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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德爵士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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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德爵士夫人尤彭雯丽，OBE[?]（英语：Pamela, Lady Youde，1926年12月6日—），英国英格兰肯特郡人士，第26任香港总督尤德爵士的妻子，1982年至1986年因丈夫的关系担任港督夫人。
尤德夫人自小热爱中华文化，成为港督夫人前曾经四度在华生活，合共11年。[1]当中，她在1948年加入外交部后首度来华，先后于上海、南京和北京担任文职。1951年结婚后，她返回英国转为全职家庭主妇，但在日后凭借其外交官丈夫的工作关系三度来华生活，包括在1974年至1978年以英国驻华大使夫人身份住在北京。在华多年，加上曾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修读中文，让尤德夫人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担任港督夫人的四年间，尤德夫人热心公益事务，曾兼任香港公益金会长和香港女童军总会会长等职，亦参与各类社交和官式场合，包括在1986年10月参与招待英女王访港。然而，尤德夫人的丈夫也是唯一一位在任上逝世的港督。为纪念其丈夫对香港高等教育发展的工作，香港政府在尤德夫人支持于下1987年4月成立尤德爵士纪念基金，为香港学生提供奖学金在本地和海外进修升学。尤德夫人自基金成立以来，一直担任其信托委员会成员和理事会成员至今。
除了尤德爵士纪念基金的工作，尤德夫人在丈夫逝世后致力在英国推动与中国的教育和学术交流，包括在2002年至2008年出任李约瑟研究所信托人会主席，以及在2000年至2016年出任英中协会英中教育信托基金信托人等职。此外，尤德夫人曾撰写一本关于中国的英文旅游书，以及把中国传统故事翻译成英文出版。东区尤德夫人那打素医院是香港其中一处以她命名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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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尤德夫人本姓菲特（née Fitt），1926年12月6日生于英国英格兰肯特郡，[1][2]来自当地荷尼湾和惠斯塔布薄具名望的菲特家族。[3][4]尤德夫人的父亲名叫雅瑟·贝登·菲特（Arthur Baden Fitt；1900年—1982年[5]），[6]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皇家空军服役。[7]尤德夫人出生时，雅瑟在惠斯塔布的大洋酒店（The Marine Hotel）任职酒店经理，而该酒店由雅瑟的父亲（即尤德夫人的祖父）乔治·约翰·菲特（George John Fitt）拥有。[5][8]雅瑟后来曾在荷尼湾营运另一家规模较小的里士满旅馆（Richmond Inn），[3][4]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涉足肯特郡的游艇和汽车销售生意，[9]特别是露营拖车，办得十分成功，他的公司名为雅瑟·菲特露营拖车（Arthur Fitt Caravans），更是英国全国露营拖车理事会认可的经销商之一。[10]
尤德夫人的父亲在1924年12月6日娶玛洁丽·伍尔夫（Margery Wooff；1903年—1979年[5][11]）为妻，因此尤德夫人是在父母结婚两周年当日出生的。[5]尤德夫人在家中弟妹当中排行最大，她有一名胞弟和胞妹，分别名雅瑟·约翰·菲特（Arthur John Fitt；1930年—[12]）和茱莉亚·玛格丽特·菲特（Julia Margaret Fitt；1937年—[12]），其中胞弟约翰后来接手了父亲的露营拖车业务。[3]尤德夫人与父母弟妹居于荷尼湾，她们一家在德文郡海滨城镇索尔科姆也有渡假屋，假期时会在那里钓鱼和出海。[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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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德夫人年少读书时活跃于音乐、唱歌和参演话剧。[13][14][15]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中学毕业，并于1943年修读秘书课程，当时只有17岁。[16]其后，她在一家工程公司任职。[16]不过，尤德夫人并不志于像一般职业妇女过平凡的生活。[16]相反，她早在约10岁时从小学课堂上认识中国，从此便十分向往中国的生活和文化。[16][17]事实上，她童年时全家上下所有人都与中国没有关系，因此她对中国的认知全都是由读书而来，而且很早便萌生有朝一天要到中国闯荡的念头。[16]为实现理想，她晚上下班去找一位曾经在华传教的传教士学习官话（即后来的普通话），传教士从中分享他的在华见闻，也加深其对中国的了解。[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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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后，凭借学懂官话的优势，尤德夫人获外交部聘用为打字员，旋于1948年派往中国上海，在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部展览及电影组任职。[16][18]她的职责除了一般的速记、打字和秘书服务，也参与在当地举办教育和医疗展览，以及在大学和学校播映关于欧洲和英国的新闻短片等。[16][18]然而，尤德夫人初到中国之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内战，时局十分动荡。[19]1949年3月，她被调回中华民国首都南京，于英国大使馆本馆工作，一个月后，共产党便于同年4月攻入南京。[16]在上海和南京任职期间，尤德夫人也借机四处游历，出行方式除了步行，也会骑单车、坐巴士，甚至坐船。[16]此外，她曾先后住在上海和南京的未婚员工宿舍，搬到南京后虽然遇上国共两军交战一度不能外出，而且中止了水电供应，但共产党解放南京后，她仍可自由活动。[16]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中国大陆主权易帜，国民党退守台湾。[20]1950年1月，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遂建立临时代办级别的外交关系，其后于1954年6月升为代办级关系。[20]有见及此，尤德夫人在1950年调往北京，协助在昔日的英国驻华公使馆组建临时代办处。[1][16]同年6月，她通过了试用期，以一等主任身份获发公务员服务证书，而她的实任编制也追溯至1949年8月生效。[2]在北京，尤德夫人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虽然初时她仍获准乘搭火车前往市郊的寺庙游览，但这些寺庙后来都被当局勒令关闭，她也无法再前往参观。[16]1951年，她在北京与时任三等秘书兼副领事的尤德（后为爵士；1924年—1986年）结婚，正式成为尤德夫人，她于是辞去工作，成为全职家庭主妇。[21][22]
婚后，尤德夫妇返回英国，其中尤德获安排于伦敦的外交部本部任职，而尤德夫人则入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并以本科毕业。[18][21]她在那里认识了刘殿爵和赖宝勤等来自香港的汉学学者，与他们建立起毕生的友谊。[23]作为亚非学院的校友，她多年以后更获委任为亚非学院校董。[24]1953年，尤德调往北京出任英国驻华代办处二等秘书，尤德夫人亦一同前往，[21]期间于1955年1月诞下长女珍妮花（Jennifer）。[17][25]1956年1月，尤德调往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英国驻美大使馆，翌年1月升任一等秘书，次女狄宝娜（Deborah）随后于1959年8月出生。[22][25]
1960年至1962年，尤德在夫人陪同下，再度派驻北京的驻华代办处出任一等秘书。[19][21]此后，尤德先后调往美国纽约和返回英国伦敦担任不同职务，夫人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再踏足中国，专心照顾两名女儿。[22]一直到1974年8月，尤德获委任接替艾惕思爵士出任英国驻华大使，尤德夫人亦第四度前往中国生活。[19]这时期的中英关系已明显改善，两国更于1972年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20]在驻华大使任内，尤德在1977年获英廷颁授KCMG勋衔成为爵士，尤德夫人亦凭丈夫的关系获尊称为尤德爵士夫人。[22]虽然丈夫在1978年6月卸任返英，但随着当时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实施对外开放，尤德夫人也有机会以私人名义参加旅行团游览中国。[16]她多年来的在华经历，促使伦敦出版商巴茨福德图书邀请她为其旅游丛书系列撰写中国篇，系列下的其他旅游书尚包括美国加州、美国佛罗里达州、印度、希腊马其顿、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南非和西德。[16]经过18个月的写作，其著作China: Through the Eyes of Pamela Youde（《尤德夫人眼中的中国》）于1982年初出版，[16]而中文版后于1983年由明报出版社出版。[26]
1981年12月，英国政府宣布尤德爵士将于翌年接替麦理浩爵士（后为勋爵）成为第26任香港总督，[27]他随后在夫人陪同下于翌年5月20日抵港履新。[28]在丈夫上任港督前，尤德夫人亦曾在1982年2月获麦理浩爵士夫人（后为勋爵夫人）邀请访港作私人访问，期间下榻于港督府，并曾到访行政立法两局非官守议员办事处，与各女议员共晋午餐。[29]此外，尤德在华期间曾用“游德”作为译名，出任港督前把译名改为“尤德”。[30]出任港督后，香港政府中文公事管理局在1982年9月敲定尤德夫人的中文官方译名为“尤彭雯丽”。[31]
作为港督夫人，尤德夫人经常代表丈夫出席不同的文化和慈善活动，以及各类社交和官式场合，当中包括在1986年10月参与招待访问香港的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王夫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伉俪等。[32][33]尤德夫人喜爱与普通市民交流，经常深入民间、体恤民情，[32][24]例如在抵港后不久，香港在1982年5月29日发生五二九雨灾，九龙观塘一带成为重灾区。[34]事发后，尤德夫人跟随丈夫前往灾区探望灾民，通晓普通话的她亦与灾民深入交流，对他们的处境加以慰问。[34]1983年，尤德夫人接替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主席沈比特（后为勋爵）出任香港公益金会长，[35]任内她对公益金的筹款工作尤其关切，除了经常与丈夫参与公益金的各项筹款活动，更是从不缺席公益金的董事局会议。[36]这时期的公益金在她的带领下继续举办公益金百万行等不同的筹款活动，其中在1984年6月3日举行的“东区走廊首日行”录得超过98,000人参加，打破了百万行自1971年首办以来的纪录。[37]
出于对文化艺术的热爱，以及对弱势社群的关注，尤德夫人在香港生活期间接受邀请出任不同机构的名誉职务，例如担任香港儿童合唱团名誉赞助人、[38]香港芭蕾舞学会名誉赞助人、[39]香港芭蕾舞学院赞助人、[40]香港考古学会赞助人、[41]华人风俗促进会名誉赞助人、[42]香港崇德社赞助人、[43]幼童乐园协会赞助人、[44]香港弱智人士服务协进会（匡智会前身）赞助人和香港特殊奥运会赞助人等。[45][46]根据惯例，尤德夫人亦以港督夫人的身份兼任香港女童军总会会长，[47]任内于1986年经历总会成立70周年，其间于同年4月27日在香港体育馆举行的香港女童军七十周年庆典担任主礼嘉宾。[48]
然而，尤德夫人的丈夫也是香港历史上唯一一位在任上逝世的港督。[49]事实上，尤德早在1971年已确诊患上心脏病，上任港督前于1981年接受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加上任内深度参与香港前途谈判，职务十分繁重，在尤德担任港督期间出任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的锺士元爵士后来在其回忆录亦指出尤德逝世一事，早在1986年夏天似有先兆。[49][50]虽然其健康问题在上任港督前曾受公众关注，但普罗大众对其就任后的健康状况并不掌握。[19][22]1986年12月2日，尤德以嘉宾身份，随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邓莲如（后为女男爵）率领的一个高层经济贸易代表团访问北京，参观在当地举办的香港产品展览会，尤德夫人亦一同前往。[50]访京期间，尤德伉俪下榻于建国门外光华路11号的英国驻华大使馆，并订于12月5日返港，但当日早上清晨时份，尤德被发现倒卧于大使馆的客房内，已无生命迹象，估计大约在凌晨时份于睡梦中心脏病病发猝死，终年62岁。[50]
尤德在1986年12月5日逝世当天，正好是尤德夫人60岁生日的前一天。[2]事发时，尤德夫人在邓莲如陪同下在西安游览，因此不在丈夫身边。[50]获悉事件后，她在12月5日乘坐飞机赶返北京，到下午抵达英国大使馆后，运送尤德遗体的灵车始出发前往北京协和医院。[50]同时间，尤德夫妇身在英国的两名女儿珍妮花和狄宝娜获悉事件后，也即时从伦敦飞到香港，转乘皇家空军军机于12月6日下午抵京与尤德夫人会合。[51]同日下午，尤德的遗体在其夫人、两名女儿和港府高官护送下，由皇家空军军机运回香港。[52]尤德夫人离开北京前接受传媒访问，她说“我的丈夫和我曾在中国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刻，他对中国怀有特殊的感情”。[51]
尤德死于任上一事在香港引起相当的轰动，12月5日，港府开放港督府接受公众吊唁，连日来有大批市民前往。[19][53]12月9日上午，尤德的丧礼在港督府以最高级军事荣誉规格进行，灵柩随后移奉圣约翰座堂举行安息礼拜。[54]按照尤德夫人的意愿，尤德的遗体在仪式完结后转往歌连臣角火葬场火化，骨灰带回英国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墓园安葬。[50][55]12月19日，尤德夫人在长女珍妮花陪同下离港返英，在启德机场的送行人士包括署理港督锺逸杰爵士、行政局全体议员和港督府部分职工。[56]尤德夫人临行前再次答谢香港市民，她说：
| “ | 我要感谢你们对我和我家人的关心，我应该趁这个机会感谢每一位香港人，多谢他们所给予的关怀讯息。我和我的女儿在香港享受过一段快乐的日子，现在离别在即，实在伤感，但我仍会继续关注香港，并希望香港能够成功。[5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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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尤德爵士，香港新界建有尤德爵士纪念亭，位于北区鹿颈，由北区区议会和区内人士捐建，以及由尤德爵士夫人分别于1987年5月和1988年2月26日主持动土和启用仪式。[57]纪念亭参照北京的“双亭”设计，是香港首座采用这种风格建造的凉亭。[57]纪念亭选址北区，也是因为尤德生前常与夫人在假日到附近的船湾一带远足，而在丈夫身后，尤德夫人每次重返香港，都会特意到纪念亭凭吊一番，直到后来因年事已高才未能前往。[24][57]此外，位于香港公园的尤德观鸟园也是为纪念生前十分喜爱观鸟的尤德而修建的。[58]观鸟园由香港市政局主持修建，1992年9月开放予公众参观，初时园内拥有大约85种品种合共约500只雀鸟，主要来自范围包括菲律宾、巴布亚新几内亚、马来西亚和印尼一带的马来群岛热带雨林。[58]尤德夫人从一开始便十分关注观鸟园的兴建计划，并获市政局邀请来港于1992年11月4日主持观鸟园的启用典礼。[58]
不过，对尤德夫人来说，对其丈夫最有意义的纪念是尤德爵士纪念基金的设立。[17]就在尤德逝世后不久，香港政府计划成立一项基金作为对尤德的纪念，并就此事咨询尤德夫人。[59]考虑到尤德在港督任内积极推动香港的高等教育发展，例如促成香港城市理工学院（香港城市大学前身）在1984年成立，以及筹建后来于1991年创校的香港科技大学等，尤德夫人同意将基金用于教育用途，特别是保送香港学生前赴海外升学和进行研究。[59]有见及此，香港行政局在1986年12月16日的会议上议决成立纪念基金，并在会上由署理港督职务的布政司锺逸杰爵士成立委员会开展筹备工作，委员会由时任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锺士元爵士出任主席，成员包括行政局非官守议员兼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议员邓莲如、政务司廖本怀、英皇御准香港赛马会首席执行官韦敬诚和民事检察专员马富善。[59]
港府计划成立纪念基金一事得到香港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在短短数月，基金的捐款到1987年3月已累积至7,600万港元。[60]相较之下，港府为纪念前港督麦理浩爵士卸任在1982年设立的麦理浩爵士信托基金，也只是筹得2,300万港元，相差超过三倍。[61]与此同时，港府为成立纪念基金而火速制订法律，促成《尤德爵士纪念基金条例》（香港法例第1140章）在1987年3月获立法局三读通过，并随即于1987年4月生效，标志着尤德爵士纪念基金的正式成立。[60]在港府邀请下，尤德夫人自纪念基金在1987年4月成立以来一直担任其信托委员会成员和理事会成员，分别参与决定基金的投资安排和使用用途。[60]
多年来，尤德夫人十分关心纪念基金的工作，例如定期回港出席纪念基金的会议和奖学金评选，以及出席每年的奖学金颁奖典礼，并在典礼上致辞等。[62][24][58]1992年，部分纪念基金得奖者创立尤德学者协会，尤德夫人随即接受邀请出任协会名誉赞助人。[63]此外，鉴于1997年临近，尤德夫人曾进行游说工作，促使纪念基金在香港主权移交后得以延续。[18][64]到后来，尤德夫人年事渐高，逐渐淡出纪念基金的工作，但仍坚持每年来港亲身出席奖学金颁奖典礼。[62][65]接近40年来，尤德爵士纪念基金截至2025年已累积拨款超过2.69亿港元，为超过88万名学生提供奖学金在本地或海外升学，以及赞助参与各项活动，包括31,500名通过各项奖励计划获得奖助的学生。[66]奖学金和研究生奖学金得主当中，也有超过2,890人已完成相关课程。[66]
另一方面，尤德夫人也在英国本土推动与中国的交往，包括曾任英中了解协会主席、[67]由1994年起出任国际敦煌项目的赞助人，[68]以及出任中英学术基金会名誉顾问等；[69]由英国工商界发起、旨在促进中英关系的四十八家集团俱乐部，也曾邀请尤德夫人以名誉性质担任该会院士。[70]1998年，尤德夫人获邀成为东亚科学历史信托（East Asian History of Science Trust）的信托人之一，该信托负责管理位于剑桥大学罗宾逊学院但运作独立的李约瑟研究所，支援访英学者在研究所从事与中国、日本和韩国相关的科学技术史研究工作，信托会其后于2002年改名为李约瑟研究所信托人会。[71]在信托人会任职期间，由恒生银行前任董事长利国伟爵士创立和担任主席的中华文明教育基金会在1998年至2002年间出资制作名为Dragon's Ascent（《龙腾》）的英文纪录片，深入回顾李约瑟毕生对中国科学和技术史的研究成果。[72]纪录片共有八集，获李约瑟研究所协助制作，尤德夫人也有参与其中，而纪录片的收益后来由李约瑟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平分。[73][74]2002年，尤德夫人进一步接替历史学家杰弗里·劳埃德爵士出任信托会主席，在任六年后，由前英国驻日本大使和曾在其丈夫出任港督期间担任港府政治顾问的布义德爵士于2008年接替。[71][73]此后尤德夫人仍留任信托人一职到2016年，卸任时获推选为研究所荣誉院士，以肯定她多年来在研究所的工作。[75]
除上述工作，尤德爵士夫人与英国政府设立的英中协会维持长久联系。[76]就在离任港督夫人和返回英国定居一年多后，她在1988年加入英中协会出任副主席。[76]翌年6月4日，中国发生六四事件，时任牛津大学校监兼自民党上议院领袖詹金斯勋爵等人提出成立紧急基金接济因事件无法如期返国的中国留学生，让他们顺利完成在英国的学业、研究和其他活动，而当时估计全英约有2,000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77]为响应詹金斯等人的号召，英中协会在尤德夫人主持下随即在同月成立英中学者紧急基金（Great Britain-China Scholars Emergency Fund），并由她兼任主席，负责与英国各大院校合作，统筹审批所有应急申请和拨款的发放。[77]1989年7月，紧急基金成功向英国政府当局注册成为独立慈善信托，好让紧急基金的工作能够按计划进行。[77][78]紧急基金成立一年间，共筹得超过15万英镑，用于接济超过140名有需要的中国留学生。[79]由于紧急基金的行政开支由英中协会一力承担，所以紧急基金所得款项悉数皆用于受助人身上。[79]尤德夫人兼任紧急基金主席一职至1994年，而紧急基金亦于1996年结束运作。[78][80]2000年，尤德夫人卸任英中协会副主席，改以名誉性质出任副会长一职至今。[76][81]期间，她于2000年至2016年兼任该会辖下的英中教育信托基金信托人，[82][83][84]参与管理信托基金设置的奖学金（例如中国学生奖）和其他由中英学术基金会、伦敦英国高校中国委员会和韩素音基金会等机构捐资设立的奖学金。[85]
尤德夫人亦曾在1990年代把中国传统故事翻译成英文。[24]这项构想最初由时任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詹德隆提出，阅读对象主要是12岁或以上、在海外长大和以英语为母语的香港儿童，从而向他们推广中华文化。[64][24]尤德夫人接受邀请后，共花两年时间进行资料搜集和编写工作，尽量忠于原著和以浅白易明的方式撰写，终在1995年出版成书，名为My Favourite Chinese Stories（《我最喜爱的中国故事》）。[24]该书共收录三个中国传统故事，分别是“后羿与嫦娥”、“孙悟空借芭蕉扇”和“梦斩泾河龙”。[24]全书插画由时任香港演艺学院校长卢景文绘制，尤德夫人也亲自为故事灌录声音版，制成镭射唱片随书附上。[24]尤德夫人原计划续写第二册，收录“白蛇传”、“哪吒”和“牛郎织女”三个故事，惟最终未能成事。[24]
为肯定尤德夫人推动香港和中国内地文教发展的工作，她在1994年英女王寿辰授勋名单获英廷颁授OBE勋衔。[86]尤德在生前促成创立的香港城市理工学院在1994年升格成为香港城市大学后，也在翌年向尤德夫人颁授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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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德爵士夫人最后一次来港出席尤德爵士纪念基金的奖学金颁奖典礼是在2019年，当时她已年近93岁高龄。[65]此后，由于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爆发，加上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无法亲身来港的她遂改以线上形式继续每年参与典礼。[87][88][89][90]2025年初，年届98岁的尤德爵士夫人因为跌倒入住肯特郡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汤布里奇别墅医院（Tonbridge Cottage Hospital），接受康复治疗。[17]虽然尤德夫人因伤无法以视像形式参与同年3月举行的尤德爵士纪念基金第38届奖学金颁奖典礼，但她仍为典礼撰写献词，以表达对基金的支持。[66]
个人生活
彭雯丽1949年在中国南京工作期间，认识了她的未来丈夫尤德（1924年—1986年）。[32][18]交往两年后，两人于1951年在北京结婚。[18]尤德来自威尔士一个普通家庭，父亲在一家小型木材公司任职公司秘书。[19]与妻子一样，尤德自小热爱中国，而且在1942年入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中文，惟翌年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加入皇家志愿后备海军。[19]战后，尤德于1947年加入外交部，翌年派驻南京。[19][22]1949年第二次国共内战进行期间，他于当年4月至7月发生的紫石英号事件代表英方参与向解放军调停的工作，成功争取时间让遭解放军围困于扬子江的英舰紫石英号脱险，事后他获英廷颁授MBE勋衔以资肯定。[19][22]1985年，当时已成为香港总督的尤德爵士曾休假六天，与妻子一同游历江苏过“二次蜜月”假期，重游昔日在南京等地工作的旧地。[32]
尤德夫人与丈夫育有两名女儿：
- 长女珍妮花·欧雯（Jennifer Olwen Youde）1955年1月出生，毕业于牛津大学，修读矿务工程，1977年至1983年间先后在英国政府国家煤炭委员会和内阁府任职，后来投身私人事务从事资产管理业务。[9][25][91]她于1987年嫁给大卫·J·班纳德（David J Bernard）。[92]
- 次女狄宝娜·布朗温（Deborah Bronwen Youde）1959年8月出生，毕业于肯特大学法律系，曾在英政府任职事务律师，她于1984年嫁给马克·A·海恩（Mark A Haine），后来转为全职家庭主妇。[9][25][93]
尤德夫人主要居于肯特郡的乡郊别墅，但在伦敦温布尔登也置有一个住宅单位，方便在伦敦办事，单位内亦设有一个专门收集中国相关藏书的私人图书馆。[24][9]闲时，她也会探访胞妹在乡间的牧场，协助打理在牧场饲养的纯种绵羊和其他禽畜。[24]此外，尤德夫人热爱艺术文化，也喜爱绘画和音乐。[9]其中，她对中国的艺术文化尤其热爱，她除了通晓普通话，也擅长烹煮中国菜，对中国各地的戏剧、音乐，以至大江南北的各种景点、风物和历史也很感兴趣。[19]在北京生活多年间，让她成为京剧爱好者，每次有机会到访中国内地，都会找机会观看京剧。[24]后来出任港督夫人期间，她也对粤剧产生兴趣，对粤剧有一定的了解。[64][94]1982年，她更接受邀请成为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名誉会员。[95]
此外，尤德夫人向以勤俭有礼著称，在2016年为制作文教节目专辑而访问尤德夫人的陈复生，曾形容尤德夫人“永远的大方得体、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以及赞扬尤德夫妇“清正廉洁，真诚不造作，谨慎而保守，生活朴实无华，深受人们敬重”。[94]《明报周刊》曾指出，尤德夫人担任港督夫人期间，出外乘搭飞机例必只会选乘经济客位。[96][97]有一次她被航空公司职员认出后被升等到商务客位，虽然她礼貌地接受，但事后亦主动向航空公司补回差价。[96][97]此外，尤德夫人的丈夫在1986年12月逝世后，港督府和港督粉岭别墅的员工接受传媒访问时均十分称颂尤德夫妇的为人，有一位在政府任职接近30年，服侍过多任港督的司机表示，自己虽然已在1986年3月退休，但之后意外地获尤德夫妇私人邀请回到港督府聚旧一番，认为两人绝无架子和对下属感念旧情。[98]其他服务尤德夫人的人员亦表示她为人十分友善，常常与他们谈天。[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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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 China: Through the Eyes of Pamela Youde. London: Batsford, 1982. ISBN 978-0-71343-795-9
- （中文版：麦中成译，《尤德夫人眼中的中国》。香港：明报出版部，1983年。）
- My Favourite Chinese Storie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5. ISBN 978-9-62201-603-3
- （直译：《我最喜爱的中国故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年。）
荣誉
香港有三处医疗设施以尤德爵士夫人命名，分别是位于柴湾的东区尤德夫人那打素医院、位于观塘的尤德夫人分科诊疗所和位于沙田的尤德夫人儿童体能智力测验中心及学童牙科诊所等。[99][100]
其中，东区区议会在1987年2月通过把兴建中的“东区医院”命名为“尤德夫人医院”，在征得尤德夫人同意后于同年8月获行政局通过。[101]踏入九十年代初，医院管理局计划把位于香港岛西半山般咸道的雅丽氏何妙龄那打素医院（简称旧那打素医院）迁移至大埔的新址，鉴于般咸道旧院在1993年关闭与大埔新院于1997年落成之间相距数年时间，因此医管局有意在期间把该院人手暂借至“尤德夫人医院”以作支援。[102]对于医管局的安排，那打素医院的时任管治委员会主席李福庆法政牧师希望“尤德夫人医院”能够修订医院名称，以反映那打素医院的参与角色。[102]医管局和那打素医院管治委员会双方曾一度就医院命名一事陷入胶着局面，直到后来再征得尤德夫人同意，各方最终才达成共识在医院名称加入“那打素”一名，故名为“东区尤德夫人那打素医院”和简称“东区医院”。[102]东区医院后于1993年10月15日投入股务，翌年6月23日在尤德夫人见证下由时任香港总督彭定康主持医院开幕典礼。[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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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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