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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中的貴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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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春夏之交，中華人民共和國爆發全國性抗議運動，史稱六四事件或八九民運，中國官方稱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期間貴州省各地也有抗議、遊行、罷課、集會及其他政治表達行為。這些活動多由學生、工人主導，也包含市民等群體發起，乃至有體制內人士參與，與全國範圍內的抗議相呼應。
根據貴州當局的統計，在4月下旬至6月初共有貴陽、遵義、安順等9個地、州、市的高等院校和數十所中等專業學校學生相繼進行遊行示威[1]。貴州最大規模的抗議示威發生在首府貴陽，在遵義、畢節、興義、凱里、六盤水、都勻等其他縣市也有人士響應。在六四清場後，中國公安當局亦指控貴州破獲多起民運人士搜集槍支彈藥和武器的「反革命集團」案件。
貴陽
5月3日，貴州高校出現了呼籲學生五四上街遊行的大字報和傳單，響應全國[2]。5月4日凌晨，貴州師大、醫學院約700餘名學生上街遊行，沿途呼喊「反官僚、反腐敗」等口號，有人砸碎三輛汽車的玻璃。凌晨三時，示威者到達貴州省政府門口，有人呼喊「打倒王朝文省長」，並三次衝擊省政府大門，被值勤警察阻攔。也有人向警察扔石塊，砸壞貴陽市公安局一錄相機照明燈。當晚學生們散去。公安局指貴陽是當天全國五四大遊行中唯一發生打砸事件的城市[3]。
5月16日，貴陽繼續有二萬名大中專學生示威遊行[4]。17日上午，貴州師範大學、貴州大學等院校有1500多名學生上街遊行，呼喊「打倒官倒」，「要民主」等口號。隨後，貴州教育學院、民族學院、工學院的幾千名學生加入遊行隊伍。下午二時，2500名學生集中在郵電大樓，要求免費發電報聲援北京學生運動。貴州日報、貴州晚報、貴州省電台的五十餘人也上街遊行[5]。
5月18日清晨，貴陽有3000人坐火車前往北京聲援當地學生。稍後有2000名學生來到貴州省政府高喊口號，批評該省經濟發展滯後。中午，貴陽市大專院校、中專學校和部分中小學數萬名學生，與近300名作家、藝術家、科學家、新聞工作者上街遊行，向貴州省政府大院匯集，下午一時三十分，省政府大院已匯集了萬餘名學生，大約有4500名學生再次在貴州省政府大樓外遊行，要求希望對去北京的學生進行客觀的新聞報道，以了解他們的活動以及交通情況。據報道，政府當時有點不知所措，政府訂購了數千盒飯，試圖讓學生及早離開結束抗議；部分學生衝擊省政府辦公大樓，並向執勤武警扔石頭，打傷了幾個人。到晚上，仍有2000名學生在警察的警戒下留守，估計當時有10萬名群眾參與圍觀[6][7][4]。
5月17日至19日，示威學生衝擊公安在貴州省政府大門設置的警戒線,佔據省政府禮堂，宣布成立「貴州省高校自治聯合會」。數千名示威者隨即湧入貴州省政府大院,並多次衝擊貴州省政府部門。武警在省政府辦公區域的重點部位,設置了10餘道人牆,使示威者無法衝破防線。當局亦指有示威者用旗杆捅,用腳踢,用石塊襲擊武警,致使22名武警頭部受傷[1]。5月19日，貴陽上萬名學生示威遊行，並在貴州省府禮堂門口和廣場靜坐，另有數百名學生在主要道路靜坐。當晚,學生全部撤離現場[1]。
八九民運期間，貴陽示威者亦先後成立貴陽市民聲援團、貴陽市工人自治聯合會等組織。另外也有在運動爆發前就成立的民運組織貴州沙龍聯誼會（第一任會長為陳友才）積極活動。其中時任沙龍聯誼會會長為李黔剛，副會長劉庭松，貴陽市民聲援團主要負責成員為李波[4][8]。5月17日至19日，杜和平和李黔剛等人書寫「公民們，今日去春雷廣場聲援學生愛國行動」的集會通知，張貼在貴陽次南門、河濱公園等處。數百名學生和市民聚集在人民廣場，拿着「工人罷工，學生罷課，教師罷教，商人罷市」和「市民聲援」等標語，自河濱公園至省政府遊行。遊行中杜和平等人散發：「你們有什麼顧慮還值得沉默嗎」！「不如燃燒起人權的火焰」，並說「政府拖延迴避糊弄學生的對話要求，時間拖延越長，罪過越大」。貴州當局亦指控陳友才在貴州省政府院內進行了「煽動性的演講」[9]。
北京戒嚴之後，5月21日，有人散發了各種的傳單，謠傳一些省市已宣布不承認李鵬政府，鄧小平離京、北京有學生死亡等[10]。5月22日上午，貴州大學、貴州師範大學、貴州財經學院的4200餘名學生上街遊行，呼喊「反對鎮壓、反對獨裁」、「打倒獨裁「、」李鵬休息「、」紫陽回來「等口號，到貴陽人民廣場集合。下午，貴州工學院、民族學院、農學院等高校1000多名學生也上街遊行。當天參與學生來自十餘所高校。23日，仍有部分高校生繼續上街遊行和集會[2][4][11]。
5月31日上午，貴陽有八所高等院校3000多名學生上街遊行。他們在貴州省政府門前示威後，又到貴州市中心廣場演講。下午五時散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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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聽到有關北京鎮壓的消息後，貴陽的1000多名學生舉行抗議。他們在城市廣場上擺上花圈，甚至有人向周圍人呼籲針對政府發動暴動[13][14]。6月5日，貴州大學、貴州財經學院等五所高校5000多人上街遊行，貴大教師「聲討團」1000餘人、貴州電視台70多人、市民聲援團1000多人也上街遊行。6000多名學生聚集在人民廣場舉行追悼會[15][16]。
6月5日-7日，貴陽沙龍聯誼會等人陳友才、杜和平、王順林、張鑫佩多次秘密召開會議，成立了「愛國民主聯合會」。陳友才起草了《罷工宣言》，內稱「工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去向政府請願，要求政府否定《人民日報》4.26社論和民主政治」。王順林起草了《告全省同胞書》，指責「政府從外地調集了大批軍隊，動用了坦克、裝甲車、機關槍等武器殘酷屠殺青年學生和市民，造成了大規模的流血」，呼籲貴州「全省人民團結起來，行動起來，不願做阿Q的人們，築成我們新的長城」等。隨後眾人對初稿進行傳閱、修改、和組織打印[9]。
6月6日上午，貴陽八所院校4000多名學生上街遊行，逾萬名學生、市民繼續聚集在人民廣場進行示威活動，市區交通基本癱瘓，幾乎所有的公共汽車都被寫上了「絞死李鵬」、「償還血債」等標語，街道到處都有張貼的大小字報[2][16][17]。
官方指「五十餘名社會青年乘學生上街遊行之機，在貴陽市區砸壞各種汽車十一輛和一家個體商店」。後公安機關抓獲三十一名「打、砸分子」，收審二十四名，其中沒有學生。6月8日晚九時，有二、三千名學生和市民上街遊行[18]。官方指8日凌晨，貴陽市公安抓獲31名「攔截汽車和打砸搶」的示威者，並收審了其中24人。
貴陽的九所高等院校學生以"空校運動"形式表示"抗議"，據貴州省教委當日統計，全市高校在校學生不到20％。6月9日晚，有兩千多名市民、學生重新聚集在人民廣場，發表演講。廣場上的高音喇叭繼續播放各種有關北京的消息。一名集會組織者通過高音喇叭宣布次日上午10時，將在人民廣場宣布工人罷工、商人罷市、設置路障的詳細計劃[2][16]。
其他縣市
4月28日，遵義地委召開各級黨委負責人會議，要求應對該縣情況時「嚴禁在各種公共場所張貼大小字報、條幅、漫畫。嚴禁各種串連和非法遊行,嚴禁成立各種非法組織」[19]。
5月15日，銅仁師專、教育學院、師範、農校、財校、衛校等校的學生上街遊行。銅仁地委書記袁榮貴在銅仁行署機關操場接見遊行學生對其進行「思想教育」。此後學生離去[20]。
5月18日上午，六盤水數千名大中專學生上街遊行，聲援北京絕食學生。同日，安順師專、師範、財校、電大、農校等學校的學生近1000人上街遊行。在安順市政府門前大院靜坐3小時,聲援北京學生。安順市長王向規，副市長褚聘卿、蔣貴娥、李德平、李聖光，副書記馬世棫、袁光輝等會見學生，並進行對話[21]。同日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遵義等地也有六千多名學生上街遊行[4][22]。其中為應對黔西南州首府興義市的學生遊行請願，武警黔西南州支隊出動49名官兵配合公安保衛黔西南州委辦公樓、州委組織部、檔案館等政府建築[23]。同時5月17、18、19、24和25日共5天內，黔東南州首府凱里市城區7所大、中專學校數百名師生也陸續多次上街遊行、演講，並在市內的大十字路口靜坐[24]。
5月18-19日，黔南州首府都勻亦出現學生和教工上街遊行到黔南州黨委、州政府請願事件，總人數四千餘人[25]。在遵義，大中專學校的學生受北京和貴陽影響上街進行遊行、靜坐，「引起一定的社會震盪」，遵義當局指整個運動期間民運分子「傳播政治謠言,鼓動和組織了無視法律的一些活動」，「一小撮未改造好的勞改釋放分子和社會渣滓也趁機書寫、張貼反動標語進行煽動,妄圖製造動亂」[26]。
六四清場後，凱里市區的學生教師遊行也持續到6月6日[24]。獨山縣黨委召開會議，應對該縣情況成立防暴亂指揮小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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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
官方數據指，自5月21日至6月24日止，全貴州共抓獲「流竄犯罪分子」6035名，「摧毀團伙」222個，破獲「各類刑事案件」3210起，繳獲「各種贓款和贓物折款」169萬元[28]。貴州武警部隊在整個運動期間曾先後派出兵力3萬餘人次,動用車輛1000餘台次[1]。安順當局也在事後在其幹部隊伍中清理了「與動亂和暴亂有牽連」的人和事[29]。黔南州公安指運動期間，發生16起政治案件，其中1起「反革命集團案」，並有多起「反動」標語、匿名信案件。羅甸、荔波、長順等6個縣亦發現空飄宣傳品[30]。遵義地區當局亦要求學生成立的自治會、聯誼會以及其他帶串連性的組織要宣布取消，並責令這些組織的領袖到學校等有關部門登記，並處理清理「張貼反動標語,呼喊反動口號的」[19]。
6月14日，貴州省公安廳發出公告，宣佈貴州省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貴陽市工人自治聯合會、貴陽沙龍聯誼會為非法組織，必須立即解散，其領袖必須到公安機關登記，「否則從嚴懲處」。15日，貴州省公安處局長會議提出要「把緝捕製造社會動亂、進行打砸搶活動的嚴重犯罪分子同打擊流竄犯的鬥爭緊密結合起來」。期間，貴州省公安抓獲19名貴州省「高自聯」、貴陽市「工自聯」、「貴陽沙龍聯誼會」的領袖，另有12人主動到公安機關登記[4]。「貴陽市沙龍聯誼會」成員、運動中「貴州愛國民主聯合會」的組織者張新佩、陳友才、杜和平、王順林等人在事後因為「組織、領導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反革命宣傳煽動」，被判處兩年到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9]。
6月21日，貴陽市檢察院以毀壞公私財物罪批准逮捕發生在5月17日及6月7日的示威者陳勇、王成、李波等三人。23日，貴陽公安逮捕寫匿名函的「宣傳煽動犯」貴州省農機局工程師張聲明[4]。另有李興福及陳家虎等人曾在婺川縣籌組「中國救星黨」，成員有上百。在八九民運期間，該團體到重慶市蒐集抄錄傳單，並鼓勵成員參與抗議。八月間，該組織在貴州被破獲，有十二名骨幹分子被捕[8]。
赫章縣顧興華等人在期間組織「民共黨」，並在六四事件後8月計劃攻打青山區公所，被公安偵查後顧、李二人攜帶槍枝潛逃。10月，赫章、威寧、水城3縣公安局聯手,經過1個多月偵查破獲該行動及組織，於十月間3名主犯在水城縣被捕。畢節當局指其為「反革命預謀暴亂集團」，「繳獲反革命綱領、旗幟、大刀、火藥槍等」[8][31]。
鳳岡縣人的青年羅金波在六四事件之後對中國當局不滿，從廣東東莞打工後回到貴州,先後在遵義、鳳岡收聽「美國之音」,了解六四之後的流亡者在巴黎成立「民主中國陣線」的情況。羅金波就此製作了「民主中國陣線委員會」、「民主中國陣線救國綱要(提要)」的100多份反共傳單，先後向遵義、廣州等有關單位寄發。此後，遵義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羅5年徒刑[32][33]。
在示威期間，貴陽市民杜和平積極籌辦小報《醒獅》，並以「市民聲援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名義徵集簽名、組織遊行、聲援活動，並將自己負責打印的傳單，在省政府禮堂進行散發。六四之後，貴州高原科學諮詢公司經理張鑫佩打着「聲援學生，推進民主」的旗號，先後在金築大學等地召開秘密會議，策劃成立「愛國民主聯合會」，「並規定該組織的鬥爭策略，活動方式等」。兩人均在9月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逮捕[34]。
織金縣二中高中學生夏春龍在六四之後收聽美國之音。在6月6日，購買白紙書寫反政府傳單，並將傳單帶到學校散發。當局指其「惡毒攻擊黨，攻擊戒嚴部隊，攻擊平暴，號召學生起來罷課」，並由畢節檢察分院批准逮捕[34]。6月9日，有人以「烏牧牛」署名的「中國民主聯合會畢節支部」寫信給畢節一中學生自治會,信中抨擊了北京清場,並對學生自治會的活動大加鼓動，給該組織出謀獻策。9月18日，又有署名「中國人民匡政救國聯合中央委員魏國強」向畢節報社投寄一封信，攻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以及北京事件。畢節公安聯繫此前4月25-26日，畢節縣政府外牆上和南關橋計劃生育宣傳欄內曾貼出3張「反動詩詞」，鑑定為同一人所為，並在此後逮捕案件主角武巍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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