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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
臺灣詩人，作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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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1928年10月21日—2017年12月14日），台湾诗人、作家，福建永春洋上村人，生于南京，曾于香港与台湾多所大学任教[3][4]。曾参与现代诗论战和乡土文学论战，在乡土文学论战中发表的〈狼来了〉一文引发争议[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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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
祖父余东有，为闽南永春县当地的大地主，鼓励、安排父亲余超英至南洋发展[8]。余超英曾在马来亚槟榔屿、麻六甲、吉隆坡等地举办汉文学校，以闽南语教学，返华后，任永春县教育局长。在1933年闽变时为左派名人，故得中华共和国十九路军司令蒋光鼐任命为安溪县县长[9][10]，当余超英赴任安溪县长时，十九路军正遭中国国民党中央军的猛攻，所以当时的报纸对其虽有报导，但却十分简略，由于随即被国民党攻破，所以可以推测余超英担任安溪县长的时间只有十多天，1948年余超英任侨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海外工作会设计科科长，但1949年之后，余超英没有跟随国民党到台湾，反而由厦门逃到英属香港，1950年才在国民党的号召之下东渡台湾[11]。余超英对家乡永春有着深厚的感情，曾创办台北永春同乡会，并连任四届理事长，1992年去世，葬在新店碧潭永春公墓。[12]余光中称其父亲虽然长寿，却苦于风湿、失明、行动不便，到97岁才与世长辞。[11]
母亲孙秀君为江苏常州武进人，师范学校毕业，到永春县任教，结识了当时的教育局长余超英，随即与这位直属上司相恋，并成为其续弦夫人，据余光中回忆，其父只会闽南语，普通话不太流利，“普通话还说不清，更不懂从江苏派来的师范毕业生，也就是母亲，那一口江南腔的常州话”，但言语不通的两人，还是顺利结婚[11]，余光中称自己“恋母仇父”：“抗战初期，母亲带我出入于沦陷区，备历惊险，母子同命，片刻不离。所以母子之间的亲切，远胜于父子之间，亦即佛洛伊德所谓的‘恋母仇父情结’。”[11]孙秀君五十三岁即过世，此后，余超英不再娶妻，由余光中的夫人范我存操持家务。[11]
余光中的夫人范我存，是余光中的表妹，江苏常州人。[13]余光中以“江南人”自命[14]，很少提到闽南，他说：“常州是我的‘母乡’，也是我的‘妻乡’；母乡加妻乡，那份乡情也不下于‘父乡’了。”余光中说，“常州就是我的故乡。”[15]
余超英曾与先前的妻子育有一个男孩，即余光中的异母兄余光亚。余光亚十八岁时病逝[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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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1928年，戊辰龙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出生于中华民国南京，自称“茱萸的孩子”，“将军画家”余承尧是余光中的堂叔。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流亡汪精卫政权地区。次年随母亲逃往上海，居住半年，后经由船只经过香港抵达安南，又经过昆明、贵阳，抵达重庆与父亲相聚。
1938年至1945年，余光中在重庆悦来街道度过七年青少年求学时期，即余光中《乡愁》描述的故乡。
1947年毕业于南京青年会中学（已迁回南京），考取北京大学和金陵大学。余光中表示金陵大学是透过关系入学的，他自承：“金陵大学里我们有一个亲戚在职员部工作，父母曾向其拜托。”因而录取。但他说，北京大学是他凭实力考取的，虽数学欠佳，只考了十几分，但国文与英文都遥领他人[11]。因北方动荡，选择金陵大学外文系。1949年，转入厦门大学外文系，7月随父母迁居香港。
1950年5月，移居台湾，父亲劝他转学国立台湾大学，余光中却称台大师资差而拒绝，后还是顺从父亲，报考也顺利录取。资格审查时，因余光中取得的厦门大学肄业证书，日期是“1949年”，而非民国纪元。当时台大法学院长萨孟武不允许这种使用中共式的西元纪元“伪证件”入学，还叫余光中收起，“不要招摇”。但是文学院长沈刚伯却说“这是非常时期，不妨通融”。终于得使余光中插班外文系三年级[11]。毕业后，考选为预官，进入联勤陆海空军编译人员训练班，任国防部少尉编译官。两年后，第一本诗集《舟子的悲歌》出版。
1956年，与表妹范我存结婚。范我存为常州人，生于江宁。[17]
1958年，母亲亡故，10月赴美国进修，取得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回国任教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讲师，参加现代诗论战。
1961年，长诗〈天狼星〉刊于《现代文学》引发与诗人洛夫的论战，发表《再见，虚无！》作品风格渐渐回归中国古典之传统。与林以亮等人合译《美国诗选》在香港出版，与国语派作家展开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
1963年9月，第一本散文集《左手的缪思》出版。次年，第一本评论集《掌上雨》，第五本诗集《莲的联想》出版。举办纪念莎士比亚诞生四百周年现代诗朗诵会于耕莘文教院，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至美国讲学一年。
1965年，任西密歇根大学英文系副教授。次年回台，任台湾师范大学副教授，在台湾大学、政治大学、淡江大学兼课，当选十大杰出青年。
1968年7月，出版散文集《望乡的牧神》。
1969年11月，出版诗集《敲打乐》，《在冷战的年代》等，主编《现代文学》月刊，应美国教育部之聘，第三次赴美，任科罗拉多州教育厅外国课程顾问和寺钟学院客座教授。
1971年，英译《满田的铁丝网》和德译《莲的联想》分别在台湾和西德出版，回国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
1972年，获澳洲政府文化奖金，访问澳洲，11月应世界中文报业协会邀请，至香港演说，任政治大学西洋语文系主任。
1974年，出版诗集《白玉苦瓜》、散文集《听听那冷雨》，主持复兴文艺营。
1974年至1985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度过十一年，出任中国语言及文学系教授，期间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18]。他形容香港中大“是写诗的理想地方”，在中大写了《沙田山居》、《吐露港上》等[19]。其时，余氏居于教职员宿舍第六苑（即今国际生堂二座）2楼B室。
1977年，于联合报副刊发表〈狼来了〉一文。
1985年，移居高雄市河堤社区，任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
1986年，为高雄市木棉花文艺季写诗《让春天从高雄出发》，出版诗集《紫荆赋》，其后陆续出版《记忆像铁轨一样长》、《凭一张地图》，主编《中华现代文学大系》。
1990年1月，出版散文集《隔水呼渡》。6月出版诗集《梦与地理》。
1992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龚氏访问学人，翌年出任联合书院的杰出访问学人。他为首届（1999-2000年度）及第二届（2002至2003年度）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主办的“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决审评判。[20][21]
1994年2月，出版评论集《从徐霞客到梵高》。
2006年，余光中公开批评中华民国教育部长杜正胜的“删减文言文”政策。
2010年，于联合报副刊发表《伯爵夫人的耳环画像》推崇马英九的夫人周美青，招致文坛各种讽刺，讥为“御用文人”。
2012年，对《经济学人》以“bumbler”（指做事毫无头绪，因能力不足而时常犯错）形容总统马英九[22]，余光中称此为“大巧若拙”，与马英九会面时解释“拙表示踏实负责任，不轻举妄动，中国人讲的拙是一个很好的字”[23]。数日后，马英九在脸书发文谢谢余光中老师，“用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带给华人文学永恒的典范[24]。
2015年4月9日，受香港城市大学之邀请，在“城大杰出讲座”以“从古典文学到现代诗”为题演说[25][26]。
2017年8月，余光中反对蔡英文政府删减高中国文课程中的文言文。他表示“要推广闽南语，更要念文言文”，从小父亲就教他以闽南语念文言文。余光中说，相较国语或京片子，有8音的闽南语、9音的客家话，不管文字或声调，更贴近文言文，用闽南语（泉州话、漳州话、厦门话、潮州话）朗诵，反而更贴近文言文的原味，想推广闽南语，更应鼓励孩子念古诗词及文言文，彰显闽南语的典雅与优美[27][28]。
2017年11月27日，余光中病危，送高雄医学大学附设中和纪念医院急诊，因急性脑中风、心肺恶化转神经内科加护病房，家属签署“不施行心肺复苏术同意书”[29]；12月14日，上午10时04分，因肺炎于高雄医学大学附设中和纪念医院逝世，享寿89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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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后
2017年12月29日，在高雄市立第一殡仪馆景行厅举行告别式。式后遗体火化，安葬在高雄内门区龙岩生命园区。
2018年3月，国民党立委柯志恩质询，作家李敖、莫洛夫相继去世，文化部部长郑丽君都即刻表示会呈请蔡英文总统颁发褒扬令，何以余光中未获褒扬。民进党立委黄国书表示“尊重文化部”，并反讽余光中：“李敖至少没有帮助国家打压乡土文学”。对此郑丽君强调历来未启动褒扬令都不会特别说明，希望外界不要过度解读[31]。
争议
在现代诗论战中，因唐文标批评台湾的现代诗风格，其中也包括余光中的作品。1973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余光中发表了〈诗人何罪〉，批评唐文标以人民为标准、其思想左倾，并和中共的文革作连结[32]。之后《现代文学》不再刊登唐文标的文章；唐文标在1984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戏剧史初稿》序言中引述沈登恩说法，认为当年余光中曾威胁《现代文学》编辑发行者白先勇及姚一苇两教授不准《现代文学》再发表任何唐文标的文章[33]。
1977年，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时期，在联合副刊发表《狼来了》一文，指有人在台湾公然提倡毛泽东提倡的“工农兵文艺”，虽然未指名道姓，但当时正值戒严时期，此文被认为是给乡土文学作家陈映真、王拓等人“扣帽子”。
〈狼来了〉一文提及“回国半个月，见到许多来友：大家最惊心的一个话题是：‘工农兵的文艺，台湾已经有人在公然提倡了！’”、“北京未闻有‘三民主义文学’，台北街头却可见‘工农兵文艺’，台湾的文化界真够‘大方’，说不定，有一天‘工农兵文艺’还会在台北得奖呢，正当我国外遭逆境之际，竟然有人内倡‘工农兵文艺’，未免太巧合了”、“目前国内提倡‘工农兵文艺’的人，如果竟然不明白它背后的意义，是为天真无知；如果明白了它背后的意义而竟然公开提倡，就不仅是天真无知了。”、“问题不在于帽子，在头。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还是先检查自己的头吧。”[34]
1989年，陈芳明发表文章，记录余光中曾寄一封长信给他，将陈映真文章中的段落摘取出来，对照英文原文，考证陈映真引述新马克思主义作品之处[35]。陈映真在2000年于《联合文学》杂志，再次提到此事。陈映真认为，余光中在乡土文学论战时曾将此信汇整寄给王昇，密告陈映真思想倾共。王昇收到此信后，曾向郑学稼查证相关内容，郑学稼在私人场合向陈映真透露过相关历史[36]。余光中自辩，自己从未告密、诬赖，只是与友人书信中提及陈之事，他并称那篇中英对照考据陈映真引述马克思的文章是“一位双方都认识的友人写的”，而余光中并未提出友人究竟是何人，因为要“保护那位朋友”。
2004年9月11日，余光中在羊城晚报上曾辩解〈狼来了〉一文只出于爱国心，绝不想扣陈映真帽子，余光中自认〈狼来了〉一文也未“点名批评”台湾文坛相关人士，否认曾寄密告信给王昇，也否认受到中国国民党指使[6][37]。文中表示“当时情绪失控，不但措辞粗糙，而且语气凌厉，不像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应有的修养。政治上的比附影射也引申过当，令人反感，也难怪授人以柄，怀疑是呼应国民党的什么整肃运动。”余光中称，他受到与他交好的齐邦媛、张晓风、陈芳明、南京的评论名家陈辽等批评，自认：“我当年被心魔所魅是显而易见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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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与余光中曾争论〈登鹳雀楼〉一诗中的地形问题。徐复观称，余光中因此将他告上警总，王昇下令，强制将徐复观的书从书局下架[38]。
1975年，蒋中正过世，由其爱子蒋经国继任国民党党魁，胡兰成上书蒋经国，主张进行政治改革。同年，胡兰成出版《山河岁月》，余光中在《书评与书目》杂志发表《山河岁月话渔樵》评论此书，攻击胡兰成曾在汪精卫政权服务的历史。随后赵滋蕃、胡秋原与徐复观等人跟进批评。警备总部查禁了《山河岁月》，胡兰成丧失在文化大学的教职，隔年回日本。余光中最初曾推崇过胡兰成的文章，而后却因为胡兰成推动改革的立场，而加诸迫害[39]。
评价
余光中在2004年应邀到北京参加百花文艺出版社《余光中集》出版新闻发布会时，对于所属的地缘，曾自评：“要论写作的地区，在台湾时期创作最多，……所以我当然是台湾诗人。不过诗之于文化传统，正如旗之于风。我的诗之旗虽然在台湾飘起，但使它飘扬不断的，是五千年吹拂的长风。风若不劲，旗怎能飘，我当然也是最广义、最高义的中国诗人。 ”[40]
余光中的文学评价受到高度赞赏。梁实秋评论：“右手写诗，左手写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3]向明评论：“诗经、楚辞，唐、宋诗的名句，西洋典籍、旧约圣经，在他的诗中出出入入，自然轻巧，一点也不影响他诗中纯正现代风韵。”[41]林沛理则认为余光中是语言的魔术师，香江第一才子。[42]黄维梁评论余光中的散文为“精新郁趣、博丽豪雄”[43]夏志清则认为：“余光中所向往的中国并不是台湾，也不是共党统治下的大陆，而是唐诗中洋溢着‘菊香与兰香’的中国。”[44]
即使是对余多有批判的马世芳，也认为余的诗文有文学价值：“不，我不同意因为‘狼来了’或是他的政治倾向，就要把他的诗文都贬为不值一顾。”[7]
李敖是少数批评余光中文学，认为其四十余年来文学毫无进步的评论者。2011年7月的香港书展，李敖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走向》演讲中批评余光中：“余光中80多岁了，如果40年前就死了，他还是余光中，因为后40年都没进步嘛。”[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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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余光中的负面评价，主要集中于他在乡土文学论战中，指控乡土文学为“工农兵文艺”的“狼来了”投书。诗人向阳认为，这份投书对他往后的文学名誉，造成相当巨大的伤害。[46]马世芳也认为狼来了是余一生的污点。[7]作家朱宥勋在余光中去世当时，以比较委婉的评论回应：“我认为不出恶声已是最大的宽容，无须过度礼遇。”[7]在数年后，朱在其著书《他们没在写小说的时候：戒严台湾小说家群像》描述余在乡土文学论战的作为是“丑戏”，并评论“这不只是有失作家风范，更失去了作人的基本格调”。[47]诗人张德本以余光中“打压台湾文学”为理由，在2000年第十九届高雄市文艺奖颁奖典礼上抗议余光中，质疑《余光中传》不收录“狼来了”一事为“心虚”，希望他要勇于面对过去[48]。而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吴介民则把彭歌和余光中的作为，描述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对文学界的镇压。[49]
大陆学者赵稀方发现台湾的左翼文坛对大陆的“余光中热”非常吃惊外，赵本人也评论“余光中热”是大陆人对台港历史和文学史的无知。[50]当时被余光中攻击的陈映真，在2000年《联合文学》杂志九月号发表《关于台湾“社会性质”的进一步讨论——答陈芳明先生》一文，引用陈芳明《鞭伤之岛》一书，余光中向王昇密告陈映真一事，质疑余光中在当年乡土文学论战中，与国民党政府特务系统的关系。而根据陈映真该文，他写道：“而余光中在最近的一个场合中，因他当年假借权力压迫乡土文学而当场受到一个青年公开的抗议后，作了这回应：他当年反对的不是乡土文学，而是‘工农兵文学’！显见他至今丝毫不以当年借国民党的利刃取人性命之行径为羞恶。”
诗人李敏勇认为余光中附和党国化中华民国体制的官方文化政策，甚至以笔为枪，抛血滴子，昔反共今亲中，立场迥异牺牲民主，戏称中为母、台为妻，自我解套仍难逃转型正义的审视[51]。
李敖认为余光中是“骗子诗人”，“文高于学，学高于诗，诗高于品”，定性为“一软骨文人耳，吟风月、咏表妹、拉朋党、媚权贵、抢交椅、争职位、无狼心、有狗肺者也”。并且斥责他“过去反共，现在跑回中国大陆到处招摇”。在李敖的《李敖有话说112期》中，定性余为“马屁诗人”、“半票作家”，而且昔日余光中对两蒋父子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李敖对此行径极为鄙视，认为其到大陆也不过是投机而已。对于余光中力称闽南语的美好，李敖称，余光中不讲闽南语，还曾公开说，“与其说我是闽南人，不如说我是江南人”，何须为了意识形态造假？[52][53]
2011年12月12日，余光中在联合报副刊上登了一首〈伯爵夫人的耳环画像〉，赞扬马英九之妻周美青的质朴、不奢华、关怀弱势，内容“明贬暗褒”，充满奉承意味；同时诗中“不用英文，用法文，意大利文”的段落，也让人质疑在讽刺蔡英文候选人。文坛讽刺余的行为和“御用诗人”无异。2015年，年轻诗人宋尚纬发表〈某先人画像〉，诗中提到“我们对夫人没有敌意／但也没有敬意／毕竟要种出选票与钞票的／是那位一直发人传票的丈夫”、“而你的乡愁终究／终究变成乡间的仇恨了”，讽刺余光中大中华式的思考[54]。
马英九总统被《经济学人》杂志评为“bumbler”，引起台湾舆论热议[22]。余光中说，其实bumbler就是“拙”的意思，表示踏实、负责任、不轻举妄动，如同大智若愚、愚公移山、大巧若拙，是媒体翻译有问题。各界多不认同余光中的观点，诗人郑炯明直批“这是诗人的堕落”、《魔戒》的译者朱学恒也讽刺“简直是弄臣”[54]，时事评论员金恒炜说：“余光中把“笨蛋”换装成“大巧”，就像把大粪变成黄金，污辱了所有人智商，也把自己的专业踩在脚底。”[55]沈政男指出：“余光中英文不错，但有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梁实秋好吗？梁实秋编的《远东英汉字典》里说，bumble指的是‘失败、搞糟、喃喃不清的说’，哪里有‘大巧若拙’的意思？”[56]
文学观点
- 在《逍遥游》、《鬼雨》一类的作品里，我倒当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炉中，炼出一颗丹来。在这一类作品里，我尝试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折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我的理想是要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而作家的笔应该一挥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杖。[来源请求]
- 散文有如地球，诗有如月亮：月球被地球所吸引，绕地球旋转，成为卫星，但地球也不能把月球吸得更近，力的平衡便长此维持；另一方面，月球对地球的吸引力，也形成了海潮。[来源请求]
- 散文，是一切作家的身份证。诗，是一切艺术的入场券。[来源请求]
- 散文可以向诗学一点生动的意象，活泼的节奏，和虚实相济的艺术，然而散文毕竟非诗。旗可以迎风而舞，却不可随风而去，更不能变成风。把散文写成诗，正如把诗写成散文，都不是好事。[来源请求]
1970年代以降，中华民国政府经历被逐出联合国、与美断交，国际地位日渐低落。余光中将当时社会处境的感受反映在1974年出版的诗集《白玉苦瓜》。同年，民歌歌手杨弦将余光中《乡愁四韵》谱曲，于胡德夫个人演唱会发表。这种对故土思念的情怀，融合西方的新式音乐元素，大获好评。翌年，杨弦续谱《江湖上》、《民歌手》等诗，在“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发表，余光中登台朗诵诗作。对余光中来说，是现代诗突破羁咎的新方法；在杨弦看来，则是中国传统民谣另一条出路。两个不同的领域，同样在摸索有别旧往的发展方式，文学界与音乐界，在杨弦和余光中的合作下，开启此后的民歌运动。
杨弦与余光中的“以诗入歌”，是民歌运动初期惯用的模式。学院派的音乐创作者，认为余杨等人提出的“中国现代民歌”，定义与作法不够精致严谨，既不“中国”也非“民歌”；而非学院派，如陶晓清，则认为过于高格调的范围限定，无法将有别传统的民歌概念通俗化，更会扼杀新式创作的发展。双方多次交锋，对各自论述所谓民歌的“正当性”，每每展开论战。与同是1970年代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一样，余光中皆在其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57]
作品
余光中创作文类包括诗歌、散文、论述等。 以诗歌创作为主，复以散文及评论成名。
- 《舟子的悲歌》，台北：野风出版社，1952年3月
- 《蓝色的羽毛》，台北：蓝星诗社，1954年10月
- 《万圣节》，台北：蓝星诗社，1960年8月
- 《钟乳石》，香港：中外画报社，1960年10月
- 《莲的联想》，台北：文星书店，1964年6月
- 《五陵少年》，台北：文星书店，1967年4月
- 《天国的夜市》，台北：三民书局，1969年5月
- 《敲打乐》，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69年11月
- 《在冷战的年代》，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69年11月
- 《白玉苦瓜》，台北：大地出版社，1974年7月
- 《天狼星》，台北：洪范书店，1976年8月
- 《与永恒拔河》，台北：洪范书店，1979年4月
- 《隔水观音》，台北：洪范书店，1983年1月
- 《余光中诗选1949～1981》，台北：洪范书店，1981年8月
- 《紫荆赋》，台北：洪范书店，1986年7月
- 《余光中诗选》，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年3月
- 《余光中一百首》刘沙河选释，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11月
- 《兰屿颂─诗文摄影集》与罗青、锺玲合著，王庆华摄影，台北：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放射性待处理物料管理处，1989年
- 《梦与地理》，台北：洪范书店，1990年6月
- 《台湾三家诗精品》与席慕蓉、纪弦合著，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0年9月
- 《守夜人——中英对照诗集》，台北：九歌出版社，1992年10月
- 《游目骋怀——玉山国家公园诗文之美摄影集》与锺玲合著，王庆华摄影，南投：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1993年4月
- 《安石榴》，台北：洪范书店，1996年4月
- 《双人床》，台北：洪范书店，1996年9月
- 《余光中诗歌选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
- 《余光中诗选·第二卷1982～1998》，台北：洪范书店，1998年10月
- 《五行无阻》，台北：九歌出版社，1998年10月
- 《刘国松余光中诗情画意集》刘国松画，台北：新苑艺术公司，1999年
- 《余光中作品精选》，伊犁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
- 《与海为邻》，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12月
- 《高楼对海》，台北：九歌出版社，2000年7月
- 《山海传奇——高雄摄影诗文集》与锺玲合著，王庆华、王信诚摄影，高雄市新闻处，2001年
- 《余光中─与永恒拔河》，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
- 《余光中短诗选》，香港：银河出版社，2003年9月
- 《余光中诗选》，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3月
- 《シリーズ台湾現代詩3》与杨牧、郑愁予、白萩合著，上田哲二、美树直大、是永骏、岛田顺子日译，东京：国书刊行会，2004年12月
- 《余光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月
- 《余光中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8月
- 《等你，在雨中》，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
- 《余光中集》（台湾诗人选集14）丁旭辉编，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2008年12月
- 《藕神》，台北：九歌出版社，2008年10月
- 《太阳点名》，台北：九歌出版社，2015年8月
- 《贝壳砂》
- 《左手的缪思》，台北：文星书店，1963年9月
- 《逍遥游》，台北：文星书店，1965年7月
- 《望乡的牧神》，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68年7月
- 《焚鹤人》，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2年4月
- 《听听那冷雨》，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4年5月
- 《余光中散文选》，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1975年
- 《青青边愁》，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7年12月
-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台北：洪范书店，1987年1月
- 《凭一张地图》，台北：九歌出版社，1988年12月
- 《鬼雨──余光中散文》，广州：花城出版社，1989年5月
- 《隔水呼渡》，台北：九歌出版社，1990年1月
- 《招 魂 的 短 笛》，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0年2月
- 《余光中幽默散文赏析》，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年5月
- 《世界华文散文精品─余光中卷》，广州出版社，1996年11月
- 《桥跨黄金城》，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年6月
- 《高速的联想》，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
- 《真空的感觉》，广州：新世纪出版社，1998年10月
- 《日不落家》，台北：九歌出版社，1998年10月
- 《石城之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
- 《余光中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4月
- 《满亭星月》，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8月
- 《光中心音》，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年
- 《大美为美——余光中散精选》，深圳：海天出版社，2001年5月
- 《海缘》，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2年
- 《文采画风》刘国松图，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5月
- 《余光中精选集》，台北：九歌出版社，2002年11月
- 《左手的掌纹》，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10月
- 《余光中散文精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
- 《飞球原来是地图》，香港：三联书店，2004年1月
- 《青铜一梦》，台北：九歌出版社，2005年2月
- 《余光中幽默文选》，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2005年5月
- 《寸心造化──余光中自自选集》，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5年10月
- 《余光中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5月
- 《余光中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8月
- 《天涯情旅——余光中至情至爱散文集》，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年12月
- 《余光中经典》，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
- 《余光中幽默诗选》陈幸蕙.赏析，台北：天下远见出版，2008年10月
- 《余光中跨世纪散文》，台北：九歌出版社，2008年10月
- 《粉丝与知音》，台北：九歌出版社，2015年8月
- 《掌上雨》，台北：文星书店，1964年6月
- 《人与驴》，台中：蓝灯出版社，1971年2月
- 《文学漫谈》与颜元叔、傅孝先、刘绍铭、马庄穆合著，台北：环宇出版，1972年
- 《分水岭上─余光中评论文集》，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81年4月；九歌出版社，2009年6月
- 《从徐霞客到梵高》，台北：九歌出版社，1994年2月
- 《井然有序─余光中序序文集》，台北：九歌出版社，1996年10月
- 《缪思的左右手》，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
- 《蓝墨水的下游》，台北：九歌出版社，1998年10月
- 《连环妙计》，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8月
- 《余光中谈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1月
- 《含英吐华──梁实秋翻译奖评语集》，台北：九歌出版社，2002年3月
- 《余光中谈诗歌》，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1月
- 《语文大师如是说──中中和西》，香港：商务印书馆，2006年7月
- 《举杯向天笑》，台北：九歌出版社，2008年10月（文学评论）
- 《翻译乃大道》[58]
- 《春来半岛─余光中香港十年诗文选》，香港：香江出版社，1985年
- 《中国结》，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10月
- 《余光中选集─第一卷诗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2月
- 《余光中选集─第二卷诗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2月
- 《余光中选集─第三卷诗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2月
- 《余光中选集─第四卷散文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2月
- 《余光中选集─第五卷散文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2月
- 《余光中集．第一卷．诗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
- 《余光中集．第二卷．诗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
- 《余光中集．第三卷．诗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
- 《余光中集．第四卷．散文》，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
- 《余光中集．第五卷．散文》，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
- 《余光中集．第六卷．散文》，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
- 《余光中集．第七卷．文文》，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
- 《余光中集．第八卷．文文》，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
- 《余光中集．第九卷．集外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
- 《余光中经典作品》，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9月
- 《情人的血特别红─余光中自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
- 《梵高传》，［美］史东，台北：重光文艺，1956年，台北九歌出版社，2009年12月重订版
- 《英诗译注》，台北：文星出版，1960年
- 《英美现代诗选》，叶慈等撰，台北：大林书店，1970年
- 《录事巴托比》，梅尔维尔著，香港：今日世界，1972年
- 《不可儿戏：三幕喜剧》，王尔德著，台北：大地出版社，1983年
- 《土耳其现代诗选》，台北：林白出版社，1984年
- 《空洞的贝壳》，沙白著；余光中、陈靖奇译，高雄：台一社，1990年
- 《温夫人的扇子》，王尔德著，台北：大地出版社，1992年
- 《绯红树》，陈志勇著，新竹：和英出版社，2003年
- 《不要紧的女人》，王尔德著，台北：九歌出版社，2008年10月
- 《老人与海》，海明威著，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
- 《济慈名著》，济慈著，台北：九歌出版社，2012年4月
- 《王尔德喜剧全集》，王尔德著，台北：九歌出版社，2013年10
- 《中国现代文学大系》，余光中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大系编辑委员会，台北:巨人出版社，1972年
- 《文学的沙田》，余光中编，台北：洪范出版社，1981年
- 《秋之颂》（梁实秋先生纪念文集），余光中编，台北：九歌出版社，1988年
- 《我的心在天安门：六四事件悼念诗选》，余光中编，台北：正中书局，1989年
- 《中华现代文学大系：台湾一九七〇－一九八九》，余光中总编，，台北:九歌出版社，1989年
- 《中华现代文学大系·贰：台湾一九八九－二〇〇三》，余光中总编，台北:九歌出版社，2003年
传述
- 《这样的“诗人”余光中》，陈鼓应，台北：大汉，1977年
- 《从徐志摩到余光中》，罗青哲，台北：尔雅出版社，1978年
-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傅孟丽，台北：天下远见出版，1999年
- 《望乡的牧神：余光中传》，陈君华，北京：团结出版社，2001年
- 《火中龙吟：余光中评传》，徐学，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年
- 《水仙情操：诗话余光中》，傅孟丽，台北：天下远见出版，2002年
- 《香港相思：余光中的文学生命》，陈智德、马辉洪、陈露明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大学图书馆，2008年
- 《壮丽：余光中论》，黄维梁，香港：文思出版社，2014年8月
获奖
- 1962年 台湾，获中国文艺协会的中国文艺奖章新诗奖。
- 1966年 台湾，十大杰出青年
- 1984年 台湾，第七届吴三连文艺奖散文奖，《小木屐》获台北市新闻局金鼎奖之歌词奖
- 1989年 台湾，国家文艺奖新诗奖、主编的《中华现代文学大系》获得金鼎奖
- 1997年 中国大陆，中国诗歌艺术学会致赠诗歌艺术贡献奖
- 1998年 台湾，文工会第一届五四奖的文学交流奖
- 1999年 台湾，以《日不落家》获得吴鲁芹散文奖
- 2000年 台湾，高雄市文艺奖
- 2001年 中国大陆，第二届霍英东成就奖
- 2003年 香港，获香港中文大学颁授荣誉文学博士[59]
- 2007年 台湾，获国立台湾大学颁授杰出校友
- 2011年 台湾，获国立中山大学颁授名誉文学博士[60]
- 2012年 台湾，获元智大学颁授桂冠文学家
- 2014年 台湾，获行政院文化奖
- 2015年 获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马英九总统颁赠二等景星勋章[61][62]。
纪念
- 余光中文学馆：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桃城镇花石社区桃源南路桃溪畔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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