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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育霖
台灣檢察官、二二八事件受難者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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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育霖（台湾话：Ông Io̍k-lîm，1919年—1947年3月），笔名王铭石[1]，台湾台南市人，台北高等学校第十三期毕业、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曾任日本京都地方法院检察官、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处检察官、台湾新竹地方法院检察处检察官、台北市立建国高级中学教师、延平学院讲师、民报法律顾问，个性耿直。二二八事件时，王育霖被便衣人员带走后失踪。[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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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出身台南市，台北高等学校毕业，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在学时即参加日本文官高等试验考试司法科合格，随即取得司法官资格。1944年分发，以成绩优异，选任京都地方法院检察官，为日本本土第一位台湾人检察官，在京都被推为“台湾同乡会”会长。二次世界大战后，回台任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处检察官、台湾新竹地方法院检察处检察官，1946年8月29日辞职。
王育霖要转行当律师，但依规定必须等一年，因此在建国中学陈文彬校长的邀请下担任英文及公民的老师，也在延平学院担任讲师。远亲台大文学院林茂生院长创办了民报，就请王育霖为法律顾问，并撰写社论和司法评论[来源请求]。
王育霖写了“何谓法治国？”、“法律是打不死的”、“报纸负责人的法律责任”等司法评论，指出当年的司法不公等问题。他和一些法律人推动召开全岛的会议，讨论当年的司法乱象，因此促成1946年12月22日官方在台北市召开的“台湾省司法会议”，长达五天。他参加“台北市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写了《提审法解说》一书，由该会出版，强调人身自由的维护。[来源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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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民报》报导，王育德侦办新竹市政府总务科长官豪，由于空军第26地勤中队移交日军遗留之库存干面包、凤梨罐头等食品给新竹市政府，规定分给贫民及学校员生，结果却发现在市场卖，空军就向新竹地检处告发，请求查办，检察官王育霖屡传官科长不至，只好于1946年8月9日率宪兵亲赴市府侦讯科长官豪，市府反控遭宪兵包围，受到当时报社媒体高度关注[4]。
二二八事件时任《民报》记者的吴浊流，在其1970年代的著作《台湾连翘》中对同事件描述成：“新竹市的检察官黄育霖，在新竹市侦察奶粉的吞没案时，偶然发现到“粉虫”竟然是经办救援物资的新竹市长郭绍宗，便携一纸逮捕令往见市长。不料警察局长竟也是与市长同谋的，结果是本应依法执行检察官命令的警察们反一拥而上，把黄检察官团团围住，抢走了逮捕令。被激怒的检察官赶返检察处申请补发逮捕令，不料上司反而以遗失逮捕令相责，要追究他的责任。他愤怒之余，只好辞去检察官职务，到台北当起一名中学教师。二二八事件发生时，据称市长差了警察到台北，把这位前任检察官逮捕处决，弃尸淡水河。”[5]，原文均写作“黄”而非“王”[6]:252。
王育霖之弟王育德称王育霖遭押前几天和葛超智讨论，葛超智要他快逃，据称3月14日王育霖出门为葛超智送行，因王育霖妻3月13日拿了他的皮夹用钱后忘了未放回他的西装，王育霖返家拿皮夹却被派来埋伏的便衣人士带走，之后下落不明，3月23日有人王育霖妻子透露王育霖被监禁于西本愿寺，她托人向政府打听消息，得到的是反问“他不是被某处的流氓掳走了吗？”。[7]:11-13
《二二八消失的台湾菁英》一书的作者李筱峰称据说王育霖和其妻走避时因妻子发现衣物未带，返家拿时时被拘，监禁于保安司令部第二处本部（原西本愿寺），三月底被军方处死，尸体下落不明[8]。
对于以上说法，监察院于2001年向法务部与台湾新竹地方法院调阅资料，均查无郭绍宗贪污案，另向后备司令部等机关查证，均无王育霖相关资料，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于1947年4月造报之“二二八事变报告书”所附“二二八事变叛逆名册”及陈仪于1947年3月13日呈报蒋中正之“办理人犯姓名调查表”中，均查无王育霖。[9]:100-101,149-151
吴浊流《台湾连翘》对于奶粉案的描述并非事实，根据当时报导，实际上是新竹市政府称被王育霖率宪兵“包围”，非王育霖被包围，而且王育霖是去“侦讯”而非“逮补”，侦讯对象是总务科科长而非市长[6]:252-254。张若彤指出《台湾连翘》所谓“调动警察”、“抢走卷宗”的情节是串接自同年6月发生的不相干案件：新竹市政府接收台湾轨道株式会社的冲突，该公司控告市长妨害自由，但该案并非王育霖承办[6]:25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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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
纪念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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