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化

汉化（英语：Sinicization、sinicisation、sinofication或sinification），指汉族文化（汉文化）取代其他非汉族语言或文化的现象，是文化同化的一种形式。自古以来，汉族具有相对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悬殊的人口优势，因而在传统中国文化融合中扮演主导角色。广义上的汉化，包括作为中华民族之一的汉族对进入汉地的周边民族的同化与融合，一直贯穿着中国的历史。有部分人认为，汉化是强势汉文化对其他弱势文化的破坏与侵吞。

外来宗教进入中国后常有本土化趋势，图为西安大清真寺内悬挂的写有“万赞归主”的中式灯笼

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所谓的中国文化或中华文化，常被等同于汉族文化；而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受中国文化或中华文化影响，将中国文化内化成为自身文化的过程，也称中国化、华化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后，国际常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政权的代表，因此现代政治涵义上的中国化，常被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化。此外，传统汉族文化的核心为儒家意识型态，而受到儒家或儒教的意识型态影响，而产生的文化转变，以及对于儒家意识型态的文化认同，称为儒化，常与汉化或中国化划上等号。

对于中国本身来说，“中国化”一般指源自其他国家的事物，包括思想、宗教、制度、观念等，进入中国后，受到中国影响而产生的本土化变迁，如“佛教中国化”、“基督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心理学中国化”等。

历史

中国大陆

汉化是汉族之外的异民族接受汉族文化的过程，起源自汉朝。在此之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以儒化指受儒家思想的教化^[1]。自汉朝开始，儒家思想影响到中国文化的各层面，也对外传播，是汉化或中国化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两晋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丁零、卢水胡等民族纷纷内徙及入主中原。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北魏孝文帝的孝文汉化。陈寅恪认为，此一时期的胡化与汉化，不以种族出身来区分，而是以文化认同来区别^[2]。唐朝昭武九姓迁入，加速汉化。五代中的后唐、后汉、后晋三个王朝为沙陀人所建立，他们采用汉人王朝的礼乐、官制，在用人上番汉一体，与汉人通婚，仅在半个世纪之内这些民族便融入汉族。这些王朝称为渗透王朝，与后世元、清等征服王朝相对。

宋辽金元时代，契丹、女真族、党项、蒙古族、犹太人、维吾尔族、回族等民族先后进入中国。到元代后期，契丹之名逐渐消失，而随金国内迁汉地的女真人与汉人杂居通婚，改用汉姓，提倡儒学，使女真人更加汉化。元初，元世祖忽必烈也提出了“行汉法”主张，并对政治机构进行了许多改革。到元末，居于汉地的女真人和党项族人完全融入汉族。石守谦著有《元文宗的宫廷艺术与北宋典范的再生》一文，探讨元代设立奎章阁等“儒化”措施。^[3]

明代朱元璋重新建立汉族政权后，下诏禁止胡服、胡姓、胡语，留在汉地的其他外族为适应新政权的统治，多改汉姓，进一步促进这些民族的汉化。

在清代时，满族人虽然在政治及军事上统治了全中国，在政治上也暗中坚守首崇满洲原则^[4]、对全体汉族实行剃发易服，甚至在地方下达多种政令箝制地方言论自由^[5][6]以及箝制文化^[7]，因此清代被批评出现了胡化趋势；但另一方面，满清统治阶层持续吸收汉文化，最终满族在语言和文化上与中国趋同^[8][9]。目前只有50余满族人尚能操满语，主要居于黑龙江、吉林等地^[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推动苏维埃化，仿效苏联的政治体制及意识型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为中国共产党，其思想根源为马列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些思想源自于欧洲，并不是中国。传统中国文化被认为是封建文化，应该加以改造及废除。由欧洲引进的马列主义，取代了儒家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认为，这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对于旧中国的改造，形成新中国，因此，所谓的中国化，是指“新中国”化，也就是由中国共产党官方意识型态为主体的新文化。中国大陆推行简化字，并曾掀起文化大革命（包含破四旧、批林批孔）等政治运动，导致传统中华文化遭受打击^[11]。

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经济快速成长，出现大国崛起、中国和平崛起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行“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新强调中国化，以凝聚内部支持。其中，除了代表具备传统中国的特色外，也包括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新儒家为首的学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更重视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进一步中国化。如陈来在2016年获邀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授课，就曾经提出这个想法，但中国官方并没有做出正式表态^[12]。

在新疆，西藏，蒙古等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使用再教育或鼓励人口迁入的方式达成中国化的目的。中国大陆境外团体或个人指控^[13][14]自2014年以来，^[15]习近平当局将100多万新疆人（其中大部分是维吾尔族）进入新疆再教育营接受职业技能教育培训^[16][17][18]。批评者认为中共试图在新疆推行“汉化”^{[17][19][20][21]}，并宣称此为“种族文化灭绝”^{[22][23][24][25]}。中共否认上述指控并作出反驳，认为所谓“种族文化灭绝”等指控纯属造谣^{[26][27][28][29][30]}。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给予少数民族优惠待遇^[31][32][33]，让评论家曾节明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民族政策主张，并宣称现在的汉族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大汉族沙文主义”^[34][35]。曾节明认为中共执政以来，汉族才是在中国各民族中受迫害最重的民族，如在文革中，破坏的文化古迹几乎全部是汉族的文化古迹，被迫害的文化人士几乎全部是汉族文化人士。有学者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使得汉族不能在生育、就学、就业等方面与少数民族享受平等的机会和权利。汉族若争取与少数民族平等的生育、就学、就业机会和权利就会被扣上“大汉族主义”，如此一来，汉族只有永远“做末等公民”，民间更有“一等洋人二等官，三等少民四等汉”这类讽刺性说法^[36]。陕西、宁夏、甘肃等部分地方政府过于偏袒少数民族及宗教势力，甚至协助特定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打击异教徒，该行为也引发了一些中国民众的不满，例如2016年4月，热衷于在网上评论时事的西安道士梁兴扬因批判回族军阀马家军的主要人物之一马步芳，而被西安警方以“破坏民族团结”为由带走调查^[37]。 中国大陆作家及民族问题专家王力雄认为：“民族压迫是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相违背的。作为意识形态至上的政党，中共事实上经常给予少数民族一些优于汉人的特殊待遇。中国多年实行的对少数民族在升学、提干、生育等各方面的优惠，至今仍能吸引那些只有二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少数民族血缘的人，把自己的民族成分报成少数民族而非汉族。汉族的普通百姓，社会地位丝毫不高于少数民族，而在受迫害方面，却一点不因为其有主体民族的身份而有所减少。中共的迫害是针对人的，而不是针对民族。在这方面，它绝对一视同仁。所以，只能说是中共政权、而不能说是汉族人民对中国的少数民族包括西藏民族实行了迫害。”^[38]

虽然汉族使用相同的文字，但其内部有着很多发音与官话有显著区别的口语语言（即汉语方言）。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深入基层，而且高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中不同地区的人生活方式渐渐趋同，加之现代社会高效的交通大大推动了人口跨地域流动，各地的本土特色逐渐消逝，且由于中国大陆官方在1980年代开始推行普通话（官话的一支），从此官话占有的强势地位进一步增强，导致很多年轻人使用当地方言的能力严重退化。学校中几乎不教任何有关本土文化的内容，传媒中的文化主体也为北方汉文化，政府部门在政策上有意抑制各地地域文化的发展趋势，以确保其制定的对境内各少数民族推广普通话的方案不受外部因素的干扰而失效。

习近平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出任总书记掌政后，推动宗教中国化政策，特别是针对于西方的基督教与天主教，希望达到基督教中国化。在2015年5月18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习近平揭示了宗教中国化的工作目标^[39]。2018年，习近平推行的新《宗教事务条例》生效后，“宗教中国化”政策愈演愈烈。^[40]

中国以孔子学院等为管道，对外输出自身文化与政治经济体制，输出中国模式。但也出现中国威胁论、中国因素、中国式病毒等说法，这些反中的立场，认为由中国共产党推动的“中国化”，隐含了反民主、反自由等思想。

香港及澳门

1997年，香港及澳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管，成为中国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承诺一国两制，但为了消除英国及葡萄牙等欧洲政府在此地的影响力，透过移民与教育等各种管道对香港及澳门施加影响力，中国化这两个地区^[41]，惟香港的大学学者指出在英属香港时代的“港英政府没有强势地要求香港人归顺英国，香港人亦不用对英女皇显示绝对的忠诚”，反而1997年主权移交后中国政府却无孔不入地宣传“爱国爱港”，一面倒要将香港中国化，强行同化，这样如同将香港“再殖民化”^[42]。而在国安法实施之后，因为人口流动以及政策，香港也认为被中国化。^[43]

台湾

早在公元17世纪时，中国闽、粤等地之汉族移民始将汉文化（以福佬与客家文化为主）带来台湾。除汉人移民外，台湾经历过“原住民汉化”、“汉原通婚”的历史。

台湾的居民，是移民台湾的闽、粤人多，或是汉化的原住民多，一直是争议的焦点。一个主要存在形成于国民政府迁台之后的传统学界，论述主张台湾闽客语使用者主要是闽、粤汉族移民的后代。另一个极端的论述主张台湾闽客语使用者大部分是汉化平埔族的后代^[44]。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华民国接收台湾。中华民国治理初期，为消除日本在台湾的影响，推行一系列措施，希望透过教育及文化手段，使台湾人认同中国，这些措施被当局称为去奴化、祖国化、去日本化或再中国化。与此同时，新一批的汉人移民（在台湾通称为外省人）也将中国大陆各地文化带来台湾。加上政府推行的国语政策之影响，令台湾文化及语言上变成由标准官话主导，本已在地的闽、客诸汉语则式微。

为了塑造自身的正统地位，中华民国主张传统中国文化是由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所继承，曾提出文化中国等说法，以仍然使用中华民国宪法、繁体中文，拥有故宫文物等为证据。但这个意识型态，在台湾本土化运动及台湾主体意识等文化运动兴起后受到挑战。在政党轮替后，陈水扁政府进行教育改革，在中小学教材中增加对台湾的介绍，引起旧有中国国民党支持者的反弹，称之为去中国化及文化台独。在马英九政府执政时期，推动的措施，如微调课纲等，被批评为去台湾化。这些争论仍然在台湾内部发展中。

1980年代，台湾的社会学与心理学研究圈中，产生现代化与中国化之间的文化论战，主要的人物为杨国枢等人。杨国枢等人在之后不再举出心理学中国化，而改称本土化。1983年发生台湾意识论战。

东亚

中国的东亚邻国朝鲜、日本、越南、琉球，都属于汉字文化圈，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包括儒学、道教、汉传佛教、文学、艺术、科技乃至生活习俗等，几乎是全方位的。

近代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衰弱，这些国家为了建立自主的国族认同，脱离对中国的附庸关系，也先后开展了各种形式语言和文化的政治及社会运动。这些运动也被称作“去中国化”。

参见

• 中华文化
• 渗透王朝
• 本地化
• 中文化：有时亦俗称汉化，即把非中文的电脑软件或媒体翻译成中文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