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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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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喪失是與生物多樣性破壞有關的現象，例如物種絕滅、棲息地內物種的減少。農業的過度發展會破壞棲息地[2][3]。棲息地內物種減少有可能是暫時現象，也有可能是永久現象[4][5][6]。生物多樣性喪失意味着某一地區內物種、生態系統和遺傳資源的減少或消失，這種減少可能是暫時性的也可能是永久性的。暫時性喪失發生在生態系統遭受破壞但仍能通過自然恢復或人工修復（如棲息地恢復、物種重引入等措施）得以逆轉的情況下；而永久性喪失則意味着某些物種滅絕或生態系統功能徹底崩潰，造成不可逆轉的損失。這一區別突顯了及時採取保護措施的重要性，因為某些生物多樣性一旦喪失就將永遠無法恢復。[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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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觀點認為，人口增長和過度消耗是造成生物多樣性喪失的主要因素[8][9][10][11][12]。然而其他科學家對此並不讚同[13]。認為棲息地喪失的主要推手並非人口增長，而是全球貿易體系下的商品出口擴張。這些研究表明，人口規模與資源總消耗量之間並無顯著關聯，真正的核心問題在於全球財富分配的結構性失衡——包括國家間的經濟發展差距和國內貧富分化。該觀點特別強調，發達經濟體的過度消費模式及其主導的全球供應鏈不平等，才是造成生態環境壓力的根本原因。這種分析將矛頭指向了全球經濟體系中的深層矛盾，而非簡單的人口數量問題。[14]
氣候變化可能也是導致生物多樣性喪失的一大因素[15]。如果全球變暖的速度加劇，會導致珊瑚礁從地球上消失[16][17]。然而，相較於氣候變化，當前致使生物多樣性銳減的首要因素實則是棲息地的普遍破壞，這種破壞大多源於農業用地的擴張。[18][19]近幾十年來，森林中的入侵物種及其他干擾現象日益頻發。它們大多與氣候變化存在直接或間接聯繫，極有可能造成森林生態系統退化。[20][21]
長期以來，環保組織始終致力於遏制生物多樣性下降趨勢。當下，眾多全球性政策已將保護生物多樣性納入重要議程，像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便以防止物種流失、守護荒野區域為核心目標。但遺憾的是，2020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發布的報告顯示，這些舉措大多未能達成預期成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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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物種的全球估計值
相關數據表明，當前全球生物多樣性銳減的速率，約為自然背景滅絕率的100至1000倍，創下人類歷史新高，且依據現有趨勢，[23]這一速度在未來數年仍將持續攀升。[24][25][26]隨着哺乳動物、鳥類、爬行動物、兩棲動物和魚類等各類動物種群的快速消亡，科學家們認定，當下陸地與海洋生態系統的生物多樣性已陷入危急存亡的困境 。[27][28]
2006年，新增了許多被正式界定為稀有物種、瀕危物種或受威脅的物種；不僅如此，據科學家估算，另有數百萬物種雖處境堪憂，卻仍未得到正式關注。[29]
森林砍伐同樣是導致生物多樣性銳減的關鍵因素。要知道，全球超過半數的生物多樣性資源都蘊藏於熱帶雨林之中。[30]
2021 年，在使用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紅色名錄標準評估的 134,400 個物種中，約有 28% 現在被列為瀕危物種，與 2006 年的 16,119 個受威脅物種相比，共有 37,400 個物種。[31]
2022 年一項調查了 3,000 多名專家的研究發現，「全球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及其影響可能比以前認為的更大」，並估計大約 30% 的物種「自 1500 年以來在全球範圍內受到威脅或瀕臨滅絕」。[32][33]
2023 年發表的研究發現，在 70,000 個物種中，約有 48% 的物種因人類活動而面臨種群數量減少，而只有 3% 的物種數量增加。[34][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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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損失的方法
生物多樣性被生物學家定義為「一個地區基因、物種和生態系統的整體集合」。[37][38]科學家為了衡量某一特定位置生物多樣性的喪失程度，會記錄該區域的物種數量及其隨時間的改變情況。在生態學範疇內，局域豐度代表着物種在特定生態系統中的相對呈現水平。[39]其度量方式通常是計算每個樣本所含的個體數目。在同一生態系統裏，某個物種的數量與其他一種或多種物種數量的比例關係，被稱作相對物種豐度。[40]
按生命類型劃分的觀察
2020年10月，瑞士再保險的一項研究指出，因人類活動造成的棲息地損毀和野生動物持續減少，全球20%的國家已處在生態系統崩塌的邊緣。[44]一旦這些負面趨勢得不到遏制，生態系統將面臨整體性崩潰。[45]
昆蟲作為動物界中數量最為龐大、分布最為廣泛的類群，約佔所有動物物種的90% 。[46]21世紀10年代，陸續出現多個昆蟲目種群數量普遍下降的報道。這些報告的嚴峻程度令眾多研究者感到震驚，儘管此前已有傳粉昆蟲數量減少的相關發現。此外，也有說法指出，在20世紀初期昆蟲數量曾有所增長，汽車司機們通過擋風玻璃沾染昆蟲的現象留意到的情況，便是這些說法的佐證[47][48]和其他生物多樣性喪失的成因類似，昆蟲數量下降也受到多重因素影響。包括集約化農業導致的棲息地破壞、殺蟲劑的大量施用、外來物種入侵，以及氣候變化（不過其影響範圍和程度在不同區域存在差異）。[49]值得關注的是，光污染作為影響昆蟲生存的特有因素，正成為科學界的研究熱點。[50][51][52]
那些被用於集約化農業生產的土地，其土壤里的蚯蚓數量正不斷銳減 [53]。蚯蚓多樣性減少主要由以下五方面因素造成：（1）土壤退化與棲息地損毀；（2）氣候變化帶來的衝擊；（3）過量養分及其他污染問題；（4）土壤不合理開發與不可持續的管理；（5）外來入侵物種的威脅 。[54]像一些耕作行為和集約化土地使用，會破壞蚯蚓形成生物量的土壤與植物根系基礎[55]，從而干擾碳、氮循環的正常運轉 。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世界各地陸續監測到兩棲動物種群數量顯著減少，多地出現局部大規模滅絕事件。這種生物多樣性的喪失狀況，已被公認為全球生物多樣性危機中最緊迫的威脅之一。導致這一現象的可能因素眾多，包括棲息地遭破壞與改變、疫病侵襲、人類過度利用、環境污染、殺蟲劑使用、外來物種引入，以及紫外線B輻射（UV-B）等。但不可否認的是，對於兩棲動物數量減少的眾多根源，科學界尚未完全明晰，相關研究仍在持續推進。
模型測算結果顯示，當下兩棲動物滅絕速度可能達到背景滅絕速率的211倍，若將瀕危物種考慮在內，這一倍數預估會高達25,000 - 45,000倍。[56]
過去5萬年以來，全球野生哺乳動物種群規模持續萎縮，在此期間，人類與牲畜數量卻不斷膨脹。數據顯示，如今陸地上野生哺乳動物的總生物量較史前數值降低了七倍，海洋哺乳動物生物量也下降至原來的五分之一。當前，人類生物量已超出所有野生哺乳動物一個數量級，豬、牛等家畜的生物量更是龐大。儘管野生哺乳動物數量大幅減少，但由於人類和牲畜數量的迅猛增長，哺乳動物總生物量反而提升了四倍。其中，野生哺乳動物在新增生物量中僅佔4%，而牲畜與人類分別佔比60%和36%。加之植物生物量同時期減半，這些驚人的變化均被視為全新世滅絕史前階段的標誌性現象。[57][58]
一些殺蟲劑，如殺蟲劑，可能在減少特定鳥類的數量方面發揮作用。[59]根據國際鳥盟資助的一項研究，51 種鳥類處於極度瀕危狀態，8 種可能被歸類為已滅絕或瀕臨滅絕。近 30% 的滅絕是由於外來寵物貿易的狩獵和誘捕。由不可持續的伐木和農業引起的森林砍伐可能是下一個滅絕驅動因素，因為鳥類失去了棲息地和食物。[60][61]
據估計，三分之一的陸地植物物種面臨滅絕的危險，94% 的物種尚未對其保護狀況進行評估。[62]
大約 40% 的植物物種面臨滅絕的威脅。[64]大多數物種受到棲息地喪失的威脅，但伐木野生用材樹和採集藥用植物或引入非本地入侵物種等活動也發揮了作用。[65][66][67]
淡水物種減少的速度起初是陸地及海洋物種的兩倍。這種快速的生物多樣性喪失，已讓29,500種依賴淡水的物種中，27%被列入IUCN紅色名錄。[68]水污染問題日益嚴重，加上過度捕撈屢禁不止，全球淡水魚種群數量正大幅下降。自1970年以來，洄游魚類種群減少了76%，大型「巨型魚類」種群數量下降了94%，2020年更是有16個物種被確認滅絕。[69]
數據顯示，到2018年人類已記載的海洋物種約有24萬種。[70]但海洋生物的真實面貌遠不止於此，研究預估，仍有17.8萬至1000萬種海洋物種未被人類認知。[71]這也導致許多稀有物種處境堪憂，那些在野外多年難覓蹤跡的物種，或許早已滅絕或瀕臨滅絕，卻未引起人們的關注。[72]
人類活動給海洋生物多樣性帶來了巨大的負面影響。棲息地破壞、環境污染、外來物種入侵以及過度捕撈，是導致海洋物種滅絕的主要原因。[73]隨着沿海地區人口不斷聚集，這些區域的海洋生態系統面臨着更為嚴峻的挑戰。[74]
過度捕撈已導致超過 25 種海洋物種滅絕。這包括海鳥、海洋哺乳動物、藻類和魚類[75]。[76]已滅絕的海洋物種包括虎頭海牛 （Hydrodamalis gigas） 和加勒比僧海豹 （Monachus tropicalis）。並非所有的滅絕都是因為人類造成的。
原因
當前生物多樣性喪失的主要原因是：
棲息地破壞，亦被稱作棲息地喪失或棲息地減少，指的是自然棲息地喪失承載本地物種生存的能力。一旦發生這種情況，原本棲息於此的生物，或被迫遷移至其他區域，或走向消亡，進而致使生物多樣性降低、物種數量銳減。[82]相關研究已證實這一現象。事實上，棲息地破壞已成為全球生物多樣性受損及物種滅絕的首要誘因。[83]
棲息地破壞的成因複雜多元，人類活動是主因。自然資源開發、農業生產、工業活動以及城市化進程中的城市擴張，持續侵蝕着自然棲息地；此外，採礦、伐木、拖網捕撈等行為，也在不斷加劇棲息地的退化。同時，環境因素也在間接地對棲息地造成破壞：地質變遷、氣候變化[84]、外來物種入侵、生態系統營養失衡，以及水和噪音污染等，都在悄無聲息地改變着生態環境。值得注意的是，棲息地破碎化往往是棲息地喪失的前奏。由於棲息地破碎化與喪失嚴重威脅瀕危物種生存，這一議題已成為生態學研究的核心焦點。[85]
人類對土地利用方式的轉變正以多樣形式衝擊生態環境，致使棲息地遭受破壞、生物多樣性持續流失。《2019年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全球評估報告》明確指出，工業化農業是造成生物多樣性銳減的關鍵因素。[86][87]聯合國《2014年全球生物多樣性展望》曾預估，農業活動將引發約70%的陸地生物多樣性損失 。儘管這一數據或需進一步更新，但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2022年發布的《全球土地展望報告》有力佐證了農業對生態的影響——報告顯示，超半數農業用地已出現中度甚至重度退化跡象。[88]2005年的一項研究指出，「栽培系統覆蓋地球表面達24%」。[89]該研究將耕地界定為「在任意年份內，至少30%的景觀包含農田、輪作區、集約化畜牧場地或淡水養殖區域」 。[90]而到了2023年，數據顯示地球約38%的陸地表面被用於農業活動，涵蓋放牧和農作物種植等領域，農業已成為全球最主要的土地利用方式。[91]
隨着農業繼續擴大以滿足未來的糧食需求，到 2050 年，超過 17,000 個物種面臨失去棲息地的風險（截至 2020 年）。[92]全球向主要以植物為基礎的飲食轉變將釋放土地，以便恢復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93]在 2010 年代，全球超過 80% 的農田被用於飼養動物。[94]糧農組織最近的數據顯示，畜牧系統佔據了約 77% 的農業用地，而提供的卡路里供應卻不到全球的 20%，這凸顯了土地利用和營養產出之間的不平衡。[95] 截至 2022 年，地球上 44% 的土地面積需要保護，其中可能包括宣布保護區和遵循土地使用政策。[96]此外，《科學進展》2023 年的一項分析得出結論，到 2030 年，至少 30% 的土地必須得到積極保護和生態恢復，以實現全球生物多樣性目標，這與 COP15 商定的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保持一致。[97]
研究數據表明，截至2022年，地球上44%的土地處於亟需保護的狀態，通過劃定保護區、推行合理土地使用政策等手段，方能守護生態根基。[98]而《科學進展》於2023年發布的分析成果進一步指出，為達成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目標，契合COP15會議確立的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到2030年，至少30%的土地需要開展系統性的積極保護與生態修復行動，這無疑是扭轉生態困局的關鍵之舉。[99]
空氣污染正成為威脅生物多樣性的重要因素。[100]化石燃料與生物質的燃燒過程中，大量污染物被排放至大氣；工業生產與農業活動也不斷向環境釋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有害物質。這些物質進入大氣後，會與雲滴、雨滴或雪花發生複雜的化學反應——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分別與水汽結合，生成硫酸和硝酸。隨着水滴與酸性物質持續作用，形成濕沉積現象，最終導致酸雨的產生 。[101][102]
交通、船舶、車輛和飛機產生的噪音會影響野生動物物種的生存能力，並可能到達不受干擾的棲息地。[103]噪音污染在海洋生態系統中很常見，至少影響了 55 種海洋物種。[104]一項研究發現，隨着海洋生態系統中地震噪聲和海軍聲納的增加，鯨類動物的多樣性（包括鯨魚和海豚）會減少。[105]多項研究發現，在有地震噪音的地區發現的魚類，如鱈魚、黑線鱈、岩魚、鯡魚、沙海豹和藍鱈等魚類較少，捕獲率下降了 40-80%。[106][107][108][109]
噪音污染還改變了鳥類群落和多樣性。噪音會降低繁殖成功率，減少築巢區域，增加壓力反應，並減少物種數量。[110][111]噪音污染會改變獵物種種的分布和豐度，從而影響捕食者種群。[112]
化石燃料開採及配套的石油天然氣管道建設，因土地用途轉變、棲息地喪失退化以及污染問題，正對眾多生物群落的生物多樣性造成嚴重衝擊。[113]以亞馬遜西部為例，當地的化石燃料開採活動已顯著破壞區域生態平衡，大量物種生存面臨威脅。[114]截至2018年的數據顯示，諸多生物多樣性富集的保護區，恰好處於未開發的化石燃料儲量區，這些儲量價值高達3至15萬億美元。[115]這意味着，在未來，這些保護區很可能因資源開採活動，進一步受到生存與發展的雙重威脅。
持續的過度開發會致使資源遭受不可逆破壞，根源在於其消耗速度遠超自然補充能力。這一現象廣泛存在於各類自然資源領域：地下含水層因過度抽取而水位下降、難以恢復；放牧牧場因超載放牧出現草地退化；森林因過度採伐造成生態失衡；野生藥用植物因過度採挖瀕臨枯竭；魚類種群和其他野生動物也因過度捕撈、捕獵而數量銳減，種群難以維繫。[116]
2019 年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台的一份報告發現，過度捕撈是海洋物種大規模滅絕的主要驅動因素。[117][118]自 1800 年代以來，過度捕撈已使魚類和海洋哺乳動物的生物量減少了 60%。[119]目前，它正在將超過三分之一的鯊魚和鰩魚推向滅絕。[120]
許多商業魚類被過度捕撈：2020 年糧農組織的一份報告將世界海洋漁業 34% 的魚類種群歸類為過度捕撈。[121]到 2020 年，全球魚類種群數量自 1970 年以來下降了 38%。[122]
有許多監管措施來控制過度捕撈。這些限制包括捕魚配額、袋子限制、許可、禁漁期、大小限制以及建立海洋保護區和其他海洋保護區。
截至2017年年中，全球人口已逼近76億大關，據預測，到21世紀末，世界人口將達到100億至120億的峰值。在生態環境領域，諸多學者指出，人口規模的持續擴張、增長態勢以及隨之而來的過度消費行為，是導致生物多樣性銳減與土壤退化的重要推手[123][124][125][126]。2019年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台（IPBES）報告等相關研究也強調，人口增長與過度消耗是物種數量下降的關鍵驅動因素。[127][128]2022年的一項研究更是發出警示，若持續忽視人口規模及增長等生物多樣性喪失的核心因素，生態保護工作恐將持續陷入困局。[129]
不過，這一觀點也面臨爭議。部分科學家對「人口增長是生物多樣性喪失關鍵驅動因素」的論斷提出質疑。他們認為，棲息地喪失才是核心問題，而這主要源於出口商品生產的擴張，尤其是大豆、油棕等作物，其大量產出多被用於滿足高收入經濟體的牲畜飼料需求或生物燃料消耗。這些科學家通過研究發現，受國家間財富差異影響，一國的總人口數量與人均生態足跡呈負相關，而國內生產總值（GDP）與碳足跡之間卻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係。基於此，該研究指出，將人口作為衡量環境挑戰的指標，不僅難以對環境保護工作提供有效幫助，甚至可能產生負面效應。[130]
「侵入性」這一概念的界定往往缺乏清晰統一的標準，帶有較強的主觀性。[131]例如，歐洲聯盟將外來入侵物種定義為那些出現在其自然分布範圍之外，並對生物多樣性構成威脅的物種。[132]當前，生物入侵已被公認為全球生物多樣性銳減的五大主因之一。隨着旅遊業的蓬勃發展與全球化進程加速，生物入侵現象愈發頻繁。[133][134]儘管檢疫措施的完善和壓載水管理規則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淡水系統受入侵的壓力，但在監管薄弱的淡水生態環境中，入侵風險依然嚴峻。[135]
入侵物種的危害不容小覷。它們可能通過激烈的資源競爭排擠本地物種、取代原有的生態位，甚至與本地近緣物種雜交，致使本土物種走向滅絕。這一系列影響會引發引入地生物群落結構、物種組成及全球分布格局的深刻改變，最終導致世界動植物種類趨於單一化，加劇生物多樣性的喪失 。[136][137]
氣候變化已然成為全球生物多樣性的重大威脅之一。不過，相較之下，以農業擴張為代表的棲息地破壞，目前仍是導致生物多樣性喪失更為關鍵的驅動因素。[138][139]
2021年，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台（IPBES）與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科學家聯合發布報告指出，生物多樣性喪失與氣候變化緊密交織，二者對人類福祉的影響具有相似性，必須同步應對。[140][141]然而在2022年，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弗蘭斯·蒂默曼斯（Frans Timmermans）提出，公眾對生物多樣性喪失所構成威脅的認知程度，明顯低於對氣候變化威脅的重視。[142]
氣候變化與入侵物種間的關係錯綜複雜，其相互作用難以簡單衡量與評估。理論上，氣候變化可能為部分入侵物種創造有利條件，卻也會對另一些物種的生存繁衍形成制約。[143]然而，目前學界鮮少能確切指明氣候變化給入侵物種帶來的具體影響。[144]
近幾十年來，森林生態系統中入侵物種肆虐及其他生態干擾現象日益頻發。這些問題或直接源於氣候變化，或通過間接路徑與之相關聯，持續威脅着森林生態系統的健康穩定，產生諸多不利影響。[145][146]
氣候變化可能通過多種途徑導致動植物物種的滅絕。每個物種都適應了特定的生態位環境[147]，而氣候變化引發的溫度及天氣模式改變。[148][149]可能使氣候條件超出該物種的適應範圍，最終導致其消亡[150]。通常情況下，物種可以通過微進化進行局部適應，或遷徙至更適宜的棲息地來應對環境變化。但當前氣候變化的速率遠超歷史水平——以全球變暖的中期情景預測為例，冷血動物（包括兩棲類、爬行類及所有無脊椎動物）到本世紀末可能難以在現棲息地50公里範圍內找到氣候適宜的新棲息地。[151]這種急劇的環境變化極大限制了物種通過自然適應或遷徙存活的可能。
氣候變化還加劇了極端天氣事件的頻率和強度，這些災害可直接導致區域性物種的滅絕。[152]
影響
生物多樣性銳減會嚴重損害生態系統功能，進而對人類產生深遠影響。[153]生態系統服務質量會因生物多樣性的喪失而顯著下降，無法再像以往那樣高效地發揮作用。在農業領域，傳粉昆蟲數量減少，作物授粉受限，威脅糧食安全；在環境淨化方面，植物和微生物群落的退化削弱了空氣與水體的自淨能力；生態系統分解廢物的效率降低，影響物質循環。同時，生物多樣性受損還導致林產品產量與質量下滑，原本適宜開展娛樂、旅遊活動的區域生態環境惡化，這些變化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着人類的生產生活與生存質量 。[154]
相較於物種組成的區域性改變，全球性物種永久性滅絕無疑是更為劇烈的生態劇變。然而不容忽視的是，即便生態系統僅出現細微偏離健康穩定狀態的變化，也可能在食物網與食物鏈中引發「蝴蝶效應」。當某一物種數量下降時，與之緊密相連的其他物種往往會因生態關係斷裂而隨之消亡，即共同滅絕現象。這種連鎖反應將不斷擴散，若生態系統無法達成替代穩定狀態，最終會致使生物多樣性整體大幅縮減。[155]
以草原生態系統的相關研究為例，科研人員通過縱向追蹤草原植物的多樣性演變發現，生物多樣性豐富的生態系統在生產力層面，展現出對極端氣候更強的抵禦能力。[156]
2019年，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發布首份《世界糧食和農業生物多樣性狀況》報告。報告明確警示，糧食和農業領域的生物多樣性，無論是在遺傳、物種，還是生態系統層面，諸多關鍵構成要素都呈現出衰退態勢。[157][158]
報告進一步指出，諸多因素對糧食和農業生物多樣性（BFA）造成負面影響，其中過度開發、過度捕撈、環境污染、外部投入濫用，以及土地和水資源管理方式的改變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源於不合理的農業生產活動 。此外，農業生產模式向集約化轉變，致使物種、品種及變種數量不斷減少，這仍是糧食和農業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服務流失的首要誘因。[159]
為遏制因農業活動引發的生物多樣性衰退，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倡導在作物種植、畜牧養殖、林業經營、漁業捕撈及水產養殖等各環節，廣泛採用對生物多樣性友好的管理模式與實踐方法。[160]
世界衛生組織深入剖析了生物多樣性與人類健康之間的內在關聯：生物多樣性、人類健康及其對應的政策與活動，存在着多維度的緊密聯繫。一方面，生物多樣性為人類健康帶來諸多福祉，物種及基因型的豐富多樣性，為人類提供了豐富的營養來源與藥用資源。[161]另一方面，生物多樣性持續喪失的驅動因素及其產生的影響，潛藏着引發未來人畜共患疾病暴發的風險，如曾席捲全球的COVID-19大流行，便是極具警示意義的例證 。[162]
藥用和芳香植物在傳統醫學領域應用悠久，同時在化妝品與食品工業中也備受青睞 。據世界衛生組織2015年的估算，約有60,000種植物因具備藥用、營養及芳香等特性而被人類開發利用。目前，藥用植物貿易已在全球範圍內形成規模。[163]
生物多樣性是製藥領域創新發展的重要基石，市面上相當比例的藥物，其來源或直接或間接與天然產物相關，而海洋生態系統更是蘊藏着豐富的藥用天然產物資源 。[164]不過，缺乏規範監管的生物勘探活動，肆意過度採集，極易造成資源過度開發，引發生態系統退化，加速生物多樣性流失 。[165][166]在傳統醫學範疇，無論是人工種植還是野外採集藥用植物，對從業者和商人而言，採取可持續的藥用資源管理模式，都是守護生態平衡、保障藥用資源持續供應的關鍵之舉 。[167]
建議的解決方案
科學家們正積極探索協同應對生物多樣性喪失與氣候變化雙重危機的有效策略。解決這兩大難題的核心要點在於「在合適區域實施充分的自然保護措施」。2020年的一項研究成果顯示，若要保護對生物多樣性意義重大的區域，並實現氣候穩定，除已受保護的15%陸地面積外，還需額外將35%的陸地納入保護範圍 。[168]
除環境保護這一關鍵舉措外，還需多管齊下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需深入探究並解決土地利用變化背後的驅動因素，着力提升農業生產效率，同時降低對畜牧業產品的需求。而推動飲食結構調整，提高植物性食物在飲食中的佔比，正是減少畜牧業需求的有效途徑。[169][170]
1992 - 1993年簽署的多邊條約《生物多樣性公約》（CBD）為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提供了重要框架，眾多國家依據該公約劃定並保護了部分國土生態區域。2010年發布的《生物多樣性公約2011 - 2020年戰略計劃》中，包含20項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171]其中，愛知目標11明確提出，截至2020年，需完成對17%的陸地及內陸水域、10%的沿海與海洋區域的保護工作。[172]
2010年設定的20項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到2020年僅6項取得部分進展 。[173][174]根據2020年《生物多樣性公約》發布的報告，若不扭轉當前局面，受「不可持續的生產消費模式、人口增長及技術發展」等因素影響，生物多樣性仍將持續惡化 。[175]報告還着重提及，過去十年間，澳大利亞、巴西、喀麥隆以及厄瓜多爾的加拉帕戈斯群島，均出現動物滅絕現象 。[176]
在此背景下，64個國家以及歐盟的領導人共同承諾，將採取行動遏制環境退化，推動自然生態系統的修復。然而，作為全球主要污染源的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和美國等國領導人，並未簽署該承諾 。[177]部分專家指出，美國至今未批准《生物多樣性公約》，這一舉措正嚴重阻礙全球應對物種滅絕危機的整體進程 。[178]
科學家指出，即便達成2020年設定的生物多樣性目標，物種滅絕的速率也未必能得到顯著遏制 。[179][180]也有觀點對此表示憂慮，認為《生物多樣性公約》的現有舉措力度不足，主張應將2050年實現零滅絕、削減不可持續糧食生產對自然環境一半影響，確立為新的核心目標。與此同時，這些目標缺乏法律強制約束力的問題，也招致廣泛批評 。[181]
2022年12月，在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大會上，除美國和羅馬教廷外 ，世界各國共同簽署了《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182]該框架提出標誌性目標——到2030年實現全球30%陸地與海洋區域的保護（即「30 by 30」倡議），同時還制定了22項旨在減緩生物多樣性喪失的具體目標。簽署協議時，全球實際受保護的陸地和海洋面積僅分別佔17%和10% 。協議中納入了保護原住民權利的條款，並計劃對現有補貼政策進行改革，使其更契合生物多樣性保護需求。不過，相較於此前的愛知目標，該框架在防止物種滅絕的具體舉措上有所弱化 。[183][184]不少批評聲音指出，這份協議在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的力度不足，且整個制定過程顯得較為倉促 。[185]
2019年，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台（IPBES）發布的《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全球評估報告》敲響警鐘：受人類活動影響，多達100萬種動植物物種正瀕臨滅絕 。[186]作為一個國際組織，IPBES的職能與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類似，但聚焦方向不同——IPBES着重關注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而非氣候變化問題 。[187]
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體系中，目標15「陸地生物」涵蓋多項生物多樣性保護內容。其中第五個具體目標明確提出，需「採取緊急且重大的行動，遏制自然棲息地退化，阻止生物多樣性流失，並於2020年前保護受威脅物種，避免其滅絕」 。[188]該目標以「紅色名錄指數」（Red List Index）作為關鍵衡量指標 。[189]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世界遺產地面積不足地球總面積的1%，卻記錄了近四分之三的鳥類物種、三分之二的哺乳動物物種，以及超過半數的硬珊瑚物種。擁有世界遺產地的國家，可將其納入本國生物多樣性戰略和行動計劃，以強化保護效能 。[19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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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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