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
1947年臺灣官民衝突 / 维基百科,自由的 encyclopedia
二二八事件[注 1]是指1947年2月27日至5月16日间,台湾各地爆发激烈的官民冲突,民众要求政治改革,最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派遣军队武力镇压。1945年10月,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投降后,以陈仪为首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接管台湾。在政治上,政府施政偏颇、官纪败坏、政治歧视,多数台湾籍菁英被排拒在外;在经济上,计划经济政策造成通货膨胀与经济危机,失业人口扩大,社会问题丛生;在文化上,战后台湾与中国大陆存在明显隔阂,受日本化影响的台湾人被指责是“奴化”,而被要求“中国化”。台湾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逐渐累积,官民矛盾与族群矛盾更导致紧张情势持续升高。
二二八事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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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 1947年2月27日—5月16日 | ||
地点 | |||
起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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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 圆环缉烟事件善后处理、要求政治改革 | ||
方法 | 示威游行、政治交涉、收缴武器、接管机构、武装抗争 | ||
结果 | |||
冲突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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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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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亡 | |||
死亡 | 官方文献中最低死亡与失踪总数约在8,324至11,841人之间,当中外省人死亡与失踪合计89人[1]。 |
1947年2月27日,专卖局查缉员在台北市太平町天马茶房附近查缉私烟,打伤烟贩林江迈、误杀市民陈文溪,激起群众久积的愤怒。2月28日,市民罢市、罢课、罢工,游行至专卖局抗议、前往长官公署请愿,但遭到卫兵以机枪扫射,数人死伤。这导致抗争与冲突全面蔓延,台湾各大都市爆发暴力事件,军队开枪镇压,死伤多人。为了解决争端、消除积怨,各县市民意代表、士绅阶级组成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希望借由政治交涉居中协调,并提出政治改革要求。另一方面,各地民间力量组成武装部队,收缴枪械、控制机关等,企图以武力达成政治改革要求。
陈仪表面上妥协让步,接受处理委员会意见,但将这次事件视为“叛乱”,向中央政府请调援兵。3月5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派兵前往台湾。3月6日,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在高雄市展开镇压。3月8日,宪兵团自福建省抵达基隆市,刘雨卿所率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二十一师等部队亦陆续登陆,各地展开大规模军事镇压,未有过多抵抗。3月10日,陈仪宣布全台戒严,解散处理委员会等社会团体。期间出现大量群众死伤、失踪,基隆市、嘉义市、高雄市是受害最严重的地区。其后各地展开清乡,出现许多冤狱案件。5月16日,魏道明就任台湾省政府主席,结束戒严与清乡。
二二八事件导致大量台湾籍居民遭到逮捕、枪毙或失踪,包括无关抗争的菁英人士。这次事件影响地方政治生态,加深族群隔阂与对立。由于随后台湾实行长期戒严并进入白色恐怖时期,二二八事件牵涉到敏感的政治问题,成为禁止公开讨论、研究的“历史禁忌”。直到1980年代二二八平反运动的冲击,台湾社会才逐渐重新讨论二二八事件。到了1990年代后,社会各界针对二二八事件展开调查研究、赔偿受难者与家属、建立纪念碑、回复名誉等。当前台湾设有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与二二八国家纪念馆,各地亦设有二二八和平纪念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台湾推行工业化与教育,其后推动国语运动、皇民奉公会等皇民化运动;这些举措提升台湾人教育程度,在地方政府的角色日趋重要[3]。1943年,中华民国、美国与英国举行开罗会议,在美国主导下确立战后台湾归还中国的原则;原先计划夺取台湾的美国军队改研议军事占领,开始构想战后体制[4]。1944年4月,在改变对台湾政策后,国民政府中央设计局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任命陈仪为主任委员,负责接管准备事宜,但在治理与用人政策上存在歧见[5]。当时陈仪是国民政府少数了解台湾者,获得国民政府主席、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支持[6]。
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宣读《终战诏书》,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驻日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指示在台湾的日本军向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投降,其后由中国接管台湾[7]。美国与中国共同拟定对台湾的军事占领、派遣情报机构调查,而后者更动接管计划名称与执行,积极宣传是“台湾光复”[8]。国民政府在重庆市成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及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临时办公处,特任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9]。9月20日,正式公布《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条例》[10]。
当时许多台湾社会精英和民众存在“祖国情结”,对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新时代”有一定期待,欢迎程度超过中国大陆其他地区[11]。在政治真空期,各地青年学生筹组三民主义青年团等团体,维持公共安全、保护公有资源、迎接国民政府等,惟这类团体后来被要求改组解散[12]。陈炘、林献堂、叶荣钟等日治时期社会运动人士、知识分子组织欢迎国民政府筹备会,在各地指导练唱《中华民国国歌》、建造欢迎牌楼、订制中华民国国旗,但有部分人士在草山会议推动台湾独立未果[13]。10月17日,国民革命军部队抵达台湾[14]。10月25日,台北市台北公会堂举行受降典礼[15]。
当时中国东北地区爆发第二次国共内战,国民政府因情势恶化无力关注台湾,只将台湾视为边境[16]。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央俱乐部、中国国民党党部等政治派系派员前往台湾,部署情报网、接收日产与争夺资源,情报机构展开反情报、肃奸等工作,陈仪则任由派系势力互斗[17]。1946年,台湾举行地方选举,选出台湾省参议会等民意代表,促成政治参与热潮;但也发生逮捕汉奸、捕杀协助人士、起诉蒋渭川与王添灯等事件,并出现区分原住台湾之“台湾人/本省人”与中国大陆各省区之“外省人”的省籍意识[18]。
在政治方面,长官公署的特殊化体制经国民政府特别授权,不同于中国大陆各省的委员会制,但存在诸多缺失、官箴与军纪欠佳[19]。台湾省行政长官享有极大委任立法权,且拥有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人事管理指挥监督权,加上陈仪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形成中央集权的专制军事政府[20]。在颁布这个集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立法机关、军事于一体的长官公署体制后,许多原本满怀期待的台湾精英与民众大失所望,并因这种体制与台湾总督府相似而戏称是“新总督府”,在实施期间不断有人建议国民政府高层废除、恢复省政府制度[21]。
陈仪最初虽然有图治之心,但性格刚愎,下情不能上达,官民关系恶劣[22]。总揽大权的长官公署以统治者心态自居,不能体察民情,政治上打压台湾人民,政治措施、参与和待遇失衡;同时发布诸多临时办法,独占政治、经济、社会等资源[23]。虽然名义上给予台湾人政治参与机会,实际以没有政治人才、不理解中华民国国语等理由,多数精英被排斥在中高级职位外[24]。中国接收人员取代日本人地位,独占政府重要中高级职位,政府高层仅有1名半山人士宋斐如;台湾人失去工作职位、或位居下层,政治地位和日治时期同样遭受差别待遇,被视为“二等公民”[25]。
对于中国大陆各省人独占政治权位,原先期待伸展抱负的台湾精英感到失望,要求全面参政、实施县市长选举[26]。除了独占高级公务员,许多机构单位开始充斥牵亲引戚、裙带关系的用人作风,并以外行领导内行[27]。裙带关系的风气还导致一些公司、工厂摒弃有为青年,未获雇佣的失业人士感到不平,种种现象更让原本热烈欢迎“祖国”的台湾人民产生厌恶心理[28]。同时在同一机构单位、同一职级的相同职业中,外省人的工资又比本省人高、甚至高出一倍,差别待遇的差距还比日治时期还大,这让有工作职位者不平[29]。
同时间,屯驻台湾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军军纪败坏,军人和警察偷窃、耍赖、威胁、诈骗、恐吓、调戏、抢劫、杀人,开枪滋事案件在1946年屡见不鲜,民间称为“贼仔兵”[30]。接收官僚忽视台湾进步的事实、并以中国习惯治理,同时陈仪用人不明,产生各种牵亲引戚、社会特权、官僚作风、政风败坏、营私舞弊、贪赃枉法、贪污贿赂、军纪混乱等弊端,社会乱象频生,成为二二八事件的重要原因[31]。台湾省参议员郭国基、林日高、韩石泉等人曾在台湾省参议会提出质询,但实际情况未有改善[32]。
战后台湾生产事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空袭遭严重破坏,中国大陆因政局动荡而无力支援[33]。在经济政策方面,陈仪推行全面性计划经济,实行独占剥削、资源管制、金融独占、财货专卖和国有企业贸易制度[34]。基于索赔原则,日本留下的237家国有企业与私人公司、600余个单位,纳入长官公署各局处设置的27家公司经营,并与资源委员会争夺接收资源[35]。在大规模接收不当与人谋不臧下,日本财产变成特权者的私有财、甚至遭标售,台湾人的私有财与产业也被无理没收,这些中饱私囊的接收人员被讥称是“五子登科”、“五天五地”,“接收”也被称为“劫收”[36]。
代表计划经济的机构还有专卖局与贸易局[37]。沿袭日治时期的专卖制度,香烟、酒、樟脑、火柴、度量工具由专卖局专卖,食盐、煤矿等资源则是财政部盐务总局的台南盐业公司、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工矿处的台湾省石炭调整委员会等国有企业专卖[38]。对外的贸易局独占工业与农业产品的购销输出,包括食盐、食糖、煤矿、稻米、樟脑等利润产品,禁止出口的木材、纸张也可以公开运销[39]。随着国有企业无限扩大,计划经济政策与民争利,影响民生经济发展;同时接收官僚大肆搜刮、官商勾结、独占许多物资,并利用台币与法币的汇差,运往中国大陆赚取巨额利润[40]。
这些政策导致台湾经济发展严重扭曲,主要日用品价格飞涨、恶性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浮现,生存条件比日治时期更为恶化[41]。台湾米粮短缺、价格暴涨并爆发米荒事件,食糖价格也因资源委员会将台湾糖业公司白糖无偿转售暴涨,长官公署的紧急措施效果不彰[42]。不当的经济管制、滥印台币与抽税政策,后果是百业萧条、民生凋蔽,失业问题日趋严重,1946年底的失业人口估计有40万人至50万人(当时台湾人口约600万人)[43]。随着失业者面临窘困生活,社会上的偷窃抢劫与街头行乞日益增多,部分职业者亦无法领到工资[44]。
1946年间,台湾不断爆发官员贪污案件,相关新闻报导在1月底至2月上旬便有6则;多位敢言的台湾省参议员数次在台湾省参议会质询、揭露弊端[45]。同年1月、4月和10月,监察院派遣闽台区监察使杨亮功前往台湾视察,提到社会不安及陈仪施政问题,但不被重视[46]。同年7月,国防最高委员会指派刘文岛组成中央清查团前往台湾调查,指出贸易局局长于百溪和专卖局局长任维钧贪污,但陈仪替两人脱罪,最终保释而不被追究[47]。对于官僚无能、贪污情况严重,陈仪并未加以整顿,反而有意呵护下属回避责任,也加深社会不安,以及人民对政府的不满[48]。
在社会文化方面,相较于长期战争的中国,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除了早期抗日运动至后期太平洋战争外大抵和平[49]。经过长达50年的日本统治,台湾进入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生活水准等远较中国社会进步,并形成集体意识[50]。在日本的隔离政策与现代化教育下,台湾人具有近代国民和奉公守法的意识,认知和价值观与当时的中国人有明显差距[51]。虽然最初台湾人热烈欢迎中国接管,但是因为对中国政治制度与社会现状缺乏了解,对其期望标准过高;相处后发现真正的“祖国”与想像相差甚远,在语言及文化产生隔阂与不适应,乃至产生失望或嘲弄心情[52]。
陈仪及中国国民党与台湾社会之间存在着明显隔阂,中国大陆政府官僚及民众对台湾情况非常陌生[53]。当时的台湾已有相当程度的日本化,且处在日语思考的文化圈内,初次抵达台湾的中国大陆人士便能感觉到日本东洋气息[54]。虽然旅居台湾的中国大陆人士对于台湾的进步存有同感,但部分人因中国抗日战争甫结束、对“日本鬼子”欺凌的不满,对于这类东洋气息相当不自在与反感,指责台湾人受到日本奴化教育影响,强力要求清除并“中国化”[55]。长官公署设有台湾省编译馆推动台湾的文化重编计划,并成立台湾文化协进会等组织[56]。
当时接收官僚经常以征服者、战胜者的统治观点,将台湾人视为战败者,歧视、敌视、排斥与打压台湾的文化和价值观,造成台湾人与中国人之间的文化认知出现矛盾与冲突[57]。相反地,台湾社会开始流行“狗去猪来”的说法,并怀念起日治时期;无法理解此情感的中国大陆人士对此则批评是“奴化”,因而形成循环[58]。同时期,政府在短期内无法顺利完成复员工作,日本人的遣返、中国各地台湾人与台籍日本兵返回台湾均出现问题,同时复员返回台湾的台籍日本兵就职无路、一文莫名,因而对政府有所不满[59]。
在日治时期,台湾社会治安良好,并持续至后来的政治真空时期;其后因为经济萧条、民生凋敝、流氓大赦案等,社会偷窃抢劫四起、骚乱事件不断[60]。负责公共安全的军人与警察纪律败坏、作威作福,且台湾与中国文化隔阂甚大,双方适应不良及冲突对立,发生布袋事件、新营事件、员林事件、反美示威游行、迎谐事件等警民冲突,社会治安日益恶化[61]。最终政策失当、政治歧视、文化差异及社会问题丛生,催化族群矛盾、本土意识抬头,官民间亦累积巨大矛盾,许多人因种种因素预感将出现危机,但是长官公署仍未有改善[62]。
二二八事件爆发的导火线源自查缉员、宪兵、警察单位查缉私烟处理失当[63]。1947年2月27日上午10时,专卖局台北分局接获淡水港有走私火柴、香烟等活动之密报,派出傅学通、锺延洲、赵子健、刘超群、盛铁夫、叶得根等6名查缉员,会同警察大队派遣的4名警察,前往淡水港追查走私,但仅查获少许香烟、未有重大斩获[64]。下午6时许,查缉员们回到台北市小春园用过晚餐,依照密报转往太平町圆环一带查缉私烟,附近私烟摊贩见状纷纷逃散,最后在延平北路、南京西路交会处的天马茶房廊下查获逃避不及的林江迈出售私烟[65]。
查缉员欲当场将香烟与所得现款全数查扣没收,林江迈表示一家三口生活困难,跪地哀求不要将香烟等东西全部带走,至少发还一部分;路旁民众也纷纷聚拢围观、帮忙求情,但是查缉员不同意请求[66]。林江迈情急下缠抱查缉员叶得根不放,叶得根随手以配备的手枪枪柄敲击头部,导致前者出血受伤、昏迷在地[65]。在场围观的行人见状群情激愤,立即包围查缉员;查缉员连忙抛弃货车分头逃窜,群众紧追不舍[65]。查缉员傅学通在永乐町遭紧追者抱住,情急下向群众开枪示警,击中在自宅围观状况的市民陈文溪胸部,隔日不治[64]。
这项举动引起现场群众更加激愤,将查缉员们遗留下来的专卖局货车及其缉获的走私香烟拖到圆环捣毁、放火焚烧泄愤[65]。愤怒的群众继而追至查缉员躲藏的永乐町派出所,其后转往包围警察总局,要求交出肇祸凶手并将其枪毙,当时曾有警察局官僚出面说明圆环缉烟事件的处理情形,但民众仍然激愤不已、无法谅解[67]。晚上9时多,在场群众得知查缉员被送往台北市宪兵第四团团部后,前往宪兵团请愿;群众纷纷聚集包围宪兵队、呼喊交出凶手,宪兵第四团团长张慕陶数次出面威胁、规劝,都遭到群众怒骂[64]。
部分民众前往《台湾新生报》报社要求刊登事件,主编吴金链表示收到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命令,禁止各报刊登事件经过,愤怒群众拆毁招牌、威胁烧毁报社[68]。吴金链转请社长李万居出面,群众在后者答应刊载后散去,隔日刊登约百字事件消息[68]。2月28日,由于群众包围警察局及宪兵团要求处理凶手未果,不满的市民在台北市集结发起请愿游行示威、演说事件经过,通告罢市、罢课和罢工;许多商店相继关门,街头出现不安气氛[69]。上午9时,民众游行前往位于本町的专卖局台北分局,途经太平町二丁目派出所时遭到警察出面制止,民众愤而将其围殴、捣毁派出所内物品[70]。
上午10时,群众在专卖局台北分局集结,进入里面围殴打死2名职员,并打伤4名职员;并将专卖局所存的火柴、香烟、酒、器具、汽车与脚踏车等物品,全部抛到道路上纵火焚毁[64]。警察得知讯息赶到现场,但见到围观民众众多、群情激昂,只能睁眼旁观、不敢处理[71]。中午12时,群众包围南门町的专卖局总局要求惩罚凶手,但是因为宪兵和警察事先防备,仅打破专卖局玻璃泄愤[64]。因为诉求未能达成,群众转往专卖局前后任局长任维钧与陈鹤声官邸,当时两人皆未在家,家里的物品遭到砸毁;专卖局总局左侧的南门工厂部分机器亦被捣毁[72]。
下午1时,群众由台北车站前往长官公署请愿示威,刚抵达中山路路口、尚未到达长官公署广场前,遭到卫兵举枪阻止前进[73]。其后长官公署二楼的卫兵以机枪扫射驱散,当场造成至少2人死亡、数人受伤,其他请愿民众则四处躲避逃散[74]。在发生长官公署卫兵开枪事件后,民众的示威、抗议和游行遭到政府武力镇压,局面更加复杂险恶[75]。事件引爆群众愤怒情绪,由请愿惩罚凶手转成反对长官公署的示威、且激化省籍冲突,台北市街头顿时出现暴力混乱,民众分别占领各交通要道、公共空间、饭店、商店等,纷乱一发不可收拾[76]。
因为省籍怨恨,许多民众将外省籍公务员、宪兵、警察视为主要攻击对象,外省商人和民众也在无法区别下遭到波及,在台北府城南门、台北新公园、台北车站、本町、永乐町、太平町、万华等地出现殴打事件,或是集中一地看管的情况[77]。由外省人经营的公司也成为泄恨目标,正华大旅社、虎标永安堂、新台公司等商店旅馆遭到砸毁,汽车、货车、货物、商品等也遭到放火焚烧破坏[65]。新竹县县长朱文伯、警备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王民宁皆差点遭受攻击,不过许多台湾人亦基于人道主义,在骚乱中集中保护或救助中国大陆人士[78]。
愤怒的群众还占领台北新公园的台湾广播电台向全台湾广播,批判贪污舞弊、稻米外运、民不聊生等现象,呼吁民众出面反抗[79]。陈仪发布台北市地区临时戒严后,出动军人、宪兵与警察开枪镇压,持续站岗巡逻,各地均有死伤[80]。台湾北部地区亦出现零星冲突,基隆市青年市民进攻警察局、派出所、机构宿舍,殴打外省人和军人,遭基隆要塞司令部、宪兵队及警察镇压,直到军方宣布戒严才略为平静;台北县亦发生冲突[81]。另外在3月4日,半山人士苏绍文奉命调派新竹防卫司令,进驻新竹地区实施戒严、颁发公告,其后无重大事件发生[82]。
随着台湾人民纷纷发起各种抗争,台北市的冲突迅速蔓延各地,治安事件扩大为政治运动[83]。各大都市皆有骚动与冲突,民众攻击、包围或占领地方政府或警察局抗争,并殴打外省人;部分地区要求保管警察局、派出所、军营、兵工厂的武器物资,以免开枪伤害民众,并自行维持治安;也有为了接收军人和警察武器,发生武装冲突或遭镇压者,死伤多人[84]。由于不满种种不当政策,大部分反抗行动与冲突针对政治腐败问题,不过各地反应不一,对政治改革的想像与计划并不一致;参与分子则有青年学生、退伍的台籍日本兵、失业者、地方领袖、地痞流氓等[85]。
3月1日,板桥镇秩序失控,民众冲入台北县政府殴打职员,淡水镇、瑞芳镇等地亦有外省人遭殴打[86]。群众袭击士林镇、新店镇地区供应局仓库,抢劫军用武器、物资并放火,金瓜石的台湾金铜矿筹备处职员宿舍遭到捣毁[87]。桃园镇民众接收新竹县政府、驱赶警察局官员,并阻挡自高雄市调派至台北市的军队;彰化市则有民众在彰化车站殴打士兵[88]。3月2日,从台北市前往新竹市的青年学生呼吁参加起义,民众开始殴打外省人、捣毁商店,并分头包围袭击新竹市政府机构、台湾新竹地方法院、派出所、公务员宿舍,经宪兵及驻军出动镇压而溃散[89]。
同日,彰化市民众殴打警察、捣毁器物,要求彰化市市长王一鹿罢免警察局督察长沈宝通、保管枪械等[90]。台南县民众袭击斗六镇、虎尾镇、东石乡、北港镇等地政府办公室和警察局,捣毁物品、接收枪械及编组武装部队;台南县政府所在地新营镇、新化镇、曾文、北门、新丰等地亦先后发生冲突,台南县县长袁国钦率领政府人员走避阿里山乡[91]。3月3日,台南市青年学生、民众接管永乐町等派出所、警察局、第三监狱、海关仓库枪械,彰化市民众则控制彰化市政府机构[92]。3月6日,台南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在市区发起无武装游行[93]。
台湾东部地区及离岛地区多是人心浮动、接收或代管警察局武器,并无重大冲突[94]。3月3日,台东县民众包围田粮处仓库、昌华公司米厂、县长宿舍,台东县县长谢真走避延平乡红叶村[95]。3月4日,宜兰区民众收缴宜兰机场空军、苏澳镇军需仓库与警察局武器,集中保护外省人[96]。花莲市民众要求军人、宪兵和警察解除武装,青年组织维持治安、收缴武器及分发粮食,花莲县政府人员见势逃避[97]。台东县民众夺取宪兵、警察及台东机场军队武器,占领台东县政府及邮电机构[98]。澎湖县由于马公要塞司令部军队固守,及要员居中协调,仅有少数骚乱事件[99]。
3月1日,台北市参议会邀集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台湾省参议员,在中山堂组成“缉烟血案调查委员会”,推派黄朝琴、周延寿、王添灯、林忠等代表面见陈仪,提出组成“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等五项解决缉烟血案的请求,陈仪同意并发表广播谈话[100]。3月2日,处理委员会在中山堂召开筹备会议,周一鹗、任显群、包可永、赵连芳、胡福相等5位官员出席[101]。会议听取张晴川报告交涉情形,决定纳入商会、工会、学生、民众、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五方代表,其后主席周延寿扩大纳入台湾各县市参议员、制宪国民大会代表等人参与[102]。
3月3日,改组过后的处理委员会在中山堂召开首次会议,商定军队撤回军营、学生青年组织治安服务队、推派代表协商讨论,并在特务潜入下成立忠义服务队[103]。3月4日,处理委员会在中山堂开会,长官公署代表不再参加[104]。会议决议扩大组织,通知17个县市组织地方的处理委员会,但各地分会成立时间与参与情形不一;推派代表会见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要求禁止武装部队在街头向群众开枪[105]。由于长官公署应对无方,处理委员会向外广播事件经过,表示只是争取政治改革,原本单纯的惩凶请愿事件转为政治改革运动[106]。
3月5日,处理委员会通过《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组织大纲》,提出八项政治改革方案[107]。处理委员会至此发展成推动政治改革的团体,各地相继成立分会,提出事件处置对策、整合民间意见、诉求政治改革[108]。不过处理委员会仅要求陈仪撤职查办、政治改革、高度自治、实施省长及县市长选举等,呼吁群众不可殴打外省人,并无反叛中央政府的意思,秩序逐渐恢复[109]。3月6日,在王添灯主持下,处理委员会选出林献堂、陈逸松、李万居、连震东、林连宗、黄国书、黄朝琴等17位民意代表为常务委员,同时发表《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告全国同胞书》[110]。
不过处理委员会内部立场分歧、令出多门,出现以蒋渭川为主的政治建设协会,与王添灯、陈逸松间的派系争权[111]。同时因为临时成立而组织松散,处理委员会无法提出统一遵循的要求或行政纲领,未能充分发挥安定政局的功能[112]。3月7日,处理委员会在中山堂开会,认为事件根本为腐败政治,政府应负全部责任[113]。王添灯具体化政治改革纲领,草拟《三十二条处理大纲》,包括对目前的处理7条、根本处理25条(军事方面5条、政治方面20条),要求政治改革、高度自治[114]。因为会议秩序混乱,另外附议追加10项要求,但追加条文有雷同或相似处[115]。
在二二八事件中,除了处理委员会的“议会路线”外,台湾中部和南部地区分别成立武装部队并爆发冲突,特别是嘉义地区的冲突最为激烈[116]。3月2日,台中座召开市民大会,前台湾共产党领袖谢雪红被推选为市民大会主席,旗下台湾人民协会积极参与游行示威[117]。随后谢雪红成立台中地区治安委员会作战本部,青年学生组成武装队伍争取自治,与军人和警察发生冲突[118]。同日,一批台中市南下的青年在嘉义市中央喷水池旁呼吁响应抗争行动,嘉义市民众、青年学生动员编制队伍,袭击嘉义市市长孙志俊公馆、殴打外省人,接收警察局、嘉义市政府机关[119]。
3月3日,谢雪红利用示威群众自发组织的人民大队,全面接管台中市警察局、专卖局台中分局等重要政府机构,台中市市长黄克立、专卖局台中分局长赵诚等皆被拘捕,200余名外省籍公务员及眷属被集中看管[120]。同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嘉义分团与嘉义市参议会举办市民大会,成立嘉义三二处理委员会、组织嘉义防卫司令部,民兵攻击红毛埤第十九军械库、控制嘉义广播电台[121]。3月4日,嘉义市武装部队攻击军队及政府官员聚集的山仔顶台湾省立嘉义中学,而屯驻红毛埤的罗迪光军队进入市区镇压,自山仔顶向市区炮击,市民死伤不少[122]。
其后嘉义市当地的学生几乎大动员,不少社会人士支持抗争行动,但参加者大半是乌合之众[123]。3月5日,嘉义民兵与台中市、竹山镇、斗六镇、新营镇、盐水港等地青年学生支援的武装部队,向红毛埤军械库、嘉义机场的守军发动总攻击,占领水源地与发电厂,切断通往机场的水电[124]。嘉义机场的守军派出代表谈判,但在获得台北市飞机空投补给后立刻反击,民兵在附近大量伤亡,陷入苦战[125]。其后军队暂停攻击,与民军互相对峙僵持5天[126]。同时期,吴凤乡乡长高一生在汤守仁、林立等劝告下,出动阿里山邹族青年支援民军,军队退至红毛埤[127]。
3月6日,嘉义机场的守军与地方处理委员会谈判,主要为军队缴械、民间提供粮食[128]。同日,陈篡地的民军攻击虎尾空军基地的驻军,双方激烈冲突,其后驻军因粮食不足逃入林内[129]。3月7日,民军攻下红毛埤军械库,守军在撤退前放火焚烧库房物资,转往嘉义机场固守待援[128]。当时除了800多名外省籍公务员被拘于嘉义市,其余200人困守机场[130]。不同于台中市绅士阶级透过议会争取自治,台中市民主保卫队和各校青年学生在干城营区组织二七部队,锺逸人、蔡铁城分别担任队长、参谋长,希望以武装力量争取民主政治[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