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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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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及政府官方
在文革進行中以及華國鋒時期，中國共產黨官方對文革的評價偏向正面，但也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高層幹部表示反對[1]。
- 1967年，在《紅旗》雜誌第1期發表的姚文元的《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一文中，毛澤東加寫了一段文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它觸動到人們根本的政治立場，觸動到人們世界觀的最深處，觸動到每個人走過的道路和將要走的道路，觸動到整個中國革命的歷史。這是人類從未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革命變革，它將鍛煉出整整一代堅強的共產主義者。」[2] 1968年4月，《人民日報》公布了毛澤東最新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繼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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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的懷仁堂政變象徵着文化大革命的結束，華國鋒上台後，一方面「揭批四人幫」，另一方面仍在肯定文化大革命[1]。
- 1977年8月，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上報告：「鑑於蘇聯復辟資本主義的歷史教訓和我國資本主義復辟的現實危險，毛主席以無與倫比的偉大革命氣魄，親自發動和領導了無產階級專政歷史上沒有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經過這場政治大革命，我們黨取得了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重大路線鬥爭的勝利，粉碎了劉少奇、林彪、「四人幫」三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在反覆爭奪中奪回了被他們竊取的那一部分權力，使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空前鞏固，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全面地、正確地貫徹落實掃清了道路。經過這場政治大革命，我們黨取得了直接依靠億萬人民群眾戰勝黨內走資派的豐富經驗，廣大幹部和群眾經受了嚴峻的考驗和鍛煉，大大提高了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覺悟，提高了識別政治是非和政治騙子的能力，他們在反對『四人幫』的艱巨複雜的鬥爭中表現出來的覺悟性和識別力，就是最生動的證明。經過這場政治大革命，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大為普及，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在偉大實踐中得到了豐富和發展，更加深刻地為廣大幹部和群眾所掌握。在世界上，我國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反修防修，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提供了新鮮經驗，大大增強了全世界無產階級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鬥爭的勝利信心。毫無疑問，我國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必將作為無產階級專政歷史上的偉大創舉而載入史冊，隨着歷史的前進，越發顯示它的燦爛光輝。」
1978年底，鄧小平時代起，中共將文革定性為「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並批評毛澤東「錯誤發動」文革。之後不同的中共領導人都以「災難」、「錯誤」、「歷史悲劇」等負面詞彙形容文革。
- 1979年，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對黨內和國內的形勢作了違反實際的估計，對什麼是修正主義沒有作出準確的解釋，並且離開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採取了錯誤的鬥爭方針和方法。陰謀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幫』之流出於他們的反革命目的，利用這個錯誤，把它推向極端，製造和推行了一條極左路線。他們實行『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篡黨奪權，陰謀政變，企圖從根本上毀滅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顛覆無產階級專政，摧毀共產黨的領導，篡改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把全國重新投入人民所厭惡的國家分裂和混亂的局面，投入血腥的恐怖之中。他們進行的長達十年的反革命大破壞，使我國人民遭到一場大災難，使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受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4]。葉劍英的國慶講話實質上是《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綱要。
- 1980年，意大利知名記者奧里亞娜·法拉奇在北京對鄧小平進行了專訪，當問到文革是否是一場內戰時，鄧小平認為[5][6]：
當問到文革造成了多少人的死亡時，鄧小平指出[5][6]：還能說不是嗎？人民分裂成兩派，互相殺戮，又因為老幹部給打倒了，那些自稱「造反派」的人便更形猖獗，像林彪和四人幫那一夥。啊，許多人在那場戰鬥中死了。
很難估計，因為有種種不同的死因，況且中國又那樣大。不過，請聽着，這麼多的人死去，就算不計當時發生的其他悲劇，單是死亡人數就足以說明文革的錯誤。......我可總結地說，毛主席的過錯是政治性的過錯，這樣講並不減低他所犯過失的嚴重性，更不能說是為這些錯誤有所辯護；可是，講到政治過錯是一回事，講到林彪或者四人幫的罪行卻是另外一回事。是的，毛主席的確縱容了林彪和四人幫，他們利用他的政治過錯來篡奪權力......
- 自從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後，中國官方始終對於文化大革命採取否定的態度。其長期正式的說法是，文化大革命是「由領導者（指毛澤東）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指林彪集團和四人幫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並指出毛澤東應為「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負相當責任。文革爆發原因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方面，毛澤東對國內的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作出了錯誤的判斷，對當時的階級鬥爭形勢作出了極端的估計；另一方面，由於毛澤東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功績，使他的聲望達到高峰，成為人民心目中的「偉大領袖」，在這一背景下，社會主義的精神受到嚴重打擊與背叛[7][8]。
- 2002年，中共中央黨校黨的建設部張志明：「文革結束以來，一直有種很權威的觀點，認為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如果中共一直沿着八大確立的路線走下去，中國社會就會順利實現現代化、實現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進步目標。我個人認為，這一結論要想成立，至少要有一個大的前提條件，那就是當時中共主要領導人必須在「以蘇為鑑」的反思中，在認識上真正超越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即在經濟體制方面，必須改變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為市場經濟體制；在政治體制方面，必須改變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模式為法治模式。事實是，當時中共主要領導人對史太林錯誤的反思僅僅限於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層面，不僅沒有懷疑到蘇聯模式的合理性，不僅沒有觸及到制度層面，而且對南斯拉夫領導人鐵托關於史太林的錯誤是制度問題的觀點還進行了批駁。」[9]
- 2009年，新華社發表評論，認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既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基礎。文化大革命這樣嚴重的錯誤，使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走了大的彎路。 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會取得大得多的成就[10]。
- 2012年，溫家寶在卸任國務院總理前最後一次兩會記者會上說：「隨着經濟的發展，又產生了分配不公、誠信缺失、貪污腐敗等問題。我深知解決這些問題，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11][12]
- 2018年，中國官方出版的初中八下歷史教科書大大淡化了文革對國家的負面影響和毛澤東的責任，引起外界關注中共對文革的定性是否有改變[13][14]。而2019年9月27日，新華社在一篇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回顧該國歷史的文章中繼續將文化大革命定性為「內亂」[10]。不過2019年版的高中歷史教科書恢復了一部分原來的定性，並提到「……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15] 2020年版則完全恢復了40年前官方對於文革徹底的否定，用詞非常嚴苛：「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而是一場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都是錯誤的。」[15][16]
- 2021年11月11日，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其中指出：「遺憾的是，黨的八大形成的正確路線未能完全堅持下去，先後出現「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等錯誤，反右派鬥爭也被嚴重擴大化。面對當時嚴峻複雜的外部環境，黨極為關注社會主義政權鞏固，為此進行了多方面努力。然而，毛澤東同志在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毛澤東同志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作出完全錯誤的估計，發動和領導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同志的錯誤，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釀成十年內亂，使黨、國家、人民遭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教訓極其慘痛。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幫」，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17]
- 2023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稱：「不能否認，毛澤東同志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中走過彎路，特別是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這個嚴重錯誤」[18]。但在新華社報道中沒有提及毛澤東的錯誤[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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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人士
-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的「四人幫」成員之一張春橋認為，文化大革命雖然失敗，但是人民群眾還是得到了教育，「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對人民群眾的一次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啟蒙教育，一次實驗，又一次巴黎公社。」他認為如果按照當時計劃的路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會好很多，社會總是要進步的，他們也要發展生產的，「抓革命促生產嘛，並不只是鄧小平要發展生產」，而且他們計劃的是共同富裕的道路，而不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其女兒張維維表示：「鄧小平把這些都全面抹殺了，什麼都不承認了，說一切都崩潰了，這是不公平的。」[20]
- 曾任文革時期上海市革委會常委的朱永嘉認為：「毛澤東經常思考的是如何防止蘇聯這種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所以才有放手讓群眾起來揭露我們的陰暗面，讓群眾來鑑定和檢驗我們黨的各級領導，特別是中高級領導幹部的狀態。但是通過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場群眾運動的結果是打倒一切，傷害了許多領導幹部，文革結束以後勢必出現反覆，通過文革並沒有達到如何建立自下而上監督各級領導之制度的目的。且不管其成敗，這個問題迄今仍是值得我們思考的一個尚未根本解決的問題。」[21]
- 造反派人士、曾任重慶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黃廉認為：「在我看來，毛主席敢於發動文化大革命，敢於暴露共產黨當權之後的種種陰暗面，是他對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有着無比的信任，否則絕對不敢發動群眾對走資派進行如此深刻和全面的揭露，文革是把一切共產黨掌權後的消極面和社會矛盾，特別是把當權派的真面目，統統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這是全球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間最大膽、最輝煌、最有魄力的篇章，除了毛主席之外，沒有任何執政者敢於動這樣的手術。」[22]
- 歷史學家高默波：「在精英們製造的歷史中，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可對高家村的農民來說，『文革』卻是毛澤東時代的黃金時期。『文革』是教育的最好時期，因為正是在這時高家村第一次辦起了一至三年級的小學。於是這個村歷史上第一次全部學齡兒童入學。『文革』時也是衛生的最好時期之一，因為赤腳醫生制度使農民看病方便且便宜。」[23]
- 一些學者和親歷者認為，文革在諸多方面實現了有益的突破，比如「四大」體現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當時的教育路線和課程實現了知識分子與勞動實踐、與工農兵的結合[24]、推動了教育公平[25][26][27]，破四舊以及「批林批孔」運動打倒了束縛勞動人民思想的舊道德舊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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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林彪之子林立果的親信于新野，在《五七一工程紀要》中描述文革期間的現狀：「十多年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群眾和基層幹部、部隊中下幹部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不滿情緒日益增長。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統治集團內部上層很腐敗、昏庸無能」，「當前他們的繼續革命論實質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式的」，「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家長制生活」。[28]
- 在文革結束後不久，中國便出現了以《班主任》、《傷痕》等為代表的「傷痕文學」以及「反思文學」的流行，二者在「新啟蒙運動」大背景下進行創作，代表了當時社會上對於文革暴露批判的潮流[29]。著名作家巴金在從1978年開始撰寫的《隨想錄》等出版物中，對於文革也進行了反思，在《巴金自傳》中他提道，「人人自危，只求活命，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賣別人，出賣一切美好的事物。那種日子。那種生活。那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真是一片黑暗，就像在地獄裏服刑。...... 當時大家都像發了瘋一樣，看見一個熟人從高樓跳下，毫無同情，反而開會批鬥，高呼口號，用惡毒的言詞攻擊死者。」[30] 巴金等人此後不斷地倡議建立「文革博物館」，認為「我們誰都有責任讓子子孫孫，世時代代牢記十年慘痛的教訓。『不讓歷史重演』，不應當只是一句空話」[31][32]。
- 歷史老師袁騰飛評價毛澤東時代（特別是文革時代）稱：「誰想殺人就可以殺人，人人都可以殺人，所以20世紀最黑暗的一幕，真的就是發生在我們生活的這片國土上，並不遙遠，結束了剛剛40多年，我們很多人都忘掉了。還有人高呼萬歲，這是很可怕的。」[33]
- 2013年，中國大陸官方的人民網、中華網以及騰訊網等媒體轉載《中國青年報》張鳴的文章，該文章認為，「在20世紀的人類歷史中，任何國家，有過我們這樣的文革嗎？唯一可以比擬的，就是德國的納粹時代。然而，迄今為止，我們卻連個像樣的歷史回顧、像樣的反思都沒有」、「不反思文革的社會，也許還是一個食人部落。這樣的部落，無論人們的外表多麼光鮮，採用多麼現代化的文明果實，終究還是沒有人性的食人部落。經歷了文革，國人沒有反思，就走不出食人部落，人人就都可能食人，人人也都可能被食。」[34][35]
- 2013年，中國「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接受《人物》雜誌採訪時說：「剛剛日子好了一點。1959年、1960年、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過了1962年開始好轉，還沒幾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搞得亂七八糟，又把知識分子搞倒一批。國家命運前途。這麼一個偉大的國家，這麼一個文明古國，搞得這麼亂七八糟。」[36]
- 歷史學家秦暉反對純粹用毛澤東的理想主義來解釋文革，他認為，「而毛澤東有什麼樣的『烏托邦』思想，我們並不清楚（他自比「馬克思加秦始皇」，但馬克思的理想與秦始皇的理想卻不可同日而語，我們不知道他離何者更近），但他為此既可以『犧牲左派』也可以『犧牲右派』，既可以用『造反派』去迫害『走資派』，更可以讓『走資派』去屠殺『造反派』，亦即他為搞自己的烏托邦是不擇手段的，而且首先是為謀求『不擇手段地搞烏托邦』所需要的無限權力而不擇手段。這就是文革，以及很多同類災難的根源。」[37][38]
- 2019年，歷史學家章立凡認為：「文革就是政治和經濟的雙重災難。如果說（把所有膽敢提出批評意見的知識分子一網打盡的）『反右』應該說是一個政治災難，然後『大躍進』是一個經濟災難，當然大躍進的後果就是大饑荒了，『文革』是疊加的，就是政治和經濟災難迭加的，而且是持續時間非常長的一個災難，法治蕩然無存，基本的人權得不到保障。這些我覺得是最根本的問題。」[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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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人士
- 1966年10月，中華民國領導人蔣中正（蔣介石）在《告中共黨人書》中表示：「殊不知自從三十年代以來，經過了大陸這十七年的所謂無產階級革命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鬥爭失敗之後，到了今天，所謂『馬列主義』，就變成了『毛澤東主義』；所謂『階級鬥爭』就變成了毛澤東在黨內排除異己，互相傾軋的權力鬥爭；所謂『社會革命』，就變成了殘害人民、斫喪民族、荼毒社會的毛澤東思想的『文化大革命』。」[40][41]「它自己亦就揭開了它『馬列主義』的外衣，暴露出它黃巢、李闖、流寇和晚清義和團拳匪的本來面目與野蠻手段，抹煞了你們共產黨內『行政』的和『軍隊』的組織，撤銷了你們『宣傳』的『文化』的和『教育』的系統，根本上乃是要摧毀中國文化，掃除知識分子，破壞現代文明，並想以其『人民戰爭』的法寶，來統制亞洲和世界人類，效法其二十年前希特拉的所為，這就是它毛澤東『文化大革命』和『紅衛兵造反』的本質與作用。」[40][41]《蔣介石評傳》中也記載他的評價「權力鬥爭是真，其餘都是假的。」[42]
- 1966年10月，恩維爾·霍查在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發表題為《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初步思考》的講話，對文化大革命進行了全面否定。他表示，「對毛澤東的崇拜以一種造作和肉麻的方式到達了頂峰」，「你有這樣一種印象，即中國和世界文化中的一切舊的東西都應該被毫無歧視地拒絕，而一種新的文化，即他們所說的無產階級文化，應該被創造出來」，並認為「我們很難把『紅衛兵』正在進行的革命叫做無產階級文化革命。標誌可以由市級機關撤除，敵人可以而且應該依法被專政機關抓走，如果敵人進入黨委，可以通過黨的渠道予以清除。或者這麼說，即使我們的中國同志必須武裝工人，攻擊各地的黨委，但是這也不應該由孩子來做」[43]。
- 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在其回憶錄中提道，「我在電視上看過中國人自己攝製的一部影片，裏面的人像一群白痴一樣以枯燥無味的調門一遍又一遍地念誦着毛澤東的語錄。看到人類尊嚴被踐踏到如此地步，我簡直要嘔吐。...... 我在收音機里曾聽到有個外科醫生如何在做手術之前被迫念一些愚蠢的毛的語錄。在20世紀的今天，人類的足跡已經踏上了月球表面，怎麼可能一個國家還會相信巫醫和不可思議的怪誕偶像呢？中國人真的相信毛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外科醫生只要記住毛的話就能治好病人嗎？依我看，毛的身上並沒有什麼超自然的東西。他把整個國家搞得天翻地覆。...... 依我看，所謂『文化革命』根本不是什麼革命，而是一場矛頭指向中國人民和中國黨的反革命。」[44]
- 1960年代末，時任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在與美國總統尼克遜交談時，回應尼克遜對文革的疑問：「毛澤東要改造中國。正如中國第一位皇帝秦始皇焚書坑儒，要徹底消滅過去一樣，毛澤東也要擦去舊中國，描繪一幅新中國。然而毛澤東卻試圖在瓷磚鑲嵌著的舊中國畫面上畫畫，雨水一來，毛所描繪的畫面就會被沖走，鑲嵌在瓷磚上的舊畫面又會重新浮現。毛澤東只有一生一世，沒有時間也沒有力量足以抹掉4000多年的中國歷史、傳統、文學和文化。哪怕所有書籍都燒光，俗語、諺語還是會繼續活在人民的記憶中。他注定要失敗。」[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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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參考資料
Wikiwand -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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