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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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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條目介紹的是1927年在張伯苓支持下、由何廉於南開大學創辦的經濟研究機構。關於1987年於南開大學創辦的專注研究交通經濟學的研究機構，請見「南開大學交通經濟研究所」。關於1987年於南開大學創辦的專注研究國際經濟理論與政策的研究機構，請見「南開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關於2002年南開大學成立的以區域經濟學為研究方向的研究機構，請見「南開大學城市與區域經濟研究所」。關於2008年南開大學成立以計量經濟學為研究方向的研究機構，請見「南開大學數量經濟研究所」。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英語：Nankai Institute of Economics，縮寫：NKIE），簡稱南開經研所，1927年由何廉倡議、張伯苓支持下創辦，初名南開大學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1931年，更名為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並將建所的宗旨確立為「知中國，服務中國」。該機構在中國較早的開展了系統性的社會調查工作，自1927年編制的南開價格指數是研究當時中國經濟的重要參考指標，也是中國首個物價指數，具有較高影響力和學術價值[1]。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曾與《大公報》合作主辦學術專刊《大公報·經濟周刊》定期發布經濟數據及學術論文，主持出版《南開指數》《南開經濟與社會季刊》《世紀評論》《經濟評論》等中英文學術期刊，翻譯了多部經濟學著作引入中國，以西方經濟學理論和統計學方法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問題，初步促進了中國經濟學的本土化，在南開大學招收和培養了中國最早的一批經濟學研究生[2]，形成了民國時期經濟學研究中的南開學派，是公認的民國時期研究中國經濟的權威機構[3][4]。
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歷經戰亂南遷、院系調整和文革期間兩次調整和恢復，其下轄的研究室逐漸壯大並派生出南開大學交通經濟研究所、國際經濟研究所、城市與區域經濟研究所和數量經濟研究所等多個經濟領域學術研究機構。目前，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位於天津市南開區南開大學八里台校區內，掛靠於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是南開大學重要的學術研究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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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沿革
1926年，何廉在美國耶魯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後回到中國，同時受到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和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社會調查部負責人陶孟和的聘請邀約[3]。陶孟和邀請何廉出任美國庚款管理機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社會調查部研究導師[3]。何廉在婉拒陶孟和的邀約後，受其啟發，向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提議設立一個獨立不隸屬於任何學科的研究機構，得到張伯苓的支持[3]。
1927年9月10日，由何廉提議，在校長張伯苓支持下，南開大學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成立，辦公地點設在八里台的秀山堂，是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的前身，何廉擔任委員會的主任導師[3]。因為定位為專門的研究機構，該委員會最初階段的任務主要圍繞於收集與中國經濟有關的中外文書刊及各種文字寫成的經濟資料、匯集整理編成《南開中國經濟文集》和經濟統計資料的編制與分析兩方面工作展開[3]。1928年12月，何廉的大學同學方顯廷在美國耶魯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後回到上海，被國民政府實業部任命為國家經濟訪問局局長[5]。何廉親自到上海，勸說方顯廷到南開大學任經濟學教授從事學術和教育事業[5][3]。1929年2月，方顯廷正式受聘擔任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研究主任[5]。受方顯廷的影響，委員會的研究工作開始轉向以天津地區為重點的「中國工業化的程度與影響」的調査研究，在中國進行了第一次系統地進行社會經濟調查研究工作，是中國最早的經濟學實證研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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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南開大學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與文學院下設的經濟系聯合組建經濟學院，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除經濟領域學術研究外也開始兼顧教學職能[7]。1931年起，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快速發展、成果豐碩、研究條件大幅改善。1934年春，國民政府教育部以「經濟學院」名稱不符合「大學組織法」的規定為由，不予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備案並要求改組[7]。於是南開大學不得以在對公行文中廢除「經濟學院」的名稱，恢復商學院及各學系，並將原隸屬於文學院的經濟系改在商學院設置，同時根據教育部設立研究所的有關規定，另行設立「商科研究所經濟學部」，即「南開經濟研究所」，英文為Nankai Institute Of Economics，簡稱NKIE[8]。但後來，南開大學並未完全執行教育部規定，在與教育部行文時相關稱謂依據教育部的規章使用，但在事實上卻仍保留沿用教育部未予備案「經濟學院」和「南開經濟研究所」的名稱。同年《南開指數》創刊，因刊登反映當時中國經濟的指數而受到國內外經濟學界的關注[2]。1935年7月，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開始招收研究生，是中國自主培養的並獲得教育部承認的第一批經濟學碩士[8]。1935年，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與北京協和醫學院、燕京大學、清華大學、金陵大學及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共六家機構聯合成立「華北農村建設協進會」，何廉任協進會主席，方顯廷任秘書長，洛克菲勒基金會提供資金支持[1]。按照該會分工，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負責培養地方政府和財政、合作組織以及土地管理方面的人才[1]。
1936年，抗日戰爭前夕，校長張伯苓因擔心南開大學遭到日軍侵襲、對日軍進行事先防範，在日軍佔領天津前，將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遷至重慶南開中學校內忠恕圖書館的底樓並將南開經濟研究所十餘年的積累的127箱、21000捲圖書資料、調查研究材料也於日軍炸毀南開大學前裝箱南運，經香港、越南海防等地中轉，耗時數年，最終於1940年運抵重慶[1]。
1937年7月29日，日軍轟炸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辦公地點秀山堂雖被毀，但師生無一人傷亡。南開經濟研究所在南開大學參與組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後，曾更名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研究院商科研究所經濟學部[7]。抗日戰爭前，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主導建立的華北農村建設協進會仍遷至貴陽並更名為中國農村建設協進會，由方顯廷主持業務並邀請南開經濟研究所的成員前往工作[9]。1939年，由於貴陽遭到日軍空襲，中國農村建設協進會的工作無法繼續，何廉、方顯廷商定將南開經濟研究所遷往重慶[9]。
1939年後，在重慶市沙坪垻重慶南開中學圖書館內南開經濟研究所重新開始研究工作並恢復招收研究生[9]，是南開大學各院系所中唯一遷至重慶的機構，僅在昆明設有南開經濟研究所昆明辦事處[7]。1944至1945年，方顯廷主持編制《（戰後）第一期經濟建設原則》和《第一期國家經濟建設總方案物資建設五年計劃草案（提要）》，這兩項成果展現了南開經濟研究所學人關於中國工業化的構想[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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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4月，蔣介石親自簽署了將私立南開大學變為國立大學的簽呈[10]。5月4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舉行結業典禮，7月31日宣布正式解散，南開大學各系所陸續返回天津復校。12月，南開經濟研究所遷回天津。但因南開大學由私立大學改為國立大學，洛克菲勒基金會、太平洋國際學會等國外資助中斷，經費短缺，研究工作受到限制[8]。
1947年9月，為了保持研究所的人員實力，何廉、方顯廷離開國民政府後，在金城銀行董事長周作民和總行協理兼西南管轄行經理戴自牧幫助下，在上海新建立了一個獨立的「中國經濟研究所」，該所作為南開經濟研究所的一個分支機構，由方顯廷擔任所長並主持出版經濟學學術周刊《經濟評論》，成員是南開經濟研究所的老同亊和原經濟研究所畢業的留學歸國的學生[3]。但持續時間不久，因國共內戰和經濟秩序混亂，中國經濟研究所的各項研究工作無法持續開展，方顯廷受邀赴聯合國任職，致力於亞洲各國經濟發展研究，而何廉在1948年受命赴天津擔任南開大學代理校長[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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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大陸興起，何廉、方顯廷等創始人相繼移居國外，加上昔日受到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海外機構資助，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在政治上受到打壓和排擠，曾被勒令整頓，諸多科研教學人員受到不公待遇[1]。1952年，高等學校院系調整之後，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一度暫時停辦狀態[8]。1958年，在原南開經濟研究所的基礎上建立了中國科學院河北省分院經濟研究所，但仍設立於南開大學校內。拆分後的中科院河北分院經濟研究所仍與南開大學經濟系保持學術交流，並多次舉辦學術交流會[11]。
1959年5月，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到南開大學視察時，對南開經濟研究所持基本肯定態度並詢問：「何廉為什麼不回來，可以回來嘛！」此後，周恩來在接見外賓時，曾托人問候並邀請何廉回國[12]，而何廉則長期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授到退休，直至在紐約病逝。1962年，中科院河北分院經濟研究所準備停辦，周恩來指示由南開大學重新接管，復名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由曾經留學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季陶達教授任南開大學經濟系主任兼任所長，南開大學教務長藤維藻教授和經濟系副主任陶繼侃教授兼任副所長，先後設立了社會主義經濟、美國經濟、大洋洲經濟、中國近代經濟史等四個研究室[8]。1964年，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受國務院委託開展大洋洲經濟研究，填補了中國大陸對該領域研究的空白[13]。
文革期間，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的工作一度被迫中斷[8]。1971年10月，工農兵學員入學，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被第二次撤銷，併入南開大學經濟系，直至1973年之後經濟研究所各研究室相繼恢復研究工作[8]。1976年12月出版的南開大學經濟系與南開經濟研究所合編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修訂本）至1977年11月發行2.7萬多冊，[14] 後來有人將它與《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一起並列為「四人幫」的「幫書」。[15]1978年7月正式與經濟系分離，單獨建立行政機構，時任校長滕維藻曾一度兼任所長[13]。1979年12月，由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谷書堂教授主編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正式出版，成為中國大陸北方各高校通用的經濟學教科書，被稱為「北方本」，該書突破了蘇聯教科書的框架、吸取當時理論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並歷經多次修訂，在中國經濟學科教育領域具有較高影響力[16]。1984年，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承擔了「計劃價格形成問題」的國家重點研究課題項目[17]，並獲得博士學位授予權。1985年，前聯合國總部高級經濟專家桑恆康教授應邀在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創辦運輸經濟專業，並於1987年6月在此基礎上成立了南開大學交通經濟研究所[18]。1987年11月，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的世界經濟學科單獨成立南開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19]，同月，經濟研究所被國家教育委員會評委十二個全國重點社會科學研究所之一。1988年，在中國地理學會人文地理專業委員會主任、地理學家鮑覺民的倡議下，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成立了經濟地理研究室，是中國第一個在經濟研究機構內設立的經濟地理研究機構[20]。
1994年至1998年期間，陳宗勝教授出任南開經濟研究所所長，在任期間側重於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轉型與居民收入等相關問題。2002年，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城市與區域經濟研究室拆分並獨立成立城市與區域經濟研究所[21]。2008年起，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曾與瀟湘晨報合作編製發布「南開·瀟湘晨報指數」[22]。2012年9月10日，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成立85周年時舉辦了相關慶祝活動[6]。2017年10月，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原所長陳宗勝因「中國經濟轉型和發展中的收入分配理論」，獲得第八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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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任所長
1927年，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的支持下，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的前身南開大學經濟社會研究委員會由耶魯大學經濟學博士何廉創辦並任首任主任導師（負責人），1936年，何廉赴國民政府任職後，方顯廷繼任經濟研所所長[1]。最初的兩任所長何廉、方顯廷是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早期的代表性人物，二人因經濟領域的學術貢獻與馬寅初、劉大鈞並稱「民國四大經濟學家」[24]，因意識形態等原因二人還一度很少進入大陸學術的視野[5]。 1946年，陳序經接任南開大學教務長兼經濟研究所所長[1]，1948年7月序經赴嶺南大學任校長後，經濟地理學家鮑覺民任所長。1950年5月，南開大學校務委員會任命哈佛大學博士王贛愚接任南開大學財經學院院長兼任經濟研究所所長[25]，直至院系調整、劃歸中國科學院。1962年，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重新劃歸南開大學後，曾經留學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季陶達教授任南開大學經濟系主任兼任所長，陶繼侃任副所長。文革中，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再次被撤銷，直至1978年恢復重建，錢榮堃任副所長。1979年，南開大學副校長滕維藻兼任所長[13]。1981年，熊性美教授任經濟研究所所長。1983年，南開大學經濟學院重建後，谷書堂任首任院長並兼任經濟研究所所長[16]。1994年至1998年，陳宗勝擔任所長。1998年，南開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周立群兼任所長，此後柳欣繼任所長。2013年10月柳欣病逝，此後所長一職懸空。2014年6月，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曾面向全球聘任所長[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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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
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在中國較早的開展了系統性的社會調查工作，自1927年編制的南開價格指數是研究當時中國經濟的重要參考指標，也是中國首個物價指數，具有較高影響力和學術價值[1]。南開大學研究所的學者翻譯了多部經濟學著作引入中國，以西方經濟學理論和統計學方法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問題，初步促進了中國經濟學的本土化[9]，在南開大學招收和培養了中國最早的一批經濟學研究生[8]，形成了民國時期經濟學研究中的南開學派，是公認的民國時期研究中國經濟的權威機構[4]。
在南開經濟研究所創辦初期，何廉認為，價格在經濟學理論體系中是所有經濟活動的中心所在[3]。至於統計和編制物價指數則為「經濟界之寒暑表」，以觀察物價之趨勢及「窺幣值購買力之消長」，並「為國人經營商業之參考」[3]。因此，1927年9月南開大學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成立之初即決定把調研和編制津京冀批發物價指數作為研究工作的起點和切入點。隨着南開經濟研究所的壯大、人員的增加，研究範圍不斷擴大，收集、編制的指數不僅包括中國進出口貿易物量、物價指數、津滬外匯指數、天津上海對外匯率及外匯指數、上海內匯市價、上海銀價輸出輸入數量指數、上海躉售物價指數及天津零售物價指數、上海重要商品市價指數、天津工人生活費指數、北平生活費指數、上海生活費指數、全國各重要市縣工資指數、各重要城市工資指數，還包括戰時重慶物價指數、重慶生活費指數、重慶公教人員收入指數、重慶地主、商人及工人生活費指數、戰時華北工業生產指數等。[27]相關指數至今仍然是研究當時的中國經濟的重要資料，如1929年至1930年，英國經濟史學家理查德·H·托尼在中國考察期間，利用南開大學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的資料和研究成果，撰寫了著作《中國的土地和勞動》並在國際學術界引起關注[24]。1933年，方顯廷所著的《中國之棉紡織業》出版，是一部對中國當時最重要的現代工業部門之一的的棉紡織業最從歷史到現狀進行全面系統研究並作了前瞻性分析的學術著作[28]，開始提出「中古經濟」的觀點，認為: 「至於經濟原因，則因中國現在正當自中古經濟制度蛻變至現代經濟制度之過渡時期」[5]日後，方顯廷在《中國經濟之癥結與統制》論文中正式提出中古式和半殖民地式經濟的概念，認為「我國經濟之兩大特徵———中古式與半殖民地式」[5]。1935年，何廉與李銳合著的教科書《財政學》，一經出版便成為全國各高校通行採用的經典教科書[29]。2011年，商務印書館在梳理中華百年學術經典時，將南開經濟研究所學人於1930年代出版的《中國之棉紡織業》和《財政學》納入了「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的百年經典學術著作之列[29]。1944至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前夕，方顯廷受何廉之託對戰後建設的經濟問題進行研究，期間主持編制《（戰後）第一期經濟建設原則》和《第一期國家經濟建設總方案物資建設五年計劃草案（提要）》，這兩項成果展現了南開經濟研究所學人關於中國工業化的構想[9]。
在近代經濟史上，私立南開經濟研究所因其學術成果豐碩而享有盛名，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當時經濟學界的「話語權」，並贏得了國內外學術界（如洛克菲勒基金會、國際太平洋學會等）、國民政府以及金城銀行、久大精鹽、永利鹼廠等工商農等社會各界的支持與幫助[1]。然而1949年以後，由於何廉、方顯廷等南開經濟研究所創始人曾在國民政府擔任職務並在政權更替後移居國外，而研究所曾接受過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並與國民政府關係密切，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曾長期遭受政治上的冷遇[1]。在1986年之前，中國大陸的絕大多數學術期刊不敢登與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有關的近代經濟史的文章[1]。1980年代開始，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承擔了計劃價格形成問題的相關國家重點課題，並牽頭組織了多次學術研討會[17]。1990年代，時任所長陳宗勝等開始經濟轉型、收入分配等課題進行研究，並因此獲得了2017年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30]，陳宗勝等主編的《中國經濟體制市場化進程研究》被認為張曙光等學者認為是中國市場化及其測度領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31]，該書的第一章《中國經濟體制市場化進程》曾獲得第2002年十屆孫冶方經濟學論文獎[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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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期刊
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早期的研究成果多發表於總部位於天津法租界內《大公報》的學術專刊以及1934年創刊的學術期刊《南開指數》。 1923年，南開大學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成立的次年，便與《大公報》開始合作主辦了學術專刊《大公報·統計周報》，此後先後更名為《大公報·經濟研究周刊》《大公報·經濟周刊》[33]。1928年1月1日，《大公報·統計周報》創刊。第一期為「大公報新年增刊」，即京津商情統計特刊，開始幾期不定期出版，自1928年1月30日起改為周刊，自1928年2月13日第六號起明列期號，至1928年12月31日，共出版52期[33]。1930年3月3日，更名為《大公報·經濟研究周刊》，以刊載統計數據為主，如平津金融市場和華北批發物價指數等，同時也刊載有關的經濟研究論文，但最初並未載明論文作者，自1931年1月5日第四十五期起開始載明論文作者，至1931年2月23日滿一年時終刊，共計52期[33]。1931年3月1日，該刊再度更名為《大公報·經濟周刊》，主要發表有關中國經濟及世界經濟的研究性論文、實地調查報告、統計數據之分析及書評等。抗日戰爭爆發日軍佔領天津、南開大學南遷後，該刊於1937年7月21日停刊[33]。
1928年起，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曾長期出版英文學術期刊《南開經濟與社會季刊（英語：Nankai Social and Economic quarterly）》[12]。1934年10月，南開經濟研究所在長期調查編制社會經濟數據的基礎上創辦學術期刊《南開指數年刊》，該刊因連續登載反映當時中國經濟的指數而受到國內外經濟學界的關注[2]，1944年，該刊更名為《南開統計周報》。1947年，何廉、方顯廷曾在上海短暫出版過學術期刊《世紀評論》《經濟評論》，後因時局原因停止[9]。
研究經費
南開大學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創立伊始，研究經費極為緊張。在創立時，南開大學學校層面撥付啟動資金5000元，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贊助4000元，何廉把導師歐文·費雪贈送他的500美元投入創辦經費，隨後太平洋國際學會首期資助了2000美元[3]。在1931年至1937年間，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快速發展、成果豐碩、研究條件大幅改善。但由於研究範圍的擴大，研究經費依舊緊張，但融資渠道較為多元化。經濟學院日常開，研究資金的缺口主要依靠金城銀行、鹽業銀行、大陸銀行、中南銀行等「北四行」以及久大精鹽公司、永利鹼廠等企業資助，洛克菲勒基金會曾給予南開經濟研究所一筆1932至1937年為期五年的研究經費，約定每年資助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15000美元的項目研究補助，解決了全所年度資金缺口的三成，此外還資助該所每年1至2名研究人員赴英美等發達國家進行學術深造[1]。
抗日戰爭時期，由於時局動盪，南開大學遭到日軍炸毀並前往重慶等地區，南開經濟研究所也隨之搬遷，只是這一時期的研究經費極為緊張短缺。除太平洋國際學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專題調研有限補助外，豫豐紗廠、裕華紗廠、中國植物油料廠、天府煤礦、慶新紗廠等工礦企業先後資助過研究所，張伯苓、何廉也曾向政府索要研究經費[1]。1942年4月，蔣介石訓令教育部：「私立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呈，為該校經濟研究所本年度經費萬分支絀，請准予續撥補助制10萬元一案：准予照撥。」[34]南開大學成為國立大學後，洛克菲勒基金會等機構停止了資助經費，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的經費主要依賴學校層面的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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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書
在1931年起，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快速發展，在藏書方面也頗具規模。據1931年底統計，經濟類書籍達3000餘部，經濟類期刊達100餘種[35]。在日軍佔領天津前，南開經濟研究所十餘年的積累的127箱、21000捲圖書資料、調查研究材料也於日軍炸毀南開大學前裝箱南運，經香港、海防等地中轉，耗時數年，最終於1940年運抵重慶，並於1946年南開大學返回天津復校時運回天津八里台，由南開大學圖書館專職保管[36]。1997年，由南開大學圖書館館藏並統計的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藏書共有中文圖書7800冊，西文圖書8726冊，日文圖書718冊，以經濟類圖書為主，絕大部分為1949年以前所收藏，部分已經絕版或成為孤本[36]。
參見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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