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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
荷兰学者冯客著作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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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英语：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是历史学家冯客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1958-1962年大饥荒的书。2010年出版英文版，[1] 2011年出版中译本。[2]
冯客根据对解密的中国省、县、市档案四年的研究，[3]支持中国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估计可能至少有4500万人。[4]冯客形容大饥荒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灾难，也是有史以来最糟之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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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观点
- 大饥荒至少5年（1958年初－1962年末），不是3年。
- 大饥荒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大浩劫，但是中国共产党党史有意回避、隐瞒这次大浩劫。党史、国史不应也不能掩饰真实的历史事实。[6]
- 官方说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当时没有大天灾。杨继绳认为“天灾年年有，三年是常年”，那几年的气候正常，发生大饥荒的原因是人祸。[7]
-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追逐乌托邦，以政治运动、残酷斗争胁迫干部和群众参与大跃进，真理死了。[6]
- 大饥荒、大跃进毁了农业、工业、贸易、住房和自然，而且毁灭了道德和文明。[6]
- 很多证据表明：因为附合毛泽东的意志，有些人得以提升成为中央高官，比如柯庆施。这种资讯向下传递的结果，促使得地方官开始启用及重用传统忠诚的道德卫士来强迫浮夸风任务指标成功完成，道德卫士以长官意志为是非，以爱国名义 “不能给社会主义抹黑！”，对正在逃走或想要逃走的农民进行众围追堵截，还封堵言论，结果1958年—1962年饿死三千万农民。独裁的中国依旧在这样的路上。
- 传言毛泽东说：“不够吃会饿死人，最好饿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杨继绳认为，毛泽东没有说过这样的话。[7]
- 发生大饥荒的原因是人祸。
- 大饥荒产生的原因是一个体制、制度的问题，不只是某一个人的问题。
- 除了饿死人以外，很多人是被打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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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冯客认为，过去对大饥荒的历史研究不够，是因为没有足够的中国共产党党史资料，故无从下手。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的几年里，中国共产党开放了大量党史文献，他把握了机会进行研究。[10]香港新世纪出版社负责人鲍朴（鲍彤之子）认为：从材料来源看，本书是选自各省市的档案馆原始档案资料，而以往关于大饥荒的研究者更多的是使用县地级的地方志。[11]
相关著作
冯客与香港大学的周逊合作搜集大饥荒资料。周逊从官方档案中选出121件，出版《中国大饥荒，1958-1962》（The Great Famine in China, 1958-1962: A Documentary History）。他们当时所查阅的许多档案后来再度保密，无法查阅。[12][13]
荣誉
本书于2011年荣获塞缪尔·约翰逊奖，奖金₤20,000。[14]评审团形容本书：“令人震惊的原创，非常重要”。[15]
历史学家兼记者本·麦金太尔是评委之一，他说：“本书详细描述残酷的人祸。想要理解20世纪历史的人必读此书。”“本书也许太过详细，但它效果这么好，是因为愤怒被掩藏着，他没有夸大，因为他不需要夸大。它的长处，就在于它的专业深厚，又轻描淡写”[14]另一位评委，作家Brenda Maddox说：“这本书改变了我的生命－我对20世纪的看法不同了。我以前为什么不知道这件事？”[15]
书评
《伦敦书评》：本书十分关注毛泽东对于大饥荒有多少责任，本书的标题就是结论，但是由于目前能见到的档案无法解答许多问题，本书描述毛在大饥荒每个阶段所扮演的角色时十分谨慎。本书无疑是目前关于大饥荒最好的一般性史书。[16] 牛津大学现代中国政治与历史学教授芮纳‧米德在卫报的书评表示，西方史学著作过去偏重中共获胜以及执政初期的历史，对于中国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过程着墨不多，本书详细描述了文革之前十年的历史。[17]
研究大饥荒的宋永毅称赞本书布局宏阔，描述生动，主线清晰，对大饥荒作全景式的历史回溯。根据他所看到的公安部内部文件，同意本书所说劳改营“保守的估计”七十万人非正常死亡。[18]
爱尔兰经济史学家格拉达在其针对杨继绳著《墓碑》与周逊著《中国大饥荒，1958-1962》的书评中批评了本书所得出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4500万”太高。冯客在其书中第331页中把1957年中国的人口粗死亡率（crude death rate, CDR）假定为10/1000，而把1958年初至1962年底这一时期内所有高于这一正常人口死亡率的人口死亡都归为大饥荒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由于10/1000自然人口死亡率远远低于1949年中国的人口粗死亡率（根据美国人口学家班尼斯特的估算约为38/1000，根据格拉达估算约为25/1000），这一假设不能成立，因此死亡人数高估了。格拉达还指出，冯客没有正确区分饥荒造成的死亡人口增加和出生人口减少。对于自然灾害的影响，虽然中国官方毫无疑问得夸大了，但是格拉达不同意作者“可以忽略”的观点，而认为“未有定论”[19]。
格拉达还质疑冯客把中国大饥荒跟纳粹屠杀犹太人和前苏联的集中营制度相提并论的观点，认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没有从主观上故意造成大饥荒，而是缺乏治国经验导致一系列的政策失误，以及基层实际情况无法及时传递到中央，而没能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尽管中共高层和毛泽东本人必须为这种政策性失误导致大量人口死亡负责，但将其等同于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反人类罪缺乏说服力[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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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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