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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中的海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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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春夏之交,中華人民共和國爆發全國性抗議運動,史稱六四事件或八九民運,中國官方稱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期間海南省也有抗議、遊行、集會及其他政治表達行為。這些活動多由學生主導,與全國範圍內的抗議相呼應。

海南於1988年正式建省,時任海南省長梁湘被認為支持趙紫陽的改革派。海南的示威抗議被一部分人士認為有梁湘的支持。六四事件之後,梁湘以及海南日報總編輯程凱等人都因為對運動的同情而遭到整肅[1][2]

經過

4月

4月胡耀邦死後,海南大學的師生上街遊行聲援北京學生。時任中共海南省委機關報海南日報總編輯程凱只準記者去了解情況採寫「內參」,以送交海南省領導閱讀,並以「沒有接到省委的指示」為由拒絕公開報導。部分大學生們到報社門前抗議,指名道姓要求程凱出來與他們對話,程凱則指示報社保衛科緊閉大門[2]

4月25日晚間,新華社電訊向各地發出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海南日報總編輯程凱接獲之後,認為學生「和平有秩序的請願,為什麼要定性為動亂」,並認為「為了清除腐敗、推進國家的改革、開放」的抗議不應「指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程凱命令總編室主任趙希龍將四二六社論從次日海南日報頭版頭條位置撤下放到第四版,「以表達我們對這篇社論的反對」,並對其說「民眾不會同意這篇社論,歷史遲早要否定這篇社論,為什麼要等到將來呢?我們現在就否定它!」。海南建省初期,《海南日報》的重要社論大多由程凱撰寫。此後,海南省當局領導對程凱做出一定的冷處理。程凱指時任海南省委書記許士傑一直拒絕與其見面,並認為許利於其進行了政治賭博:如果趙紫陽最後得勢,那麼功勞屬於許士傑,如果趙紫陽失勢,就可把所有責任推到程凱頭上[2]

此前,由於海南當局與日本熊谷組公司達成開發洋浦地區協議,被黨內一些保守派質疑為「賣國」的「租界」,是為「洋浦風波」。在八九民運爆發後的學生示威中,西安、上海等地亦有學生提出「還我海南打倒賣國賊」、「聲討海南賣國」的標語口號,北京還有學生要求當局解釋「海南出租」。4月28日,鄧小平審閱海南省委書記許士傑、省長梁湘就洋浦開發問題的《關於海南省設立洋浦經濟開發區的匯報》,「認為海南省委的決策是正確的」,贊成該協議[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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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5月10日凌晨二時許,海南大學學生借飯堂伙食等問題,先是上千人在校內集會抗議,隨後500多人上街遊行(該校學生因伙食間題曾於5月6日向校方提出抗議。前一晚校方與學生進行對話,學生認為校方缺乏誠意)。他們呼喊「民主萬歲」、「爭取自由」、「清除腐敗」、「還我健康」、「要民主、要自由、反對暴力」等口號,於三時四十分到海南省委省政府門口靜坐,並要求對話,並爭取與海南省省長梁湘對話。經勸說交涉後,五時許學生返校。學生宣佈罷食食堂飯菜一天,並商討下一步抗議方式。當日晚上20時,海南大學、海南醫學院約兩千名學生繼續上街遊行,並多次與守衛海南省委大門的武警對峙,並多次衝擊武警防線,要求與省政府領導對話。省府秘書長劉須欽接見學生代表,同意於14日進行正式對話[5][6]

5月11日晚,海南大學繼續有二千多名學生打着「打倒官倒」、「自由萬歲」、「懲治貪官」等橫幅上街遊行。5月14日,示威者與海南省政府代表舉行對話[5]

北京學生宣布絕食後,5月15日晚,海南師院、海南糧食學校、海南師範附中等校千餘名學生上街遊行,聲援北京絕食學生。學生前往海南省府示威,抗議14日之對話中官方缺乏誠意[7]

5月16日晚上,海南醫學院教育學院電視大學、師範學院、海口職業大學等校二千多名學生陸續在省政府前聚集,多次試圖進入省政府大門,要求與主要領導對話,遭到武警和警察阻攔。官方稱:「有的學生向警察投瓶子、鞋子,雙方未發生衝突」。5月17日夜,海南大學、海南醫學院等五校仍有2000餘名學生再度示威,分赴省府要求對話。整個運動期間,如海南師院的學生成立了「愛國自治會」等組織,當時海南醫學院學生還打出了「解剖貪官」、「醫死官老爺」、「醫死官倒」的橫幅。還有人要求增加教育經費,改善學校的環境[1][7]

5月18日,海南省八所高校的一萬多名師生員工、六家新聞單位的新聞工作者和社會各界近二萬人遊行,呼喊「鄧小平退休」、「誓與北京學生共存亡」等口號,並設立了募捐箱,聲援北京絕食請願學生。5月19日,海南省府官員派代表與學生代表進行第二次對話[8][5]

北京宣布戒嚴後,5月21日晚有海南大學、南開大學海南分校數千名學生遊行,反對北京戒嚴,要求李鵬下台。5月22日晚,繼續有上千高校師生和海南特區時報的編輯記者等呼喊口號遊行,並於次日凌晨到達海南省委,並遞交《呼籲書》等。5月26日,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海南省委書記許士傑談話。許表示會堅決「按中央精神做好工作,希望中央文件早點發下去」。27日。中國總理李鵬派遣審計署署長呂培儉來海南,核查趙紫陽兒子趙二軍的「倒賣」問題[5]。海南日報總編輯程凱則指戒嚴之後,其認為「中國改革派大勢已去,天安門學生運動將陷入腥風血雨之中」。並指其對共產黨「絕望」,「只能堅守自己的良知」繼續利用海南日報短暫的新聞自由[2]

據當時在海口工作的郭兆樹回憶,當時部分遊行得到海南省政府默許甚至鼓勵,遊行進行之前當局會預先通知,由公安封供遊行隊伍使用。海口參與者包括海南電視台海南日報及海南省委黨校等機構。有些學生聲稱遊行是學校組織他們出來的。遊行主要在海府路的省政府大院附近進行,部分標語如「還我三十條、建我自由島」,反映了民眾對中央政府政策的不滿(「三十條」是指海南建省時中國中央政府承諾給予海南的「優惠政策」,示威者認為其在落實上有問題)[1][9]

6月

北京六四流血清場後,海南日報的編輯在6月4日版面上安排一個字「血!」作為標題報道海口當地的一場車禍,以暗指北京的流血事件,此後又在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公開官方版本的北京死亡數字時,將該則新聞與國家統計局長要「對謊報數字者要繩之以法」的新聞放在一起,暗指人數造假[2]

6月5日,海口有3000多名學生上街遊行,並在海口公園集會演說。6月6日,有1500多名學生和青年教師遊行,於凌晨在海口公園舉行北京死者的追悼會,並向「解放海南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圈[5][10]

後續

海南省公安當局稱1989年因為「反革命動亂」,該省「不安定的因素增多」,並在運動之後逮捕了「反革命案犯」7人[11]。海南省省長梁湘因「用公款製作西裝」等罪名被雙開(開除黨籍及公職),並被普遍認為實際原因是因為與趙紫陽的關係,以及對海南示威的處理方式。六四過後,當局展開「掃黃」,打擊「不符合社會主義精神的娛樂」。海口海秀路一座由港商租下的賓館改建的按摩、芬蘭浴中心在營業不到二個月後,在六四之後被令停業,撤消營業執照[5][1]

對海南日報的處理

六四以後,中共海南省委派出七人工作組進駐海南日報社,對總編輯程凱進行審查,並寫出一篇《關於程凱同志在北京動亂期間所犯錯誤事實的調查報告》。報告指控程凱在「5月19日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以後,政治分野已經清楚,形勢已趨明朗」,「仍然通過版面編排,運用版面語言,堅持表達自己的思想情緒,製造了錯誤的輿論導向」,當中的做法包括執意發表趙紫陽的照片(包括親自選定發表《趙紫陽,您好!!!》的照片)、借報導匈牙利事件流露對北京戒嚴的不滿,「指導編排傾向性明顯的版面」、支持「發表錯誤文章」以鼓吹多黨制和民主自由等。其後程凱被撤銷中共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中共亦指控《海南日報》在其主持下犯了嚴重的「輿論導向錯誤」。程凱此後流亡美國,成為民運人士到達美國洛杉磯,開始海外流亡生活[12][2]

外部連結

另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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