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势现实主义

守势现实主义（英语：Defensive realism），或译防御性现实主义，是新现实主义学派衍生的国际关系结构理论。起源于政治学家肯尼思·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华尔兹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结构鼓励国家保持适度和保留的政策以获得安全。^[1]相对地，攻势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寻求最大化其权力，成为霸权。^[2]，而守势现实主义认为，攻势现实主义的侵略性扩张理论违背国家遵循均势理论的倾向，从而削弱国家达成守势现实主义认为的首要目标，即确保国家的安全^[3]。虽然守势现实主义并不否认国际冲突的现实，也不否认国家扩张的动机，但守势现实主义认为这些动机是偶发的，而不是普遍存在的。守势现实主义倾向以“结构因素”，如安全困境和地缘政治，以及精英的认知来解释冲突的爆发。^[4]

代表学者，如华尔兹、沃尔特、杰维斯、斯蒂芬·范·埃弗拉、查尔斯·格拉泽等。

起源

守势现实主义是一种新现实主义。攻势现实主义学者米尔斯海默在《国际制度的虚假承诺》（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认为，新现实主义是基于现实主义的五项基本理论假设出发，如下：^[5]

1. 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
2. 大国本身具备某些用于进攻的军事力量
3. 国家永远无法确认其他国家的意图
4. 大国的首要目标是生存
5. 大国是理性的行为者

五项假设支撑新现实主义的观点，即国家存亡是通过“自助”实现^[6]。然而，新现实主义放弃古典现实主义的另一主要假设，即是人性的缺陷和复杂性驱动了国际体系^[7][8]。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固有的无政府状态，此结构因素才是国际政治的驱动力。而基于相同假设，守势现实主义与攻势现实主义展开不同的国家竞合行为分析^[9]。

主要理论

守势现实主义

依肯尼思·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理论，守势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会造成各国采取防御性的温和政策。守势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本质上不是侵略性，“国家首先关心的不是最大化权力，而是维持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10] 这是与攻势现实主义的关键差别，后者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会造成各国寻求大幅增加国力，因为“世界注定陷入永无止境的大国竞争”。^[2]

守势现实主义者认为攻势现实主义的侵略性扩张权力观点存在问题。基于华尔兹的均势理论，“抗衡优于扈从”^[1] ，守势现实主义者主张，在国际体系中谋求霸权的国家会受到寻求维持现状的其他国家抗衡。攻势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本质地渴望全球霸权或区域霸权，而守势现实主义者则认为，国家是社会化的，并熟知历史先例，守势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为了达到霸权的目的而进行的侵略和扩张通常招致其他国家的抗衡。因此，在守势现实主义的观点，侵略是在实现安全目标，反而适得其反，而安全才是国家的首要目标。事实上，斯奈德（英语：Jack_Snyder_(political_scientist)）主张，“国际无政府状态惩罚侵略，而不是奖励侵略。”^[11]

因此，国际无政府状态假设反而支持守势现实主义的主张，即征服行为实际上是弊大于利。守势现实主义观点下，征服面临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既存在于扩张的开始阶段，也存在于占领时期。征服一国的人民是危险和困难的，特别是面对现代民族主义时，如果国家被征服，民族主义可以提供一种有效的抵抗叙事。而这增加了本已代价高昂的占领进程，特别是仰赖人力、货品自由流动来取得经济繁荣的社会，因为这种社会容易遭到破坏和禁运。此外，新获得的基础设施必须得到保护，并在遭到破坏时重建，必须巩固新边界的防御；本地工人可能抵制向新当局提供熟练劳动力，所有这些都给征服国的经济和生产能力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不同于攻势新现实主义者，守势现实主义者主张，这些压力超过了国家从被征服的领土、资源和基础设施中获得的经济利益。

个人安全与国家安全

参见：安全困境

守势现实主义者还指出，攻势现实主义将个人安全滑坡至国家安全，混淆两者。守势现实主义者主张，“国家不像自然状态下的个人那么脆弱”^[12]，摧毁国家是一项艰巨而漫长的任务。各国，特别是大国，可以等待确凿的攻击证据，而不是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或对无意中的威胁作出不适当的反应。这论点至关重要，克服或至少减轻一项新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安全困境或螺旋模型。

1951年，约翰·赫尔茨（英语：John H. Herz）的《政治现实主义和政治理想主义》（Political Realism and Political Idealism）中提出“安全困境”。1978年，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在《安全困境下的合作》（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进一步阐述安全困境的假设，即攻防平衡的状态有利于防御能力，而非进攻能力。作为例证，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错误地判断进攻能力优于防御能力，进而导致战争及其后的敌对行动。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样，进攻优势欠缺政治、军事上的现实证据支持，事实上只是种错觉^[13]。支持此论点的一项关键因素是地理，攻势现实主义者，如约翰·米尔斯海默也谈及，由于河流、山脉、沙漠、海洋、丛林等天然屏障，通常会阻碍力量投射。随着作战区域离进攻方越来越远，作战与后勤问题随之增加。

此外，守势现实主义主张，一国或其盟国的核武器库存提供的二次打击能力，削弱侵略国的征服能力，佐明防御能力最终胜过进攻能力，并促进各国采取防御性和克制性政策。罗伯特·杰维斯指出，当安全困境向有利于防御方时，“国际无政府状态相对不重要”，因为“维持现状国家可以不用透过危害其他国家来增加自身安全。”^[14]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守势现实主义否认存在国家扩张的机会，也不意味着认为国家不应利用这些机会。斯蒂芬·范·埃弗拉在《战争的原因：权力与冲突的根源》（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主张，有时希望维持现状的国家必须成为侵略者，以防止日后自己或其盟国遭到侵略，特别是欠绝地理屏障的国家。^[15] 在欠绝地理屏障的情况下，国家更会突袭、恫吓其他国家，采取进攻性策略。然而，守势现实主义者观点下，有利于进攻的平衡是例外，不是常态，不必要的侵略和扩张是自取灭亡，适得其反。

精英

守势现实主义下，政治精英的认知是国家间爆发冲突的关键。一如地理因素和安全困境，守势新现实主义者认为，政治精英的认知是一种破坏权力平衡的结构因素，而不是支持攻势现实主义的证据，即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促使国家必须透过增加相对安全来确保自身安全。政治精英的认知以多种无法预期的方式表现，从而使其他国家感受到威胁。从而导致其他国家的精英夸大威胁，以调动资源和促进扩张，或者反过来，由于优先处理国内问题，精英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衰落视而不见。^[16]

精英阶层的认知，尤其是在军队等团体的主导下，与其他支持扩张主义意识形态的团体联合起来，可能会导致一个国家的过度扩张。这是因为多个集团主导过度集中的体系，每个集团制定的目标往往不同。因此，国家无法限制自身扩张，保持和平。尽管取得了巨大的领土收益，但因为没有有效地巩固新征服领土，被征服人民尚未服从新的国家论述，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迅速的扩张变得不可持续。因为已经将这套宏大叙事兜售给内部成员与公众，即便精英意识到了错误，也难以纠正战略，最终国家注定失败^[17]，一如日本帝国从1930年代开始的快速扩张和随后崩溃。

批评

参见：攻势现实主义

尽管守势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还是受到了攻势现实主义和其他学者的批评。一个主要的争论点是各国难以准确评估攻防平衡。这是起因自战争的不确定性，也因为根本面上，用于发动战争的军事装备无法单纯地分成防御性，或进攻性。随着装备的先进性和能力的发展，军事装备的模糊性只会增加^[18]。如果考虑到国家政策、战略和关系，就更加复杂了。根据评估国和被评估国之间的政治背景和历史，某些军事装备可能会被合理地推判为进攻性或防御性装备，却忽略了实际情况。

守势现实主义的批评者断言，这种根深蒂固的模糊性，即使在现实主义的假设，即国家理性地、战略性地思考如何生存，对国家来说，也是巨大的风险。各国自然会假设最坏的情况，以确保在“自助”的无政府国际体系中的安全。沃尔特简要总结：“如果国家无法衡量攻防平衡或区分攻防能力，那么，寻求安全的国家就无法摆脱安全困境，也无法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表明和平意图。”^[19] 假设国家间真的如此普遍地缺乏清晰信号的传递，守势现实主义的有效性将遭到质疑，即国家无法如守势现实主义所言，能够等待确凿的攻击证据，不必先发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