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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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西口是指明、清兩代至民國初年，由於華北地區資源不足，一部分人民為尋找生存機會，由長城內漢地的山西、陝西北部、河北等地私自進入內蒙古西部地區墾荒和移民的活動^[1]。「西口」指的是明長城西端的幾個關隘，包括殺虎口、張家口等。

走西口地區地圖

「西口」來由

「口」原指明長城的關口。明朝和蒙古通關互市後，這些軍防關口變成漢蒙貿易的通商口岸。其中兩處最為重要，一是河北省的張家口，稱為東口；另一個是山西省右玉縣的殺虎口，稱為西口。但關於西口的位置問題存在爭議。在走西口的過程中，「西口」並不專指殺虎口，張家口以西，晉北、陝北與內蒙交界的長城沿線各關口皆稱為「西口」；然而殺虎口是舊時山西省中北部居民通往內蒙古中西部的一條必經之路。

1893年，俄國人、蒙古學學者波茲德涅耶夫在內蒙古旅行考察時寫道：「我在歸化城（指呼和浩特市）曾多次見到官家的運輸車輛上所標的地名都是『西口』，這一名稱也同樣出現在當地駐軍的號衣上。」俗語說「東口到西口，喇嘛廟到包頭。」指的就是從張家口到歸化城、多倫到包頭。西口通常指的是歸化城以西，亦稱口外，即今內蒙古自治區中西部（民國時期為綏遠省）。

歷史

苗頭

明代中前期，被朱元璋趕到塞外的北元以及後續的韃靼和瓦剌政權長期與明朝敵對，長城各關口戒備森嚴。直到1571年，漠南蒙古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與明朝達成隆慶合議，雙方始通關互市。與此同時，開始有少量內地漢人私自越過長城去蒙古地區謀生。

從明後期到清初，走西口已有苗頭，但未成氣候。

清兵入關後，清廷爲了隔絕蒙古和漢人的聯繫，嚴禁兵民「往墾口外牧地」^[2]，漢人不得私自越關，並沿長城北側劃了一條南北寬五十里、東西長兩千里的禁地，以分隔漢蒙。禁地內不准農耕放牧，每年燒荒，因此禁地的土壤富含腐殖質而呈黑色，稱為「黑界地」。但封禁並不絕對，順治帝曾允許少量晉陝冀百姓去蒙地墾荒，但必須春去秋回，不可在口外定居，亦不准攜帶親屬；因此出現了一批春種秋歸的「雁行者」。

第一波浪潮

走西口的第一波浪潮開始於康熙年間。這時社會漸趨穩定，人口增加。在康熙年推行攤丁入畝、「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政策後，人口爆發式增長，越發人多地少。此時朝廷放鬆蒙古封禁，開放部份蒙地，內地漢人由此開始大規模遷徙到口外。

大多數移民從事體力勞動：或佃地、或墾荒、或放牧、或受僱從事小手工藝，也有一部份從事商貿。全國聞名的晉商中，很大一部份是發家自旅蒙貿易。

第二波浪潮

第二波浪潮從光緒年持續到民國時期。當時全國內憂外患，政治腐敗，土地兼併嚴重，人口快速增長造成大批失地農民的出現，連年災荒迫使百姓移民。嘉慶朝，歸綏道六廳大約有30-40萬人，而到了光緒末年，歸化口外諸廳人口已經超過100萬。尤其是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後，清朝急於募集巨額賠款，不顧蒙古人的反對向漢人全面開放蒙地，官府向到此墾荒的移民徵收押荒銀，交錢後可擁有土地永久使用權。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任命貽谷為督辦蒙旗墾務大臣，在烏蘭察布、伊克昭二盟和察哈爾八旗等游牧地丈量蒙地，辦理開墾。通過「移民實邊」，鼓勵內地漢人定居邊境^[2]。到民國初年，內蒙地區（包括在闖關東範圍的東蒙）的漢人已達300萬，遠超當地的土著居民。

地理因素

移民主要來自山西西部、北部和陝西北部，這些地區屬於黃土高原，自然環境惡劣：植被鮮少，土壤貧瘠，天災頻繁。光緒初年發生丁戊奇荒（1875年-1878年），連續多年的乾旱使許多村落田園荒蕪，顆粒無收。有山西民謠唱：「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這一旱災中950萬人-1300萬人遇難，2000餘萬災民被迫逃荒或被販賣到外地。

而長城外的河套是一馬平川的草原，土地相對肥沃、水草豐茂、地廣人稀，於是大量災民遷往現在的內蒙古中西部河套平原一帶（民國時期劃為綏遠省）的歸化城（今呼和浩特市）、伊克昭盟（今鄂爾多斯市）、烏蘭察布盟（包括今呼和浩特郊區及包頭、巴彥淖爾等城市），還有一些移居八旗察哈爾（民國時為察哈爾省下的察哈爾盟，包括今烏蘭察布市大部和錫林郭勒盟西南部）等地。

影響

走西口使得晉陝冀綏四地的社會得到了融合、經貿得到了交流、文化得到了交融，也催生了社會變革的因子。走西口導致更多的漢族移居到口外，使得民國成立伊始綏遠、察哈爾等省份的人口就以漢族爲主。這一移民活動大大改變了口外河套一帶的社會、經濟結構和生活方式，記錄了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進退消長的歷程。同時，占移民比例極高的山西移民，作為文化傳播的主要載體，將山西的晉文化帶到了內蒙古中西部地區，使當地形成二人台這樣的富有濃郁山西本土特色的移民文化。晉文化作為農耕文化的一部分，通過人口遷移，與當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形成富有活力的多元文化，豐富了中國的文化。

然而，走西口作為民間自發性的移民浪潮，本身也存在很多負面因素。首先是馬匪活動的猖獗，在當時官方統治薄弱的情況下，生活無着者很容易落草為寇，致使該地區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游離於正常秩序之外。其次是鴉片的普遍種植，民人吸食鴉片者甚眾。再就是不合理開發導致生態危害。移民的盲目開墾，破壞了草場原有的生態系統，從而引起草場萎縮、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等不良結果，晚近肆虐的沙塵暴就與該地不合理的開發有關^[2]。

晉商和城市化

大批的山西籍商人因爲在包頭、呼和浩特（歸綏）等地經商成功，促成了中國特有的商業群體——晉商，進而促進了山西重商文化、商業觀念、經商風氣的形成。

早在康熙年間晉商就在蒙古出現。最初的晉商跟隨平定準噶爾的清軍做隨軍貿易，後來則和沿途的蒙古人做生意。政策寬鬆後，越來愈多山西商人開始活躍在蒙古。從傳奇人物喬家先祖喬貴發可看出走西口的晉商歷史。

喬貴發生於乾隆年，因生活所迫而去包頭謀生。最初他在當舖做夥計，十年後賺了些錢便和朋友合夥開了家商號「復盛公」，多年苦心經營後成為包頭最大商號。如今包頭市的舊城區東河最初就是因爲走西口的移民較多而從一個村落到設鎮、再升級為縣、最終形成一座城市。在走西口移民開發蒙地的歷史社會背景下，復盛公目睹了一個塞外村莊發展為城市的過程，於是有民謠：「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

另一大城市呼和浩特也和包頭類似，綏遠城作為八旗駐防城，吸引了外地人到此經商，在晉商的推動下成為內蒙西部一大商業中心和貨運主要集散地。

方言形成

因爲走西口的出發地主要是以山西省中北部、陝北一帶居多，造成如今內蒙古中西部地區的走西口後人還是使用晉語。同時在走西口的幾百年間，參與其中的百姓也受到了一些蒙古語的影響，其使用的語言中吸收了一些蒙古語詞彙。由於各地晉語在走西口目的地的融合，也使內蒙古境內的晉語具有了一些不同於山西省內晉語的特色。

內蒙古中西部的晉語在方言分區上，主要分屬於張呼片、五臺片和大包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