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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中的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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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春夏之交，中華人民共和國爆發全國性抗議運動，史稱六四事件或八九民運，中國官方稱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期間湖南省各地也有抗議、遊行、罷課、集會及其他政治表達行為。這些活動多由學生、工人主導，也包含市民等群體發起，與全國範圍內的抗議相呼應。當中以省會長沙的示威人數規模最大，湘潭、郴州、邵陽、益陽、衡陽、桂陽、婁底、岳陽、資興、鳳凰等縣市均有示威者在不同時期響應。
4月22日長沙爆發的騷亂，造成示威者沖入湖南省政府機關，使中國當局印象深刻，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四二六社論的產生[1]。在北京六四清場之後，湖南各地的示威仍然持續了一段時間，部分參與者轉入地下，繼續成立支持民主運動的組織，或繼續在街頭張貼「反革命標語」。在湖南當局的公安和司法機關進行相應處置後，很多參與者因為「反革命」罪被監禁，或遭到所在黨組織的處分和開除。湖南是全國各省因八九民運被捕人數最多的省份之一。根據官方數據，截止1989年6月30日，湖南「拘捕各類打砸搶動亂分子506人。還對1327名有輕微打砸搶行為的人，給予治安行政處罰」。而北京「累計抓獲「反革命暴徒」和動亂分子達到1103名」[2]。
部分曾參與八九民運的湖南人士，在1989年之前已經參與民主運動。也有人士因為出獄後繼續參與被當局認為違法的民主運動，被繼續多次關押。由於當時國際媒體關注的焦點都在北京的抗議群眾，部分學者認為湖南的示威活動被長期主流忽視[3][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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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沙
胡耀邦去世後，湖南師範大學、國防科技大學、中南工業大學等校學生連日以各種形式悼念。4月18日，長沙幾大高校學生走上街頭，高舉「悼念耀邦、查明真相」的橫幅，從河西高校區出發，越過湘江大橋，沿途不斷有市民加入進來，到達湖南省政府時，已達萬餘人[8]。
4月22日，當天收看完胡耀邦追悼會轉播後，湖大、師大、鐵道學院等學校的數千名學生走上長沙街頭，繼續表達對胡耀邦的哀悼及對其改革政策的支持和懷念，並要求與省政府「對話」，遊行到下午四點左右才陸續解散。同日有一批胡耀邦的家鄉瀏陽縣的師生數百人乘車抵達長沙，舉着花圈、鳴放鞭炮上街。當天為周末，許多市民參與圍觀或加入遊行隊伍。
據長沙高自聯常委唐柏橋回憶，「一些情緒激昂的青年砸了五一路兩旁的數十家商場，趁機發泄對政府的不滿。少數無恥之徒搶得一些財物後迅速逃離現場」。據當時中南工業大學研究生會主席盧四清回憶，22日晚前往衝擊湖南省政府的人遭公安阻止。隨後，在場的長沙大學生也加入鄉民的行列，衝撞湖南省政府。當時的公安對大學生有顧忌，不敢阻止，以致全部人衝進省政府。湖南省委主要負責人也在場[1]。公安局報告則指有遊行隊伍進入省政府大院，六間辦公室及一間會議室的門和玻璃被砸壞，經過交流後學生撤出省府大院[9]。
唐柏橋指示威者後來受到成功衝進省政府的刺激，開始在街上發洩不滿，破壞商店。長沙市整個五一路口人山人海聚集了上萬人，有示威者呼叫「要自由!要民主!」、「打倒官倒!」等口號，「秩序相當混亂」。警察與遊行的學生和市民發生衝突。先有兩輛警車被青年市民推翻，從五一廣場至火車站，沿街很多商場和公用設施遭到衝擊和搗毀[8]。公安局則指暴力示威者砸壞一輛汽車，廣場報刊零售服務部的門，執勤的民警被追打。有人到廣場東面的新華削麵館，砸爛大門，衝進店堂，搗毀門窗玻璃、櫃枱和桌椅，附近一些商店的門窗也被砸壞。晚上九時，又有人圍攻毆打公安，沖砸五一路、黃興路沿線的商店。黃興北路雅麗精品商店被歹徒砸開大門，店內價值八萬餘元的貨物和三千餘元的貨款被洗劫，櫃枱全部被砸壞；省五金交化商店的一輛伏爾加小轎車在五一路被掀翻。深夜，繼續有人衝進蝴蝶大廈商場搶劫財物，值班保安隊員被打傷。還有人衝到長沙火車站候車大廳，砸爛走廊上的商店、櫃枱，搶走財物[9]。
長沙市公安機關出動了400餘名幹警（其中武警200名）趕到五一路、黃興路[9]。當晚湖南省政府的緊急報告稱凌晨「公安幹警和武警官兵趕到現場，並將96名參與打砸搶商店的人帶離現場審查，其中有三名大學生」。而據《人民日報》報導，事件中有98人被捕，其中有工人32人，進城務工的農民26人，個體戶6人，社會閒散人員28人，學生6人（其中中學生5人、中專生1人）[10]。公安局則指有38家商店被砸，大量財物被搶，一輛汽車被砸壞，二輛被劫走。25名公安被打傷（其中重傷一人）。
長沙高自聯常委唐柏橋認為湖南政府在混亂發生時未及時採取行動，僅在事態平息後才大規模出動警力，逮捕了包括圍觀者在內的多人。地方政府提交的兩個報告存在矛盾（一說被捕者沒有大學生，一說有），並且有人指湖南政府事後釋放被捕大學生，但又要求其否認曾經被捕，因此唐懷疑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可能出於政治目的歪曲事實，以支持將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的官方敍事[2]。亦有參與者指騷亂是「積壓了幾十年的民怨」的傾瀉，部分被捕學生並非暴力行為的實行者，而是試圖阻止暴力的人。多數被捕者（包括全部學生）很快被釋放，約六名被捕者（青年）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被判以重刑[8]。
4月25日凌晨，湖南大學、湖南師範大學、中南工業大學約五百名學生到省政府遊行、演講，提出要省長到學校對話[11]。大部分學校開始罷課，有些學生上北京，長沙學生聚集在省政府門前的空坪上，進行絕食抗議，聲援北京學生，要求公安部門釋放4月23日被捕的工人代表李梘。參加絕食的有中南工業大學的范曾和盧四清等。絕食斷斷續續到5月21日。在此期間，約有36名學生因身體不能支撐被送往省第一醫院和鐵路醫院搶救[8]。當晚，中南工業大學七個系的學生會主席在21時準備開會，要採取行動聲援北京學生，進一步擴大事態，被學校有關部門制止[10]。
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認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當中特別提到22日長沙的騷亂，指「長沙發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搶、 燒的嚴重事件」。有湖南民運人士後來認為長沙22日的騷亂對鄧小平決定強硬應對學運有導火線作用，「歷史是偶然的還是必然的？如果省委主要負責人立即採取行動去制止砸商店的，很可能就沒有『4.26』社論」[1]。4月26日，湖南高校的學生繼續張貼大小字報，呼籲成立組織，制訂行動綱領。有的要進行募捐，準備到各地大學進行串聯[12]。四二六社論後，在長沙高校也出現了反駁《人民日報》社論的大字報[10]，有人指「從此以後組織者十分小心，不要給當局以鎮壓的口實」[4]。
4月27日，中南工業大學、湖南大學、湖南師大等校逾2000名學生上街遊行，引起上萬人圍觀。下午遊行隊伍到達省政府門前，呼喊「耀國興邦」、「聲援北大」、「民主萬歲」、「打倒官僚」、「要民生、要自由」、「反對獨裁、反對暴力」等口號，打着「科學民主、興邦正國」的橫幅。下午三時有一千餘名學生衝進省政府院內，要求與省長對話。有學生們用石頭打碎了辦公樓33塊玻璃，還砸爛了一些門窗。經談判疏導後，遊行學生於晚7時離開現場回校[10][13]。由於對4月29日北京學生與袁木對話的不滿，示威活動持續進行[14]。一些高校發現亦有北京學生來串聯。一名北大學生在湖南醫科大學介紹北京學運情況，校保衛處當即制止。這名學生指與他同車到達長沙的北京學生有37人，分住在湖南大學、中南工業大學、湖南師大等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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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長沙各高校正式成立「湖南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反對四二六社論的「動亂定性」[8]。5月3日，長沙高校出現了呼籲學生五四上街遊行的大字報和傳單。在遊行前，由數所主要高校湖南大學、湖南師範大學、中南工業大學、長沙鐵道學院、長沙交通學院、長沙水電師院、湖南財經學院等的數十名活躍分子組成了一個鬆散的「五四聯合行動委員會」[15][16][2]。
到5月4日，中南工大學生范曾和湖南師大學生唐柏橋等人參與組織了示威，長沙大約有十餘所高校6,000名學生示威，進行流動性演講，向人們分發傳單，尋求農民、工人和企業家的支持，打出「反腐敗、反官倒」等口號和橫幅。中南工業大學大門當天上午被校方鎖上，因此絕大部分學生無法走出校門參與。遊行隊伍曾停留在省政府門前，部份學生及市民發表演講，後又前往烈士公園集會演講。部分學生領袖被事前軟禁或在遊行中被拉走，或以黨委「做工作」為名義帶往黨委辦公室交談。郝明釗、唐柏橋等人共同起草《告同胞書》，遊行集會結束後，由十餘所參與遊行集會活動的高校代表在烈士公園舉行了聯合會議，成立了湖南高校聯合行動委員會，唐被推為臨時召集人，確立了學生運動的協調機構[2][17]。
同一天，由工人周勇、張旭東和剛被釋放的李梘等人發起成立了「長沙工人自治聯合會」，與高自聯合作，組織工人支持聲援學生，協助學生的後勤工作，並要求與湖南省政府領導人進行對話[8]。「工自聯」常委還包括從文革後就參與民主運動的潘明棟，負責保衛工作[18]，以及何朝輝、周敏、王長懷、張京生和柳毅等人。張京生在湖南長沙「五四」遊行集會上發表演講後遭到了逮捕，又在13日獲得釋放[2]。
5月12日，湖南省政府秘書長沈瑞庭代表省政府與學生和工人代表舉行了第一次對話。抗議者代表包括唐柏橋、張亮、張旭東、李梘、何朝暉等七人。他們向政府提出了七條要求和主張，政府未作答覆。因此第二天（5月13日）更多學生參加絕食行列，很多支持者紛紛看望學生，為學生送水送物，並期待政府改變態度[19][8]。有人打出「同學們工人支持你們」的標語。據當時在湖南醫學院任教的美國人回憶，「全國各地的人們都站了起來，大聲疾呼。他們要求自由和保障基本人權」「很多市民手持相機拍攝學生的遊行示威，甚至用磁帶錄下抗議者的演講」[4][3]。
5月15日，湖南省主管財經的副省長楊匯泉被人檢舉，在湖南省人大代表會議期間被罷免，為中共建國以來首宗副省級幹部遭人大表決罷免案。這一消息鼓動了湖南示威者，長沙高自聯有人趕往與會人大代表下榻的賓館，遊說人大代表聯名為岳陽市常委副市長殷正高事件「討還公道」，並得到了部份人大代表的響應聯名[2]。
5月17日，湖南大學、湖南師大、中南工業大學等20多所高校1萬餘人上街遊行聲援北京絕食學生，並有靜坐和絕食的跡象。湖南日報、湖南人民出版社等單位部分人員參加遊行。部分學生衝進了湖南省委辦公樓。「湖南日報聲援團」在省委辦公樓前宣讀《呼籲書》，要求承認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承認高校學生自治會，保障新聞、出版自由[10]。其中湖南中醫藥大學學生身穿白衣大褂，有1500名，佔了全部人數的一半。當晚新聞聯播節目後，又有一萬餘名學生上街遊行[4][20]。
5月18日，長沙繼續有大量學生示威，聲援北京學生。此後前往北京製造著名毛像污損案的魯德成、喻東嶽和余志堅也有份參加[21]。但由於覺得示威學生的口號過於空泛，使得余志堅提議3人自行擬定口號，之後他們以「結束一黨專政，實現民主制度」作為橫幅文字、而在紙上寫下「恢復真正共和政體，打倒官僚統治」和「還政於民、還權於民、還自由於民。把封建制度送進歷史的垃圾堆！」等標語，之後3人署名為「湖南聲援團瀏陽分團」參與[22][23]。
5月19日，有2至3萬名來自高中和大學的學生參與遊行。在參與絕食抗議的300名學生中，有26名學生在中午昏倒，據報道，一名學生試圖用頭撞牆自殺[24]。5月20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宣布北京實行戒嚴後，激起抗議者更激烈的反對。凌晨，11所高校的4000多名學生遊行到市政府，呼喊「反對獨裁」、「反對法西斯」、「打倒李鵬」等口號。長沙主要街道交通完全堵塞，有的示威者準備衝擊湖南省廣播室。湖南省政府需要抽調力量加強防範。長沙的大型企業長沙汽車電器廠、浦沅工程機械廠、長沙毛紡廠、第二編織廠和長沙警察學校、長沙炮兵學校、長沙政治軍官學院、新聞單位以及省政府部分工作人員均有人參與或圍觀遊行示威[8][25]。長沙作家協會的詩人譚力，為絕食學生簽名義賣自己的詩集，發起募捐，並不斷進行演講。
對於北京戒嚴的消息長沙高自聯和工自聯協商，「為了更有效地將鬥爭進行下去」，決定組建「聯合行動執行常務委員會」。學生們集中在中南工業大學禮堂進行了選舉，被選的學生和工人各自發表演講。「聯委」名單最後為：范曾任會長，唐柏橋任宣傳部長，赫明朝任聯絡部長，岳維鵬任財務部長，加上盧四清、周敏共七人。「聯委」指導和協調全省行動。為便於工作，辦公室設在湖南師大，配備專車，通訊工具和證件、代號，發布綱領和組織紀律，並決定停止絕食，改為靜坐[8]。
5月21日，高校和社會其他各界共約10萬人上街遊行，反對北京戒嚴，聲援北京學生。長沙水利師範學院有60多名學生在湖南省政府門前絕食。有人打「反對獨裁」，「反對警察」，「李鵬下台，小平滾蛋」等標語。還有人散發了各種的傳單，謠傳一些省市已宣布不承認李鵬政府，鄧小平離京、北京有學生死亡等[10][26]。5月22日，有100多名學生到湖南省政府請願，省政府領導不予理睬，於是學生開始攔截火車臥軌。中午，湖南師範學院、長沙鐵道學院、湖南大學、解放軍第二航空學院近兩百名遊行學生奏着中國國歌，呼喊口號，衝破公安在長沙車站大門口設立的防線進入站內。鐵路公安分局領導和警察對學生進行勸說交涉，學生之後停止了沖站台實施臥軌的行為[27]。
5月13日至19日，示威者成立了「湖南高校自治聯合行動籌委會」。范中與盧四清先後擔任負責人。5月22日，「湖南高自聯籌委會」決定改組，並改名「湖南高校自治聯合委員會」，簡稱「高自聯」。各校整頓了自己院校的學生自治會，然後再由每個學校派代表參加「高自聯」代表大會，從代表中選舉產生常委。先後擔任過常委的有：長沙鐵道學院劉衛，中南工大的范中、郝銘釗、盧四清、張廣勝，湖南師大的夏四清、朱劍紋，湖南大學的稅力、沈勇和唐柏橋，湖南水電師院岳維鵬，湖南財院李崢，湖南醫大胡浩等人。由唐柏橋和范中共同主持全盤工作，范中並兼任省政府門前的靜坐指揮部總指揮，並聘請湖南大學教師彭玉彰及湖南師大教師兼博士生鄭焱等先後擔任顧問。以後高自聯架構基本沒有上沒有再變[2]。
5月23日，有一些學生臥軌攔車[28]。當天，聯委的范曾、唐柏橋、赫明朝、岳維鵬、盧四清、周敏和工人代表王長懷等十餘人與湖南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領導人熊清泉、陳邦柱等十餘人繼續在湖南省政府辦公大樓進行對話。聯委提出了十四條要求，並要求進行現場電視直播，省政府官員回答指正在直播。不久有一名學生指沒有直播。聯委代表們對此表示嚴重抗議，退出了會場。部分被激怒的學生和工人們沖入省政府，搗毀了一些辦公設施，直衝到大樓四樓，混亂中省委、省政府領導人逃走[8]。
長沙聯委也在期間加強湖南省內示威組織的橫向聯繫，同時加強與北京示威者方面的聯繫和溝通。周敏主要與北京柴玲聯絡、商討「北上南下」大串連行動，並有周水龍率四十人組團上北京[8]。5月24日，長沙26所高校和十多個工廠、機關、社會團體20000多人上街全市大遊行[29]，隊伍長達五公里。長沙市個體出租汽車公司司機也多數參與了遊行，並共出動四十餘輛小轎車為遊行開道[8]。
5月26日上午，長沙共有30多個單位2000多人上街遊行、靜坐。有學生們到工廠、農村進行宣傳，鼓動工人、農民參與示威，也有學生將視線轉向人大，試圖通過人大給政府施加壓力，繼續有人強行乘車到北京[30]。
5月27日，長沙「聯委」決定，第二天全部學生上街遊行，然後開展「空校」運動，「學生回家，把宣傳工作帶到社會各階層，由城市轉向農村」，並且省政府前保留一部分學生繼續靜坐。次日的遊行包括中小學生和退伍軍人團，遊行隊伍大致北至迎賓路，東至袁家嶺，西至高校區，呼喊「要民主，爭自由」等口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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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上午，湖南工業大學、師範大學、水電師範學院等高校700多名學生到湖南省政府門前靜坐，其中200人絕食。抗議的學生抗議學校復課，「只要有人上課就要絕食」，並實行西方的絕食方法，「不吃主食，吃副食」，並計劃「學生輪換到省政府門前靜坐絕食100天。要鬧得應屆畢業生不能畢業，新生無法入學」。學生聲稱「省政府領導欺騙了學生，學生撤離後沒有和學生平等對話」，支持民運的五色盤餐館「因聲援學生被吊銷了營業執照」，「四名工人自治會領袖被抓」等。有的人鼓動抗議者衝擊省市公安機關去解救被抓的工人自治會領袖，以「製造大的影響」。靜坐現場還有一些北京學生在傳播「北京最新消息」。當天，長沙汽車電器廠、長沙編織廠、湖南橡膠廠等大廠舉行大罷工，青年工人代表張旭東、劉偉走在隊伍最前面[8][31][32]。
6月2日，長沙大專院校大部分學生還未復課。在湖南省政府門前靜坐的學生有30餘名，其中20多人絕食。晚上，平江縣有33名復轉退伍軍人因工作安置等問題加入學生靜坐隊伍。當晚在湖南大學廣場，有湖南大學、工業大學及從北京、上海「空校返鄉」的湖南學生約1000名聚會演講約兩小時，鼓動學生繼續罷課到6月20日[33]。
6月4日凌晨，省政府前指揮部「聯委」成員通過廣播得知北京清場的信息，有人冒暴雨前往示威處捐款。大約500名學生聽說北京發生的軍事鎮壓行動後，朝火車站進發。很多人「對這個消息感到不安和憤怒」。「聯委」當天早上決定召集全部學生返校，成立「敢死隊」，並為防止軍隊威脅，堵住各交通要道，同時掌握了駐軍和警力情況。市南端井灣子由鐵道學院設置路障，北端澇刀河由醫學院負責堵截，東端東屯渡由農校等學校守衛，河西由師大負責。中南工大駐守省政府的指揮部， 並向省政府提出聲明，「不得繼續倒行逆施，否則，我們將以暴抗暴」。湖南省政府官員則表態省內不會調來一兵一卒[8][3]。晚上，示威者在長沙車站周圍放上花圈哀悼在北京遇難的學生。湖南大學、鐵道學院近千名學生沖入長沙火車站，並臥軌攔車，企圖進京，造成京廣鐵路中斷。湖南師範大學美術系創作了大型油畫。畫中，一位女學生對威逼學生的持槍士兵大聲哭喊：「弟弟，你不能這樣！」[8][34][35]。
6月5日，20所高校逾2萬名學生上街遊行，呼喊「討還血債」、「報仇」等口號，一些學生和市民在路口繼續設置路障，並控制了主要的十字路口，使得鐵路和交通陷入癱瘓。湖南省政府前設立了北京死者靈堂，接受各界民眾哀悼[10][8]。據目擊的美國訪問人員回憶，長沙抗議者「為自己的城市感到自豪，學生、工人、老百姓，他們冒着巨大的風險去呼籲民主和自由。他們想讓世界知道這些」[3]。
6月6日，詩人譚力在省政府前通過廣播，譴責當局，號召人民「決不向屠夫低頭，決不要後退」，並四處張貼「拿起武器，推翻暴政！」等大幅標語，後被當局判處有期徒刑二年[8]。6月7日，學生、工人和普通居民繼續封鎖了長沙市內交通，鐵路疏通幾小時後又被堵塞。
6月8日，示威者過去兩天所設置的路障大都已被清除，但火車運行仍被打亂，無法恢復正點行駛。「聯委」組織高校學生和社會各界人士逾萬人在火車站廣場開追悼會，悼念北京死者。橫掛巨幅悼詞在車站主體建築正面，沿牆排放各界敬獻的花圈上百隻。人群佩戴着黑紗和小白花，敢死隊和特糾隊的譚明奇等人負責警戒和維持秩序。先由唐柏橋致悼詞並發表演講，其後，周敏和另一名教師，一名市民分别致悼詞。很多人流淚，或發言抨擊北京部隊，有人稱「中央電視台播放的《暴亂真相》和袁木講話全是假的」[10][8]。這次抗議活動也稱六八追悼會，官方稱「約三萬餘名學生，市民參加了追悼會」。而香港的一家媒體曾稱有「14萬人參加」[2]。
6月9日，長沙「聯委」組織長沙最後一次遊行，指揮部和學生們於中午十二時全部撤離省政府。當日夜舉行了最後一次會議作善後安排[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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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縣市
4月17日晚10時，湘潭大學千餘人聚集，唱着《國際歌》走出校門，至次日凌晨2時，約300名學生抵達湘潭市委、市政府[10][8]。4月22日晚，郴州師專學生以學校提前5分鐘熄燈為由，拌瓶子、砸凳子（影射鄧小平)，有的呼喊「胡耀邦萬歲!」，有的點燃澆上松節油的拖把從四樓往下扔。24日晚至25日晚，郴州學生繼續砸瓶子、打玻璃，乃至揚言要砸店子，上訪遊行，「響應北京的罷課周」[36]。
四二六社論發佈後，邵陽發生了第一批示威活動。[37]益陽街頭亦陸續出現支持學生運動的標語和傳單，示威者高喊「打倒官倒，新聞自由」、「打倒鄧小平」等口號，並有人計劃籌辦「無需黨審查的新聞和評論」的「益陽民報」[38][39]。
5月，瀏陽市的青年魯德成、喻東嶽和余志堅從湘潭出發前往北京，並最終在北京製造了著名的毛像污損案[40]。5月4日,婁底師專學生上百人上街遊行,沿途張貼標語,呼喊「打倒官倒」「反對腐敗」等口號,發表演說[41]。
5月17-20日，常德市大、中專學生連續數日上街遊行,聲援北京絕食請願學生。當局指常德城區遊行人數最多時達15,000人[42]。5月19日，邵陽有10000多名示威者和圍觀者來到城市廣場。據報道發生了財產損失事件，有的甚至試圖通過破壞窗戶和前門闖入市政府大樓。大約有45人被捕，其中12人被立即釋放。參與破壞的人都不是學生。[24]
5月18、19日多地多所學校師生上街遊行。郴州師專、郴州師範、電大郴州分校、郴州衛校、地區商校、地區進修學校等幾所大中專學校7000餘人打着100多條橫幅和上千面小旗，呼喊「要民主、要自由」上街遊行。「吟行詩社」等三個自發社團人員也打着橫幅加入遊行隊伍中。沿途呼喊「改組政府，修改憲法」、「打倒獨裁」、「反對專制」、「聲援北京學生」等更有反政府色彩的口號[36][43]。工運人士李旺陽等亦在期間組織了「邵陽市工人自治聯合會」（邵陽工自聯），組織罷工示威支持運動（李因後來六四事件23周年不久在邵陽去世而著名）[44]。益陽市有學生組織五千多人的遊行隊伍，併到中共益陽市委與市政府請願。在場有人為學生捐款[39]。
5月18日，株洲上萬學生市民上街遊行[45]。5月19日,婁底師專師生組織「學生自治聯合會」和「敢死隊」,串聯婁底全市20餘所大中學校師生和單位共13000餘人,舉着「打倒官倒、反對腐敗」等內容的橫幅上街遊行,並組織600餘名學生去長沙、北京聲援學潮[41]。5月中旬-6月上旬，岳陽市區學生、群眾上街遊行[46]。亦有人向冷水灘市稅務局寫信，要求幹部組織隊伍進行聲援活動[47]。
5月18日,洪江縣的湘西儀器儀表總廠子弟中的學生上街遊行。下旬,洪江一中黨政領導發現學生準備串聯遊行,採取措施勸阻。一些外來大學生到洪江進行串聯鼓動[48]。5月19日下午，邵陽市人民廣場集結了上萬名遊行學生和圍觀群眾，官方指「一些不法之徒伺機衝擊市委。砸爛了市委機關大門和辦公樓門窗，到晚上11時，共掀翻7輛汽車，燒毀3輛汽車和1輛摩托車」，「沒有大，中專學校學生」。但有湖南民運人士指至少有一名中學生遭到逮捕，該人名叫劉新，年僅15歲，因為向焚燒汽車的人(據稱是他姐夫)提供火柴而遭判刑15年[2]。
5月20日，北京宣布戒嚴之後，各地的示威者繼續增多。湘潭、衡陽、岳陽相繼發生示威，部分人衝擊政府機關和公安派出所，與警察發生嚴重衝突的事件，公安局指有「公安幹警遭毆打」[49]。為「推動運動的有序發展，防止暴力行為的發生」，長沙以外各地區的大專院校，衡陽師院，湖南大學衡陽分校、湘潭大學、岳陽師院、郴州輕工專業學校等和工人代表團紛紛派代表到長沙與「聯委」開會協商[8]。5月20日，衡陽學生市民舉行大規模遊行，抗議北京戒嚴令，與警察發生衝突，也有人被秘密逮捕。官方報告聲稱約有一百名警察受傷，有民運人士認為據此推測民眾受傷人數應為更多[2]。
湘潭、岳陽、邵陽、衡陽、株州、婁底、郴州等縣市雖然高等院校不多，但期間亦先後成立了高自聯與工自聯組織[2]。5月20日上午，郴州師專發現有人用報紙寫的5條標語:「打倒鄧小平」、「讓李鵬滾蛋」、「到東風廣場絕食去」，22日該校有5個班罷課[36]。在益陽，抗議北京戒嚴的學生和市民將一輛公共汽車停在益陽資江大橋的中央截斷了往來雙向交通，「319」國道因此無法通行。示威者在公車上唱「團結就是力量」等歌曲，在場有數百武警頭戴鋼盔戒備[38]。
5月22日，湘潭示威者跟警察發生嚴重衝突。示威者指起因為該市平正路公安局「不分青紅皂白亂捕示威者」。當地居民知道後，向警察派出所進發，集中在大門前，喊口號要求放人。警察派出所所長和一些幹部辱罵群眾，有人因此沖入警察派出所破壞，臨走前放火焚燒，警察增援到現場，當場抓了十餘人。《湖南日報》6月16日報導,23名示威者在北京六四清場後，因這一事件被捕[2]。5月23-28日,婁底師專組織市內9所學校學生數百名到婁底地委、行署門前輪流靜座,持續5晝夜，要求地委、行署領導支持學生的行動[41]。
5月24日，公安局稱衡陽市區兩輛小車被人推翻、砸爛，一些水果攤點被搶。湘潭市四輛過路汽車被推翻；岳陽市南區公安分局一輛三輪摩托車被人推翻燒毀。三市公安機關均抓獲「一些打砸搶燒犯罪分子」[29]。26日，湘潭大學等院校的550多名學生企圖強行登車到北京，經勸說後只有四十多名學生進京[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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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鎮壓後，6月4日，郴州師專校園裏發現「高舉已久的屠刀終於落下」、「絞死李鵬」、「絞死鄧小平」的大字報。當晚10時至12時，郴州師專約400人舉着「打倒官僚、打倒官倒」的橫幅，呼喊「打倒李鵬」、「打倒鄧小平」、「血債要用血來還」等口號上街遊行，圍觀群眾達5000餘人。遊行隊伍所到之處，都有人放鞭炮，還有10多台的士主動為遊行隊伍鳴鑼開道[36]。婁底學生自治聯合會組織上千餘名學生,在師專操坪、清泉廣場、婁底大橋、漣鋼大橋等地集會,散布攻擊中國共產黨、政府及中央領導人的言論，所到之處,群眾尾隨圍觀,多時近3萬人。有人毆打5名公安,砸翻執勤摩托車一輛[41]。
6月5日上午11時，衡陽醫學院、工學院等2000多名學生砸爛衡陽車站候車室的門進入站台，在一至五道設置枕木，使廣州至北京的列車受阻，始發的列車被迫停車，一些學生還將一個大花圈放置在機車頭上[50]。6月5日上午，郴州師專1500多名學生，頭扎白布條，胸戴白紙花，打着「絞死李鵬、鄧小平、楊尚昆」的小三角旗和漫畫上街遊行。下午3時郴州師範、工業學校、郴縣農校400餘人匯集一起上街遊行。同日桂陽縣二中30名青年教師戴上黑紗準備上街遊行。官方指郴州市區6月5-7日連續三晚「發生嚴重打、砸、搶事件」，「公安處防暴機動隊……三晚共現場抓獲鬧事為首分子27人。8日以後郴州市區又恢復往日的平靜」[36]。同日，洪江縣二中教師和學生上街遊行,聲援北京,悼念死者[48]。
6月6日岳陽、衡陽、郴州等地學生在火車站臥軌攔車，引起上千名群眾圍觀，致使京廣鐵路中斷運行10多個小時，湖南段100多列列車被阻，滯留旅客5萬多人。郴州市政府派人到火車站進行溝通，19時左右，郴州師範、郴州師專、郴州財稅學校共50多名學生離去[36]。6月7日凌晨，常德師專、高專數百名學生衝上玩水大橋遊行靜坐,中斷交通達8小時,堵塞車輛2,280多輛次[42]。官方指岳陽市「少數壞人製造砸搶燒事件、臥軌阻斷京廣線岳陽段，聚眾衝擊市政府」。6月7日，示威者衝擊岳陽市政府，發生打砸事件。岳陽公安經過兩天兩夜偵破，將參與者全部抓獲，並在6月10日，組織60輛汽車，100多名公安武裝押解遊行[46]。
6月8日,婁底學生自治聯合會再次組織大規模遊行。「敢死隊」身帶匕首、鐵棒等[51]，在婁底大橋、漣鋼大橋和市內主要交通路口,搬欄杆、設路障,堵塞交通達13小時,並於當天中午進入漣源鋼鐵廠,將連接生活區和生產區的四座橋堵住,企圖迫使漣鋼工人停工停產,鼓動工人罷工[41]。經地、市黨政領導和公安幹警前往談判,至9日凌晨撤離[51]。
6月9日，湘潭大學繼續有學生到湘潭電機廠、電纜廠門前靜坐，鼓動工人罷工[10]。6月9日,懷化師專6名大學生到洪江散發傳單,張貼大字報和進行演講。6月10日，1000多移民聚集在資興市老市區抗議，有人揚言要炸掉東江水庫大壩，官方指其進行「打、砸、搶活動，造成直接經濟損失40餘萬元……黨政和公安機關抓獲打、砸、搶分子44名」[36]。上旬,洪江市公安局制止了外來大學生到洪江的串聯活動[48]。祁陽師範學生的遊行隊伍亦有上街遊行，並有浯溪鎮屬城區中小學的師生參加遊行，衝擊小學田徑邀請賽運動會會場。事後,參加遊行的中小學生受到批評教育,老師受到檢討、調離原學校,學校領導受到撤職處分[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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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
6月11日，中美合作的雅禮協會突然通知人員撤離，美國訪問人員亦被長沙市民告知「[離開後]一定要告訴世界長沙發生了什麼……如果不這樣做的話，世界可能永遠不會知道這裏曾發生的事情」。當時正在長沙親歷事件的美國學者吳玉婷（Andrea Worden）也在離開之後，向外界披露長沙的示威情況，並稱「如果我或其他當時在長沙的其他外國人選擇閉口不談，那麼1989年長沙發生的事情可能會被遺忘，或被中共完全抹去……我有責任告訴全世界長沙發生的事情，以抵抗中共無情的讓人們『強制失憶』的努力」[3]，吳亦認為雖然運動期間很多人通過攝影、攝像和錄音記錄了很多長沙的抗議活動，但「保留這些資料十分危險，想必大多已經被銷毀」[4]。
6月12日，婁底學生自治聯合會發表書面聲明解散「學自聯」並停止一切活動。6月17日,婁底市政府按上級指示對「學潮」以公安機關為主進行清查，明令取締婁底學生自治聯合會及「敢死隊」，婁底行署秘書長發表電視講話。事後經5個多月，婁底地區「相繼取締5個非法組織,查清10起事件」共查出「策劃製造婁底動亂」骨幹18人,其中逮捕3人（判處有期徒刑和免於起訴各1人）,收審5人,行政處分11人[41]。
6月19日，繼續由民運人士與剛被釋放幾天的原「聯委」周敏商量延續示威活動，部分人士繼續在長沙烈士公園等地秘密集會，先後有三十多人參加，制訂紀律和宣言，決心「繼承八九民運精神，為六四血案申冤」。活動不久被當局偵察跟蹤，主要負責人均遭到抄家和逮捕。其中周敏、張捷、劉偉、譚明奇、陳帥、李傑共六人以「反革命集團罪」被分別判刑[8]。
7月初起，湖南各地展開了大規模審判示威參與者的行動，大部分為工人或普通市民。民運人士認為這是「拿社會地位最低的工人與市民開刀」,並且存在學生與非學生的差別對待。如在213名被關押的「動亂分子」中，工人79名，平均刑期6年(不包括被判無期及死緩的11人和未判的7人)。而19名被判刑的學生平均刑期是2.2年(不包括16位未判的學生)。湖南「高自聯」鮮少有人遭到判刑，而各地「工自聯」幾乎所有的人都被判刑而且多數為重刑。官方數據指，湖南全省破獲三起「反革命集團案」，共「取締各種非法組織」14個；31名「非法組織成員到公安機關登記或自首」；拘捕「各類打砸搶動亂分子」516人。1327名「有輕微打砸搶行為的人」得到治安行政處罰[53][2]。
據官方1990年《長沙年鑑》記述：「8月中旬，按照中共中央三號文件、湖南省委十號文件和長沙市委二十七號文件精神，長沙市委成立了調查清洗領導小組。市政法委員會帶頭成立了調查清洗辦公室，配備六十八名幹部，成立專門全職小組，進行這項工作」。全省其它城市也都成立了類似的專案組，花費了龐大的人力物力去進行「秋後算帳」，並以「報捕快，批捕快，判決快」的司法政策處理，因此被民運人士質疑在證據方面或是司法程序方面都沒有嚴格依法辦事[54][2]。
8月24日，益陽城內繼續有五個中學生張貼反對中共鎮壓，乃至攻擊領導人的標語，包括「打倒鄧小平」、「打倒李鵬」、「鎮壓學生罪該萬死」、「愛國學生萬歲」等。湖南省政府非常重視，並成立100多人的「824」專案組，限期破案，認為是「反革命標語」大案。專案組將標語的照片發放到全市的每一個居委會和單位希望以筆跡查人，又在張貼標語的三公里範圍內規定，十六歲以上人人須去居委會寫毛筆字核對筆跡。由於參與者當時只有12歲，直到1994年相關參與者龔與劍等人才因為年滿16歲而被通過筆跡抓獲，期間數年他們仍然在市內張貼了很多標語。參與者被捕後送勞動教養，當局指其「書寫數張針對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反動標語，分別張貼在益陽市城內地段的電桿和牆上」。龔等人亦在獄中受到虐待[55][56]。
岳陽市常委副市長殷正高在1988年底遭省紀委主任停職接受審查，罪名是「破壞黨的團結」。由於殷正高在位期間得到市民支持，曾引發當時岳陽大學生與市民的示威抗議，呼喊「還我殷清天」的口號。在湖南1989年示威中，部份湖南省「高自聯」的成員曾為殷正高「討還公道」的活動。六四清場後，中共中央對殷正高實行「三開」（即開除黨籍、開除幹部隊伍,開除公職）[2]。
10月，岳陽市繼續「對在政治動亂中的犯罪案件進行清查，清查一批重點事件、重點單位和重點對象，對非法組織的頭頭和骨幹分子，對在動亂中的幕後策劃、組織和指揮者。對阻斷鐵路、公路和城市交通、衝擊市政府機關、砸爛機關牌子等重大事件，依法進行打擊處理」[46]。1990年根據中共中央部署,中共湖南省委決定在省直機關以及長沙、衡陽、株洲、湘潭、邵陽、岳陽 6 市部分單位進行黨員重新登記工作，「對黨員隊伍進行一次清理和整頓」，「有的黨員傳播或製造政治謠言,有的參加非法組織,有的煽動和支持動亂,有的在幕後策劃指揮,有的公開聲明退黨,有的提出辭去黨內職務, 有的向境外國外反對勢力提供情報,有的為動亂分子和非法組織提供資助,有的帶頭遊行聲援,有的參與堵塞交通和攔截火車,有的在較長時間裏牴觸甚至公開反對中央平息暴亂的決策」[57]。
六四事件後的數個月，湖南某機電安裝公司仍出現五條支持民運的標語，諸如：「血腥屠殺慘無人道」、「善良的中國人民不需要君主和暴力」、「反對獨裁、要求民主」、「中國政府指使中國軍隊鎮壓中國人民可恥」、「三千多人的絕食，換來了無辜鮮血的白流，誰之錯？」等[58]。
工自聯常委潘明棟因為印製大量倡議大學生以剃光頭來表達對當局的抗議的傳單，在全市廣泛張貼和散發，被送勞教兩年。高自聯常委唐柏橋事後逃亡廣州，被當局追緝，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三年[18]。邵陽工自聯的李旺陽等人因為組織當地的悼念活動，被判進入當地龍溪監獄服刑，李亦因「態度頑固」而被毆打和施加酷刑[44][59]。一名益陽市政府幹部在學生包圍市委市政府的期間，帶領學生到政府的內部文印室，給學生送紙張、油墨和手搖式油印機，因此被送入「學習班」與「留黨查看」，並得到「躲藏在益陽市委的鮑彤」的外號[39]。
湖南大學教授彭玉璋帶領三十多位教師聲援學生，與學生們一道絕食三天，後們被學生推舉為「聯委」名譽會長。後來被勞教四年。活動人士張京生在街頭髮表演講，散發大量傳單，被判刑十三年（張在民主牆時代中曾因為在湖南辦有《理想與通訊》、「共和報」民刊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四年，被當局認為「犯有前科」）[2]。黑熊養殖場場主、社會活動家張善光（懷化漵浦人、婁底工自聯負責人）運動期間連續不斷地向中共中央政府局常委，中央電視台和北京高聯聯拍發電報，表達其抗議的態度。六四清場後，他寫出「血的真象」一文，印刷數百份沿街散發，後被當局判刑七年。長沙「五色盤」餐廳的老闆示威期間長期地免費給學生提供飯食，個人耗資約二萬元。後被當局拘留，餐廳遭到查封[8]。邵東縣的莫莉花，邵陽師專中文系教師，因為在學生舉辦的「追悼六四死難者」的追悼會上發表譴責李鵬政府的演說，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的罪名判處有期徒刑三年，附加剝奪政治權利一年[60]。
積極投身運動的長沙電力學院學生張帆、劉曙光等人事後被校當局追查審問以「嚴重警告」、「記大過」的處罰，但繼續組織開展以校園為基地的民主活動。劉撰寫了《團結就是力量》及《告全國同胞書》等文章，被隔離審查。次年4月25日警察進入學校將多名學生拘捕，並審訊了另十幾名學生。劉曙光、張帆兩人被當局判處有期徒刑。劉被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4年[8][61]。鳳凰煙廠幹部唐平（苗族），在「六四」後與同年入伍的退伍戰友，在湘西州鳳凰縣一起書寫反對政府鎮壓學生運動的傳單，散發到鳳凰縣政府和公檢法機關。案發後，被湘西州中級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3年。湘潭市第二中學教師周志榮採用演講、書寫、印刷等方式，反對北京清場，被湘潭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7年[61]。
郴州的李金鴻、陳學金、李鬱民、寶源煤礦蔣復興、唐洞煤礦柏小毛等人曾參與郴州的示威活動，他們在六月底成立「民主書法沙龍」 ,宣傳「自由價值觀念」,悼念六四死者並撰寫標語,四處張貼,引起當局高度緊張。因組織嚴密,他們得以繼續活動了幾個月。受東歐劇變鼓舞，他們正式組建了「民主中國陣綫山地支部」 ,組織印發了大量傳單和標語、資料[62]。1990年1月，中國當局指資興正式破獲這起「反革命集團案」，指「繳獲反動傳單367份和爆炸作案工具」[36]。蔣復興、李金鴻、柏小毛、陳學金、李鬱民共五人被郴州地區中級法院以「反革命集團罪」判刑[62]。柏獲刑七年，1995年獲釋[63]。
湖南大多數因示威而被判刑和勞教的犯人集中關押在省第一監獄,龍溪監獄和湖南開關廠勞教場，包括喻東岳、柏小毛、唐柏橋等近五六十人。其中湖南省第一監獄位於洞庭湖中,是一個名叫赤山的山形小島，以生產起重電機聞名,對外稱湖南電機廠[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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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見
外部連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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