。在貝隆紀念碑完工之前，胡安·貝隆於1955年在解放者革命的軍事政變中被推翻。胡安·貝隆匆忙逃離阿根廷，無法安排保護伊娃·貝隆的遺體。
在他逃亡之後，一個軍事獨裁政權奪取了政權。新當局將貝隆的遺體從展覽中移走，往後的16年一直下落不明。從1955年到1971年，阿根廷的軍事獨裁政權一直禁止貝隆主義。1971年，軍方發現貝隆的遺體被埋在意大利米蘭的一個地穴里，名為「瑪麗亞·馬吉·迪·馬吉斯特里」。她的遺體在運輸和儲存過程中似乎受到了損壞，包括面部受到擠壓，由於身體保持直立狀態，她的一隻腳變形。
1995年，托馬斯·埃洛伊·馬丁內斯出版了《聖艾薇塔》，這是一部虛構的作品，提出了許多關於屍體惡作劇的新故事。關於她的身體是性虐待對象的指控源於他對防腐師柯尼希上校和他的助手阿蘭西比亞的「情感戀屍癖」的描述。許多對他的小說的主要和次要引用都不準確地指出她的身體受到了性虐待，導致人們普遍相信這個神話。此外，還有指控稱，製作了許多蠟像，屍體被錘子砸壞，其中一件蠟像受到了一名警察的性關注。[1]
1971年，貝隆的遺體被挖出並空運到西班牙，[19]胡安·貝隆將屍體放在家中。胡安·貝隆和他的第三任妻子伊莎貝爾決定把遺體放在餐廳靠近餐桌的一個平台上。1973年，胡安·貝隆結束流亡，回到阿根廷，在那裏他第三次成為總統。貝隆於1974年在任時去世。那一年，蒙東內羅斯集團偷走了佩德羅·歐亨尼奧·阿蘭布魯的屍體，他們之前也綁架並暗殺了他。蒙東內羅斯隨後利用阿蘭布魯的屍體討價還價，要求歸還伊娃·貝隆的屍體。[20]胡安·貝隆的第三任妻子伊莎貝爾·貝隆當選為副總統，接替了他的職位，並將伊娃·貝隆的遺體送回阿根廷，與胡安·貝隆遺體放在一起展出。伊娃·貝隆的遺體抵達阿根廷後，蒙東內羅斯將阿蘭布魯的屍體留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條街道上。[20]伊娃·貝隆的遺體後來被安葬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雷科萊塔公墓的杜阿爾特家族墓中。
後來，阿根廷政府採取了精心設計的措施來保護伊娃·貝隆的墳墓。陵墓的大理石地板上有一扇活板門，通往一個裝有兩副棺材的隔間。在那個隔間下面是第二個活板門和第二個隔間，伊娃·貝隆的棺材就放在那裏。
遺產和批評
总结
视角
在整個拉丁美洲，只有另一位女性喚起了與瓜達露佩聖母所喚醒的情感、奉獻和信仰相媲美的情感、獻身和信仰。在許多家庭中，聖母瑪利亞旁邊的牆上都有艾薇塔的形象。
約翰·麥克曼勒斯在《牛津基督教圖解史》上發表的題為《拉丁美洲》的文章中聲稱，伊娃·貝隆的吸引力和成功與拉丁美洲神話和神性概念有關。麥克曼勒斯聲稱，伊娃·貝隆有意識地將聖母和抹大拉的馬利亞神學的各個方面融入了她的公眾形象中。歷史學家休伯特·赫林（Hubert Herring）將伊娃·貝隆描述為「也許是拉丁美洲公共生活中迄今為止最精明的女性」。[21]:203
在1996年的一次採訪中，托馬斯·埃洛伊·馬丁內斯將伊娃·貝隆稱為「探戈的灰姑娘和拉丁美洲的睡美人」。馬丁內斯表示，出於與阿根廷同胞切·格瓦拉相同的原因，她仍然是一個重要的文化偶像：
拉丁美洲的神話比看起來更具抵抗力。即使是古巴筏民的大規模流亡或菲德爾·卡斯特羅政權的迅速瓦解和孤立，也沒有侵蝕切·格瓦拉的勝利神話，切·格瓦拉在拉丁美洲、非洲和歐洲數千名年輕人的夢想中仍然存在。切和艾薇塔象徵着某些天真但有效的信仰：對更美好世界的希望；在地上被剝奪繼承權、被羞辱、貧窮的人的祭壇上犧牲的生命。這些神話以某種方式再現了基督的形象。[22]
雖然不是政府假日，但每年都有許多阿根廷人紀念伊娃·貝隆去世周年。此外，伊娃·貝隆也出現在阿根廷硬幣上，一種名為「艾薇塔斯」的阿根廷貨幣也以她的名字命名。艾薇塔市由伊娃·貝隆基金會於1947年建立，位於布宜諾斯艾利斯郊外。
阿根廷歷史上第一位民選女總統克里斯蒂娜·費爾南德斯·德基什內爾是貝隆主義者，偶爾被稱為「新艾薇塔」。基什內爾表示，她不想將自己與伊娃·貝隆相提並論，聲稱她是阿根廷歷史上一個獨特的現象。基什內爾還說，她這一代在20世紀70年代阿根廷軍事獨裁統治時期成年的女性，應該感謝伊娃·貝隆為她們樹立了激情和好鬥的榜樣。[23]2002年7月26日，在伊娃·貝隆逝世50周年之際，為紀念她而開設的博物館——艾薇塔博物館正式開放。該博物館由她的侄孫女克里斯蒂娜·阿爾瓦雷斯·羅德里格斯創建，收藏了伊娃·貝隆的許多衣服、肖像和她生活的藝術效果圖，已成為一個受歡迎的旅遊景點。博物館在伊娃·貝隆基金會曾經使用過的一座建築內開放。[24]
在《伊娃·貝隆：一個女人的神話》一書中，文化人類學家朱莉·泰勒聲稱，由於三個獨特因素的結合，伊娃·貝隆在阿根廷仍然很重要：
在所研究的圖像中，三個始終聯繫在一起的元素——女性氣質、神秘主義或精神力量以及革命領導力——顯示了一個潛在的共同主題。認同這些要素中的任何一個都會使一個人或一個群體處於既定社會的邊緣，並受到機構權威的限制。任何能夠認同這三幅圖像的人都會通過不承認對社會或其規則的控制的力量，提出壓倒性的、呼應性的統治主張。只有女人才能體現這種力量的所有三個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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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認為，伊娃·貝隆在阿根廷持續重要的第四個因素與她作為一個死去的女人的地位以及死亡對公眾想像力的影響有關。泰勒認為，貝隆的防腐屍體類似於伯爾納迪·蘇比魯等各種天主教聖徒的不朽，在拉丁美洲的天主教文化中具有強大的象徵意義：
在某種程度上，她持續的重要性和受歡迎程度不僅歸功於她作為女性的力量，也歸功於死者的力量。無論一個社會對來世的看法是如何構建的，死亡本質上仍然是一個謎，在社會正式平息它引起的騷亂之前，死亡是一個混亂和無序的根源。女性和死者——死亡和女性——與結構化的社會形式有着相似的關係：在公共機構之外，不受官方規則的限制，也不受正式類別的限制。作為一具女性屍體，伊娃·貝隆重申了女性和殉教的象徵性主題，她可能對精神領袖提出了雙重要求。[25]:148
約翰·巴爾福是貝隆政權時期英國駐阿根廷大使，他描述了伊娃·貝隆的受歡迎程度：
無論以何種標準衡量，她都是一個非常非凡的女人；當你想到阿根廷，甚至拉丁美洲是世界上男性主導的地區時，有一個女人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當然，她引起了和她一起生活的人的不同感受。她稱之為富裕和特權階層的寡頭們憎恨她。他們認為她是個無情的女人。另一方面，人民群眾崇拜她。他們把她看作是一位慷慨的女士，正在從天堂分發嗎哪。
2011年，伊娃·貝隆的兩幅巨型壁畫在位於七月九日大道的現在的社會發展部的建築立面上揭幕。這些作品是由阿根廷藝術家亞歷杭德羅·馬爾莫繪製的。2012年7月26日，為紀念伊娃·貝隆逝世60周年，發行了價值100比索的紙幣。備受爭議的胡利奧·阿亨蒂諾·羅加的肖像被伊娃·貝隆的肖像所取代，使她成為阿根廷貨幣上的第一位女性。紙幣中的圖像基於1952年的設計，其草圖在鑄幣局被發現，由雕刻師塞爾希奧·皮洛西奧與藝術家羅格·普豐德共同製作。印刷總量為2000萬張紙幣；目前尚不清楚政府是否會取代以「羅加與荒漠遠征」為特色的紙幣。
总结
视角
在貝隆統治期間，阿根廷發生的反猶太主義事件比20世紀任何其他時期都要少。在閱讀了[胡安·]貝隆在前兩任總統任期內發表的反對反猶太主義的眾多演講後，很明顯，在貝隆之前，沒有其他總統如此明確和毫不含糊地拒絕歧視猶太人。伊娃·杜阿爾特·迪·貝隆也是如此。在她的許多演講中，艾薇塔認為，是該國的寡頭政治支持反猶太主義的態度，但貝隆主義沒有。 ——拉阿南·雷因
從一開始，胡安·貝隆的對手就指責他是法西斯分子。斯普魯伊爾·布萊登是一名來自美國的外交官，他得到了胡安·貝隆對手的大力支持，他以胡安·貝隆是法西斯和納粹為競選綱領，反對胡安·貝隆的首次候選人資格。在1947年艾薇塔的歐洲之行中，她作為法蘭西斯克·佛朗哥的特邀嘉賓，這可能增強了人們對貝隆家族是法西斯分子的看法。到1947年，佛朗哥已經在政治上被孤立，因為他是為數不多的能夠保留權力的右翼獨裁領導人之一。因此，佛朗哥迫切需要一個政治盟友。由於阿根廷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是西班牙後裔，阿根廷與西班牙建立外交關係似乎是理所當然的。弗雷澤和納瓦羅在1947年歐洲巡演期間評論了國際社會對艾薇塔的看法，他們寫道：「艾薇塔不可避免地會被置於法西斯背景下。因此，艾薇塔和貝隆都被視為代表了一種在歐洲發展的意識形態，但在遙遠的國家卻以異國情調、戲劇化甚至滑稽的形式重新出現。」[1]:100
美國-阿根廷商會前主席勞倫斯·萊文寫道，與納粹意識形態相反，貝隆家族並不反猶太主義。在《從貝隆到梅內姆的阿根廷內幕：從美國人的角度看1950-2000》一書中，萊文寫道：
美國政府對貝隆對意大利的深深欽佩（以及他對德國文化的厭惡，他覺得德國文化過於僵化）一無所知。他們也沒有意識到，儘管阿根廷存在反猶太主義，但貝隆自己的觀點和他的政治協會並不是反猶太主義的。他們沒有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即貝隆在阿根廷尋求猶太社區協助制定他的政策，而他在組織工業部門方面最重要的盟友之一是來自波蘭的猶太移民何塞·貝爾·格爾巴德。
傳記作家羅伯特·克拉斯韋勒寫道：「貝隆主義不是法西斯主義」，「貝隆主義不是納粹主義」。克拉斯韋勒還提到了美國大使喬治·S·梅瑟史密斯的評論。1947年訪問阿根廷時，梅瑟史密斯發表了以下聲明：「這裏對猶太人的社會歧視沒有紐約或國內大多數地方那麼多。」[8]
《時代》雜誌發表了阿根廷作家、記者、羅格斯大學拉丁美洲項目前主任托馬斯·埃洛伊·馬丁內斯的一篇文章，題為《幻想背後的女人：妓女、法西斯、揮霍——伊娃·貝隆受到了極大的侮辱，大多不公平》。在這篇文章中，馬丁內斯寫道，幾十年來一直有人指責伊娃·貝隆是法西斯分子、納粹分子和小偷。他寫道，這些指控是不真實的：
她不是法西斯分子，也許對這種意識形態的含義一無所知。她並不貪婪。雖然她喜歡珠寶、皮草和迪奧連衣裙，但她可以擁有她想要的任何東西，而不需要搶劫別人。1964年，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表示，「那個女人[艾薇塔]的母親」是「胡寧一家妓院的夫人」。他經常重複誹謗，以至於有些人仍然相信這一點，或者更常見的是，認為艾薇塔自己在那個想像中的妓院當學徒，所有認識她的人都提到她缺乏性感。1955年左右，小冊子作者西爾瓦諾·桑坦德採用了同樣的策略，編造了艾薇塔作為納粹同謀的信件。確實，（胡安）貝隆在1947年和1948年為納粹罪犯進入阿根廷提供了便利，從而希望獲得德國人在戰爭期間開發的先進技術。但艾薇塔沒有參與其中。[26]
胡安·貝隆政府之前的政府是反猶太主義的，但他的政府不是。胡安·貝隆「熱切而熱情地」試圖招募猶太社區加入他的政府，並為猶太成員建立了貝隆黨的一個分支，即阿根廷以色列組織（OIA）。貝隆政府是第一個討好阿根廷猶太社區的政府，也是第一個任命猶太公民擔任公職的政府。貝隆政權被指責為法西斯，但有人認為，貝隆統治下的法西斯主義從未在拉丁美洲扎根；此外，由於貝隆主義政權允許敵對政黨存在，因此不能將其描述為極權主義。[27]
到20世紀末，伊娃·貝隆已經成為眾多文章、書籍、舞台劇和音樂劇的主題，從1952年的傳記《帶鞭子的女人》到1981年的電視電影《埃維塔·貝隆》，由費·唐娜薇主演。對伊娃·貝隆生平最成功的演繹是音樂劇《艾薇塔》。這部音樂劇最初是一張概念專輯，由安德魯·勞埃迪·韋伯和蒂姆·賴斯於1976年聯合製作，朱莉·科文頓擔任主角。這張概念專輯後來被改編成倫敦西區的音樂劇舞台劇，並獲得了1978年奧利弗音樂劇最佳表演獎，伊蓮·佩姬後來擔任了主角。1980年，帕蒂·盧波內因在百老匯演出中飾演主角而獲得托尼獎音樂劇類最佳女主角。這部百老匯作品還獲得了托尼獎最佳音樂劇獎。尼古拉斯·弗雷澤（Nicholas Fraser）聲稱，迄今為止，「除南極洲外，這部音樂劇已在各大洲上演，並產生了超過20億美元的收入。」[1]:193。這部音樂劇也於2025年在倫敦守護神劇院上演，由傑米·勞埃德執導，瑞秋·曾格勒主演。
早在1978年，音樂劇就被認為是電影的基礎。在推遲了近20年的製作後，麥當娜被選為1996年電影版的主角，並獲得了金球獎「音樂或喜劇類最佳女主角」獎。為了回應這部美國電影，並試圖對伊娃·貝隆的生活進行更準確的政治描述，一家阿根廷電影公司發行了《伊娃·庇倫：真實故事》。該劇由女演員埃絲特·戈里斯飾演主角。這部電影是1996年阿根廷提交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但沒有被提名。[28]
尼古拉斯·弗雷澤寫道，伊娃·貝隆是我們這個時代完美的流行文化偶像，因為她的職業生涯預示着到20世紀末已經司空見慣的事情。在貝隆時代，一名前藝人參與公共政治生活被認為是可恥的。她在阿根廷的批評者經常指責她將公共政治生活變成演藝事業。但弗雷澤聲稱，到20世紀末，公眾已經全神貫注於名人崇拜，公共政治生活變得微不足道。在這方面，伊娃·貝隆也許領先於她的時代。弗雷澤還寫道，貝隆的故事對我們這個痴迷名人的時代很有吸引力，因為她的故事證實了荷里活最古老的陳腔濫調之一，即白手起家的故事。[1]:194阿爾瑪·吉列爾莫普列托在反思伊娃·貝隆去世半個多世紀後的受歡迎程度時寫道：「艾薇塔的生活顯然才剛剛開始。」
伊娃·貝隆出現在2012年首次發行的100比索紙幣上，紀念她去世六十周年。她還出現在2022年發行的新100比索紙幣上。[29]
參見
參考文獻
延伸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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