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重组进程

背景

阿根廷民间企业家与部分媒体参与国内政变组织的活动，其实早在1976年之前便已存在。阿根廷农业协会的塞莱多尼奥·佩雷达曾公开谴责民选政府 “奉行苏维埃化路线”；胡安·阿莱曼在《阿根廷日报》的版面上，公然鼓吹推行人员失踪政策；何塞·阿尔弗雷多·马丁内斯·德奥斯则与准军事力量勾结，在巴拉那河“红蛇行动”期间，协助后者在阿辛达钢铁公司设立秘密拘留中心，多名工会活动分子在该中心遭受酷刑并被杀害。此外，梵蒂冈在此前不久，已任命皮奥·拉吉为驻阿根廷教廷大使。拉吉被指是反共组织“宣传二社”的成员，而阿根廷海军总司令、政变核心头目之一的埃米利奥·爱德华多·马塞拉海军上将，同样隶属于该组织。1973年成立的准警察组织“阿根廷反共联盟”（“三 A”组织），当时仍在持续运作，并与筹备政变的势力串联勾结；政变独裁政权上台后，该组织的多名成员被安插到负责镇压行动的关键岗位上。

1975 年 5 月，准将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策划了一场政治操作，迫使阿根廷陆军总司令莱昂德罗·阿纳亚被解职，由中将阿尔韦托·努马·拉普兰接任。拉普兰在任仅百日，据研究员玛丽亚·塞奥内的研究，就在这一时期，魏地拉-比奥拉联盟“组建起了政变核心指挥班子”。三个月后，魏地拉在美国大使馆的默许之下，通过一场军事政变罢黜了努马·拉普兰。^[4]魏地拉属于陆军内部的反庇隆派“红色派系”，并归属于“超然专业主义”阵营；而拉普兰则截然相反，隶属于“建制专业主义”阵营。以卡卡尔尼奥、阿纳亚和拉普兰为代表的建制专业主义者主张，武装部队应当融入国家制度秩序，服从政治权力的指挥。与之相对，超然专业主义者则坚持认为，武装部队应完全独立于政坛的动荡起伏，始终作为“国家的最后屏障”而存在。与此同时，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正统工会领袖维克托里奥·卡拉布罗与魏地拉-比奥拉联盟交情深厚，他决定组建一个“反垂直主义阵营”，以此对抗伊莎贝尔·庇隆政府，并推动其倒台。^[5]

同年9月，阿根廷总统以健康为由请假，参议员伊塔洛·卢德尔随即就任临时总统。卢德尔进一步强化了军方的权力，并应军方要求批准了三项法令——这些法令将“剿灭”游击队武装的命令扩展至全国范围：法令不仅设立了由武装部队掌控的国家防务委员会，还规定国家及各省警察部队均需听命于军方调遣。陆军颁布的首批政令之一，便是将全国划分为五个军事管制区。在各管制区内，驻军军长被赋予自主决定权，可下令采取其认为必要的镇压行动，其中包括设立秘密拘留与酷刑审讯中心。^[4]卢德尔同时宣布，原定1977年3月举行的大选将提前至1976年下半年举行。在一场由时任陆军总司令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主持的陆军高级将领会议上，经法国、美国军事顾问列席参与，会议秘密通过了《国家反叛乱战略》。该战略要求摒弃法治国家的法定程序与公民权利保障条款，所有镇压行动均需以秘密形式开展，且不被国家权力机关承认。时隔不久，在1975年10月23日于蒙得维的亚召开的美洲陆军第十一次会议上，魏地拉公开发表言论称：“为实现国家安定，阿根廷不惜让任何必要数量的人付出生命代价。”而胡安·庇隆本人，在年事已高、身患重病、离世前二十天，曾试图寻求方案，希望能让激进党领袖里卡多・巴尔文就任总统。

同年10月，伊莎贝尔·庇隆重返总统岗位履职，此举打乱了卢德尔政府正推进的“文官总统独裁化”（博尔达贝里主义）进程。彼时，国内外支持庇隆政府的力量日渐式微，但伊莎贝尔态度坚决，既拒绝辞职，也绝不接受通过政治弹劾的方式被赶下台，始终死守宪法规定的合法执政地位。庇隆生前与巴尔文派激进党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已然不复存在，阿根廷国内主流报刊也开始公开宣扬——甚至直接要求——武装部队再度接管国家政权^[6]。

1975年末，阿根廷政府宣布将总统大选提前至1976年10月举行。庇隆派议员们察觉到军事政变正在紧锣密鼓筹备，随即分裂为两大阵营：垂直主义派主张，唯有拥护伊莎贝尔·庇隆所代表的宪政体制，才有可能顺利推进10月大选；而另一派被视为温和派的议员，则支持总统辞职，并由其法定继任者、新任参议院临时议长伊塔洛·卢德尔接任总统一职。激进党内，以费尔南多·德拉鲁阿为首的一派，主张通过政治弹劾程序罢免总统伊莎贝尔·马丁内斯·德·庇隆，但该提议遭到议会中占多数的正义党议员的一致否决。1975年12月，正义党内的洛佩斯雷加派议员宣布脱离本党阵营，正义党由此失去议会多数席位——其众议员席位从142席锐减至102席，而反对党与反垂直主义派议员席位合计达到129席，另有12名议员持独立立场。^[5]2010年，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曾公开表示，在1976年3月24日政变发生的45天前，里卡多·巴尔文曾邀请他前往一位共同友人的住所密会，要求武装部队“尽快”发动政变，推翻民选宪政政府。对此，激进公民联盟主席埃内斯托·桑斯驳斥了魏地拉的说法，他强调：“任何人都无权玷污巴尔文的名誉，这种造谣行径毫无底线可言。”政变发生后，巴尔文曾公开表态支持军政府独裁统治，其言论如下：

我们欣慰地看到，掌权的武装部队已申明其推进民主共和进程的意愿；军方明确表示，其打击对象仅限定于两类人——一类是施行行政腐败、造成道德沦丧的责任者，另一类是蓄意游离于国家进程之外、诉诸颠覆与恐怖主义行径的人；同时，军方亦承认了政党存在的必要性。里卡多·巴尔文，1976年4月

另有资料指出，美国国务院曾为阿根廷军政府提供支持。1976年3月24日政变发生两天后，时任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便下令对该独裁政权予以鼓励，并为其提供财政援助。早在政变发生数日前，基辛格在得知政变计划后就曾表态，称自己希望推动政变实施。与此同时，美国驻阿根廷大使罗伯特·希尔更是将这场政变称作“阿根廷历史上最为‘文明’的一次政变”。

军方干预的诉求已是昭然若揭，连反对党人士都公开承认自己与军方人员有过会面。距3月24日政变仅剩14天时，激进党参议员爱德华多·安赫洛斯便是其中一员，他坦言：“我必须承认，时至今日，我已接连造访了阿根廷联邦警察局的大门、几位陆军军官的府邸……可我得到的回应，只有一片沉默。”政变发生前数日，一群犹太社团代表在阿根廷以色列人协会联盟总部，与魏地拉及马塞拉会面。会上，军方提前告知他们，政变计划将在当周实施。会面之后，犹太社团领袖承诺支持军政府，以此换取一笔专项贷款，用于翻修巴斯德大街633号的社团总部——这笔贷款在政变两天后便获批发放。在军政府独裁统治期间，犹太社团的各类机构始终保持缄默，对于那些上门求助、希望找回失踪子女的受害者家属，该协会更是表现出全然的漠视。尽管军政府本身带有一定的反犹色彩，却仍与犹太社团领导层——尤其是阿根廷以色列人协会联盟——保持着密切联系，魏地拉便是该联盟犹太新年祝酒会的常客；军政府同时还与以色列国维系着紧密关系，以色列也因此与美国一道，成为军政府最主要的国际盟友。自1977年起，随着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进驻阿根廷国家情报局，双方的合作关系愈发紧密。^[7]

1977年，阿根廷以色列人协会联盟委托犹太社团知名作家马科斯·阿吉尼斯撰写一本特制书籍，旨在将该书的首版赠予海军上将埃米利奥·马塞拉。凭借与马塞拉海军上将的人脉关系，阿根廷以色列人协会联盟的部分领导层在阿吉尼斯的协调下，积极参与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晨报《信念报》的运营工作。这份报纸的日发行量曾达到2万份，在马岛战争期间更是攀升至4万份。该报与包括阿吉尼斯在内的多名编辑，都曾作为马塞拉各项计划的政治后盾；而在阿根廷回归民主制度后，他们均因一项丑闻遭到追责 ——在马岛战争期间，涉嫌挪用本应用于征召士兵伙食开支的公款。记者雅各布·蒂默曼曾遭军政府绑架并遭受酷刑，他在获释后指控阿根廷以色列人协会联盟及其领导层与独裁政权串通勾结，称其行径堪比纳粹时期的犹太居民委员会。

历史学家莉莉亚娜·德·里斯将当时的局势描述为一场国家权威危机，这场危机已然预示着总统的下台已成定局——而伊莎贝尔・庇隆为了拖延时间，选择了提前举行大选。另有历史学家指出，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整个南美地区独裁政权纷纷建立，阿根廷政变集团的势力也趁机扩张。该集团不仅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还获得了反共秘密组织“宣传二社”——海军上将马塞拉与吉列尔莫·苏亚雷斯·梅森将军均为该组织成员——以及劳尔·阿尔韦托·拉斯蒂里、何塞·洛佩斯·雷加，乃至工商界与天主教会核心势力的拥护。^[4]彼时，阿根廷是南锥体地区唯一仍维持民主体制的国家，而周边所有邻国均处于军事独裁统治之下：玻利维亚的班塞尔政权、巴西的盖泽尔政权、智利的皮诺切特政权、巴拉圭的斯特罗斯纳政权，以及乌拉圭的博尔达贝里政权，这些独裁政权均在美国“国家安全学说” 的框架下获得扶持。

1975年8月，在庇隆派工会的支持下，安东尼奥·卡菲耶罗出任经济部长。他推行了一套非正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到1975年底，该政策成功将通货膨胀率压低（11月的月通胀率降至9%）。然而，各大企业协会对此表示反对，并采取了雇主停工歇业的策略。到1976年1月底，阿根廷全国开始陷入物资短缺的困境。在1975年5月（罗德里戈公布其经济计划之时）至1976年3月（军事独裁政权宣告成立）的这十个月间，阿根廷的通胀率高达481%，月均通胀率接近50%。^[8]

国家重组进程

阿根廷1976年政变

背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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