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計算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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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計算爭論（英語：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有時候稱作經濟計算爭論）表示正在進行的對社會主義經濟怎樣在缺少價值規律、貨幣和資本物品的金融定價以及生產資料的情況下進行經濟計算的話題。更具體地說，這場爭論集中於計劃經濟把生產資料的分配作為資本市場的替代品的應用，以及就效率和生產力而言哪種安排方式能優於資本主義。[1]
這場爭論的另一個重點集中於社會主義經濟中價值規律的地位和作用。
即使在20世紀之前就對已經存在的社會主義運動中社會主義之下的合作和核算的問題作出了貢獻，「社會主義計算爭論」隨着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對社會主義的批評的開始出現在1920年代。[2]歷史上的爭論產生於奧地利經濟學派之間，代表人物是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二人否定了社會主義的可行性，以及新古典經濟學派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之間，最主要的是克萊爾·蒂施、奧斯卡·蘭格、阿巴·勒納、弗雷德·曼維爾·泰勒、亨利·道格拉斯·迪金森和莫里斯·多布，他們堅稱社會主義可行並優於資本主義。
這場爭論通常被視為社會主義的支持者和資本主義的支持者之間的辯論，但實際上這場爭論的重要部分在於社會主義體制如何對待對市場和貨幣的利用的不同意見及拿什麼衡量價值規律才能在假定的社會主義經濟中持續運轉之間。[3]社會主義者通常對核算的單位採用一種或三種主要的定位，包括社會主義下貨幣繼續作為核算單位的觀點，工時能作為核算單位，或者社會主義能建立在用自然或者實物進行的核算上面。[4]
社會主義者之間的爭論自從社會主義運動傳播的更為廣泛開始就在提倡市場社會主義、中央計劃經濟和分散計劃經濟的人之間存在。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對這爭論的最近的貢獻在於圍繞着對市場社會主義以及利用資訊科技和分散式網絡作為分散式計劃經濟的基礎的提議。
基礎和早期的貢獻
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對社會主義做出了廣泛的描繪，通過經濟企業中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工人自治的一些形式，以及那裏用於盈利的經濟價值的生產被事前的以直接使用為目的的生產取代，這意味着一些經濟計劃的形式和計劃性的增長代替資本積累的動向，並且因此以有意識的規劃替代生產要素的基於商品的生產和基於市場的配置。[5]
即使馬克思和恩格斯從未闡述社會主義中會存在的具體制度或者社會主義體系中指導計劃的過程，他們廣泛的描繪導奠定了社會主義作為作為一個經濟體系沒有價值規律和積累法則，而主要是價值的範疇被替換成以自然或物理單位的核算，由此資源分配、生產和調配會被當作技術事務由工程師和技術專家來擔當的一般概念的基礎。[6]
另一個對社會主義的看法預示市場社會主義新古典經濟學派模式包括基於古典經濟學理論和李嘉圖社會主義的市場社會主義概念，其中市場被利用來通過自由市場經濟中工人所有的合作社分配資本物品。對這一體系的關鍵描述表明直接的生產資料工人所有制通過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合作以及真正地自由市場的實現通過去除私有制的扭曲效應，利潤的私人佔有所產生的不平等和對食利階級的興致，規制俘虜，以及經濟波動。這一觀點由互利共生論哲學家論述，並被馬克思主義者嚴厲批評為未能處理資本主義的基本問題涉及的由價值規律運作所產生的不穩定性、資本的過度積累和缺乏對過剩產品的有意識的控制造成的危機。[7]結果，這一觀點在20世紀初期的社會主義計算爭論中幾乎沒有任何作用。
早期反對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利用中央計劃經濟的論點產生於分散式計劃經濟或市場社會主義的擁護者，包括列夫·托洛茨基、彼得·克魯泡特金和皮埃爾-約瑟夫·普魯東。這一觀點通常指出，集中式的經濟計劃排除了工人在產業中參與的部分，不能有效獲取足夠的信息來有效的協調經濟，同時也破壞了社會主義和工人自治及對社會主義的民主決策中央的觀念。然而，這些思想家還沒有提出分散的經濟計劃。
20世紀初，恩里克∙巴羅內（Enrico Barone）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提供了綜合的理論框架。在他的模式中，取得完美的計算技術，同時平等關聯的投入和產出以平衡比率會提供適當的估價來平衡供求。[8]
提議的會計及核算單位
實物核算或者自然核算常常被假定為會在社會主義體系下出現的會計核算的標準形式，在那裏經濟被動用起來以物理或自然單位而不是貨幣和財經核算衡量。
奧圖·紐拉特認定社會主義經濟必定貧窮，因為貨幣舉措在獲取足夠的惠及消費者的信息或者實行特定的行為把所有費用和津貼包含進去時候失敗了。他指出依賴於任何一個單一的核算單位——不論工時還是千瓦時——都是不夠的，而且那種需求及核算可通過各自相關的自然單位實現（也就是千瓦、噸、米等）。[9]
1930年代，蘇聯數學家列昂尼德·坎托羅維奇論證經濟怎樣在純粹的物理條件下能用限定的數學措施決定哪一種技術的組合能用來取得確定的產出或者計劃指標。
相比於紐拉特，卡爾·考茨基指出貨幣在社會主義中會被利用。考茨基聲稱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基本上的不同不是前者缺乏貨幣，相反，重要的不同在於資本主義下獲得財富的能力成為了資本。在社會主義經濟，沒有動機把貨幣用作金融資本，因此貨幣在社會主義中有明顯不同的角色。[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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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爭論
讓我們遠離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和對貨幣的使用的每一步也讓我們遠離了理性的經濟學。
— 路德維希·馮·米塞斯， 社會主義共同體的經濟計算[11]
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對社會主義的反對回應了奧圖·紐拉特。米塞斯指出用於生產方式的貨幣和市場定價對於做出理性的關於他們的分配和使用的決定是基本的。[12]
無政府資本主義經濟學家Bryan Caplan批評米塞斯後期的核算問題時所說的經濟計算的缺乏使社會主義變得無法實現（不僅僅是低效的）。Caplan承認社會主義者無法實現經濟計算，但問題可能不足以使社會主義不能實現（「超越了不可能的範圍」）。
為了舉例，他指出蘇聯的解體沒有證明經濟計算是主要原因，更像是由一黨獨斷的政治體制所產生的不良動機和為黨內精英授予一定程度的權力造成的後果。[13]
如果一種普遍存在的心理，投射到拉普拉斯科學幻想——一種思想能同時記錄自然和社會的整個進程，能度量他們的動向，能預測他們相互間的反應——這樣的思想，當然，可以先驗的制定詳盡的完美無缺的經濟計劃，從小麥英畝數開始到馬甲的最後一個扣子。官僚機構常常在他們的處置過程中想像這種想法；那就是為什麼他們對市場和蘇聯民主的控制感到非常容易。但事實上，官僚機構對他們精神資源的估計明顯有錯誤……經濟中數不清的鮮活的參與者，國家和私人，集體和個人，必須提供他們的需求和他們相對實力的信息，不僅通過計劃委員們的統計測定，而且是直接通過供求的壓力。
— 列夫·托洛茨基， 危險中的蘇聯經濟[14]
奧斯卡·蘭格回應米塞斯的主張稱社會主義和生產資料公有制表明通過基於新古典經濟學派描繪的社會主義模式的輪廓理性的核算是不可能的。蘭格承認核算會在價值期限中而不是使用純粹的自然或者工程學準則完成，但他堅稱這些價值可以不經資本市場和生產資料私有制實現。在蘭格的觀點中，這一模式適合於社會主義是因為生產資料會公有化的回報將是向公有企業獲得的作為一個整體在社會紅利，同時工人自治能引入公有企業。[15]
這個模式被稱為蘭格模式。在這個模式中，中央計劃局（Central Planning Board，CPB）會通過反覆探索試驗均衡價格來負責制定價格，實際上作為瓦爾拉斯經濟學中理論上的「瓦爾拉斯拍賣商」。國有企業的管理者會被指派把價格定到等同於邊際成本的程度（P=MC），因此經濟平衡和帕累托最優會被實現。蘭格模式被亞巴·勒納拓展並被稱為蘭格-勒納理論。
Paul Auerbach和Dimitris Sotiropoulos批評蘭格模式把社會主義的定義降低到「沒有資本市場的資本主義」的形式，試圖通過經濟計劃來複製資本主義的高效益的成就。二人提出哈耶克提供的資本主義動態的分析與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更為一致，因為哈耶克把金融看作是資本主義的基本方面並且任何削弱資本市場的角色的變動（通過集體所有或者政治改革）會威脅到資本主義體系的完整性。根據Auerbach和Sotiropoulos，哈耶克對社會主義給予了意想不到的肯定，因為社會主義比蘭格表面上防範的「社會主義」更為複雜。[16]
當代的貢獻
Paul Cockshott、Allin Cottrell和Andy Pollack對非市場社會主義提出了新的建立於現代資訊科技的合作制形式。[需明示出處]
David McMullen指出生產資料社會所有制和市場的缺乏對他們來說是和分散的定價體系完全相容的。在後資本主義社會，企業之間的交易會產生管理人之間的社會性質的傳送而不是所有者之間的交易。個人會出於從工作和需求中的滿足以貢獻好的經濟成果而不是物質獎勵。出價和賣價將以降低成本和為私人和集體消費預計的最終需求引導的產出為目標。企業和新興公司會從項目評估機構接受他們的投資資金。人類行為中的需求變化會讓好幾代人受益並將克服相當大的阻力。然而，McMullen相信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會日益推動這一轉變。[17][18]
James Yunker指出生產資料公有制可以在現代資本主義中通過股東體系從所有者手中分攤管理以私有制相同的方式獲得。Yunker假設社會所有制可以通過擁有公共團體獲得，設立公有制機構，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而不影響基於市場的資本投入的分配。Yunker稱這一模式為「實用市場社會主義」並指出這至少和現代的資本主義一樣有效益，同時像大型和已建立企業的公有制那樣提供優越的社會成果會帶來效益惠及所有人而不是把很大一部分給一班繼任的收租者。[19]
1970年代起社會主義計算爭論新的視角出現在機制設計理論上。根據機制設計理論，哈耶克和蘭格之間的爭論成為了持續四十年的僵局，因為雙方說的不是共同的語言——部分原因是用於討論社會主義計算問題適當的語言沒有被發明出來。根據這些理論，需要的是一個更好的了解來防止協調人與人之間的信息問題。通含信息經濟學、機制設計的融合博弈論的語言和框架，社會主義者和資本主義支持者都能從中比較他們爭論的優點。按Palda（2013年）寫的社會主義計算爭論提出的機制設計理論摘要, 「看起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長於作不同的事。社會主義遭受欺騙，或者『道德風險』甚於資本主義，因為不允許企業管理者在他自己的公司有股份……社會主義的欺騙問題的反面是資本主義的欺騙或者『逆行選擇』問題。如果潛在的公司管理者是好的或壞的，但是告訴他們分開是很困難的，糟糕的前景將會成為公司的一部分。」[20]
新古典經濟學派的批評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他的書《社會主義向何處去》（Whither socialism?）中批評了市場社會主義的模式，從1930年代社會主義計算爭論時期作為對新古典經濟學派一般均衡理論更通常的批評的一部分，後者同時駁斥了非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及市場社會主義。[21]
Alec Nove和雅諾什·科爾奈就經濟均衡論提出了相似的論點。二人都指出因為完美的均衡不存在，用於生產的廣泛的經濟計劃根本不能制定出來，制定的計劃失效僅僅是現實世界的市場經濟不符合完全競爭的假設狀態。[22]Alec Nove在他的書《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概述的答案表明社會主義經濟由帶有對企業以市場為基礎的協調的宏觀經濟規劃的混合組成，其中大型的產業會公有化，小到中型企業會歸合作經營企業所有。
參見
註釋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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