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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佛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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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佛教（英语：original Buddhism/primitive Buddhism），在对佛教的研究中被使用的术语，指的是处于从佛家创立者瞿昙开始宣扬佛法、成立僧团，直到部派佛教形成这段时期的佛教，这个术语最早为来自于日本的研究佛教的学者所使用。现今研究佛教的学者，以历史学观点对佛教进行研究，但因为不同的学者采用了不同的定义与名称，所以原始佛教这个术语具很大争议性，也经常被与初期佛教及根本佛教这些术语混用。一般来说，这几个术语，都是指向处于开始分出部派之前的时期的佛教，也有学者使用前部派佛教（英语：Pre-sectarian Buddhism）一词作为处于这段时期的佛教。
 | 此条目过于依赖第一手来源。 (2023年11月30日) |
此一时期分为前后两期，第一者是从佛陀住世时期到他入灭那年进行的第一次结集之间的这段时期，第二者是从佛灭后的时期到阿育王在位时期当中分出部派前的时日之间的时期。广义上，处于这两个阶段的佛教都被称为原始佛教，有学者主张细分，将处于第一时期的佛教称为根本佛教，又称最初期佛教（英语：the earliest Buddhism）、佛陀本人的佛教（Buddhism of the Buddha himself），而处于第二时期的佛教被视为狭义上的原始佛教。有学者认为在文献方面上，难以区分这两段时期，因而认为毋须细分。
研究佛教者主要透过比较文献学、语言学与考古学的相关资料和比对源自不同部派的文献，探觅在这些部派文献中共同出现的说法。他们希望通过这种研究方法，还原出佛教在最早阶段的面貌，并且得知部派之间的争论和彼此分立一事的原因以了解历史上佛教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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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相关观念
关于原始佛法的争论源头可以追溯至大乘佛非说论诤进行时期。部派佛教声称大乘佛教思想并不是由佛陀所宣说的。部分小乘佛教僧加称大乘佛教为“空华外道”[1]。另一方面，有些认可大乘是佛说论的大乘佛教信奉者以大乘佛教部分教典的内容为理据，声称 大乘不是由小乘演变而来的，小乘才是源自大乘的教乘[2]。有汉传佛教信奉者声称，南传佛教信奉者曲解了原始佛法一词，北传佛教教典的内容同样是佛陀所宣说的[3]。在佛道论争进行时期，在发生于唐高宗显庆五年的佛道论辩中，道教道士李荣声称佛教教典除《四十二章经》外均为伪作，汉传佛教僧侣静泰对这一说法作出了批驳，李荣在论辩中处于下风[4]。
自近代起，学术界开始认为大乘佛教并不是一开始便出现于佛陀在世时期的。来自于西方的一部分学者从考古学观点角度出发，认为 小乘佛教教典是原始的佛典，其他教典则是由后来的大乘佛教论师那嘎呵朱讷等人所写的，故此大乘佛教不是最正宗的佛教[5]。在早期，西方学者用小乘一词来指称与他们所声称的比较晚出现的大乘相对的佛教教义的最早期的系统[6]。在现代，汉传佛教方丈释星云宗长声称原始佛教又称小乘佛教而后期佛教又称大乘佛教[7]。
自早期的西方学者开始进行对佛教历史的研究以来，原始佛教常被与小乘佛教混为一谈。《中国大百科全书》关于小乘佛教的条目宣称，小乘佛教一词原为大乘佛教对于原始佛教及部派佛教的贬称，现时小乘佛教被称为上座部佛教[8]。然而，有宗教史学家声称小乘佛教与上座部佛教不是同一回事[9]。有研究人声称，近两百年来 学术界通过学术研究得到的成果显示，不论是小乘佛教的教典还是大乘佛教的教典，其内容都不是释尊亲自写下的或者亲口宣说的，而是在他去世数百年后，才被僧侣或僧徒写出来的[10]。
南传上座部认为自身是最纯正的佛法传承[11]。有说法声称，上座部佛教坚守佛陀在生时所给予的教诲、没有妄造教典、不崇信印度教所崇信的神灵、不认为弥勒菩萨及观世音菩萨等等是佛教应该崇信的、认为大乘佛教无异于附佛外道等等，而且佛经都是在佛陀灭度后由上座部佛教所集成出来的，不可能有上座部佛教所不知道的其他佛经，最正宗的佛经不可能是在佛陀灭度超过一百年后才被集成出来的，上座部佛教只需要几部原始佛经便完全足以构立佛教[12]。有研究者声称，早期西方学者根据偏向于南传佛教的立场的史料，认定南传佛教即是佛陀原说的原始佛教，导致受到这一观点所影响的自称上座部佛教的南传佛教和未深入了解部派佛教分衍史的人也视南传佛教为原始佛教[13]。
然而，有佛教徒认为，虽然从历史学观点的角度来看，上座部佛教是佛教教内现存的派系之中最接近原始佛教的一派，但是它不完全等于佛陀所宣扬的佛教[14]。有研究者声称，南传佛教等于原始佛教这一观点自十九世纪中叶起开始受到挑战，来自于日本或中国的学者在进行研究之后，认为原始佛教一词应被用来指称处于从佛陀在生之时第一次结集期间这段时期的佛教，南传佛教源自优波离系分别说部在锡兰的分支铜鍱部的系统，而真正的上座部应该是阿难系僧团，而它已经隐没于世，故此原始佛教不等于南传佛教或上座部佛教[15]。在两百年间，学术界及宗教界一直就关于初期佛教或原始佛教的话题争论不休[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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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史
在1890年代开始之前，原始佛教这个术语并没有被人提出来。南传上座部及大乘佛教各自的信徒，分别认为自己所属的宗派的教典才是最正宗的。初期佛教一词，最早出现于英国佛教学者托马斯·威廉·里斯·戴维斯（Thomas William Rhys Davids，A.D. 1843～1922）著作《Early Buddhism》一书。他将释迦牟尼过世之后，一直到阿育王在位晚期，定义为初期佛教。英国学者主要认为巴利藏是最早的佛经，结合考古发现的阿育王柱铭文，以此来分析佛教的历史变化。
日本佛教研究学界，接续早期西方学者的成果，进一步以此来与汉传佛教典籍比对。1910年，姊崎正治出版《根本佛教》，使用了根本佛教一词，意指释迦牟尼在世，直到根本分裂之前[17]。1924年，木村泰贤在探究初期佛教之《原始佛教思想论》中，提出了原始佛教一词，并且将相关研究介绍到日本佛教界[18]。木村泰贤认为研究“原始佛教”，主要目的在于探求，何者为代表“真正之佛说”。他主张以阿含经与律藏来探求原始佛教[19]。接下来的日本佛教学者，如松本史朗、宇井伯寿等，都同样使用原始佛教一词，成为日本佛教研究界中的术语[20]。日本学者首次采用梵文经典、巴利文经典与汉文经典对校的方法，试图逐步重现原始佛教的面貌，但他们仍然接受巴利藏是最古老来源这一说法，同时提出了大乘非佛说论，许多汉传佛教经典也被他们认为是伪作。
日本学者对佛教所作的研究的相关思想传入中国之后，汉传佛教为之震动。汉传佛教法师䆁太虚院长、佛学家欧阳竟无院长及著名知识分子梁启超馆长等人，开始对汉传佛教经典的历史进行学术性研究。其中，著名佛学家吕澂常务理事认为，巴利藏传承自分别说部，并不可以说是最古原型。吕澂发表了〈杂阿含经刊定记〉一文，其认为，四阿含之中以《杂阿含经》为最原始的教典，而《瑜伽师地论》的部分内容是对《杂阿含经》经文的论释[注 1]，汉传佛教法师释印顺博士受到了这篇文章的内容所影响[21]。然而，有研究者声称，在二十世纪初叶，受制于当时中国佛教的水平，当时的很多佛教学人毫不了解科学考证这种方法所具有的重要性[22]。
有研究者声称，在清末民初时期，大乘佛教已经逐渐衰落，甚至趋于流俗，导致华人佛教教内在二十世纪初期出现了“华夏佛教改革思潮” [23]。宗教学家贾斯汀·R·里辛格（Justin R. Ritzinger）在一篇论文中探讨了民国时期佛教教内的改革运动的许多相关举措为何以失败告终这个问题，他声称，当时有许多僧侣前往锡兰以试图寻找纯正的、原始的佛教，但最后这些僧侣纷纷还俗，这看起来是灾难性的结果，然而，人们仍然能够从这一失则中汲取教训[24]。
自二十世纪中叶起，华人佛教开始对印度佛教及初期佛教作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佛教在台湾的知识菁英因受到在西方或日本的学者所影响一事而开始采用科学考证这个方法来研究相关主题，在众多在台湾研究印度佛教的学人之中，以释印顺博士为最突出的学者[25]:43。释印顺发表了《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一书，其认为四阿含之中以《杂阿含经》为最早出现者，并且认为九分教中以修多罗、祗夜、记说三者为最早出现者[26]。他在该书中声称中文圣典比巴里文圣典有着更大的比较价值，该书被认为对西方学者所提出的巴里文圣典是佛教原始圣典这一说法作出了强有力的批驳，也被认为奠定了中文圣典在对佛学的研究中的地位[27]。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著名语言学家季羡林教授在其作品《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中声称在七百结集进行之时，佛陀已经去世约一百年，当时其中一些其内容专门以口头方式流传下来的佛经可能已经被写成，而根据一众学者的看法，大概在第三次结集进行期间，《大藏经》被大规模地编纂一事才有可能性，当时正是阿育王在位时期，名为Tissa Moggaliputta的高僧在波吒利弗集合一众僧侣以编纂佛典，由于佛陀在生时可能用摩揭陀语来宣扬教义，因此佛徒在编纂佛典时也会是摩揭陀语，但因为时间久远，而且佛教流行于多地，所以难以一直使用一种纯粹的语言，故此德国学者H. Liders称此原始佛典所用的语言为古代半摩揭陀语[28]:9-10。根据流传于锡兰佛教徒当中的传说，现存的巴利文大藏经是由佛教长老摩哂陀带到当地的， 巴利文被认为是摩揭陀语，故此巴利文被认为就是佛陀所说的语言，巴利文大藏经也因此而被视为佛教唯一正统的教典，在注释巴利文佛典这一方面上具权威性的佛音出于宗教方面上的动机，声称佛陀要求比丘只使用佛陀所用的语言， 然而，季羡林声称，佛音所作的解释并不可靠，巴利文不是摩揭陀语，佛陀允许比丘使用各自所用的语言，原始佛教实行了放任的语言政策[28]:10-15。
政治哲学家维什瓦纳特·普拉萨德·瓦尔玛（Vishwanath Prasad Varma）在其作品《早期佛教及其起源》中探讨了早期佛教与吠陀教及早期佛教所身处的环境等等之间的关系[29]。维什瓦纳特在该书中展示了佛教所使用的一些概念源自于吠陀教一事，维什瓦纳特也在该书中探用了宗教社会学式研究方式，他被认为在相关领域作出了独到的贡献[30]。
释印顺所发表的《杂阿含经论会编》一书被视为在对原始佛教的研究这一领域上的里程碑。该书被认为有着很大价值[31]。释印顺以《瑜伽师地论》摄事分，还原了汉传《杂阿含经》的原始编集次第，这与南传《相应部》次第相类似，确定这两部经典拥有相同来源，同属上座部传统[32]。其认为，大众部所传的杂阿含次第，较接近原始经典，但它已经失传[33][34]。
释印顺在其所作的研究中发现《杂阿含经》及《相应部》中关于“七事修多罗”（“因缘相应”、“食相应”、“圣谛相应”、“界相应”、“五阴(蕴)相应”、“六处相应”、“四念处等道品相应” ）的观念，源自于说一切有部的传说，是《杂阿含经》当中最早被立定的部分[35]。他承袭日本研究原始佛教历史的学者所提出的说法，将处于佛陀灭度后百年间的佛教，定位为“原始佛教”，另外将处于佛陀在世时期的佛教称为“根本佛教”。他声称，现存的《杂阿含经》及《相应部》都是来自部派的诵本，经由经典对照，将可探求出原始佛法的样貌，但不可以说这些经典的架构及思想即是原始佛法[36]。
在二十世纪后期，一些学者先后各自提出了关于早期佛教口传文献的形成的说法，兰斯·考辛斯（Lance Cousins）及理查德·贡布里希（Richard Gombrich）分别提出了关于“即席式的集成”的说法及关于“审慎式的集成”的说法，马克·阿隆（Mark Allon）则对两个说法作出了评论，理查德·贡布里希所提出的说法与释印顺所提出的相关说法之间有一些不谋而合的相同之处[37]。
在二十世纪末期，著名印度学家杨-维莱姆·狄庸在一篇论文中探讨了重现最早期的佛教的面貌一事的可能性，他提及了当时学术界人士为达成这个目标一事而作出的努力，并且谈及了不同的学者对于这个话题的看法，狄庸声称，人们永远无法确切知道佛陀本人所给予的教诲的内容，但由于早期佛教的基本理念如此频繁地出现于以巴利文、梵文或中文被写成的教典，因此即使那不是佛陀本人的思想的一部分，至少也是早期的佛教的思想的一部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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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一世纪初，印度学家亚历山大·韦恩（Alexander Wynne）在一篇论文中探讨了早期佛教文献的相关口传方式，他声称，最初有一个自由流传的时期，文本的内容透过被自由地运用记忆中的词语来被背诵，后来开始出现既定的传统、有了固定的公式，但即便如此，其也不像对《吠陀经》经文的记录那么僵化， 亚历山大得出了一个结论：“早期佛教文本中存在的语文学上的、概念上的和叙事上的奇特之处很可能具有重要意义── 并非由口头传统的随机变异所致，而是由理论上可以发现的原因造成的。” 亚历山大声称，人们可以有把握地假设他们能够对这些文本进行批判性研究，这意味着他们能够对这些文本作出分层并撰出更为准确的关于早期的佛教的历史[39]。
亚历山大·韦恩在一篇论文中探讨了早期佛教文献的史实性，他谈及了多个学者包括一些怀疑论者所持有的观点，亚历山大声称，早期佛教文献的内部证据证明了其史实性，属于不同教派的教典── 特别是巴利派的文献── 的内容互相对应的部分或许能被追溯至前部派佛教流行时期，这些互相对应的内容不太可能是佛教教内不同的教派共同产生的，理由是那需要由很大规模的组织去达成这个目标，而这是在古时是难以想像的，故此对早期佛教文献所作的研究能被用以揭示阿育王在位时期开始前印度佛教的某些方面，声称 因为所有手稿都是后期出现的作品 所以人们无法了解早期印度佛教的任何情况 的说法是空洞的[40]。
历史学家戈文德·钱德拉·潘德（Govind Chandra Pande）在《对佛教的起源的研究》一书中通过历史学式研究方式，探讨了在教义方面上佛教的起源，以及佛教文献及思想的出现及变化，他声称 这既是内在的文化上的进程，也是外在的个人及僧团群体的行为的进程[41]。
宗教学家维吉塔·库马拉（Vijitha Kumara）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了一种新的对早期佛教一词的定义，他把已有的论点分为三组，分别是基于文献的论点、基于史实的论点和基于佛陀广受认可的关键教义的论点，维吉塔提出了第四者，他声称，早期的佛教相关教诲只有四圣谛，其他教诲都是次要的，在佛陀在世时期，佛弟子所宣扬的教法遵循四圣谛，故此他们所给予的教诲也被认为是佛语，如果生活于二十一世纪的学者的作品的思想与关于四圣谛的观念相一致，那么这两代人之间没有什么差距，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将佛教分为早期的佛教及晚期的佛教，故此对早期佛教一词的使用应该被放弃[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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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方法
现代研究佛教的学者主要是通过经典间对照的方法，试图还原出原始佛教的面貌。主要使用的经典为来自分别说部传承的巴利藏，对照汉传佛教保存的各部派经典，主要是来自说一切有部、根本说一切有部、化地部、法藏部与大众部等。藏传佛教保存的藏传大藏经，在尼泊尔发现的梵文佛经，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吐火罗文佛经，考古发现的阿育王诏令以及在阿富汗发现的犍陀罗佛教原稿，也是研究的重点。
研究佛教者发现不同部派传承的佛经中，某些片断与偈语是共通的，显示这些段落是由更古老的佛教文献中摘录出来。这些文献的核心部分，经过比对，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叙述中，则根据不同部派，加入自己的解释。这显示，这些佛经都有共同的来源。经过文献比较，学者发现，所有佛教经典，中心教义也都类似，这些共通教义，在部派未分化前就已经出现。但是也有部分共通原始教义，在部派佛教出现之后，因为被忽略而消失了[43]。
多数研究佛教者，采用传统方法，以文献研究为主。另一派学者，不以文献下手，改以历史语言学的方式来研究，企图先重建出佛陀时代使用的语言，再用此语言来还原佛经。汉传佛教传统认为佛陀使用梵文；而上座部佛教认为，佛陀所说的语言，即是巴利文。宇井伯寿的考证认为，佛陀可能是用着种种语言来说法的，即：对待摩竭国人，乃用摩竭陀语，对于婆罗门，则用梵语(古梵语)，在故乡乃用故乡语，多人集会时，则用多数人所用之语，而此多数人所用之语，可能是集成种种方言的“混成语”。对阿育王诏令的研究中，语言学家认为这种混成语有可能是一种俗化的古摩揭陀语，它不是纯粹摩揭陀古语，混合了许多方言与古梵文的特征，因此又称半摩揭陀语、摩揭陀俗语，这个语言与现存的语言都不同，与现存佛教典籍也不同。现存的摩揭陀语是古摩揭陀语的后继者，但已出现许多变化；巴利文与古摩揭陀语间有许多相同部分，但其来源可能不同。据季羡林考证，根据语言学的特征，巴利语应是属于古印度西部的方言，与流行于东部的摩揭陀语不同[44]，但是巴利文的文法中，保存许多古摩揭陀语的特征。季羡林的说法尚未得到学界共识，重建半摩揭陀语的努力目前已有初步成果，但距离完全重建仍有距离。
在印度，陆续挖掘出了许多古代佛教遗物，但多数只能追溯到阿育王时代。最著名的是阿育王诏书。
关于名称与定义的争论
早期的在西方的研究佛教的学者，多半使用初期佛教（early buddhism）、最初期佛教（the earliest Buddhism，original Buddhism）、佛陀本人的佛教（Buddhism of the Buddha himself）等术语，他们关心的重点主要在于部派何时分裂，以及在分裂前的共同佛教传承的内容。日本学界广泛使用原始佛教一词，少数人采用根本佛教的说法，也有人主张应采用初期佛教的说法[45]。汉语学界中，通常采用日本学界的术语，但是加以重新定义。
在日本，在对佛教的研究中，原始佛教又有广义与狭义两种定义。宇井伯寿在《原始佛教资料论》中，将原始佛教又细分为两期，一是佛陀及其直接弟子在世的时间，约为公元前350年，这时期又称根本佛教。第二则是公元前350年之后，直到部派分裂（公元前270年），是狭义的原始佛教，又称阿含佛教。赤沼智善与西义雄也采用同样的定义[46][47]。因此，广义的原始佛教指佛陀在世，直到部派分立为止；另一派分法，则是将佛陀在世时期，称为根本佛教，狭义的原始佛教只指佛灭后到部派未成立之前。
部分学者认为有可能以文本比较的方式，重建出更古型的佛经[48]，甚至可以直接找出释迦牟尼原始教义，此派著名人物如木村泰贤、中村元等人。
但是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现存文献不够充份，虽然可能可以还原出未分部派时期佛教的概貌，但是无法还原出释迦牟尼时代的佛经原貌，甚至可能连第一次集结或第二集结的经典都很难重现[49]。反对者的意见主要在于关键文献的失传，造成研究上的困难。现存佛经，都是部派分裂后的产物。虽然分别说部的经典大致保留在巴利藏中，汉传佛教中的五部阿含经，则是由不同部派诵本杂凑出来，缺少一致性。汉传《杂阿含经》可能属于说一切有部，藏传杂阿含经则是属根本说一切有部，与南传《相应部》虽可对照，但他们同属上座部传承；因为缺少了大众部的说法，除非重新发掘出大众部系《杂阿含经》，用来与上座部传承比对，或是考古发现更古的诵本，以目前的文献，最多只能还原出阿育王时代上座部派系经典的概要内容，难以还原出更早未分派前的集结样貌[50]。
水野弘元在其著作《原始佛教》中认为，从文献资料中，没有办法明确区分出这两个时期的差异。由现存文献的对照，可以大致找出原始佛教的共同说法，但是即使是共同说法，也无法保证与释迦牟尼所说是相同。所以不如将这段时间直接划分为原始佛教。再者，现存阿含经与律藏多是佛陀对僧团说法的内容，对于在家众的说法，大部分已经流失。僧团在最初第一集结与第二集结时，并没有将经典写下，而是以背诵方式传承，南传巴利藏直到公元前一世纪才被写成文字[51]，在这段时间内，经典的变化无法追踪。因此，他认为，“原始佛教”就是部派分立以前的佛教，时间下限为阿育王时代[52]。平川彰《律藏之研究》也同意这个说法，以“佛灭百年”为下限，认为“佛灭百年”相当于阿育王即位之时，也是上座部与大众部的“根本分裂”的时代。
原始佛教的教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博士生吴梦声称，早期佛教所提出的十二因缘说否定了古婆罗门教关于常住不变的实在的理论的正确性，后世的小乘佛教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更为系统化的理论，原始佛教关于缘起的思想认为，众生处于诸多条件及关系之中，离开了它们便没有能够单独存在的实体， 关于缘起的思想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业感缘起论是当中最早出现的，早期的缘起论透过观察生命过程而非世间万事来得出结论，随着时势改变和宗教自身发展方面上出现需求等等，僧团内部对佛陀关于缘起的思想出现了不同的看法，导致关于业感缘起的思想发展为不同形式的缘起论[53]。
宗教学家卡尔·奥尔森（Carl Olson）在《原始佛教来源：选读》一书中谈及了佛教徒对于教典的看法，他声称，与认为圣典源出于神启的犹太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不同，佛教认为其教典源出于某个人自己所作的直观洞察，佛陀所给予的教诲被其追随者铭记于心，并且被一代接一代地传承下去，最后被写成书籍，随着佛陀在其追随者的心中变得愈来愈尊贵，他的话语开始被视为神圣的文献载体，佛教教典的正典所具有的权威性通过一系列的会议被赋予[54]。
另见
注释
- 例如其认为关于摄事分的内容是依《杂阿含经》的士经文而造的。
参考文献
延伸阅读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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