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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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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组进程（西班牙语：Proceso de Reorganización Nacional ） [2]是1976年至1983年间统治阿根廷的军事独裁政权。[3]
阿根廷武装部队于1976年3月发动了反对时任阿根廷总统伊莎贝尔·裴隆的政变。此后阿根廷国会被叫停，政党被取缔，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受到限制，阿根廷军政府引入了自由市场和放松管制政策。阿根廷总统和部长都由军人出任，而庇隆主义者和左翼分子则受到镇压。军政府还对反对派发起了肮脏战争，不少人受到酷刑、法外谋杀等迫害，甚至有人被强迫失踪。此时阿根廷的经济危机依旧持续，而阿根廷军政府又于1982年4月入侵福克兰群岛并发动马岛战争，阿根廷在这场战争中战败，之后军政府开始崩溃，最终1983年劳尔·阿方辛当选总统，标志着阿根廷军政府时代的终结。
阿根廷军政府的官员于1985年被起诉，有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这些人于1989年被总统卡洛斯·梅内姆赦免，但在2000年代初因新的指控再次被捕。几乎大部分军政府官员目前都因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而入狱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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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1976年政变
阿根廷民间企业家与部分媒体参与国内政变组织的活动，其实早在1976年之前便已存在。阿根廷农业协会的塞莱多尼奥·佩雷达曾公开谴责民选政府 “奉行苏维埃化路线”；胡安·阿莱曼在《阿根廷日报》的版面上，公然鼓吹推行人员失踪政策；何塞·阿尔弗雷多·马丁内斯·德奥斯则与准军事力量勾结，在巴拉那河“红蛇行动”期间，协助后者在阿辛达钢铁公司设立秘密拘留中心，多名工会活动分子在该中心遭受酷刑并被杀害。此外，梵蒂冈在此前不久，已任命皮奥·拉吉为驻阿根廷教廷大使。拉吉被指是反共组织“宣传二社”的成员，而阿根廷海军总司令、政变核心头目之一的埃米利奥·爱德华多·马塞拉海军上将，同样隶属于该组织。1973年成立的准警察组织“阿根廷反共联盟”（“三A”组织），当时仍在持续运作，并与筹备政变的势力串联勾结；政变独裁政权上台后，该组织的多名成员被安插到负责镇压行动的关键岗位上。
1975 年 5 月，准将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策划了一场政治操作，迫使阿根廷陆军总司令莱昂德罗·阿纳亚被解职，由中将阿尔韦托·努马·拉普兰接任。拉普兰在任仅百日，据研究员玛丽亚·塞奥内的研究，就在这一时期，魏地拉-比奥拉联盟“组建起了政变核心指挥班子”。三个月后，魏地拉在美国大使馆的默许之下，通过一场军事政变罢黜了努马·拉普兰。[4]魏地拉属于陆军内部的反庇隆派“红色派系”，并归属于“超然专业主义”阵营；而拉普兰则截然相反，隶属于“建制专业主义”阵营。以卡卡尔尼奥、阿纳亚和拉普兰为代表的建制专业主义者主张，武装部队应当融入国家制度秩序，服从政治权力的指挥。与之相对，超然专业主义者则坚持认为，武装部队应完全独立于政坛的动荡起伏，始终作为“国家的最后屏障”而存在。与此同时，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正统工会领袖维克托里奥·卡拉布罗与魏地拉-比奥拉联盟交情深厚，他决定组建一个“反垂直主义阵营”，以此对抗伊莎贝尔·庇隆政府，并推动其倒台。[5]
同年9月，阿根廷总统以健康为由请假，参议员伊塔洛·卢德尔随即就任临时总统。卢德尔进一步强化了军方的权力，并应军方要求批准了三项法令——这些法令将“剿灭”游击队武装的命令扩展至全国范围：法令不仅设立了由武装部队掌控的国家防务委员会，还规定国家及各省警察部队均需听命于军方调遣。陆军颁布的首批政令之一，便是将全国划分为五个军事管制区。在各管制区内，驻军军长被赋予自主决定权，可下令采取其认为必要的镇压行动，其中包括设立秘密拘留与酷刑审讯中心。[4]卢德尔同时宣布，原定1977年3月举行的大选将提前至1976年下半年举行。在一场由时任陆军总司令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主持的陆军高级将领会议上，经法国、美国军事顾问列席参与，会议秘密通过了《国家反叛乱战略》。该战略要求摒弃法治国家的法定程序与公民权利保障条款，所有镇压行动均需以秘密形式开展，且不被国家权力机关承认。时隔不久，在1975年10月23日于蒙得维的亚召开的美洲陆军第十一次会议上，魏地拉公开发表言论称：“为实现国家安定，阿根廷不惜让任何必要数量的人付出生命代价。”而胡安·庇隆本人，在年事已高、身患重病、离世前二十天，曾试图寻求方案，希望能让激进党领袖里卡多・巴尔文就任总统。
同年10月，伊莎贝尔·庇隆重返总统岗位履职，此举打乱了卢德尔政府正推进的“文官总统独裁化”（博尔达贝里主义）进程。彼时，国内外支持庇隆政府的力量日渐式微，但伊莎贝尔态度坚决，既拒绝辞职，也绝不接受通过政治弹劾的方式被赶下台，始终死守宪法规定的合法执政地位。庇隆生前与巴尔文派激进党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已然不复存在，阿根廷国内主流报刊也开始公开宣扬——甚至直接要求——武装部队再度接管国家政权[6]。
1975年末，阿根廷政府宣布将总统大选提前至1976年10月举行。庇隆派议员们察觉到军事政变正在紧锣密鼓筹备，随即分裂为两大阵营：垂直主义派主张，唯有拥护伊莎贝尔·庇隆所代表的宪政体制，才有可能顺利推进10月大选；而另一派被视为温和派的议员，则支持总统辞职，并由其法定继任者、新任参议院临时议长伊塔洛·卢德尔接任总统一职。激进党内，以费尔南多·德拉鲁阿为首的一派，主张通过政治弹劾程序罢免总统伊莎贝尔·马丁内斯·德·庇隆，但该提议遭到议会中占多数的正义党议员的一致否决。1975年12月，正义党内的洛佩斯雷加派议员宣布脱离本党阵营，正义党由此失去议会多数席位——其众议员席位从142席锐减至102席，而反对党与反垂直主义派议员席位合计达到129席，另有12名议员持独立立场。[5]2010年，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曾公开表示，在1976年3月24日政变发生的45天前，里卡多·巴尔文曾邀请他前往一位共同友人的住所密会，要求武装部队“尽快”发动政变，推翻民选宪政政府。对此，激进公民联盟主席埃内斯托·桑斯驳斥了魏地拉的说法，他强调：“任何人都无权玷污巴尔文的名誉，这种造谣行径毫无底线可言。”政变发生后，巴尔文曾公开表态支持军政府独裁统治，其言论如下：
我们欣慰地看到，掌权的武装部队已申明其推进民主共和进程的意愿；军方明确表示，其打击对象仅限定于两类人——一类是施行行政腐败、造成道德沦丧的责任者，另一类是蓄意游离于国家进程之外、诉诸颠覆与恐怖主义行径的人；同时，军方亦承认了政党存在的必要性。 里卡多·巴尔文，1976年4月
另有资料指出，美国国务院曾为阿根廷军政府提供支持。1976年3月24日政变发生两天后，时任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便下令对该独裁政权予以鼓励，并为其提供财政援助。早在政变发生数日前，基辛格在得知政变计划后就曾表态，称自己希望推动政变实施。与此同时，美国驻阿根廷大使罗伯特·希尔更是将这场政变称作“阿根廷历史上最为‘文明’的一次政变”。
军方干预的诉求已是昭然若揭，连反对党人士都公开承认自己与军方人员有过会面。距3月24日政变仅剩14天时，激进党参议员爱德华多·安赫洛斯便是其中一员，他坦言：“我必须承认，时至今日，我已接连造访了阿根廷联邦警察局的大门、几位陆军军官的府邸……可我得到的回应，只有一片沉默。”政变发生前数日，一群犹太社团代表在阿根廷以色列人协会联盟总部，与魏地拉及马塞拉会面。会上，军方提前告知他们，政变计划将在当周实施。会面之后，犹太社团领袖承诺支持军政府，以此换取一笔专项贷款，用于翻修巴斯德大街633号的社团总部——这笔贷款在政变两天后便获批发放。在军政府独裁统治期间，犹太社团的各类机构始终保持缄默，对于那些上门求助、希望找回失踪子女的受害者家属，该协会更是表现出全然的漠视。尽管军政府本身带有一定的反犹色彩，却仍与犹太社团领导层——尤其是阿根廷以色列人协会联盟——保持着密切联系，魏地拉便是该联盟犹太新年祝酒会的常客；军政府同时还与以色列国维系着紧密关系，以色列也因此与美国一道，成为军政府最主要的国际盟友。自1977年起，随着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进驻阿根廷国家情报局，双方的合作关系愈发紧密。[7]
1977年，阿根廷以色列人协会联盟委托犹太社团知名作家马科斯·阿吉尼斯撰写一本特制书籍，旨在将该书的首版赠予海军上将埃米利奥·马塞拉。凭借与马塞拉海军上将的人脉关系，阿根廷以色列人协会联盟的部分领导层在阿吉尼斯的协调下，积极参与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晨报《信念报》的运营工作。这份报纸的日发行量曾达到2万份，在马岛战争期间更是攀升至4万份。该报与包括阿吉尼斯在内的多名编辑，都曾作为马塞拉各项计划的政治后盾；而在阿根廷回归民主制度后，他们均因一项丑闻遭到追责 ——在马岛战争期间，涉嫌挪用本应用于征召士兵伙食开支的公款。记者雅各布·蒂默曼曾遭军政府绑架并遭受酷刑，他在获释后指控阿根廷以色列人协会联盟及其领导层与独裁政权串通勾结，称其行径堪比纳粹时期的犹太居民委员会。
历史学家莉莉亚娜·德·里斯将当时的局势描述为一场国家权威危机，这场危机已然预示着总统的下台已成定局——而伊莎贝尔・庇隆为了拖延时间，选择了提前举行大选。另有历史学家指出，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整个南美地区独裁政权纷纷建立，阿根廷政变集团的势力也趁机扩张。该集团不仅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还获得了反共秘密组织“宣传二社”——海军上将马塞拉与吉列尔莫·苏亚雷斯·梅森将军均为该组织成员——以及劳尔·阿尔韦托·拉斯蒂里、何塞·洛佩斯·雷加，乃至工商界与天主教会核心势力的拥护。[4]彼时，阿根廷是南锥体地区唯一仍维持民主体制的国家，而周边所有邻国均处于军事独裁统治之下：玻利维亚的班塞尔政权、巴西的盖泽尔政权、智利的皮诺切特政权、巴拉圭的斯特罗斯纳政权，以及乌拉圭的博尔达贝里政权，这些独裁政权均在美国“国家安全学说” 的框架下获得扶持。
1975年8月，在庇隆派工会的支持下，安东尼奥·卡菲耶罗出任经济部长。他推行了一套非正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到1975年底，该政策成功将通货膨胀率压低（11月的月通胀率降至9%）。然而，各大企业协会对此表示反对，并采取了雇主停工歇业的策略。到1976年1月底，阿根廷全国开始陷入物资短缺的困境。在1975年5月（罗德里戈公布其经济计划之时）至1976年3月（军事独裁政权宣告成立）的这十个月间，阿根廷的通胀率高达481%，月均通胀率接近50%。[8]
12月18日，效忠魏地拉的空军准将赫苏斯·卡佩利尼牵头发动了一场政变预演行动，旨在推翻阿根廷空军总司令埃克托尔·福塔里奥准将——福塔里奥是当时军方高层中最后一位拒绝加入政变集团的将领，也是宪政政府在军内的最后支柱。福塔里奥倒台后，阿戈斯蒂接任其职务，此举标志着政变核心领导层的组建彻底完成。
2017年，一批秘密电报被公之于众，这些文件证实，美国政府曾为阿根廷军政府独裁政权提供坚定支持，美方将该独裁政权视为应对“威胁其在阿利益的不确定性局势”的最佳选择。这份泄露的美国国务院文件——披露时间恰逢庇隆因肺水肿紧急入院的消息传开数日之后——指出：“我们应当着力与军方核心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因为他们是除庇隆派之外，为数不多的可行替代力量之一。”时任美国外交事务负责人的亨利·基辛格，下令起草一份供美国各政府机构传阅的“应急预案文件”，文件中强调：“无论针对阿根廷内政的任何领域采取何种干预行动，美国都必须以最为谨慎、灵活的方式行事。”[9]
1975年年中起，以阿根廷企业理事会主席何塞·阿尔弗雷多·马丁内斯·德奥斯为首的企业家代表团，便开始与陆军总司令兼总参谋长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将军举行秘密会晤。代表团向魏地拉转达了大型经济集团的担忧，称当时的局势“正妨碍劳工自由、生产活动与生产效率的正常运转”，并请求武装部队出面保障“秩序高于一切的绝对原则”。[10]自此以后，企业家与军方之间的会晤日趋频繁，其中，身兼西班牙巴斯克钢铁集团及雪铁龙公司阿根廷分部负责人的海梅·佩里奥，在双方的联络中发挥了显著的斡旋作用。这类会晤的最后一场，是与海军总司令爱德华多·马塞拉海军上将进行的。[10]1976年3月24日政变之后，参与策动政变的各大企业组织，纷纷跻身新成立的军民联合政府的经济决策部门。阿根廷企业理事会经由其主席马丁内斯·德奥斯，接管了经济部；阿根廷农业协会则通过其代表豪尔赫·索雷盖塔，执掌了畜牧业秘书处；阿根廷私人资本银行协会委派代表阿道夫·迪斯，接手了中央银行；而阿根廷商会的吉列尔莫·瓦尔特·克莱因，则被任命为经济规划与协调秘书。[11]
1975年10月，参与政变的军方人士与企业家开始同天主教会高层会晤，天主教会承诺不会对此加以反对。与此同时，军方认为，激进公民联盟、联邦党与正义党等政党，均不会对这场军事政变发起有效的抵抗。[10]
11月，正义党将反垂直主义派的省长卡拉布罗开除出党；12月，总统又拟定了一份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实施直接管控的法令。[5][4]:63-66三军总司令将这两项举措均视为宣战行为。
12月29日，政变三巨头委派军队教区主教阿道夫·托尔托洛蒙席面见总统，向其转达立刻辞职的最后通牒，并明确告知这是一项毫无谈判余地的要求。1976年1月5日，伊莎贝尔与三军总司令举行会晤。在这场火药味十足的会面中，军方强硬要求伊莎贝尔以个人名义辞职。伊莎贝尔断然拒绝，坚称必须维护宪法体制的有效性，直至10月总统大选如期举行；同时，她向圣座寻求庇护，恳请教廷大使皮奥·拉吉从中斡旋。然而，这位教廷大使随即与美国驻阿根廷大使罗伯特·希尔会面——希尔正是魏地拉-比奥拉联盟的核心支持者之一——梵蒂冈原本可能介入的调停就此化为泡影。此次总统与三军总司令的会面，也由此注定了民选宪政政府的最终命运。
1976年1月，玛丽亚·埃斯特拉·马丁内斯·德·庇隆重组内阁，将工会领袖与温和派政客尽数剔除。彼时的工会阵营已然分裂为两派：一派是洛伦佐·米格尔领导的总统效忠派，另一派则主张将总统赶下台。但面对总统即将被推翻的既定事实，工会最终选择采取观望态度，不愿再与总统公开对抗。新晋内阁成员向军方提议，解散国会参众两院，并效仿1973年6月27日乌拉圭的先例，对行政权实施“文官总统独裁化”改革。然而，这一方案遭到了武装部队的拒绝。国会内部，垂直主义派议员则竭力阻挠“宪政派”同僚与反对党提出的各项议案——这些议案原本试图通过合法程序罢免总统。
1976年2月，罗伯托·爱德华多·比奥拉将军拟定了政变的行动计划。该计划明确要求，自政变当晚起，就将对活动人士及反对者实施的秘密逮捕行动，全部伪装成反颠覆行动。[10]
2月9日，阿根廷国内最负盛名的政治记者贝尔纳多·诺伊施塔特，在其主持的《新时代》节目收尾时，直视镜头，公开要求总统辞职。
总统女士，您何不积一份善德，也成全我们所有人？请您给自己松绑！请您辞去总统职务，让更有才干的人接任！ 贝尔纳多·诺伊施塔特[12]
2月17日，情报部门负责人奥托·卡洛斯·帕拉迪诺将军再次向伊莎贝尔施压，要求她辞职，并称如若不然，阿根廷将血流成河。随后，伊莎贝尔向国防部长阐明了自己坚守立场的缘由：
您看，部长先生，就算他们枪毙我，我也绝不会辞职。因为在此时此刻辞职，就等同于默许了即将到来的一切。 玛丽亚·埃斯特拉·马丁内斯·德·庇隆[4]:70
政变集团是在国内暴力冲突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夺权的。当时的局势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武装部队与准军事组织“阿根廷反共联盟”（Triple A）实施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二是“蒙东内罗斯”（庇隆主义派系）、“人民革命军”（马克思主义—格瓦拉主义路线）等游击队组织的反抗活动。蒙东内罗斯领袖马里奥·菲尔梅尼希在谈及这场政变时表示：“我们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加以阻止，因为归根结底，这场政变也属于庇隆主义运动的内部斗争。”1976年初，阿根廷中央银行的国际储备已降至6.177亿美元，而一年前这一数字还是13.408亿美元。[13]
1976年3月21日，布兰卡港的右翼报纸《新省报》抨击了那些将维护民主体制奉为要务的政客，并公开呼吁发动军事政变：
“拄着拐杖去参选。” 激进党领袖里卡多·巴尔文曾在某个场合脱口而出这句话。代价几何无关紧要，共和国的前途与后果也无足轻重。重要的是不择手段也要掌权…… 莫非他是被阿尔马富尔特的言辞蛊惑，以为能在共和国覆灭前的最后五分钟，将阿根廷的沉疴一举治愈？何其荒谬的执迷不悟！我们难道不该换个思路，效仿先贤卢戈内斯的远见——刀剑出鞘的时刻已然无可避免，而这，将是为了世界的福祉？ 《新省报》，1976年2月21日
在国际层面，这场政变早已被美国情报部门预判到。1976年3月24日的每周例会中，威廉·P·罗杰斯就曾向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提前通报此事。尽管罗杰斯警告称，政变很可能引发一场血腥屠杀，遇害者“不仅会有恐怖分子，还会包括工会与政党中的异见人士”，基辛格仍表达了对政变的支持，称美国对这场政变抱有期待，且希望“对政变方予以鼓励，而非刁难”。
支持军事独裁政权的媒体宣传攻势，早在1976年3月24日之前就已打响。到3月初时，绝大多数平面媒体都开始在版面中划拨更多篇幅，刊登与武装部队、军方人员及其各项活动相关的新闻与话题。隶属于大西洋出版集团的《我们》《人物》与《为你》这三本杂志，是当时最为积极支持并宣传这场拥独裁造势活动的刊物之一。[14]
《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主编罗伯特·考克斯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及是否支持这场政变时，回答道：“当然支持，这个国家已经不堪忍受当时深陷的局面了。”记者A·格雷厄姆-尤尔表示：“权势集团、整个国家、大部分中产阶级，甚至可以说工人阶级，都对政变表示了支持。当然，国内也有很大一部分投身政治活动的民众，始终持反对态度。”豪尔赫·丰特维切亚写道：“1976年时，没有人能预料到，这最后一次独裁会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残暴可怖得多。尽管承认这一点令人痛心，但当时社会上有相当多的人，都支持推翻伊莎贝尔·庇隆领导的民选政府。”1978年5月，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前夕，关于民众失踪的指控开始浮出水面。与此同时，企业家丰特维切亚却在其主编的《一周》杂志上，对海军机械学校虐囚事件的首份控诉进行抹黑——这份控诉由幸存者奥雷利奥·多明戈·马乔提出，而丰特维切亚竟称他为“恐怖分子”。[15]作为阿根廷国内举足轻重的媒体大亨，丰特维切亚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为《致一位欧洲记者的公开信》，其中写道：“另外，恳请你别再对我们大谈什么集中营、秘密屠杀或是夜间恐怖统治了。我们至今依然能惬意地在夜里出门，直至凌晨再安然归家。”[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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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视角
1976年3月24日凌晨3时10分，何塞·罗赫略·比利亚雷亚尔将军发动军事政变，他对总统伊莎贝尔·马丁内斯·德·庇隆说道：“总统女士，武装部队已决定接管国家的政治控制权，您被捕了。”
军方对政变的申明如下：
宪法所规定的全部程序渠道均已穷尽，在宪政框架内修正时局的可能性已然破灭，且现有体制下通过常规途径扭转局势的希望已被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不复存在——至此，这场令国家深陷困境、断送民族未来的危机局面，终于走到了尽头。
我们的国民再度陷入深重的失望。面对足以令国家分崩离析、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权力真空，面对国家政府毫无号召力的窘迫现实，面对各类政策举措中暴露的层出不穷的自相矛盾，面对当权者始终未能提出一套由政治权力主导的、应对颠覆势力的全局性战略，面对国家积弊无药可解、各类暴行愈演愈烈的惨淡现状，面对执掌国政者完全未能树立起应有的道德与伦理典范，面对经济治理中暴露的公然失职——这种失职已导致生产体系彻底瘫痪，面对泛滥成灾的投机与腐败行径；凡此种种，最终都化作国民对国家荣光与信念的不可逆的丧失。正是在此背景下，武装部队肩负起不容推卸的天职，正式接管国家治理权。这一职责的履行，源于我们对“若采取不同立场，国家命运或将遭受无可挽回的重创”这一后果的深思熟虑。 本决定旨在终结乱政、腐败与颠覆祸患，其唯一针对对象，是那些犯下罪行、滥用职权之徒。这是一场为国为民的抉择，因此绝无针对任何公民团体或社会阶层的歧视性意图。鉴此，我们坚决反对一切极端主义的分裂行径，摒弃任何蛊惑人心的煽动言论所带来的腐化影响。 …… 基于此，我们将在毫不留情地打击公开或隐秘的颠覆犯罪活动的同时，彻底根除一切煽动性言论。任何形式、任何情况下的腐败与贪赃枉法行为，都将遭到零容忍的严惩；任何违背这场国家重建进程、践踏法律的行径，也必将受到严厉制裁。 武装部队现已接管共和国的统治权。愿全国上下都能深刻领会这一行动的明确深意，以集体的责任感与行动力，支持这场旨在谋求全民福祉的事业。坚信在上帝的庇佑下，我们定能实现国家的全面复兴。[16]
- 陆军总司令 中将 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
- 海军总司令 海军上将 埃米利奥·爱德华多·马塞拉
- 空军总司令 空军准将 奥兰多·拉蒙·阿戈斯蒂
“颠覆祸患”“煽动蛊惑”“贪污腐败”“社会混乱”“权力真空”“宪政层面乏善可陈”“经济治理失职失责”，这些正是政变者用以推翻宪政政府的部分借口。加西亚指出，“蒙东内罗斯”组织于1975年决意转型为一支真正的秘密正规军，并在同年年中发起与武装部队的正面对抗——初期还取得了若干战果，这一切让军方认定，他们必须掌控国家政权、从肉体上彻底消灭游击队员，才能将其击溃。据马塞洛·德洛斯·雷耶斯所述，军方将精力集中于政府的政治事务及肃清颠覆势力，而经济领域则交由时任经济部长的何塞·阿尔弗雷多·马丁内斯·德奥斯（1976—1981 年在任）全权负责。此人与农业财团势力过从甚密。马丁内斯·德奥斯推行了激进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并于1979年起实施汇率管制政策，通过设定美元远期汇率稳定币值，这一政策便是后世所称的“小汇率表”。“蒙东内罗斯”组织成员、作家鲁道夫·沃尔什对此评价道：
这份军政府的经济政策，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手制定的——其推行的方案如同刻板药方，在扎伊尔、智利、乌拉圭、印度尼西亚等国被不加区别地照搬套用。该政策仅将受益者锁定为三类群体：老牌的畜牧业寡头、新兴的投机寡头，以及以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埃克森石油公司、各大汽车制造商、美国钢铁公司、西门子集团为首的特定国际垄断资本集团。而经济部长马丁内斯·德奥斯及其内阁全体成员，均与这些资本势力存在着千丝万缕的个人利益牵连。 （鲁道夫・沃尔什——《致军政府的公开信》——1977年3月）[17]
关于军事政变所引发的经济后果，阿根廷财经资讯平台Invertia主编埃内斯托·哈迪达在题为《沉重的遗产》的评论文章中，给出了详尽且具有参考价值的解读。
政变发生的当晚，同步实施了数百起绑架与逮捕行动，抓捕目标主要集中于大布宜诺斯艾利斯、科尔多瓦，以及从大罗萨里奥延伸至圣尼古拉斯的区域等战略工业区内的工会活动人士与领袖。[10]
军政府掌权首日便发布了31份公告。其中第1号公告写道：
兹通告全体国民：自即日起，国家事务交由武装部队总司令委员会全权接管。 现提请全体民众务必严格遵守军方、安全部门及警方发布的各项规定与指令；同时务必高度警惕，避免任何可能招致军警采取强硬干预措施的个人或群体行为。
第19号公告规定：
兹通告全体国民：武装部队总司令委员会决议如下：凡通过任何途径传播、散布或宣扬源自非法组织，或被认定为从事颠覆活动及恐怖主义的个人、团伙所发布的公告、图像者，处以不定期监禁。凡通过任何途径传播、散布或宣扬各类新闻、公告、图像，且意图扰乱、损害武装部队、安全部门及警方相关行动，或对其进行抹黑者，处以最高十年监禁。
政变掌权的首日，死刑判决与军事审判制度便随之强制推行（第21.264号法案）。
第一条 凡通过任何途径公然煽动集体暴力、且/或扰乱公共秩序者，仅以煽动行为即可定罪，处最高十年监禁。
第二条 凡以任何方式破坏交通设施、通信设施、发电站、燃气或自来水供应系统及其他公共服务设施者，处有期徒刑或死刑。 第五条 ……若有人触犯本法案第二条至第四条所规定之任一罪名，武装部队、安全部队及警方人员可使用武器。 第七条 在全国领土范围内设立常设特别军事法庭……该法庭与陆海空三军士兵常设军事法庭共同负责审理本法案所规定的各类罪行。
第十条 本法案适用于所有年满十六周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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