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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尼·喜多川性虐待醜聞
日本傑尼斯事務所旗下藝人遭已故社長強尼·喜多川性虐待的指控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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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尼·喜多川性虐待醜聞指的是日本於2023年逐步浮現的兒童性虐待事件。日本大型經紀公司尊尼事務所（現改名為「SMILE-UP.」）的創始人尊尼·喜多川被指認多次對兒童進行性虐待，其中包括眾多與該公司有關的男性藝人；而最令人髮指的是他利用其公司總裁地位及所掌握的娛樂圈巨大權力來多次性虐待或性誘拐未成年人。儘管事件經過多次曝光與訴訟，但尊尼·喜多川與尊尼事務所並未有任何改善，受害者還在逐年增加；直至尊尼·喜多川於2019年去世。2023年，英國廣播公司在其旗下的BBC電視二台及BBC國際台播出了紀錄片《獵食者：日本流行音樂的秘密醜聞》。這使得尊尼·喜多川的性虐待傳聞被全球輿論所關注，尊尼事務所也不得不宣布採取行動。
 | 此條目可參照日語維基百科相應條目來擴充。 (2023年10月1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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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概要
尊尼·喜多川是日本大型經紀公司尊尼事務所的創始人並長期擔任公司總裁直至去世；而早在其建立尊尼事務所之前，他便於1950年代涉嫌性虐待犯罪。從1970年代到2010年代，尊尼·喜多川長期並廣泛地對眾多小傑尼斯進行多次性犯罪。[2]尊尼·喜多川的姐姐，同時也是尊尼事務所副總裁的瑪麗·喜多川對於尊尼·喜多川的兒童性虐待行為採取了無視和隱瞞的態度；並且尊尼事務所在這一時期也沒有採取任何適當的行動，這導致尊尼·喜多川性虐待事件的受害者眾多。[2]
遭受到性侵害的對象主要為13-15歲的少年，亦有國小3年級生接受訪談的證詞。通常手法是，當少年們於宿舍正準備一起入睡時，他會一邊替少年按摩，並討論關於出道等事情，隨後他便將陰莖放入少年口中以進行口交，有時亦會強迫少年替他進行肛交，或要求替少年進行肛交。有證詞指出，為了在事務所獲得豐厚的待遇，受害者會主動與加害者發生或維持關係，甚至有人在在初次遭到性侵害後，還收到來自同儕的祝賀。性侵害地點包括浴室與下榻酒店，事後加害者會給予金錢。如果拒絕，則會受到冷落，例如工作機會遭取消。
在調查訪談中，受害者講述了他們目前的狀況：經歷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罹患憂鬱症、對性關係感到恐懼，並認為自己是「骯髒的存在」[3][4][5][6]。一位身為前小傑尼斯的男性（55歲）在接受採訪時透露，在他向母親坦白遭受性侵害之後的一個月後，母親留下一封遺書，寫着她對於將他的照片和聯絡方式寄給事務所感到後悔與抱歉，之後便自殺身亡[7]。
有證詞指出，受害者大多來自外地且為單親家庭。他們為了實現父母的期望而追逐夢想，因而無法向警方求助，只能選擇保持沉默[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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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尼事務所成立初期以來，有關尊尼·喜多川對其事務所未成年藝人性虐待的傳聞就從未消失。而這些性虐待行為在1960年代的一次民事訴訟中也被提及；受害者們表示自己被性虐待或差點被性虐待。[9]根據特別小組的聽證會內容顯示，這些受害者早在1970年代就向其他很多娛樂機構的管理者們講述過他們的受害遭遇，因此喜多川對其旗下藝人的性虐待傳聞在日本娛樂業界是廣為人知。[10]但是這個傳聞並沒有被日本社會認為是個普遍的問題，僅僅只有少數一些雜誌或出版物中有所涉及。從1980年代末開始，《謠言真相》雜誌開始以特輯的形式報道了前尊尼事務所所屬組合Four Leaves成員北公次對尊尼·喜多川的控訴；隨後這些控訴集結成冊並於1988年至1989年以《致光GENJI（光GENJIへ）》系列為名出版；[11]平本淳也在1988年所出版的《尊尼的一切（ジャニーズのすべて）》也刊登了尊尼事務所原所屬藝人的控訴，但這些出版物都未讓日本社會正視這個問題。
1999年，《周刊文春》針對尊尼·喜多川的性醜聞進行了調查報導，期間獲得了大量證人證詞。該系列報道刊登後，尊尼事務所隨即以「誹謗」起訴《周刊文春》。但法院最後裁定報道中涉及尊尼·喜多川「性騷擾」（現稱「性虐待」）部分屬實並因此不構成對尊尼·喜多川的毀謗。案件最後上訴至東京高等法院，全案以維持二審裁決而定讞。[12]然而日本媒體對於這起尊尼事務所實質敗訴的案件報道非常遲鈍，僅僅只有少數報紙的簡單報道，而電視媒體則一片沉默；[13]即便是專門報道娛樂八卦的雜誌與報紙也沒有太多相關內容。[13][14]特別是日本的媒體沒有向公眾認真解釋前小傑尼斯的證詞真實性在法庭上得到了證實，同時也承認了尊尼·喜多川對未成年人進行性虐待的事實。[12][15][16]
2000年，日本國會眾議院特別委員會曾就尊尼·喜多川性虐待問題展開討論，並質疑其行為是否違反《東京都青少年健全育成相關條例》、《兒童福祉法》及《禁止兒童賣淫及兒童色情製品法》等相關法規；但媒體並未對此進行任何報道。[17]同時日本警方也未就此展開調查。
此後，尊尼·喜多川兒童性虐待問題既沒有發展成為一起刑事案件，也沒有發展成為由受害者起訴的民事案件；而且在日本社會輿論中，除了《周刊文春》之外沒有任何媒體進行報道，遑論成為一個社會問題而備受關注；甚至自始至終尊尼·喜多川都沒有因這個問題而收到過公開指責。[12][17]在《周刊文春》與尊尼·喜多川的民事案件結束後，依舊有不少受害人出面指證尊尼，並指出他在案件終審結束後依舊對其事務所旗下藝人進行性虐待。[18]
2023年3月，英國廣播公司旗下的BBC電視二台播出了一部電視紀錄片，片中對尊尼·喜多川長期進行兒童性虐待的行為進行了調查報道。[19][20]4月，一名前小傑尼斯成員實名並以真實面貌出鏡的形式召開記者招待會，檢舉尊尼·喜多川對其所造成的傷害。[21]此後，越來越多的實名指控開始出現。由此有關尊尼·喜多川長期大規模性虐待未成年人的事實及日本各電視台、大眾媒體對此沉默的共犯行為越發變得明顯起來。[22]
尊尼事務所所委託的防止再發生特別小組在2023年8月展開調查並在隨後提交了報告及召開新聞發布會；而尊尼事務所在9月針對調查報告召開記者會，事務所首次承認兒童性虐待問題的存在並致歉，[23]並表示事務所將於10月更名為SMILE-UP.。SMILE-UP.將為受害者提供關懷服務和賠償，並在完成上述職責後正式解散。[24]
問題起因
2023年8月29日，應尊尼事務所的要求，防止再發生特別小組對尊尼·喜多川的兒童性虐待事件進行了調查並在隨後發布了相關報告。據報告稱，尊尼·喜多川在他20歲左右直至80多歲期間裏，他不間斷地、頻繁地、習慣性地對未成年男性進行性虐待；「有力的證據表明尊尼·喜多川有明顯異常的性倒錯」。[25]
尊尼事務所為典型的家庭企業，由喜多川姐弟經營與培訓藝人。在家族企業中，如果創始人有違法行為，無人可以阻止他，而且從1980年到2019年尊尼喜多川去世的期間，喜多川兄妹各擁有事務所一半的股份，因此不可能期待有其他的業主介入。。尊尼喜多川死去後，其胞姐瑪麗喜多川的女兒藤島茱莉景子繼任社長，藤島本可以保留所有股票和權力，以進行針對尊尼喜多川的性虐待指控的調查，並為受害者提供救濟，但藤島從未採取相關的措施。
根據受害者的證詞，當他們向事務所的員工控訴喜多川對他們進行性侵害時，卻被告知「想出道就只能忍耐」、「（尊尼）就是個沒辦法的人，所以請忍耐」、「忍耐就能實現美好的夢想，這是每個人的必經之路」。特別調查小組認為，從這些被害者的證詞可以合理推斷，尊尼事務所早已得知喜多川長年在宿舍等地進行性侵害的事實，並指出「尊尼事務所始終抱持着『視而不見』的態度，非但沒有採取任何對應措施，反而似乎認為除了讓他們忍受之外別無其他選擇。」。報告認為，事務所長年來的種種不作為，是導致受害擴大的主因[26]。
根據特別調查小組的報告書，小傑尼斯在事務所內可以接觸到的成年人僅有喜多川、編舞師、經理人，與其他員工沒有接觸點，因而沒有其他人可以傾訴受害的情況。一位與喜多川姊弟關係匪淺的尊尼事務所關係人士表示，如果有人提出性侵害控訴只會被漠視，並被冠上說謊者的名號。因此，小傑尼斯們都知道，反抗喜多川的下場就是被尊尼事務所開除，並從此無法加入其他任何經紀公司，導致「演藝生涯之路被切斷」[27]。
曾長期擔任要職的尊尼事務所前副社長白波瀬傑，在與《週刊文春》的訴訟中，堅稱報導內容與事實不符。特別調查小組的報告中也提到，他一開始表示「曾聽過傳聞」但「不相信傳聞」，但在第二次訪談中，他才承認最近才認為傳聞是真實的[28][29]。特別調查小組的飛鳥井望於記者會上指出「（事務所高層）對身為絕對權利者的2人（喜多川姊弟），完全沒有任何提出異議或勸諫的行為。我想這就是所謂的視而不見」[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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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指出在事務所內，接受相關性虐待可能被視為旗下藝人出道的一種「成年禮」[31][32]。
特別小組的調查中，有「當我試圖告訴另一位小傑尼斯關於我被性侵的事情時，他說『恭喜』。」、「我在遭到性侵後，工作量明顯增加了」、「應該正常的接受它，並且視為『成年禮』看待」、「我認為我已經被洗腦成『為了達到頂尖，你必須主動接受尊尼(喜多川)。』」等的相關證詞。
BBC記者莫賓·阿扎爾透過與過去隸屬尊尼事務所的藝人的證人訪談，指出喜多川的性侵害本質是「濫用權力的虐待[33]」。喜多川不僅是尊尼事務所的代表董事社長，也是演藝製作人，掌握着小傑尼斯的錄用到出道、製作等事務的所有決定權[34]。如果接受喜多川的性虐待，在事務所內的工作待遇會提升，並獲得更多演出機會；若拒絕或反抗則會被冷落，舞台站位變差，甚至無法出道[35]。抱持着成為偶像夢想的小傑尼斯們皆為未成年人，因而與事務所並沒有存在正式的合約關係，處於弱勢且不穩定的地位[34]。由於評價藝人才能的基準曖昧不明，喜多川而對小傑尼斯們擁有絕對的權力[34]。
特別調查小組指出，「在喜多川與小傑尼斯之間，存在單方面的強者與弱者的關係，未成年的小傑尼斯要拒絕喜多川的性侵害是極其困難的。小傑尼斯們似乎普遍認為，如果忍受喜多川的性侵害並成為他的『寵兒』，待遇就會變好，獲得更多演藝活動的機會；如果拒絕則會被冷落，甚至可能會被迫離開事務所。」、「處於弱勢地位的未成年小傑尼斯會產生這種認知，並被迫接受喜多川的性侵害，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34]。喜多川會利用受害者的心理，將他們逼入不得不保持沉默的狀態[36]。
據說尊尼事務所旗下藝人之中，出身單親家庭的孩子佔大多數，如豐川誕、田原俊彥的等人都曾公開自己的出身，控訴曾遭受性侵害的大島幸廣表示，喜多川「喜歡那些在單親家庭中掙扎的孩子」，並會利用這些出身單親家庭的孩子「家境清寒」、「想支持母親」等弱點[37]。特別調查小組指出，部分小傑尼斯的家庭環境清寒，認為待在喜多川身邊比待在家裏安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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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受害者在描述性侵害時，也表達了對喜多川的好感，或無法完全否定對他的情感。在與《週刊文春》的民事訴訟中，一名作證的少年於法庭上被問到「有什麼話想對尊尼說嗎？」時，回答「希望他長命百歲」[38]。
有觀點認為，這種情感是透過「性誘拐」（以巧妙手法誘騙兒童已達到性目的）與「創傷性連結」（加害者與受害者間權力不對等，以及反覆經歷好的與不好的對待、獎勵與懲罰等循環性虐待中強化的依戀關係）[39]所產生的依戀（創傷性連結被認為與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或認同加害者等概念相通[40]）。
特別調查小組認為，兒童性虐待的典型手法是加害者巧妙地引導和誘導孩子，讓他們被迫配合性侵害，或表現出自願配合的態度，而本事件正是如此。報告稱「即使有受害少年因為受到喜多川的青睞而感到高興，並主動要求前往喜多川的住處或宿舍，這也是在強者與弱者的權力結構中，喜多川所設下的巧妙的『陷阱』的結果，但其本質仍是性虐待，未有任何改變。」[34]。
前小傑尼斯、「傑尼斯性侵害問題當事者協會」副代表石丸志門，曾因惹怒喜多川而被事務所開除。然而，在之後的40年間，他對喜多川的感激之情從未消失，甚至沒有產生任何恨意。起初，他甚至批評那些實名舉發的前小傑尼斯，但在受到年輕的岡本考恩等人證詞的影響後，石丸於2023年公開作證，並表示「因為我被賦予了夢想，所以我被身為權力者的喜多川洗腦了」[41]。
喜多川對小傑尼斯們而言，在性虐待之外是「對我們很好的人」，亦有受害者表示「如果沒有性侵害的話，尊尼就沒有任何的缺點。」[27]。特別調查小組指出「對孩子們來說，很難去指控一個對自己很好的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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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別調查小組的訪談中，當被聞及是否想過向父母或親人傾訴時，受害者表示「因為父母是尊尼事務所藝人的粉絲，所以幫我遞交了履歷表」、「尊尼事務所的課程是免費的，不會給父母造成負擔」、「我成為小傑尼斯之後，他們很高興來看我的表演」、「我不想讓父母傷心」、「如果說了，我怕自己也會被當成變態」、「太丟臉了根本說不出口」，這些心理因素讓他們難以向父母或親人求助[27]。東京高等法院在針對《文藝春秋》的訴訟判決也指出，即使少年們沒有主動向警方報案或向父母坦白事實，也並非是不自然的[27]。
BBC的記者阿扎爾也指出，如果沒有尊尼事務所喜多川支持就無法成為明星的極強大的權力結構，無論受害者年齡，這都是一件糟糕的事情，但受喜多川性侵的受害者年紀尚幼小，這更加可怕[33]。他批評「我認為在這個年齡判斷是否足以抵抗是不可能的。孩子無法同意進行性行為。他們年紀還太小了。喜多川以一種令人髮指的方式利用他的權力。」[33]。
也有觀點指出，受害者年紀輕，缺乏性知識和經驗，不明白自己遭遇了什麼，受到嚴重打擊、傷害和疑惑。據說，有人因此自尊心被摧毀，即使離開事務所後，多年來也保受創傷、閃回的困擾，甚至有人因此罹患憂鬱症[42][43]。
喜多川作為藝人製作人的才能是傑出的，受到演藝界相關人士的廣泛好評。由他培養出的偶像們的活躍表現，也為許多粉絲帶來歡樂和喜悅。特別調查小組在報告中指出，對於喜多川的為人，「即使是受害者，也有許多人給予了正面的評價和感謝之詞，如是個『溫柔隨和』、『體貼入微』的好人，而且『沒有人說過他的壞話』。」[44]。
尊尼事務所的具有人氣的藝人們多年來，在電視等媒體上透過各種小故事稱讚喜多川的為人，開心地講述與他的回憶，稱他為「像父親一樣的人」、「溫柔」、「對他抱持感謝」等，這些言論為喜多川營造了良好的印象[45]。
名櫻大學的大峰光博教授也指出，「不輕易認同加害者」亦是對加害行為的「反對行動」。如果沒有一種嚴重的風險結構，讓他們若不在電視上繼續讚揚喜多川的人格，就會面臨生命危險，那麼他們在了解關於喜多川性侵的真實情況後，仍持續發表這些言論，並向社會大眾美化喜多川的作為，可以說他們只是為產生新的受害者提供了動力。他認為，不僅是事務所的社長與經營層這些顯然有罪過和責任的人，一些已成年且擔任負責職位的藝人，其中不乏對這些問題有所認知的人，也很難說他們沒有連帶責任[45]。
有觀點指出，傑尼斯性侵害事件未得到認真處理的原因之一，是男性性侵受害者往往遭受到輕視。在日本，直到2017年時隔110年以來修訂性犯罪刑法相關法律之前，不同意性交等罪（原：強制性交等罪）的「強姦罪」僅將受害者限定為女性[46]。男性遭受性侵害的事件絕非罕見[47][48]，但法律上強姦（性暴力）的受害者被限定於女性這一事實，反映人們普遍存在「男性不應該是性侵受害者」[49]、「男性是加害者，並非受害者」[50][51]等偏見。男性遭受性侵害往往被輕視為「只是惡作劇」，或在綜藝節目中被當作笑話來談論，這種不將其視為性侵的風氣非常強烈[46][52][53]。於立命館大學研究所在學中的臨床心理學家宮崎浩一，專門研究男性性暴力受害者，他指出：「男性受害者無法意識到自己受害，也無法聯絡諮詢機構，因此問題很容易被潛藏起來」[54]。
讀賣新聞東京總公司的前社長瀧鼻卓雄表示，在他擔任主編時，從未有人就尊尼喜多川的性侵害事件是否可以報導向他詢問。每日新聞的記者也認為，關於藝人事務所內未成年男性藝人遭受社長性侵的疑慮，「我認為記者們普遍存在一種輕視風氣，認為這『不過是週刊雜誌的新聞吧，是娛樂新聞吧，受害者又不是女性』」，並表示這並非出於對尊尼事務所的偏袒，而是因為他們沒有理解問題的嚴重性而輕視了它[55]。朝日新聞的評論委員田玉惠美也指出，朝日新聞沒有認識到這是性暴力和嚴重的人權侵害，即使是積極採訪女性性暴力的記者，也「沒有意識到男性也可能成為受害者」，她認為記者們可能直接將其視為週刊雜誌擅長的「演藝圈八卦」，而不是報紙應該報導的題材，這與讀賣新聞一樣，是出於記者們對事件本身的輕視，以及報紙不處理演藝圈性問題這種「演藝圈八卦」的認知，這就是他們輕視問題而不進行報導的原因[55]。
據前排雜誌報導，包括公共廣播公司NHK等主流媒體在內的日本報社和電視台故意不報導任何關於醜聞內容，包括岡本考安（Kauan Okamoto，岡本カウアン）[56] 2023 年在日本外國記者協會舉行的記者會上，使用了真名與露面後，對於這起醜聞的相關報導就更少了，因此各大媒體的反應也被認為是這起醜聞的一大特色。 此外，尊尼事務所2023年成立的「防止再發特別小組」在報告中以「媒體沉默」為題總結了此現象，並提出了建議。
事件醞釀
事件爆發
調查報告
證人證言
新聞報導
長年以來，尊尼事務所與各大媒體的關係密切，有許多人質疑，事務所會透過大幅報導旗下所屬藝人與喜多川的正面新聞，同時壓制任何可能損害其形象或銷售的負面報導[57][58]。一些曾受壓力的編輯與記者提供了證詞，元木昌彥表示，他於1981年4月30日發行的《現代》曾刊登一篇題為「以培養偶像聞名的喜多川姐弟之異能」的專題報導，內容提及了喜多川的性偏好。對此，尊尼事務所向講談社（雜誌出版商）發出通告，揚言「今後，我們旗下所有藝人將不再與講談社合作」，最終，講談社將元木調離該雜誌，以此方式與尊尼事務所達成和解[59]。
尊尼事務所每年會發行旗下藝人的官方月曆，每每皆帶來龐大銷售額，這被稱為「月曆利權」，事務所會將此業務分配給各家出版社[60][61]。據稱，透過月曆利權的分配，尊尼事務所鞏固強化了與各家出版社的關係，從而得以壓制醜聞的相關報導，甚至誘導媒體報導對其競爭對手不利的內容，從以控制輿論[60][61]。根據伊藤喜之的說法，截至2023年8月，已確認發行傑尼斯藝人月曆的出版社包括：講談社、新潮社、小學館、主婦與生活社、光文社、雜誌屋、集英社、One Publishing（前身為學研+的媒體業務部門）、Wani Books。其中，擁有八卦週刊雜誌的出版社有：講談社（《週刊現代》、《FRIDAY》）、新潮社（《週刊新潮》）、小學館（《週刊Post》、《女性Seven》）、主婦與生活社（《週刊女性》）、光文社（《FLASH》、《女性自身》）[62]。據說，這些週刊雜誌因為其出版社受到月曆利權的恩惠，所有實際上無法報導傑尼斯的醜聞[63]。而長年追蹤喜多川性侵害問題的《週刊文春》，其出版社文藝春秋則從未發行過傑尼斯旗下藝人的月曆[62]。
伊藤還提到，2008年7月，講談社的《週刊現代》報導了傑尼斯旗下一位人氣藝人涉嫌吸食大麻時，亦受到了來自事務所的強大壓力。此外，在2023年5月BBC的紀錄片播出後，講談社的《FRIDAY》跟進了BBC的報導，對此，事務所向講談社施壓，導致尊尼事務所旗下藝人被從該出版社旗下的女性雜誌的封面人物工作中撤換[62]。
喜多川對於未成年藝人的性侵害事件，可與哈維·溫斯坦（利用職權性侵多名女性的電影導演）與吉米·薩維爾（死後被揭發性侵事件的電視主持人）等歷史性的性侵害事件相提並論[64]，BBC記者莫賓・阿扎爾指出，溫斯坦與R·凱利（性侵多名少女與年輕女性的知名R&B創作歌手與製作人）的案件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日本的大部分媒體選擇了不予報導此事件[65]。美國法學家、社會學者馬克・D・韋斯特指出， 日本媒體並非將兒童性侵視為禁忌而不報導，因為他們曾大篇幅報導麥可傑克森的戀童案。他認為，人盡皆知的喜多川性醜聞顯然具有新聞價值，但最終仍然未被報導[30]。與此同時，當時日本媒體大肆報導的是稻垣吾郎的醜聞[30]。
在接受「律師.com新聞」採訪時，《週刊文春》總編輯加藤晃彥表示，其他媒體無視且並未跟進他們的報導，可能是因為「各媒體公司與尊尼事務所形成『利益共同體』，並重視彼此的關係」[66][a]。
2005年，紐約時報和觀察家報等世界各國媒體都報導了與《週刊文春》的訴訟結果，並指出日本的電視台和報章雜誌將喜多川的性侵害事件視為禁忌，完全不予報導，此異常現象受到了國際關注[67]。
2023年3月17日，莫賓・阿扎爾記者在日本外國特派員協會以Zoom舉行的線上記者會上，批評主流媒體「此事件在社交媒體上引起強烈反響，但主流媒體卻沒有任何反應」，認為這是主流媒體對尊尼事務所有所顧忌而持續保持沉默的表現[68]。
記者中村龍太郎也表示，「國內有許多聲音歌頌喜多川的功績，卻沒有檢視過去，這簡直就像是獨裁國家。我並非要否定他的貢獻，只是覺得這很不尋常。如果提出質疑，就會被業界『排斥（日文：村八分）』，被視為『危險人物』。」，在回答BBC的提問時，他曾說「1999年以來，我對日本媒體一直感到非常失望」[17]。他在2022年11月出版的《文藝春秋Opinion 2023年的100個論點》中評論「雖然我很悲觀，但從過去的現實來看，BBC的這篇報導很難在日本被大篇幅報導」。
PRESIDENT Online也刊登了文章，批評電視台等主流媒體對此事件的沉默[69]。
大手廣告代理商博報堂，在其發行的雜誌《廣告》文化特輯號（2023年3月31日）中，一度報導了喜多川的性侵害問題，但博報堂公關室長後來聲明，由於尊尼事務所是商業夥伴，因此「經博報堂公關室長判斷」，文章中的部分內容被刪除[70][71]。
2023年5月11日，TBS電視台的《news23》詳細報導了受害者的證詞等。節目的主持人小川彩佳（前朝日電視台播音員）向露面且以實名作證的原事務所所屬藝人們的勇氣表達了敬意，並表示「新聞媒體究竟報導了多少這類受害事件了？至少我們的節目目前是沒有的。在這種情況下，岡本考恩的發言份量很重，我認為我們必須正視他所說的話」[72]。
於2023年5月17日，NHK播出的《今日焦點》的「『沒有人幫助我』 告白，傑尼斯與性侵害問題」專題報導中，記者松谷創一郎嚴厲批評並指出媒體的「共犯性」，稱「這次，包含民營電視台與NHK在內的報導都相當的被抑制。我認為這是目前最大的一個問題。」、「即使是現在依然被抑制，這是一種『共犯關係』」[73]。
Puchi鹿島亦在《文春線上》上批評自家《朝日新聞》的膚淺應對，他指出，朝日未進行自己的記者查證計劃，反而「看起來像是將對傑尼斯問題的查證『外包』給他人。重要的不只是這20年，就連最近幾個月也是如此」，他認為這不是只靠表面的一篇評論委員的個人專欄就能解決的問題[55]。
海外媒體對日本媒體的反應，稱其以冷淡的語氣進行了報導。《紐約時報》在法院判決結果公布時的報導中指出，日本媒體對此沒有報導，也沒有關注揭露性侵害的書籍[30]。曾為日本時報等媒體撰稿的菲爾·布雷澤評論：「或許有些媒體會為過去沒有追究喜多川的罪行而道歉，但整個行業的勾結本質並不會有所改變。（中略）我不認為尊尼事務所會因為這起醜聞而遭受損失」，他認為日本媒體界的「偏袒」系統今後也將持續下去[74]。記者、聖心女子大學教授的大衛·麥克尼爾在《Newsweek日本版》上強烈批評日本媒體：「主流媒體至今仍未深入調查醜聞的全貌，也未能回應許多粉絲『被背叛』的感受。」、「即使是今天，各電視台的製作人也不願追究喜多川的公寓裏發生了什麼。」、「日本業界的認知之淺令人側目。」[74]。他表示，自岡本考恩召開記者會以來，粉絲們被迫面對一個痛苦且令人不適的事實，即「我們所愛、與我們一同成長的家人般的公司，難道從根本上已經腐爛了嗎？」[74]。
澳洲麥覺里大學高級講師，研究日本與亞洲的偶像文化的托馬斯·布爾迪內特表示「許多日本粉絲可能認為『這與我推的（喜歡的）藝人無關』或『如果我們不守護事務所，就無法再看到我推的藝人活躍了』。也有人認為，這只是那些不紅的藝人出於忌妒而進行的告發。然而，喜多川給人們帶來夢想與剝削年輕人是兩回事」，他指出，如果持續對喜多川的行為置之不理，「將會向年輕人傳遞一個錯誤的訊息，即『有權力之人，無論犯下什麼罪行，都不必付出代價』」[75]。
日本國內也有媒體開始報導此醜聞，日刊現代援引「傑尼斯性侵害問題受害者協會」代表平本淳也的觀點，針對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商業與人權」工作小組來日進行調查一事，呼籲「聯合國工作小組成員不僅要針對傑尼斯，也要揭開日本演藝圈仍然猖獗的騷擾問題。希望他們能揭露演藝經紀公司、與其勾結的媒體，以及廣告界、政界透過利益勾結形成的黑暗結構。在相關人士中，期待這能成為徹底清除長年積弊機會的無聲心聲，其實並不少」[76]。
2023年9月9日，TBS電視台播音員安住紳一郎，在由他擔任主播的《資訊7days新聞主播》節目中，反省了媒體在此問題中的責任。他指出，在2004年最高法院裁定性侵害成立時，當時一般報紙對此的報導篇幅很小，並透露「當時TBS也沒有報導這個結果」。對於為何沒有報導，安住獨自詢問周圍的媒體相關人士後，得到的看法是「當時調查機關也沒有行動，大家沒有意識到這是一起如此重大的事件。而且在法律上，當時性侵害的受害者限定為女性，很多人認為這只是一則娛樂新聞，因此決定不報導」。他還承認，儘管BBC的紀錄片於3月18日播出，但他的節目直到一個多月後的4月22日才首次報導此事，他覺得「我的感覺是（播出得）晚了兩週。我認為4月8日和15日都有機會報導。我記得三谷先生（節目固定來賓，編劇三谷幸喜）在開會時也說過『這週不播出嗎？』」。安住接着坦白「不過，當時事務所還沒有承認有性侵害，而且這也不是我們自己採訪的問題，所以判斷需要謹慎處理。或許有人會說這是對大型經紀公司的偏袒，我認為這方面的原因確實存在。」最後，他承認自己在採訪知名人士時，事務所會提出「NG問題」（禁止提問的問題）清單，並反省道：「當我認為即使會被討厭也必須問的時候，我會自己想辦法去問。但這次，雖然屬於這種情況，包括我在內的電視台工作人員卻沒有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他最後表達決心「我會銘記東山新社長所說的，今後與媒體進行對話並坦承以告，努力做出改變。」[77]。
反響評論
日本週刊《FRIDAY》在10月1日的該指控系列報導中，出現大標題「不只有傑尼斯…臺灣一線演員『涉嫌對16歲少年性侵及偷拍』驚慄內幕起底」[78][79][80]。內文強調日本並非是性侵害成為社會問題的國家，以及詳列臺灣媒體對邱耀樂性指控炎亞綸的相關內容[81][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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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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