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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義士
台灣歷史名詞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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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義士是中華民國政府遷往臺灣後使用的一個歷史名詞,指以特定方式脫離中華人民共和國投奔中華民國的軍人或者平民。本詞自韓戰戰俘遣返問題而起被廣泛使用。
時代背景
韓戰期間,在中國人民志願軍戰俘中有一萬四千多個人選擇到臺灣,其中第一批於1954年1月23日由南韓仁川港搭美國海軍軍艦抵達基隆(此日是為123自由日,後來該紀念日於1993年正式改名為「世界自由日」),[1]至1月29日為止,共計有1萬4千多人到臺灣,從此「反共義士」這一名詞在臺灣正式大量使用。此後台灣設置各種安置和獎勵義士的方法,特別是針對駕機、駕艦脫離中國共產黨的反共義士,更採取巨額獎金的獎勵措施。其中最受關注的還是20世紀50年代到七八十年代駕機到台灣「投誠」的「反共義士」,共有16個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飛行員和機組人員(有人迫降身亡)駕着13架飛機投奔台灣。[2]
這些人被台灣捧為對大陸統戰的樣板,因此發出的獎金格外豐厚。他們來台後得到的黃金數量,最少的是1961年9月駕AN-2型民用螺旋槳飛機,從山東膠縣起飛,降落於南韓濟州島,其後輾轉抵達台灣的邵希彥和高佑宗2人,共獲500兩黃金;最多的是1983年8月7日駕米格-21戰機至韓國輾轉來台的孫天勤,獲7,000兩黃金。據統計台灣前後發出的黃金多達50,000兩。[3][4][5]
1991年台灣終止動員戡亂後不再視中共為叛亂組織,對於一些劫持民航機來臺者不僅不再有獎勵,為了配合國際反劫機公約與中華民國反劫機法律而改以劫機罪判刑入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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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士分類
韓戰戰俘營中有1萬4千個人選擇投奔台灣,拒返大陸的反共義士,這些人來台後,半仍舊編入軍隊。王明陽、劉儒裕、陳煌、胡輔仁、岳瑞武、蔣春松、彭七珍、吳祿安、雷勵夫、胡仁祥、郭守勤、張迪生、陳永華、王北山、汪金鏡、劉玉敬、潘海波、平占芳、周克俊等人即屬於這類群體。[2]
1965年5月,大陸難民潮時期從大陸逃往香港再輾轉赴臺灣的很多都是年輕學生,他們經由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接至臺灣,並且得到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葉遠翔和蕭玉井等人即屬於這類群體。
合計共13架飛機,16名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飛行員:[2]
隨着兩岸局勢、國際環境的巨大變化,90年代以後,再無80年代兩岸對飛的盛況,蔣文浩成為迄今最後一位投奔中華民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飛行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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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義士」指1983年5月5日自大陸劫持民航機降落到南韓漢城春川美軍飛彈基地,被台灣稱為反共義士的卓長仁、姜洪軍、高東萍、王豔大、安偉建及吳雲飛等6人。南韓當時以違反國際反劫機公約與國內法的罪名判處徒刑,將其羈押一年三個月後驅逐出境,遣送到台灣。該航機原本是由瀋陽飛往上海的中國民航296號航班。機上有9個機組人員,96個乘客,其中有3個日本人。
- 1988年後台灣為尊重國際反劫機的行為標準,對劫機者採取人機分離的方式,將劫機犯留下來服刑,服刑屆滿或假釋後遣返原國或原地。「劫機義士」從此成為歷史名詞。
- 1985年9月30日:施小寧、張木珠帶了大批武器,從福建沿海的蘇澳乘12匹馬力之漁船到馬祖。施小寧後來因涉前述案件而被判處無期徒刑。
- 1986年6月馬曉濱、劉德金等19名青年從廈門共同駕舢舨偷渡至韓國瑞山郡鶴岩浦港,原本意圖前往謀生,但同年7月8日被遣送到台灣,並被冠以『反共義士』的名號。中華民國情治單位於翌日將其送至澎湖越南難民營,予以隔離偵訊調查。其後被釋放。1989年11月17日晚間:馬曉濱夥同華裔越南難胞唐龍、長榮海運公司離職警衛王士傑,共同綁架長榮老闆張榮發的次子張國明,並向其勒索新台幣5,000萬元。後來三人被捕,全被判處死刑,於1990年7月20日凌晨執行槍決。由於事後張國明安全歸來,當時台灣社會有部分人士認為馬曉濱應罪不及於死,因此發起「救援馬曉濱」行動,但不成功。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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