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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苏联物价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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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提高对牛、猪、羊、家禽、黄油和奶油的收购（交售）价格，以及提高肉类、肉制品和黄油的零售价格的决议》，致使苏联的物价迅速上涨。该决议于1962年6月1日在苏联所有中央级报纸上公布。此举在全国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引发了大规模抗议，其中最为悲惨的一起，是1962年6月2日在新切尔卡斯克发生的对示威人群的枪击事件——这是根据当时国家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亲自下达的命令，对所谓“反苏骚乱”进行强力镇压所致。
 | 此条目翻译品质不佳。 (2025年12月20日) |
背景
二战结束后，苏联早在1947年12月就取消了配给票制度，成为欧洲战胜国中最早采取这一措施的国家（英国直到1954年才取消配给票[1]）。[2]此后，开始对原本享受补贴的配给价格与自由贸易中的商业价格进行统一，并在这一过程中逐年下调价格。[2]其结果是，在1953年那次降价之前，日用消费品的价格就已较1947年底的水平下降了一半以上。一方面，这消除了投机倒把的基础；另一方面，则通过提高工资、缩小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人员之间，以及国民经济中基础部门与辅助部门之间的不平等，形成了促进生产的物质激励。同时，还同步推进了批发收购价格改革，并逐步取消对某些商品生产环节的国家补贴。[2]
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写道：商品生产可以在一定时期内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不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国，也象大约三十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通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因此，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是存在并发挥作用的”。[3]这一观点显然同列宁的论断相矛盾，后者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将转变为“不是通过市场、而是直接进入社会消费的产品”。[4]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则指出：“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5]
关于因转入建设共产主义阶段而有必要修订党的纲领的决定，是在1952年10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作出的。大会决议中明确指出，在修订纲领时，应以斯大林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基本论断作为指导原则。[6]
尽管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进行了批判，但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通过的苏共第三个纲领中仍然宣称：“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必须按照社会主义时期所固有的新内容，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在这一过程中，诸如经济核算、货币、价格、成本、利润、贸易、信贷、财政等经济发展工具，都发挥着重要作用。”[7]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62年随着经营管理体系转向以利润等价值指标为核心，出现了物价上涨。
由于赫鲁晓夫在农村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取缔集体农庄社员的个人副业经济，导致牲畜存栏量大幅下降，个人副业中的牛奶和肉类产量减少约20%；将8420个集体农庄改制为国营农场；以及大规模开垦处女地等），食品生产逐渐跟不上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需求。[8]1953年至1959年间，国家对大牲畜和生猪的收购价格先后上调了12次，但也仅仅是接近其生产成本。[9]到1962年初，全国已出现面包、粮食、食用植物油、肉类、牛奶等主要食品的短缺，在部分地区甚至对大多数食品重新实行配给票制度。为缓和消费品市场的失衡并提高农业生产的盈利水平，赫鲁晓夫领导层不得不提高食品价格。[8]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在1953年至1961年期间的资本主义世界中，87个国家里有18个国家的食品消费价格上涨了26%至50%，32个国家的涨幅为11%至25%，19个国家的涨幅超过50%，只有18个国家的涨幅低于10%。[9]在1959/1960年度，与1952/1953至1956/1957这五年加权平均水平相比，食品总产量在西欧增长了20%，南欧增长18%，苏联和东欧增长34%，美国增长11%，加拿大增长5%。同期，人均食品产量在西欧增长9%，南欧增长18%，苏联和东欧增长24%，美国仅增长1%，而加拿大则下降了12%。[9]
在这一时期，苏联人均对某些食品的消费水平与其他欧洲国家大体相当，甚至在肉类、牛奶、蔬菜等关系民生的重要食品上还超过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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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收购价格
1962年5月17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提高对大牲畜、猪、羊、家禽、黄油和奶油的收购（交售）价格，以及提高肉类、肉制品和黄油的零售价格的决议》。该决议规定，自1962年6月1日起，提高对集体农庄的收购价格，其中：
- 对牲畜和家禽的收购价提高35%；
- 对动物性黄油的收购价提高10%，对奶油的收购价提高5%。
与此同时，国营农场的肉类收购价格则下调了10%。[10]
1962年6月1日，《关于提高对大牲畜、猪、羊、家禽、黄油和奶油的收购（交售）价格，以及提高肉类、肉制品和黄油的零售价格的决议》在中央报纸上公布。该决议规定，肉类和肉制品价格平均上涨30%（牛肉平均上涨31%，羊肉上涨34%，猪肉上涨19%），香肠制品上涨31%，黄油上涨25%。[10]
赫鲁晓夫在公开演讲中将这一决策解释为符合劳动人民利益的措施：“大家必须正确理解，如果今天不采取提高肉类收购价格的措施，明天就会出现肉类短缺的情况，人们会排长队买肉。”然而，从1960年代初起，肉类在自由市场上本就难以买到，尽管可以在集体农庄市场购买，但价格更高。随着国家价格从6月1日起上调，市场价格也随之上涨，使得相当一部分人根本买不起肉。新切尔卡斯克居民B·斯捷潘诺夫回忆道：“如果回想两年前，食品店的货架上几乎什么都有，完全满足了普通俄罗斯人的需求，而且人们已经习惯了每年3月10日全国范围内的价格下降（通常是10%到20%），那么这种突然出现、没有明显原因的供应恶化，自然让所有人震惊，并引发最不愉快的情绪。”[11]
价格上涨伴随着贸易人员的惯常操作——他们在价格调整前隐匿商品，甚至在5月31日就卖给“特定人群”。为此，成千上万的党务宣传员被派去向群众进行解释工作。人们提出了各种问题，比如随着食品价格上涨，幼儿园和托儿所、疗养院和少先队夏令营的费用是否也会增加。有人建议“干脆提高伏特加、烟草、汽车、地毯的价格……”，或者发行贷款以支持农业。[12]
1962年6月1日决议公布后，全国许多企业和大城市爆发了小规模自发集会，人数多达数十人。[11]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和里加出现了呼吁推翻“反人民苏维埃政权”的传单。但除了前顿河州首府新切尔卡斯克，这些抗议并未发展成骚乱或叛乱。[8]
民众的愤怒不仅因为这是15年来价格首次上涨（此前价格一直稳步下降），而且还发生在苏共二十二大刚刚提出建设共产主义路线之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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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新切尔卡斯克事件及7月大城市抗议发生后，1962年通过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70条，规定对反苏宣传和煽动行为追究刑事责任。苏共中央1962年7月致苏联国家安全机关领导和业务人员的指导信中要求“采取措施，坚决加强对境内反苏分子敌对行动的侦查与制止的情报和行动工作”，这导致特务机构内部成立了新的管理部门，负责在大型和重点工业企业开展情报和行动工作，这些企业由此设立了所谓的“第一部门”。[12]
根据国家领导的指示，苏联中央统计局对1962年前九个月的5.1万户工人、集体农庄成员和职员家庭预算进行了抽样调查，以了解民众的实际生活状况。调查显示，各类工人、职员和技术管理人员家庭在食品上的支出占预算的56%—58%，国营农场工人家庭占44%，集体农庄家庭占40%。同时，整体来看，随着各群体收入比1961年同期增长2%—13%，人们几乎把获得的全部收入（约98%）都花掉，也就是说基本是靠工资过日子。此期间食品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工业消费品支出的增长速度。[10]
历史学家认为，提高价格的决定标志着赫鲁晓夫经济政策的失败，并预示了他最终被免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8][12]在讨论这一事件时，许多人问——肉价什么时候会再次下降，因为他们记得领导人曾承诺，这次涨价只是暂时的。
参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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