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原名中國國民黨全國大會，於1924年1月20日至30日期間，在當時廣州的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禮堂舉行。大會出席代表共196人，孫中山任大會主席，胡漢民、汪精衛、林森、李大釗及謝持任主席團成員。蘇聯顧問鮑羅廷也出席此次會議。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舊址
日期	1924年1月20日－30日
地點	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禮堂
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廣州） 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海） （有爭議） →

背景

1924年1月24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孫中山為大會主席。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第二次護法運動後，孫中山開始考慮與共產黨合作的可能。1923年1月，孫中山與蘇聯政府全權代表越飛在上海會面，正式討論與共產黨合作。孫、越會面後曾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1]。

1923年年初，陳炯明部被擁護孫中山的滇、桂、和倒戈粵軍聯合組成的西路討賊軍擊敗，退守東江。孫中山得以在1923年3月回廣州。同年12月29日，孫中山落實接受列寧和共產國際的協助重建大元帥府，共產國際派出鮑羅廷到廣州為孫中山顧問，以蘇共為模式重組中國國民黨。1924年1月，孫中山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宣佈實行聯俄容共政策，並由鮑羅廷用英語起草《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瞿秋白翻譯，最終發表^[1][2]。在蘇聯援助下，於3月組建黃埔軍校，並以蔣中正為校長。

會議

1924年廣州街頭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民生主義》。

本次大會選出中央執行委員24人、以總理為主席、候補中央執行委員17人；中央監察委員5人、候補中央監察委員5人。中央執行委員會為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之最高權力機關。

重要決議：

1. 通過《組織國民政府之必要案》。
2. 制定《中國國民黨總章》、《中國國民黨政綱》。
3. 通過《紀律問題及海關問題案》。
4. 通過《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國民黨一大宣言反駁和批評了當時中國流行的幾種政治學說，包括「立憲派」、「聯省自治派」、「和平會議派」和「商人政府派」^[3]。

國民黨認為立憲派「不思憲法之所以能有效力，全恃民眾之擁護，假使只有白紙黑字之憲法，決不能保證民權」，又認為「憲法之成立，唯在列強及軍閥之勢力顛覆之後耳」。

對於聯省自治派，國民黨認為其「反欲借各省小軍閥之力，以謀削減中央政府之權能」，「推其結果，不過分裂中國，使小軍閥各佔一省，自謀利益，以與挾持中央政府之大軍閥相安於無事而已」。

對於和平會議派，國民黨認為「此等和平會議之結果，必無以異於歐戰議和所得之結果。列強利益相衝突，使歐洲各小國不得和平統一；中國之不能統一，亦此數國之利益為之梗也」，「蓋事實上不能禁軍閥中之一派不對於他派而施以攻擊，且凡屬軍閥莫不擁有僱傭軍隊，推其結果，不能不出於爭戰，出於掠奪。蓋掠奪於鄰省，較之掠奪於本省為尤易也」。

對於商人政府派，國民黨認為商人不能代表民眾利益，「軍閥政府託命於外人，而其惡益著，民眾之惡之亦益深；商人政府若亦託命於外人，則亦一丘之貉而已」。

組織機構

中央執行委員（24人）

• 胡漢民（1879-1936，廣東番禺），上海執行部常委兼組織部部長
• 汪兆銘（1883-1944，浙江紹興），中央主席團委員
• 張靜江（1877-1950，浙江吳興）
• 廖仲愷（1877-1925，廣東惠陽），大元帥府大本營財政部部長廣東省省長
• 李烈鈞（1882-1946，江西武寧），大元帥府大本營參謀長
• 居正（1876-1951，湖北廣濟），中央常委內務部總長
• 戴季陶（1891-1949，浙江吳興），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央常委
• 林森（1868-1943，福建閩侯），大元帥府大本營建設部部長兼治河督辦
• 柏文蔚（1876-1947，安徽壽縣），討賊軍第二軍軍長
• 丁惟汾（1874-1954，山東日照），北方執行部工人部部長和秘書處常委
• 石瑛（1878-1943，湖北陽新），廣州市政府工程師
• 鄒魯（1885-1954，廣東大埔），中央常委兼青年部部長廣東高等師範學校校長
• 譚延闓（1880-1930，湖南茶陵），大元帥府大本營秘書長湖南省省長兼湘軍總司令
• 覃振（1885-1947，湖南桃源），負責湖南省黨務工作
• 譚平山（1886-1956，廣東高明），中共黨員中央常委兼中央組織部部長
• 石青陽（1879-1935，四川南里），四川討賊軍第一路軍總司令兼川東邊防軍總司令
• 熊克武（1885-1970，四川井研），四川討賊軍總司令
• 李大釗（1888-1927，河北樂亭），中共北方區委書記
• 恩克巴圖（1888-1944，察哈爾省），察哈爾省黨部執委
• 王法勤（1870-1941，河北高陽），中央黨務審查委員會委員北京執行部執委
• 于右任（1879-1964，陝西三原），上海大學校長
• 楊希閔（1886-1967，雲南賓川），中央直轄滇軍總司令兼粵贛湘邊防督辦兼第一軍軍長
• 葉楚傖（1886-1946，江蘇吳縣），上海執行部青年部部長婦女部部長
• 于樹德（1894-1982，河北靜海），中共黨員北京執行部青年部部長

候補中央執行委員（17人）

• 邵元沖（1890-1936，浙江紹興），哥倫比亞大學學習
• 鄧家彥（1883-1966，廣西桂林），廣西最高會議參議、廣西支部支部長
• 沈定一（1892-1928，浙江蕭山），中共黨員
• 茅祖權（1883-1952，江蘇海門），大元帥府大本營參議
• 李宗黃（1887-1978，雲南鶴慶），廣東江防司令
• 白雲梯（1894-1980，內蒙古喀喇沁中旗），內蒙古黨務特派員
• 張知本（1881-1976，湖北江陵），大元帥府大本營參議
• 彭素民（1884-1924，江西清江），中央宣傳部部長
• 毛澤東（1893-1976，湖南湘潭），中共中央委員
• 傅汝霖（1896-1985，黑龍江安達），京滬粵執行部委員
• 於方舟（1900-1928，河北寧河），中共黨員、直隸省黨部工作
• 張葦村（1897-1935，山東郯城），山東省學生聯合會會長
• 瞿秋白（1899-1935，江蘇常州），中共中央委員、上海大學教務長
• 張秋白 安徽 中央秘密執行總部黨務交際部長
• 張國燾（1897-1979，江西萍鄉），中共中央委員
• 韓麟符（1900-1934，山西榆次），中共黨員、中共北方區委工作
• 林祖涵（1886-1960，湖南臨澧），中共黨員，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部長

中央監察委員（5人）

鄧澤如、吳稚暉、李石曾、張繼、謝持

中央候補監察委員（共5人）

蔡元培、許崇智、劉震寰、樊鍾秀、楊庶堪

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

1月31日，孫中山主持第一次會議，選出中央領導機構。2月4日，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轄下各部部長任命：

• 總理：孫文
• 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廖仲愷、戴季陶、譚平山（共產黨員）
• 組織部長譚平山（共產黨員）；秘書 楊匏安（共產黨員）
• 宣傳部長戴季陶（汪兆銘繼任，從1925年10月5日到1926年5月28日毛澤東代理部長^{[註 1]}）；秘書 劉蘆隱
• 工人部長廖仲愷；秘書 馮菊坡（共產黨員）
• 農民部長林祖涵（共產黨員）（黃居素、廖仲愷繼任）；秘書 彭湃（共產黨員）
• 軍事部長許崇智
• 青年部長鄒魯；秘書 孫甄陶。

隨後，中央黨部會議又推定：

• 婦女部長曾醒（何香凝繼任）；秘書 唐允恭
• 海外部長林森

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

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於1924年8月15日在廣州召開。孫文及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和候補執監委員24人出席。會上對國共合作政策發生爭論，並呈請孫文裁可。會議通過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委會頒發有關容納共產分子問題之訓令》，重申認為國民黨一大通過的國共合作的政策「完全正確」，指中國共產黨「代表國民中多數的無產階級之利益」，「與國民黨之主義精神無所違反」。會議決定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內特設國際聯絡委員會，直接協商中國共產黨之活動「與國民黨有關係者之聯絡方法」。會議推汪精衛為宣傳部長，伍朝樞為第三國際部長^[4]。

二中全會討論張繼等人的「彈劾案」。會議經過激烈辯論，於8月21日通過《國民黨內之共產派問題》、《國民黨與國際革命運動之聯絡問題》兩項議案，宣布繼續維護國共合作。在閉幕會中，孫文指馮自由「因為未被選為中央委員而煽動一伙人反對共產黨……我相信馮自由一個人不可能煽動很多人，但他入黨已20多年，在同志們中有一定影響，有些同志不自覺地附和他。現在我以總理的名義宣布開除馮自由出黨」。孫中山公開斥責馮自由對其聯俄容共政策的對抗態度，指「現在如果有人說我的民生主義不是共產主義，那麼這位同志的『民生主義'可能與我的民生主義不同。如果在全會以後還有同志說不了解我的主義」，並警告黨內若有「再無端挑起是非，我們就將採取對馮自由一樣的方法來對待他們。」馮自由受壓後被迫離開廣東^[5][6][7][8]。

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

1925年3月，孫文病死。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於1925年5月16日至24日在廣州舉行，大會正式作出《接受總理遺囑宣言》和《關於接受遺囑的訓令》的決議，並把孫文遺囑全文載入，並明確宣布：「以後本黨一切政治的主張，不得與總理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宣言及9月13日宣言，11月13日宣言之主旨相違背；凡違背上述主旨之方案，無論何級黨部，概不得決議」^[9]。

戴季陶於會上提出所謂「建立純正的三民主義為中心思想的國民最高原則」的建議，以排擠中共。國民黨親共左派與中國共產黨跨黨分子則抵制國民黨反共右派。決議接受孫文的遺囑，作出了關於國民黨的紀律通告，重申二中全會關於接受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決議，並要求通告全體黨員^[10]。

對於與蘇俄的態度問題，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決議指國民黨要繼承孫「未竟之志」，「努力為民族平等，國家獨立而奮鬥」。在對外政策方面宣布「凡能尊重我民族之平等與國家之獨立者，為中華民國親善之友；反之，則為我國之敵」，並明確指「現在世界上平等對待我之民族，唯蘇聯始可當此稱」，因此確定了國民黨內對於蘇聯態度的紀律。對於容納中共成員加入國民黨成為雙重黨員（「容共」），全會明確中共跨黨者只要「接受本黨之主義與政綱」，「遵守總理遺教」，則其「責任責任與義務完全與一般黨員無殊」。通過的《對全體黨員之訓令決議案》提到:「然因容納中國共產黨分子加入本黨之故,社會對於吾黨之疑慮,及吾黨同志間之糾紛,由是引起。」「任何階級無不聞共產二字而卻走,及見本黨容納中國共產黨分子之加入,率驚恐相顧,以為大禍之將臨」，是國民黨官方文件中較早有關「容納中國共產黨分子」 之提法^[9]。

三中全會發表了時局宣言，宣布不與「北京軍閥政府」合作。這次會議原定於4月在北京召開，因受北京當局阻撓遷至廣州舉行，並決議以後中央執行委員會或全體會議只能在廣州開會^[10]。

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有爭議）

主條目：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和西山會議派

註釋

1. 1925年10月5日，國民黨召開第111次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會上，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國民黨政府主席、政治委員會主席汪精衛，以政府事繁，難於兼顧宣傳部長職務為由，向會議提出調毛澤東代理宣傳部長。對汪的這一提議，會上沒有不同意見，於是便決定要求毛澤東儘快到宣傳部主持工作。10月6日，《廣州民國日報》公布了這一消息。10月7日，毛澤東到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就職，並主持召開宣傳部第一次部務會議。12月3日，國民黨公布了《反奉戰爭宣傳大綱》，刊載於《政治周報》創刊號。廣州《國民新聞》等報刊都以醒目標題轉載。同一天，毛澤東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代理部長」名義，發出《中央宣傳部對反奉宣傳之通告》，要求「全國各地高級黨部宜指揮所屬全體同志為廣大之宣傳，引起民眾之革命高潮」，以奪取「國民革命」的「部分成功進而至於全部成功」。12月，毛澤東兼任了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員養成所所長。1926年1月，國民黨於廣州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向大會作了關於宣傳部兩年工作情況的宣傳報告，全面總結了宣傳工作的成績和問題。會議期間，毛澤東還積極參加起草宣傳問題的決議。經過他的努力，大會通過了關於宣傳工作的三個決議案，即《宣傳問題決議案》、《黨報決議案》和《宣傳報告決議案》。這些決議案詳細、具體地規定了今後的宣傳方針、政策和任務，使各地黨部宣傳部做到了有章可循，對於改進和健全國民黨宣傳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會上，毛澤東再次當選為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同時，中央常委會批准毛澤東繼續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