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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量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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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量革命（英語：quantitative revolution）是地理學中的一次範式轉變，其目標是為地理學發展更為嚴謹和系統性的方法論，是為了解決區域地理學不足以解釋一般的空間動態變化的問題。計量革命的主要影響，乃使地理學從描述性（個別）地理學向經驗定律（普遍）地理學轉變。[1][2]計量革命發生在1950-1960年代，標誌着地理學研究方法迅速轉變，從區域地理學發展成為空間科學。[3][4]
地理學史中，計量革命是現代地理學的四大轉折點之一（另外三個是環境決定論、區域地理學及計量革命後的批判地理學）。這場革命推動了技術地理學分支的發展，並最終催生出包含地理資訊科學、地理資訊學和空間分析在內的計量地理學體系。[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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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
- 地理學的區域傳統主導着地理學研究，該學派相信，地理學研究之目的為描述和解釋地球表面的區域差異。[7]
- 美國的許多大學關閉了地理系和其課程，特別是1948年哈佛大學撤銷地理課程，被視為「對地理學領域的學術戰爭」。[8]
- 人文地理學和自然地理學之間的分歧未得到解決——人文地理學的泛泛而談，逐漸成為一門自說自話的學科。
- 當時的地理學被認為描述性太強、不夠科學——它並不解釋地理過程或現象為什麼會發生。
- 地理學被認為只有教育用途，而「不是大學學科」[8]——當代地理學的實際應用很少。
- 關於什麼是地理學——是科學、藝術、人文或社會科學——的爭論持續不斷。
-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技術在社會生活中日益重要，因此，基於法則的科學獲得了普及和關注。
這些事件都對地理學的學科地位構成威脅，因此地理學家尋求新法以應對這些批判。
革命
計量革命是對當時在地理學中占統治地位的區域地理範式的回應。辯論主要（但不完全）在美國進行，而區域地理學是美國地理學界中主要的哲學流派。1950年代初期，人們越來越感覺到，已有的地理研究範式難以解釋物質、經濟、社會和政治過程如何在空間上組織、生態上相互聯繫，或者過程產生的結果如何成為特定時地的物證。越來越多的地理學家對學科傳統的範式及其對區域地理學的關注表示不滿，認為這些工作過於描述性、碎片化、不可歸納。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早期的批評者如Ackerman[9]建議將學科系統化。此後不久就發生了一系列關於地理學方法論的辯論。最早、最知名的例子之一是舍費爾-哈特向之爭（Schaefer vs. Hartshorne debate）。1953 年，弗萊德·K·舍費爾發表了《地理學中的例外論：方法論的檢視》（Exceptionalism in geography: A Methodological Examination）一文。該論文中，舍費爾反對哈特向對地理學科的例外論解釋以及將地區視為地理研究的中心對象。舍費爾設想，地理學科的主要目標是通過科學探究來建立形態規律，即從更強調過程的社會科學中的其他學科中，將規律和方法與地理學相結合。而理查德·哈特向則發表了一系列出版物[10][11][12][13]，反駁了舍費爾的批評，他認為舍費爾的觀點是主觀和自相矛盾的。他還強調了對地點和現象進行描述和分類的重要性，但也承認可以使用類屬關係法則以最大限度地增進科學理解。然而，在他看來，這兩種方法之間不應該有高下之分。
在關於方法的辯論進行同時，美國學術界正試圖對系統地理學進行體系化。艾奧瓦大學、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和華盛頓大學的地理課程在這方面開創了先河。艾奧瓦大學的Harold McCarty試圖建立地理格局之間的關聯的形式法則。在威斯康星大學，Arthur H. Robinson致力於開發用於地圖比較的統計方法。在華盛頓大學，Edward Ullman和William Garrison致力於發展經濟和城市地理學領域以及中心地理論。這些院校機構培育了新一代地理學家，他們將空間分析的研究帶到了其他機構研究，包括芝加哥大學、西北大學、洛約拉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密歇根大學等。[14][15]
1950年代和1960 年代，在將「科學思維」帶入地理學的旗幟下引入的變化，使地理學更多運用基於技術的實踐，包括一系列提高精度的數學技術和電腦化統計方法，以及用基於理論的實踐將地理研究中的位置和空間概念化。[15]
計量革命的一些典型技術包括：[3]
上述技術的共通因素是對數字的偏好，以及相信數字工作是更純正的科學。[3]布里斯托大學的羅納德·約翰·約翰斯頓及其同事發表了一部革命史，強調了實質的研究重點和哲學基礎，以及方法的變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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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論基礎
新的研究方法促進了各種自然和文化環境中對空間方面的概括的發展。概括可以採用經過檢定的假說、模型或理論的形式，並且根據科學有效性來判斷研究價值，將地理學變成一門律則科學。
1969年，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出版了著作《地理學中的解釋》（Explanation in Geography），該著作是為將地理學重新定位為空間科學提供合理的理論和哲學基礎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該著作中，哈維提出了兩種可能的方法來解釋地理現象：一種是從大量觀察進行概括的歸納法；另一種是通過經驗觀察，制定可檢定的模型和假設，然後驗證使之成為科學規律的演繹法。[17]他本人偏好後一種方法。這種實證主義方法遭到了批判理性主義的反對，這是一種由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提出的哲學，他拒絕檢定這一概念，並堅持認為假說只能證偽。不過，兩種認識論哲學都試圖實現相同的目標：發現科學規律和理論。[18]
範式轉變在經濟地理學和城市地理學分支領域產生了最強烈的反響，尤其是與區位論有關的領域。然而，一些地理學家——例如Ian Burton——表達了對計量化的不滿[19]，而其他人——例如Emrys Jones、Peter Lewis以及Golledge和Amedeo——則對提出定律的可行性進行了辯論。[20][21][22]其他人，如 F. Luckermann，批評地理學提供的科學解釋是推測性的，缺乏經驗基礎。結果，即使是經過檢定的模型也無法準確地描述現實。[23]
到1960年代中期，計量地理學成功地取代了區域地理學的主導地位，範式的轉變在地理學學術期刊和教科書中等無數出版物中已顯而易見。新範式的採用使地理學無論對政府還是私營部門都變得更加實用。[14]
後計量革命的地理學
計量革命對塑造當今地理學學科形態產生了深遠影響，其推動的實證主義（後實證主義）思潮與反實證主義回應從根本上改變了學科格局。[24]
革命期間，學界對「距離」作為理解現象空間分布關鍵因素的研究興趣，催生了地理學第一定律。[25][26][27]地理學中空間分析的發展促進了規劃領域的應用，而技術地理學的進步為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論基礎。[28]
電腦在地理學中的廣泛應用推動了地理資訊科學的突破，包括地理資訊系統（GIS）與遙感技術的建立。[29]這些技術首次使地理學家能通過全尺度模型評估時空維度上複雜系統的空間關聯。[30]地理資訊科學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自然地理學與人文地理學的二元對立，通過可計算模型實現了對人類與自然環境複雜性的綜合評估。[31]
計量革命對統計模型的過度聚焦引發了對「人的維度」缺失的擔憂。1970年代起，該理論範式開始受到直接挑戰。[3]隨着地理學家逐漸揭示計量方法在解釋種族、性別、階級和戰爭等議題上的局限性，反實證主義思潮興起。[32]大衛·哈維放棄了早期支持計量革命的立場，轉而採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33][34]人文地理學隨後衍生出批判地理學和女性主義地理學等新子領域，這些學科嘗試改造計量方法以適配其研究焦點。[35]有學者評價這種轉變為「非凡的貢獻——將半個世紀空間科學的創新遺產，與批判社會理論半個世紀的發展成果進行了建設性對話」。[36]
針對這些批評以及新興領域的反批判始終存在。[5]辯護觀點包括：批評者未能理解新方法、其批判對象已過時，或是在鼓吹非科學路徑。[5]雖然許多人認為計量革命已被新範式取代，但更準確的說法應是計量地理學與定性地理學的分野共存——兩者持續從對方的研究中相互借鑑。[1][5]還有學者指出，計量地理學和批判地理學之間並不存在真正的對立，就連大批判家馬克思也非常重視計量方法的運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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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參考文獻
延伸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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