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中的雲南省

1989年春夏之交，中華人民共和國爆發全國性抗議運動，史稱六四事件或八九民運，中國官方稱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期間雲南省各地也有抗議、遊行、罷課、集會及其他政治表達行為。這些活動多由學生、工人主導，也包含市民等群體發起，乃至有體制內人士參與，與全國範圍內的抗議相呼應。雲南最大規模的抗議示威發生在首府昆明，其他如昭通、大理、保山、曲靖、玉溪、普洱、西雙版納、德宏等各地亦有不同程度的響應。

據親歷者回憶，雲南因其地區特色，民運訴求具有相應，如民族政策訴求，雲南民族學院學生強調放寬民族政策，要求中共檢討過去四十年對少數民族政策的失誤；信仰自由，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群體發聲，部分回族群眾對沙甸事件希望平反；地方自治與改革，對中央集權政策的不滿普遍存在，要求更大地方自治權及與沿海地區同等的改革開放政策，以改善貧困與生態惡化問題^[1]。同時雲南省當局也指控，雲南境內的民運人士在事件期間及北京清場之後，通過滇緬邊境等途徑與台灣當局有聯繫，或者企圖囤積武器彈藥。駐雲南的解放軍部隊中對學運的同情者曾企圖策劃兵變，並最終被平息。

4月

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後，昆明市民與學生初時反應平淡。4月20日，雲南大學工學院、雲南民族學院等七所高校十萬名學生，藉悼胡展開示威以支持「北大」、「北師大」學生的「民主宣言」。4月23日，孟連自治縣當地學生展開罷課行動^[2]。

4月27日北京學生大遊行後，昆明的學生、工人、市民、知識分子及部分黨政軍幹部逐漸參與，東風廣場每日聚集數萬人示威請願^[1]。官方則指4月中下旬開始,昆明幾所主要大學的校園裏出現了「煽動性的小字報」^[3][4]。

5月

5月3日，昆明高校出現了呼籲學生五四上街遊行的大字報和傳單。晚上，昆明工學院等高校有七八百名學生宣布罷課遊行,沿途呼喊「打倒官倒」、「反對腐敗」、「民主萬歲」等口號^[5]。同日，勐海各級學校學生數千人在勐海縣一中舉行「五四」紀念大會及示威遊行。下午，二千名學生至「縣府」前靜坐示威^[2]。

5月4日，昆明人數擴大到上千人，包括雲南大學、雲南民族學院、昆明工學院等學生，響應當天全國的五四遊行^[6][4][7]。5月4日，孟連縣二中師生聯合縣中，在該校舉行「五四」七十週年紀念大會，並在校園內示威遊行。5月6日，勐海機械廠、鐵木農具廠等單位上萬職工上街遊行，響應當地學生。5月10日，盈江縣內學生三百餘人至縣委門前示威聲援北京學運^[2]。

5月14日，昆明高校生在金碧門前集結，散發傳單、高呼口號^[2]。5月15日，昆明高校師生十餘萬人在工人文化宮廣場集結展開遊行。5月17日上午,昭通師專有青年教師在校內張貼倡議書，要求師生簽名給天安門廣場絕食學生發電報聲援。部分人上街遊行，昭通地委令學校領導、教師及公安幹警隨遊行隊伍維持秩序。同時學生也組織了糾察隊維持遊行秩序。當晚，昭通師專和教育學院300餘名師生上街遊行，高呼口號，聲援北京絕食學生。他們集隊舉着橫標和小標語旗，喊着口號，經南順城街、西街、愛民路、公園路、半邊街、建設北街遊行後返回學校^[8]。

5月17日下午一時許，昆明工學院、雲南大學、雲南師範大學、雲南民族學院、雲南中醫學院、雲南財貿學院、雲南工學院、昆明醫學院等八所院校約一萬名學生，舉着「聲援北京愛國行動」、「堅決支持絕食鬥爭」、「爭民主、爭自由」、「打倒垂簾聽政」、「首腦更迭法律化」等橫幅標語，呼喊「打倒官倒、剷除腐敗」、「民主必興、專制必敗」等口號，遊行併到東風廣場聚集，於下午四時十五分到達五華山，到雲南省政府請願。因學生越聚越多，有的甚至爬上圍牆和房頂，為避免發生傷亡，省長和志強決定讓學生進入省政府大院，同遊行學生代表對話,和志強指學生行動是錯誤的^[9]。經多方做工作，大部分學生陸續離去。晚飯後，雲南政法專科學校二百多名學生聲援滯留在省政府院內的學生。同時，雲南農學院、教育學院、冶金工校等院校約二千名學生到東風廣場靜坐，有的發表演說，聲援北京學生絕食行動。也有雲南藝術學院三十名學生絕食^[10][2]。

5月18日，昆明地區所有大專院校十餘所，如「雲南大學」、「昆明工學院」等、部分中等專業學校，如「昆明冶金工校」等，以及中學學生、一些教師，近兩萬名民眾響應學生的號召，於昆明東風廣場靜坐示威。示威者要求與市長對話。昆明副市長孫淦出面溝通^[11]。下午,有學生在東風廣場絕食響應北京。傍晚，科技人員、記者、幹部、民主黨派份子、作家紛紛加入聲援學生^[2]。

在此期間，「昆明市市民民主愛國組委會」、「昆明市民聲援團」等組織先後成立^[12]，官方則指其為「一些社會游雜分子拼湊組成的非法組織」^[13]。官方認為「雲南愛國學生民主運動組委會」「與北京的非法組織串通一氣,在昆明地區製造了一場由學潮發展起來的動亂風波,並影響到少數地、州、市。4月中旬後的兩個月中,發生了不同規模的非法遊行示威、靜坐、絕食。他們佔據昆明東風廣場,造謠煽動,攻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反對四項基本原則」^[4]。「雲南高校愛國學生民主運動組委會」負責人為吳海針、王存、湯世傑。「昆明市市民民主愛國組委會」（原名「昆明市市民自治會」）主席為李洪斌^[2]。

5月18日晚，昭通師專500餘名師生再次集隊舉着橫標、小標語旗,喊着口號從環城東路向南門方向遊行,行至迎豐電影院門口時，與昭通教育學院的300餘名師生遊行隊伍匯合後，一起經南順城街，西街，愛民路、公園路、崇義街等街道遊行後返回學校^[8]。5月18日,大理市下關師專、大理醫學院學生上千人在下午上街遊行^[14]。5月19-20日，潞西銀器廠百餘名職工集體罷工聲援^[2]。保山、曲靖等師範專科學校的學生也舉行了遊行聲援活動。5月18-19日兩天，曲靖地區大、 中專學校2000餘人上街遊行，300餘人捐款聲援北京絕食^[15][4]。

5月19日，各地繼續有遊行。上午，雲南民族學院、雲南藝術學院、雲南大學等院校120人在東風廣場絕食，還有一些院校正在發起簽名絕食，同時有上萬人遊行^[16][6]。同日，雲南省伊斯蘭教協會在昆明舉行了2000餘人的示威遊行，得到昆明市公安局批准，抗議上海文化書社出版 《性風俗》一書事件。穆斯林示威者認為該書「傷害了穆斯林的宗教、民族感情,違反了憲法」^[17]。

昭通部分師生要求地委對話。5月19日下午，昭通地委書記、副書記、行署專員和地委宣傳部、行署教育局負責人到師專，在昭通師專會議室與昭通師專和昭通教育學院的60名師生代表對話。當晚，昭通財校200餘名師生乘車到市區南大街後集隊，經南順城街、陡街、轅門口、雲興街、東門、環城北路、公園路、愛民路、西街、崇義街、北順城街遊行後至南大街乘車返回學校^[8]。

5月20日,北京宣布戒嚴。中共雲南省委印發《告廣大同學書》要求學生立即停止絕食、遊行和靜坐回校復課^[9]。5月21-22日，繼續有高校的15000餘名學生上街遊行，打着「打倒獨裁」、「打倒專制」、「李鵬滾下台」等橫幅、標語，呼喊着口號，反對北京戒嚴。有學生認為絕食活動是「最高水平的學潮，聲勢會越來越大」，表示要堅持絕食。雲南省愛國學生運動組委會亦宣布成立^[6][18]。

5月中下旬，玉溪地區也發生學生遊行示威，5月22日中共玉溪地委書記段毓華等領導要求全市各大中型企業廠長(經理)「反對動亂,做好思想政治工作」^[19]。文山州平遠鎮回族亦匯集回民300餘名,大小汽車30輛，準備到昆明參加抗議《性風俗》一書的示威，經文山州政協做勸解，在當地阿訇的協助下取消遊行^[20]。直到5月底,仍不斷有學生上街遊行。

5月24日上午，昆明十餘所高校和中專學校約4000名學生陸續到東風廣場靜坐。晚上九時，約三百人打着「昆明市民愛國聲援團」的橫幅上街遊行。雲南重機廠七八十名工人也打着「聲援團」的橫幅前往聲援。匯集在廣場的學生組委會則表示，他們「不到工廠串聯、演講，不鼓動罷工，不廣播否定四項基本原則、違反憲法法律以及有人身攻擊內容的稿件」，但要堅持罷課^[21]。

5月26日，昆明有200多名學生上街遊行。公安局報告昆明連日來上街遊行的學生逐漸減少，從25日起各高校開始復課，其中雲南中醫學院復課率達90%。5月27日，昆明地區9所高校2千多人上街遊行。雲南省愛國學生組委會有成員認為可以復課，但不能停止聲援。雲南工學院學生組委會亦宣布復課及自行解散。5月28日下午，雲南學生組委會在東風廣場宣布遊行告一段落，從5月29日起昆明地區高校學生全面復課。廣場上的近百名學生陸續散去。雲南工學院學院發出通告，號召全體學生於5月29日全面復課，並要求各班班主任認真考勤，對不上課的學生一律按曠課處理，並要求清除院內張貼的大小字報，收繳遊行時用過的旗幟和橫幅。5月30日,昆明地區各高等院校學生80%以上回校復課^{[9][22][23][24]}。

6月

6月1日，魯甸縣文屏、桃源、茨院鄉、鎮的穆斯林回族幹部和群眾140餘人在該縣法院審判庭集會，反對《性風俗》一書^[8]。

北京六四鎮壓之後，開遠市有人在市區張貼標語和大小字報，聲援北京。保山、曲靖等地的學生、民眾也有上街^[25]。據一名美國學生的記述，麗江也發生了較大規模的抗議，而其認識的雲南人亦指雲南「和北京人一樣熱愛自由」，「麗江人對全國性的學生運動以及結束這場運動的屠殺都瞭如指掌」、「 都是李鵬的錯」。該名美國學生也表示在雲南的火車上乘客不斷尋找機會與其交談討論北京的情況，並且也有雲南官員對其私下表示對民運的同情，並慶祝方勵之得到美國的庇護^[26]。

6月4日，雲南工學院、民族學院、藝術學院六百餘名學生打着「悲憤」的橫幅上街遊行。「雲南高校學生愛國運動委員會」開會，聲稱「政府已舉起屠刀」，提出應立即動員學生從次日開始無限期罷課^[27][28]。

6月5日，昆明工學院、雲南大學等校繼續有逾6千名學生上街遊行，呼喊「反對血腥鎮壓」、「打倒法西斯」、「以死還血」、「絞死李鵬」、「民主黨派起來吧，這也是你們的希望」等口號^[6]。有人在東風廣場不斷攻擊中共中央和解放軍也有人在檢閱台發表演講,宣稱「拖出來槍斃了也要(與政府)干到底」「公開打出旗號,散發傳單,製造傳播政治謠言,多次欺騙裹脅不明真相的市民組織非法遊行,鼓動衝擊黨政機關」^[13][4]。

6月6日，昆明市一些大專院校逾5千名學生上街遊行，在東風廣場集會，「抗議政府派兵鎮壓北京學生」^[6][29]6月8日，昆明市一些高校學生「組委會」近日開會，聲稱當務之急是「喚醒民眾，爭取工人罷工、罷市，給政府以沉重壓力。並提出下一步要到廠礦、企業、機關、部隊、農村去演講，鼓動掀起罷工浪潮，爭取軍隊站到學生一邊，共同反對政府，並把原軍訓點的部隊和大型廠礦企業作為重點。^[30]

6月10日，昆明高校「組委會」認為「繼續鬧下去不會有好結果」，加之相當一部分學生不滿，宣布撤離東風廣場。零時許，學生在撤離過程中，遭一夥自稱是「市民聲援團」的人圍攻。他們指責學生怕死，讓學生歸還捐款，阻止學生離開廣場。有一百多人尾隨學生隊伍到雲大、師大、民院等學校，敲打校門，向校內投擲石塊、汽水瓶，還有人叫囂「絞死大學生」。由於學生不理睬，這些人於四時自行離去。^[31]公安指昆明市民團（昆明市市民民主愛國組委會）「大肆散布政治謠言,誹謗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並「策劃設置路障,中斷城市交通,使全市陷於癱瘓」。「煽動不明真相的人,陰謀尋找藉口,進行打、砸、搶、燒犯罪活動」「製造藉口圍攻謾罵執勤交通民警,非法攔查過往車輛,企圖燒毀警車、軍車,策劃在昆明市區主要街口設置路障,斷絕交通,妄圖使全市癱瘓,製造更大的動亂」^[13][4]。

後續

北京鎮壓後，由於學生發動空校運動，昭通師範專科學校等學校通過邀請學生家長到校開座談會、或在魯甸、永善等縣政府組織回鄉大學生及其家長座談會的方式應對^[8]。

雲南當局亦開始進入清算時期。6月11日凌晨，昆明市政府發布通告取締「雲南愛國學生民主運動組委會」、「市民團」，限令「市民團」領袖在3天內向公安機關登記「坦白交待罪行」，學生「組委會」領袖到所在學校登記「說清問題,停止非法活動」^[32]。雲南公安採取行動拘留了昆明市民團15名人員，指其「有的是公安機關通緝在案的殺人犯,有的曾犯有盜竊、流氓及其他罪行被判刑勞改或勞教過,有的平時就有過各種違法犯罪行為,有的則是「四人幫」殘餘分子」，例如嵩明縣農民張春能、六盤水市白道賢等^[13][4]。6月16日，昆明市公安拘捕昆明市市民民主愛國組委會主席李洪斌^[33]。

6月底到7月初，雲南省中級人民法院暨部分基層人民法院院長會議在昆明召開，要求「統一思想、認清形勢,依法嚴厲打擊反革命分子和嚴重刑事犯罪分子的破壞活動」和「加強廉政建設,保證執法清廉」^[34]。雲南省公安也有81個集體、1672名公安保衛幹警、武警官兵因為執行應對「非法遊行示威、衝擊黨政機關事件」而受到記功,嘉獎^[13]。雲南警官學院也因為成為少數「師生員工沒有一人參與動亂」，並且出動學生擔負安全保衛工作而被評為「雲南省精神文明先進單位」^[3]。

曾參與遊行示威的部分人士，亦被雲南當局進行相應的處置。如《中國青年報》駐雲南記者站站長，作家、畫家艾鴿在六四後，在昆明撰寫、印發《就64大屠殺告全中國全世界人民書》，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2年半。雲南教育學院講師吳海針、昆明市民聲援團負責人孟洋、成員張忠良、康少宏、何叔等，均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2到4年不等。官方指吳海針積極參加「雲南愛國學生民主運動組委會」任「演講員」,「多次在東風廣場及重機廠,顛倒、歪曲和捏造事實」,進行演講,攻擊中國政府為「偽政府」、「反動政府」。吳海針亦在東風廣場播放其錄製的「美國之音」片段，並在東風廣場、重機廠、武警中隊,散發「討某某檄文」、「告中國人民解放軍全體官兵書」和「先鋒導報」等反政府傳單。孟洋曾在看守所因「不堪虐待淩辱」而撞金屬水龍頭自殺不遂，造成大腦損傷^[35][4][33]。

幫助雲南師範大學學生出版《星火》週刊的湯軍，則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3年。張忠良判刑的證據是，他在遊行時喊了「反動口號」「打倒法西斯」。雲南金龍飯店財務總監王存因組織聲援遊行，被判刑4年^[35]。昆明市公安局與瀘西縣公安局指其配合破獲了一起向「有關單位投寄惡毒攻擊黨和政府,煽動、支持動亂的反革命信件案」。彝良縣公安局抓獲「一名冒充首都戒嚴部隊戰士,在大庭廣眾之下進行反革命造謠煽動的四川流竄犯」^[4]。

雲南大學學生劉某某等人因逃亡中緬邊境被捕，下落不明；個體戶楊林輝因參與遊行被吊銷營業執照，生活陷入困境。文化界與學術界亦受波及，雲南社會科學研究院的「改革研究組」及昆明師範大學的「文評組」被解散，多家小報被封閉^[1]。緬甸籍華人梁超天，原為「中國民聯」緬北分佈負責人，六四後試圖策反邊防軍官接應逃亡學生，被當局誘捕，判刑20年。石清、喻安民在昆明參與民運後，在六四之後試圖秘密結社，在1989年9月被捕，石清以「組織反革命集團罪」判刑8年，喻安民判刑4年。石清獲釋後移居加拿大，並曾當選地方議員^[35]。

在駐雲南部隊中，少數同情示威的軍官士兵亦被軍事當局處置。一名駐雲南部隊坦克團的播音員齊金貴通過部隊播音室工作聽到外界對北京清場的報道，「處於義憤」以「中國人民解放軍普通一兵」的名義，書寫了十多封抗議信，寄給各級政府機關。齊被軍事法庭判處了兩年監禁，後被關在雲南省第二監獄,並說「我也是軍人，如果派我去執行戒嚴，我死也不會對着自己的兄弟姐妹開槍」^[36][37][38]。另據一位軍官說法，北京學生領袖柴玲在逃亡期間曾到駐雲南11軍的一位同情學生的副軍長家中躲避，事後由於香港方面走漏了「感謝雲南軍方」的風聲，這位副軍長被捕^[36][37][38]。開遠軍分區醫院醫生錢義祥試圖組建「中國軍人平反六四委員會」，並在1990年被捕，被軍事法庭以「組織反革命集團罪」判無期徒刑^[35]。

在北京5月實行戒嚴後，成都軍區駐雲南部隊文職官員汪衛軍，與14軍的一名師級高官對此持反對意見，並計劃從蒙自發兵「討鄧擁憲」，學習蔡鍔在護國戰爭時期的「擁憲討袁」，做新時代的「小蔡鍔」。 他們認為蒙自地處雲南中部,可進（佔領省會昆明）可退（後方與緬甸、老撾、越南接壤，亦可與「金三角」國民黨殘餘部隊聯繫）。他們計劃「通電全國擁憲討鄧後,不發兵,只自衛,靠正義感爭取同盟軍,以支持黨內改革派及學潮和民運」^[36][37][38]。

汪衛軍計劃到北京和昆明東風廣場「觀察形勢，如果形勢有利，立刻回電」。5月下旬，汪先後到北京和昆明觀察示威後，認為「見民心幾乎一邊倒」，於是到昆明郵電局給另一位師長發電報，謂「大局已定,改革派必勝,請速兵諫擁憲討鄧」。汪的電報被郵電員卡住，「想看看形勢再説」。六四事件之後，該電報員害怕清算，把電文交給了上級。汪衛軍被被成都軍區軍事法庭以「策動軍隊叛亂罪」判處十三年監禁，後被關在雲南省第二監獄。而該師長否認與汪衛軍商談過「擁憲討鄧」,只承認「曾經見過面」，亦被「撤職查辦」、「革職監禁至今」。對於此案，鄧小平認為「他們要討伐的不是我,是整個中國共產黨」江澤民擔任總書記後,也親自前往雲南調查此事^[36][37][38]。

此後部分民運人士在雲南各地仍有活動。雲南公安指1989年「反革命案件」的破案率為83%。六四之後，文山、紅河、玉溪等地公安機關的政治保衛部門先後破獲了一批政治性的「販賣槍支的案件」,收繳「各種軍用槍支48支、子彈737發,自製手槍支及批制槍模具、配件等」。中共雲南省委也決定，給予在「反境外敵對勢力和敵對組織滲透破壞鬥爭中,作出突出貢獻的公安廳,德宏州公安處,隴川縣公安局3級政保部門表彰獎勵」。公安局也指在從5月下旬起，雲南14個地、州、市的47個縣 (市)撿獲從台灣方面進行政治「心戰」的空飄傳單等24.1萬餘份，以及「少量收音機、計算器、衣服、 食品等物資」^[13]。

昆明市公安局指在11月23日，在圓通山腳岩洞內破獲名為「振昆學運分隊」的民運組織，逮捕成員韓員及藏族人達布龍罕，查獲打字機、印刷機及大量傳單與大字報^[12]。11月初，昆明市正義路及火車站附近繼續流傳《告全國人民書》等宣傳品、批評「官倒」，號召推翻共產黨。此後昆明繼續發現「青年救國軍縱隊滇川指揮部」、「學聯會」等名義的組織，以及呼籲效法羅馬尼亞革命，學習蘇聯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宣傳品，令公安隨後加強監控。

隴川中學學生張志良等三人於北京參與民運後，返回雲南成立「雲南青年民主團結黨」，推廣「多黨制理念」。三人於同年12月4日被逮捕。11月，玉溪市一小型水力發電站發生爆炸，現場發現要進行民主政治改革的傳單。經玉溪市國安局調查後，逮捕嫌犯民運人士高兆庭。此外，1990年1月一列載磷礦砂的火車在安寧縣遭人炸毀，亦被公安局認為是民運人士所為，並展開調查^[12]。

八九民運期間，雲南趙忠祥、楊韜等人策劃成立「中華醒獅救國會」，制定了綱領,提出要與台灣聯繫合作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官方指其在六四之後「偷越國境」,投靠雲南境外的「台灣國民黨特務機關」,並在之後嘗試潛回西雙版納活動，被公安機關查獲,並繳獲「中華醒獅救國會」綱領、圖章等證據。六四事件後，臨滄縣公安局亦指在楚雄市查獲台灣駐緬甸特務機關派遣潛入臨滄、楚雄、昆明等地搜集動亂情報的1名特務分子^[13]。

1990年2月13日，潞西縣公安在江東區逮捕「六四民運衝鋒隊」等7名成員，組織共24人，多為高中畢業生，宣傳東歐劇變及蘇聯政治改革。此外在潞西縣、曲靖市均破獲部分民運組織，藏有槍械、爆炸品與宣傳品。另外，盈江、耿馬、滄源及景洪等地，也都先後發現如「西南軍區民主同盟」等名義的標語或宣傳畫，如批評鄧小平、李鵬，呼籲「中國需多黨制」、「民主自由一定勝利，專制一定失敗」，號召「為六四受害者復仇」等。中國公安也對相關人士進行偵查抓捕^[12]。

另見

• 六四事件
• 198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抗議地區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