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
中國大陸1966年至1976年間由毛澤東發起的重大政治運動 / 维基百科,自由的 encyclopedia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称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场全国性政治运动,于1966年5月16日—1976年10月6日间发生在中国大陆境内[3][4][5][6][7]。文革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发动和领导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之一,一般认为其正式开始于1966年5月16日出台的《五一六通知》[3][8][9][注 1]。文革普遍被认为长达十年之久[注 2],对新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并受到邓小平等人及其后中央领导层的全面否定[3][14][15][16],故也被后世负面评价为十年内乱[17]、十年动乱[18][19][20]、十年浩劫[21][22][23][24]。文革前,三面红旗运动的挫败导致数千万人在三年大饥荒中死亡[25],毛泽东自我检讨后退居二线[26],但留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保留他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政治地位[27][28]。中国官方认为,毛泽东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消除党和政府中的修正主义以及腐败、特权等现象而发动文革[4][17][29][30];也有学者认为,毛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协助下发动文革,以“反苏修、反美帝”为口号,以革命的名义批判以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央书记处负责人邓小平为代表的“走资派”[3][31],尝试重回党核心[1][2][32][33]。文革在此后的一两年内达到高潮,红卫兵在中国大陆进行全方位的阶级斗争[34],自1967年1月的一月风暴后,全国造反派大规模夺权、建立革委会以取代党政机关,公检法体系被摧毁,大规模武斗导致全面内战[35],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达到顶峰[36][37]。而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广泛化,红卫兵运动基本被压制,工人造反派开始领导文革[38][39];此后,“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政治运动席卷全国[40][41][42][43]。中共右派及温和派人物权力多遭剥夺,民间黑五类及子女则遭到广泛迫害,而当政极左派互相争权内斗、导致原定接班人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中死亡,党内四人帮势力逐渐扩大[4]。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新修订了宪法,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职务被废除,平息了之前的争议,“毛泽东思想”以及文革四大等继续文革的内容被写入《七五宪法》[44][45]。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于北京中南中国海怀仁堂发动政变“粉碎四人帮”,持续十年的文革结束[4][46][注 3]。
中文名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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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 1966年5月16日—1976年10月6日 |
持续时间 | 10年 |
地点 | 中国大陆 |
别名 | 文化大革命、文革 |
类型 | 政治运动、肃清 |
动机 | 毛泽东认为党和政府中存在右倾势力和修正主义,腐败、特权、官僚主义等现象严重,欲发动文革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夺回权力,维护自身在党内的核心地位[1][2]。 |
发起人 |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
结果 | 经济活动与教育停顿;历史、宗教与文化物质遭到摧毁;(从毛主义者视角)运动没有达到毛泽东既定的目的。 |
影响 | 毛泽东逝世不久后四人帮被捕,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华国锋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
死亡 | 据估计数百万平民、红卫兵与军人死亡(具体死亡人数未知)。 |
财产损失 | 关于文物古迹损失请参考文化大革命时期文物古迹损毁列表 |
诉讼 |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等等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
繁体字 |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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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字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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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简称 | |||||||||||||||||||||||||||||
繁体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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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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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同学者研究估计,十年文革导致的中国大陆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200万到2000万不等[50][51][52][53][54]。从北京的“红八月”起,诸多地区发生了大屠杀,包括广西文革屠杀(及大规模人吃人事件)、内蒙古内人党事件、广东文革屠杀、云南文革屠杀、湖南文革屠杀等[55][56][57][58][59],亦发生了二十世纪世界最重大的人为技术灾难“河南‘75·8’水库溃坝”[60][61]。文革期间的武斗以及官方鼓励的批斗、抄家及告密等行为,使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沦亡[62]、整体经济受严重影响(在文革刚刚结束的1976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63]、受迫害人数以千万计[50][64],亦有大量文物古迹在“破四旧”中遭红卫兵破坏[65][66][67]。众多中共中央领导人被视为走资派而遭迫害,如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十大元帅彭德怀及贺龙、政治局常委陶铸等人被迫害致死[68][69][70][71],邓小平、陈云等人被下放,习仲勋、薄一波等人被打倒监禁,半文盲农民陈永贵则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72][73][74]。此外,中国的科研教育也受到重大冲击,知识分子成为被首要打倒的对象之一,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受到广泛的批判和迫害[75][76][77][78]。“两弹一星元勋”中,姚桐斌被毒打致死[79]、赵九章受迫害自杀身亡[80],其他著名知识分子如老舍、梁思成、傅雷、熊十力、田汉、翦伯赞、吴晗等也受迫害身亡,钱学森等少部分人则因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于1966年特别列出的《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而受到保护[81][82]。与此同时,文革期间高考停止,上千万知识青年进行了上山下乡运动[38][83]。
文革结束后,历经一连串政治斗争,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共中央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启动改革开放,并修订了《八二宪法》,而文革期间掌权的极左派下台后则多被整肃[84][85][86][87][88]。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胡耀邦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并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开全盘否定文革,并将其确立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造成全面而严重的危害”[16][89]。2016年文革五十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再次强调要全面否定文革[90]。2021年11月,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中保持了坚定地全面否定文革的措辞[91]。
直到现在,文化大革命的部分问题和对毛泽东的评价在世界各地仍具有极大争议。部分观点批评中共并未彻底清算文革,使得文革的各种影响仍残留至今[92][93][94]。与此同时,毛派和新左派人士认为,文化大革命在改革开放后被人为地妖魔化;自由派人士则认为,毛泽东应该对文革后果负主要责任,并呼吁进行进一步政治体制改革[95][96][97][98][9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斯大林模式作为中国国家建设的蓝本[100][101]。1953年至1956年,中国共产党人满怀信心以斯大林模式的蓝本进行中国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时,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共开始全盘否定斯大林,国际反共和去斯大林化的呼声迭起,中国受到苏联及美国的全面国际孤立。毛泽东遂以反右、阶级斗争扩大化、防修反修重新捍卫斯大林模式[100]。
自由派观点认为,毛泽东的经济政策在大跃进中遭到惨重的失败,结果是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之后大权旁落,他不甘权力被架空、恐惧死后像斯大林那样被否定,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夺权[1][2][33][102]。左派观点认为,中共通过五年计划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由于在经济建设工作中照搬苏联经验,体制上存在等级工资制与干部特权等问题,故毛泽东希望通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反右运动”等自上而下的改良来削弱行政官僚摄取的工业化红利[103]。随着政治体制自身改革的失败,中国官方观点认为,毛泽东决定发动由体制外民众力量推动的“文化大革命”来对抗官僚主义[29][30][104]。
也有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培育“新人”而发起的,德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奥斯卡·威格尔(Oskar Weggel)认为“新人”应当是那些“在无统治的社会中关心集体、无私奉献的人,人类历来的乌托邦幻想中就有这样的人”[105]。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后,防修反修就成了毛泽东关注的焦点。1956-57年,毛泽东等人发起了“百花运动”、“反右运动”,自此中国大陆进入了由中国共产党实质性一党专政的时代,民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为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埋下了祸根[106][107][108][109]。
1957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南京讲到“所以,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现在,似乎还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 [110][111]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所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不仅揭开了批评反冒进的序幕,也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会上,毛泽东对“反冒进”进行了公开批评。毛泽东认为,“党内的一些高层领导人之所以敢于向他提异议、反对他的冒进思想,就是因为反对个人崇拜而损害了他的个人权威。”[112]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行。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的领导也不成。……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112]
在酝酿和发动“大跃进”的过程中,毛泽东反复批评“右倾保守”,强调要破除迷信,要反对学习苏联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和盲目性[113]。
1957年底,“大跃进”的口号被正式公开提出[114];1958年,“人民公社”在全国范围内推广[115]。毛泽东得出赶超英国“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1958年6月22日)、“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吃饭不要钱”(1958年8月)、钢产量“索性翻一番,那么拖拖拉拉的干什么”(1958年8月)等冒进的结论[113]。
从1958年11月初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毛泽东承认犯了“冒失”的错误,开始纠“左”,他甚至表示: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113]。但在同月毛泽东仍然认为:“今年的9000亿斤粮食,最多是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116]而当年实际的粮食产量为3400亿斤[117]。中共中央和毛虽然看到一些问题,但对问题严重程度之估计仍远远不足[118]:32,在当月的武昌会议上,生产指标被压缩,1959年钢产量计划从3000万吨降至2000万吨[119],然而1959年钢产量最终为1387万吨[120][121]。
1959年7月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122]。庐山会议原本是要整顿在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的极“左”错误,但最后却变成了反“右”。起因是7月14日, 国防部长彭德怀写了一封“横直是写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信”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要阻止斯大林晚年的危险”[123]。彭德怀的批评意见与一年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意见十分相近,而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毛泽东收到信后分发给各小组讨论,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多人都表示赞同。7月23日,一直没有明确表示意见的毛泽东在全体会上发表长篇讲话,认为信件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毛泽东怒责彭德怀:“你是反中央”。7月12日张闻天同住在旁边的彭德怀说“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样”,这成为了彭、张谈话一个重要把柄。胡乔木说,毛主席有点像斯大林晚年这个话,用意显然是专门说斯大林错误方面,这是严重的原则问题,这是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恶毒的污蔑;胡乔木引述恩格斯《论权威》中的相关文字,说明党需要领导者个人的威信,是党和人民宝贵财富,必须保卫,决不能破坏。这显然是指要维护毛泽东权威而言的[124]。庐山会议至此峰回路转,开始批判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和右倾思想。会议结束后,彭德怀被罢官,宣布彭黄张周为“反党集团”,一批同情彭的意见的干部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各地党的地方委员会先后召开常委会、党委书记会、党支部书记会和工业战线上的党员厂长、支部书记会,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两个文件,采用大放大鸣大字报的方式,揭发、批判右倾问题。参加“反右倾”斗争的党员,从领导开始,个个作自我检查,搞人人过关,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提出的不同看法,作为右倾情绪加以批判[125]。
“反右倾”斗争在经济上打断了纠“左”的积极进程,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已被指出、有待纠正的错误重新发展起来。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掀起新的大跃进高潮[126]。从1959年开始,中国大陆进入了被官方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经济困难”的时期[127]。在该时期,粮食产量严重下滑,全国大部分地区陷入饥荒之中,中国经济遭遇严重困难。官方表示,这期间有许多人“非正常死亡”,据各方估计有1500万-5500万人死于饥荒[25][128][129]。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坚决纠正农村人民公社的“共产”风、浮夸风,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130]。公社开始退还社员自留地、粮食、房屋、农具、家具、生猪、家禽。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公报称“在1960年,中国大陆人民继续高举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在1958年和1959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取得了国民经济继续跃进的胜利”[131]。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七千人大会”来统一思想。由于毛泽东的态度,会议报告对经验的总结,就只能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1961年11月5日,刘少奇宣布由陈伯达牵头,胡绳和吴冷西等参加,担负具体的报告起草工作。刘少奇反复强调要科学分析当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灾,也不是赫鲁晓夫撕毁全部协议和合同,而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132]。
1962年1月,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央决定这次扩大的会议参加者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市(地)、县、重要厂矿的负责干部及解放军的一些负责干部,共7078人,又称“七千人大会”。会上,国家主席刘少奇对三年大饥荒的成因,公开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134]。1月18日,彭真在发言时称“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彭真接着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135] 而1月19日会议一开始,陈伯达就抢着发言,称彭真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
后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都在这次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作了自我批评,他说:“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承认中央犯了主观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毛泽东提到了国家变修的可能性,他说:“我们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是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毛泽东还讲道:“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注 4]
刘少奇的报告表示,这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1月27日刘少奇在向大会解说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时,提出“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刘少奇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137]1月29日下午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于在大会上发言指出:“我感觉到,我们的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
七千人大会以后,2月21日至23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中南中国海西楼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题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被人称作“西楼会议”。在会上陈云做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刘少奇提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会议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坚决的全面的调整: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加强农村基层的领导力量。从1961年初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简职工约2000万、城镇人口2600万。[138]
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对中共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和处理;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党、政、军日常工作进行决策和处理。毛泽东在经济领域退居决策二线[27],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与中央书记处负责人邓小平在内的一些决策者改变了大跃进中的一些政策,部分恢复大跃进以前的体制,解散公社,实行三自一包。1962年上半年,各地出现了有关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做法。毛泽东批评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主张,是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的表现,是刮“单干风”。1962年7月,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139]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在北京正式召开,毛泽东主持了会议[140]。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贾拓夫五人不参加全会。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毛泽东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批判了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把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对1960年以来中国大陆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形势所作出的估计,说成是只讲“黑暗”、不讲“光明”的“黑暗风”,是右倾机会主义;把有些地区为了反对平均主义而采取的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和邓子恢等支持这种责任制的意见,视为刮“单干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彭德怀为了澄清1959年庐山会议上强加于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按照党的组织原则,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信申诉和为受错误处分的干部平反,视为“翻案风”、“平反风”,是对1959年反右倾的“一风吹”。会上,康生首先提出,李建彤写的历史小说《刘志丹》有严重政治问题,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曾为小说《刘志丹》提出过意见,是利用小说反党,为高岗“翻案”,是个“反党集团”。[140]全会接受了毛泽东关于阶级、形势和矛盾的基本观点,并将它写进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公报指出: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外国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外国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141]
在中苏论战期间[142],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连续发表九篇对苏联共产党公开信的评论,认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已经篡夺了苏联的党和国家权力,苏联“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在第九评中总结了十五条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政策,其中第二条说:“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1963年,在与欧美共产党争论激化的同时,国内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口号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到了第二年,林彪便号召军队学习《毛泽东语录》,“突出政治”。四清运动被视为文革的预演[68]。
1964年7月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批评了文艺界,提出彻底整顿文化部,让文化部、全国文联和各协会再次整风。并决定成立一个领导小组负责这一工作。毛泽东先提名了三个人:陆定一、彭真、周扬,接着又点名增加康生和吴冷西。此即“五人小组”,后来称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143]
1965年11月10日,在毛泽东的指示及其夫人江青等人的策划下,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将矛头对准了明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1960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评》文认为剧中的“退田”情节是为单干风和三自一包做舆论准备,并认为全剧实质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144]毛泽东在当年12月的谈话时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以诛心之论指责吴晗写《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鸣不平。[144]
姚文元的文章一出,引起极大震动,全国各大报纸、杂志纷纷转载。吴晗的领导,担任“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北京市长彭真于1966年2月草拟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等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试图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局限于纯学术范围。[144]同时,江青则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宣称文艺界已经“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座谈会纪要》(二月纪要)经毛泽东三次修改后下发,毛亲自在原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前加上了“林彪同志委托”。[145]
与批《海瑞罢官》同时,掌握重要的军内外职务(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被批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遭解除一切职务。而掌控另一重要职位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在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当日已经改任广东省书记处书记,实际上被隔离审查。[146]
在1966年4月举行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决定:以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会议期间,陈伯达等人起草了《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通知》。[147]
1966年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前夕,《解放军报》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指出应该全面“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随后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再度将矛头对准“反对毛泽东路线”的彭真、吴晗等人。
毛泽东认为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被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者篡夺了[148],据此毛泽东提出的所谓“四个存在”理论[149],即“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发展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150]。
1966年5月5日,毛泽东会见外宾时说道:“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151]:583
中共官方认为,文化大革命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52]:
- 第一个阶段: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结果是"刘邓走资派"被打倒下台,毛泽东重掌大权,其心腹林彪在中共九大上被确立为接班人。
- 第二阶段: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此间当权的势力之间发生内部争斗,林彪失势并因篡位失败而逃走,最终坠机身亡。
- 第三阶段: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林彪死讯渐渐为人所知,邓小平再度被四人帮批斗,华国锋在毛泽东生前成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毛泽东逝世后,他粉碎四人帮,使得文革得以结束,华国锋成为新的中国最高领导人。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7日,毛泽东致信林彪,即《五·七指示》,他在信中描述了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许多地方与大跃进的内容相似,其中所含的“社会大治”的设想,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所要追求的目标之一[154]。
5月16日,由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在大会通过,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根据新华社的表述:
“ | 5月16日,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判断,是把阶级斗争错误地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重要根据。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林彪在会上的讲话中大肆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竭力鼓吹个人崇拜。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此后,“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 | ” |
——新华社[155] |
会议还决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原先由彭真、陆定一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月提纲》也被废除。会议同时决定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职务,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案爆发。[156]分别负责北京市、中共文化宣传、解放军、中央文书等重要职务的四人被撤职,其下的大批党员干部也受到牵连,而林彪、康生等人则开始逐渐获得实权。
这次扩大会议往往被视为文革正式开始的标志。不过“五一六通知”直到1967年5月17日才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在此之前是作为党内二级机密文件,只有达到17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才能接触。对于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案的通告同样也是机密文件,并不即时公开。[157]:41
5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在会上发表长篇谈话,谈到古今中外的政变实例,称中央内部有人要政变,“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158]
林彪还开始倡导个人崇拜,称“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诛之。”[159]
同日,《人民日报》原总编辑邓拓自杀,由康生接管改组这一共产党的喉舌。当年开始,教育部、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教育战线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中央批示指出:目前中学所用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违背了党的教育方针。要求中小学停开历史课,合并政治与语文课,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160]。
与此同时由于中下层并不了解高层发生剧烈人事变动的原因和内情,康生等决定采取手段“发动群众”。康生派遣自己的妻子曹轶欧赴北京大学调查工作,并专门会面了曾在延安结识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157]:55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大饭厅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第一张大字报,批判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此时一直身在杭州的毛泽东大举赞扬这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月1日亲自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由于毛泽东的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于当晚八时,向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经陈伯达、王力、关锋修改的头版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呼吁民众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同时还发表的有聂元梓等六人撰写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号召要把所有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等打倒。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7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仍挂副部长名义)。当时,原中央宣传部连同前已改组的文化部和中共北京市委,称为“三旧”。[161]
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一群学生慷慨激昂地宣誓:要用生命和热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1966年8月《人民日报》转载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打碎旧世界,创立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宣扬《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北京城里尽朝辉》[162]。此后局势迅速发展,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造反,反对学校党委或支部的领导,很快使得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瘫痪或基本瘫痪。北京大学[163]、南京大学[164][165]和上海音乐学院[166]等高校的校长被公开批判。
在这种非常局势之下,领导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在六月初主持中央会议,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并拟定了保持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运动的“八条规定”(包括不应影响工作学习、不得打人等),力图把运动置于各级党组织的掌控之下[167]。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指示,将“八条规定”口头传达下去。这时毛泽东在杭州,对于刘少奇给他的请示汇报,没有明确回复。6月6日的《解放军报》刊登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其中提到“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剥削制度,逐步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6月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乘专机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有关工作,毛泽东拒绝,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的问题,但是同意了向北大派遣工作组的想法。[157]:65 派工作组是共产党在对“有问题”下属机构进行接管的传统办法,在不久以前的“四清”运动中,刘邓依然沿用,派大量的工作队下基层大兵团作战,结果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后来被认为是“形‘左’而实右”。现在他们依然按照传统的党的领导的方法理解文革,认为是“四清”运动的继续,所以想到还是派工作组。刘、邓派到基层的工作组进驻后,组织开展对学校领导、教师的批判,同时按照原先的做法开始“划左、中、右三派”,结果引起激进学生的不满,引发很多矛盾和争斗事件。据统计,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168]。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和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谈话中说:“我们都是七十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他还说: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170]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171]。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1967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其中指出,不论高小或初中都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8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172]。
文革学者马若德和沈迈克认为,此时中国可能还没有人意识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对象是最高层的刘少奇等人,而误以为只是反右四清等运动的延续,所以他们的目标仅仅是中下层敢于发表不同观点的知识分子等。日后“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在1967年5月承认,自己当时也绝对没有想到“五一六通知”中“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指的是国家主席刘少奇[157]:48。而副总理薄一波在当时对工作组讲话时,就认为目前已经把牛鬼蛇神引蛇出洞了,现在就可以一网打尽,显然也完全误读了当时的形势[157]:72。
7月18日,毛泽东在畅游长江后,终于从武汉回到北京。当天听取了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看了一些学校反工作组的材料。19—23日,文革情况汇报会上毛泽东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27日,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173]。28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下达《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同时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并于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当众宣布这一决定。会上,刘少奇承认,文化大革命到底应该怎么搞,他也不晓得;邓小平的发言承认,老革命碰到新问题。当日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声称“造反有理”,毛泽东表示同意。
8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上,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再次指责中央派工作组,“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议原定在8月5日结束,但在当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中央有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令会议日程被延长,内容也很快转向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判。8月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由当日会议印发。文中说:“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虽然没有点名,但是实际矛头已经直指过去50天内执政的刘少奇。毛泽东同时将之前缺席了一周会议的林彪从大连召回北京,林彪随即于8月8日针对刘少奇发表了言辞激烈批判,并与其在5月18日关于彭陆罗杨等人“错误”的言论,一起印发大会。[157]:92
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后来简称《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一语首次出现于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十六条”里说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并做出了“‘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规定。第十条“教学改革”提出: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其中第九条规定: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直到明年暑假。[174]
8月12日,会议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等11人为政治局常委。其中新常委为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林彪则第一次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此后不久又以唯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出现,成为毛泽东形式上的接班人,而比之资历更高的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的副主席身份不再被提及。会议还正式确认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5月对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撤职的决定,更高层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被点名批判。
10月,中共中央又召开工作会议,着重指责刘少奇、邓小平“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邓小平是批判对象,自然出席了会议。他在检讨时直言不讳:“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在这次会上,林彪拖着惯有的长音煞有介事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31]
在中共高层权力大规模调整的同时,5月底出现的红卫兵于此同时大规模壮大。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6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废除高考制度[175]。从此中国的大学十多年内无法正常招生,而在校的中小学生也失去了继续就学的必要。
由于得到毛泽东对“造反有理”的支持,之前各级政府党委试图控制局面的措施反而可能被视为镇压革命,于是对于红卫兵的管制全面撤销。有大量“革命师生”从各地前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革命”,至8月十一中全会期间,北京市有数万名外来学生,仅清华大学校园内就住下了7,000人[157]:107。8月12日,文革小组提议劝导学生返回居住地进行革命,但是毛泽东不同意,反而决定鼓励红卫兵运动,并安排亲自接见在京红卫兵。
8月18日,北京“红八月”期间,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后至11月期间,毛泽东又陆陆续续接见了超过1100万红卫兵,并且由红卫兵代表为其佩戴红色袖章,成为全面支持红卫兵活动的最有力表示。在毛的批准下,8月21日发布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8月22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明确命令军警不得干涉、“镇压学生革命运动”,致使治安恶化[176]。在“红八月”的期间,据官方统计仅在北京就发生1,700多起死亡案,在市郊的大兴县更是发生屠杀事件,三天之内用包括活埋等手段杀死了325人[157]:128-130。全国进入混乱状态,红卫兵四处串联并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标语,开会演说辩论,对各地的事物进行改名活动,以“破四旧”的名义冲击寺院、庙宇、教堂等,大肆砸毁文物,破坏古迹,焚烧书籍、字画。同时针对被视为“剥削阶级”、“反动派”的个人开始抄家,攻击学术权威、知识分子,大批学者、知识分子被殴打、虐待,受到人格上的侮辱,被害或自杀。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177][178]。这一期间受到波及的人不计其数。比丘、比丘尼、修女、神父、牧师、传教士等被公开批斗,学生当众殴打、侮辱教师,还有教师遭到以粪淋头等极不人道虐待。有的人因为有亲戚在国外,被红卫兵以有“海外关系”等罪名批斗抄家。8月与9月,北京市共有33,695户家庭被红卫兵或自称红卫兵的人员抄家,红卫兵在一个多月内获得了十万三千两(约5.7吨)黄金、三十四万五千二百两白银、五千五百余万人民币现金,以及六十一万余件古玩玉器等。在上海,仅8月23日至9月8日期间就有84,222户家庭被抄家,其中1,231户为教师或知识分子,红卫兵除获得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外,还获得了三百三十四万元美金、价值三百三十万万元人民币的其它外币、二百四十万万民国银元,以及三亿七千万元的人民币现金或凭证。据1966年10月的党中央工作会议文件称,至此之前全国的红卫兵仅黄金就获得了一百一十万余两(约65吨),并将这称为充公“剥削阶级”的不义之财。[157]:117 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外地师生来京观摩文革运动者,交通费与生活费由中央财政补助,这个通知使之前就已经开始的大串联达到高潮。大串连期间的大量人口无序流动,也引发了1966-1967年中国流脑大流行,超300万人感染、16万余人死亡[179]。
在1966年10月为期近三周的中央党会上,刘少奇、邓小平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并分别作了自我检讨,内容向全国印发,这也成为文革中最知名的罪名之一,不过刘邓二人仍然是政治局常委,尚未被正式撤职。11月8日,张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又与另外10人贴出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带领5,000余人在北京城区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巨幅标语,贴上了天安门城墙。
1967年1月1日,北京20几所高等院校学生和一些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集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鼓动下,北京各学校也纷纷打出“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打倒刘、邓”的大字报[180]。在江青的指示下,六年前就已经被“打倒”的彭德怀被押送回北京,与彭真、罗瑞卿等一起接受批斗。[181]1967年1月1日中南中国海内的造反派在刘少奇住处的院墙上张贴“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大标语。3日晚,在戚本禹等人的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6号,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谎称刘少奇女儿车祸致残,将王光美骗出中南中国海扣押并批斗(后在周恩来干预下释放)。[182]
1967年3月上旬,陈伯达、康生在军以上干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开始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5月8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长篇批判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5月11日专门发出中共中央通知,说这篇文章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希望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183]
1966年11月以后,原来以教师和学生为主的红卫兵运动开始向工厂和农村扩张,上海率先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由年仅三十出头的工厂职工王洪文领导,很快取代了各种红卫兵组织。1967年1月3日,张春桥与姚文元从北京赶赴上海,支持王洪文等工人运动的首脑夺取了上海的党政大权,陈丕显、曹荻秋等原上海市委领导被批斗。这次事件被称为“一月风暴”,也成为全国“夺权”行动的开始。1月8日,毛泽东对此表示赞誉,《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给上海的“贺电”。11日,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全国多个省区市的领导机构相继被“革命群众”夺权,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往往无法履行原有的政府机关职能,导致中央和全国各地的政府机关陷入瘫痪。同时由于没有明确的原则和规则,夺权的形式与内容也是无奇不有,比如北京市就在同一天内被三股不同革命群众先后夺权,黑龙江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最后就是夺权前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而中央某部委居然还向康生写信申请批准被夺权。[157]:170-172
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1月23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强调军队要支持左派群众,以前军队不介入地方文革的指示一律作废[184]:429-430。3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决定》要求: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要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即“三支两军”。但是,在1967年初混乱的局面下,军队难以区分究竟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此外军队大多数对造反派不抱好感,反而与保守派在许多问题上有共鸣[184]:431。例如青海支左初期即发生了军区部队屠杀“造反派”的二二三事件。但在4月6日《军委十条》出台和中央的批评之下,福建、四川、甘肃、广东、湖南、江西、河南、吉林等地的军队支左负责人先后作检讨,按照中央的指示支持特定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夺权,形势完全逆转。同时军队代表作为“三结合”的主要力量,加入了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在军队的支持下,到1968年,全国由下而上地全面实现了夺权[185]。据统计[186],现役军人担任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的共20名,占总数的69%,担任县以上各级革委会主任的一般在80%以上:例如北京市占78%,广东省占81%,辽宁省占84%,云南省占97%,湖北省占98%等,军队干部事实上掌握了各地的领导权。
与此同时,在中央,陈伯达、江青等开始将斗争对象转移到当时中央第四号人物、主要协助周恩来维持社会和生产秩序的陶铸。此后虽然毛泽东对于陈伯达、江青随意针对文革小组同僚的行为提出指责,并且要求他们在小组内自我批评,但是并未插手陶铸被“打倒”。[157]:189 不过毛泽东对于陈、江的批评是这些在文革开始后权力日大的活跃人物第一次重大受挫,也促使一些不满其做法的中共元老做出了联手抗争。2月11日和2月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两次中央碰头会议上,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七位国家和军队的最高层领导对当时混乱的局势感到不满,发表反对造反运动的强硬谈话,与张春桥等人当场发生激烈争论。此后张春桥召集姚文元、王力,先与请病假的江青会面,随后于当晚即会面毛泽东,汇报了这些元帅副总理的发言。最终毛泽东认为这是从根本上反对文化大革命,而这次事件则被张春桥等称为“二月逆流”。[157]:195-196此后虽然这些领导人并未立即被正式停职,但实际上国务院、政治局在少了他们以后已经无法继续正常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实际已经取代了政治局的地位。到该年5月,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已经完全公开化。
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的风潮已经蔓延至南面受英国统治的香港,爆发六七暴动,左派策动炸弹袭击平民[187]。1967年7月8日上午,约300名广东民兵非法越境,当中约100名民兵与香港警察爆发枪战,造成香港方面5死12伤[188];中国方面1死8伤[189],中英双方互相抗议[190][189]。暴动直至同年12月才告结束。
与此同时,各个红卫兵组织之间的矛盾也日益严重。3月份,中共中央就不得不发出通知,停止一切串联活动。4月6日,中南中国海造反派第一次公开批斗刘少奇。7月20日,武汉发生七二〇事件,江青批示“反革命运动”,乘机指责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兵变”。7月22日,江青首次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支持左派,有些红卫兵开始抢军队的权。8月7日,谢富治明确提出“砸烂公检法”的主张,获得毛泽东的支持[191]。此后,全国冲击军队、抢掠武器、枪支的事件不断发生,武斗由群体互殴升级为枪炮对打,全国进入内战状态。重庆大武斗中甚至使用了自行反坦克炮、火箭炮、坦克、军舰、重型登陆艇等重装武器。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表《九五命令》,规定不准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解放军对抢夺行为有权自卫反击。大规模武斗一直持续到1968年8月份才渐渐平息下来。
1967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其中规定:春节后各地小学一律开学;在外地串连的小学教师和学生应当返回本校;五、六年级和1966年毕业的学生,结合文化大革命,学习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十六条”,学唱革命歌曲;一、二、三、四年级学生学习毛主席语录,兼学识字,学唱革命歌曲,学习一些算术和科学常识[192][193]。
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从此掀起“抓叛徒”的恶风(这件错案已于1978年12月16日宣布彻底平反)。林彪、江青等还诬称有一条所谓“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由此制造了“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南方叛徒集团”等重大冤案。
4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戳穿〈修养〉再版的恶毒用心》[194]:
一九六二年,国际国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异常激烈。《修养》的作者、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真的在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吗?不!他是打着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幌子,来攻击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妄想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从而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否定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以便他篡党夺权,取而代之。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三面红旗,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思想,反对毛主席,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殊死斗争,是一场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社会主义的你死我活的大搏斗。
在“抓叛徒”活动最猖獗的时候,5月17日,江青还利用三十年代由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抄件,妄图诬陷、攻击周恩来[195]。 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重要文章,要求各单位“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十八日,《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继续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名词,对刘少奇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196]
196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 这个指示除了要求各地由中央统一规划建造毛泽东塑像外,还提到:“各地编印了一些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材料,甚至将别人的讲话、诗词也编进去了。中央重申: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文章、文件、诗词,未经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一律不得编印,不得出版发行。[197]
1967年8月,毛泽东号召“就地闹革命”,10月,中共中央发文要求“复课闹革命”,红卫兵全国大串连活动才基本结束。1968年春天,继“四个伟大”口号后,在全国范围内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出现新的高潮,口号是“三忠于四无限”。 而1968年5月起,按毛泽东的要求,全国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地采用军管会和进驻工宣队的方式,对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了一次大清查。非官方的数据认为,此间全国有3,000万人被斗,50万人死亡[40][198]。
不过此时的毛也已经发现局势有些失控。全国武斗日益严重,打死、打伤的人不计其数,接近于开始一场内战。1968年7月27日,中央派出“工宣队”进驻各高校,试图停止武斗,实际采取的正是两年前刘少奇、邓小平等因之获罪的措施。但在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子蒯大富无视工宣队,甚至下令抵抗,打死五人,情况已经非常严重。8月5日,毛泽东将来访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赠送的一篮芒果转送给了进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表示支持工宣队,并引发“芒果崇拜”[199]。8月26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下达全国:“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武斗才逐渐平息,工人阶级开始领导文革。10月,毛泽东提出干部下放,于是全国各地大批被打击的干部下放五七干校。12月,毛泽东又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这是鉴于青年情绪激动难以稳定控制的考虑,于是将这些人清除出城市,人选以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后来称为“老三届”)为主,中国文革期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新党章,提请接下来的中共九大批准,第一次将林彪正式作为毛泽东的继承人,而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则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10月17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央决定,攻击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200]
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时候,愤怒地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在建党路线上推行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他们指出,中国赫鲁晓夫大肆推行他的所谓“六论”,就是妄图用修正主义来腐蚀工人群众,腐蚀我们的党,扼杀党和党员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使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蜕化变质,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服务。他们表示,一定要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彻底批倒批臭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指引下,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纯洁,更加朝气蓬勃。
随后,1968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帝修反的走狗 社会主义的叛徒》,批判刘少奇攻击毛泽东亲自树立起来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肆贩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黑货,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文章还认为纪录片《访问印度尼西亚》是反动影片,“这部由叛徒刘少奇自导自演,并通过他的老婆王××出马督阵炮制出来的毒草影片——《访问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反面教材。通过影片,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利用出国访问的机会,拼命鼓吹“议会道路”,大肆贩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黑货,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影片中的许多事实证明,刘少奇这个党内头号走资派是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走狗,反动派的帮凶。”[201] 1969年3月15日,《红旗》社论《关于总结经验》一文中则开宗明义地写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场政治大革命。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亿万革命群众粉碎党内修正主义派别的伟大斗争。这场政治大革命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尖锐反复斗争的必然结果……就可以知道苏修这次的武装挑衅不是偶然的,正同美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一样,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本性也是不会改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打倒了刘少奇等一小撮美帝、苏修的代理人,使苏修妄图通过“和平”手段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梦想彻底破产。[202]
毛泽东在大会上的发言从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邓小平,使其得以去江西的一家拖拉机场工作、反省,而没有得到毛泽东维护的另外两名元老刘少奇、贺龙则不得不面对更加严酷的待遇。刘少奇被匿名关押,缺医少药,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开封的一座封闭的旧银行中因肺炎去世,1967年后就未能与其见面的妻子王光美被继续关押至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157]:278。而元帅贺龙则连基本的饮食饮水都得不到供应,“贺龙专案组”还刻意造成错误用药,促使其于1969年6月9日在北京解放军三〇一医院去世[157]:281。这次全会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革对于中共政治局面的影响,中央委员会1966年十一中全会后仍然在世的87位正式中央委员中,仅有40人被邀请出席十二中(其余多数已经被“打倒”),1956年及1958年八大选举的96名候补委员中,仅有19名参加了会议,其中10人被补选为正式委员,替换已去世的10名正式委员(其中两人自杀身亡),才使得出席人数达到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最低标准。而与此同时,又有74名非中央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被邀请参加了大会,主要来自文革开始后得势的中央文革小组、“夺权”成功的各省市的革命委员会、实际控制局势的解放军机构等,也使得大会成为中共历史上罕见的与会非委员人数超过委员的奇观。[157]:273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为一,成了“一打三反”运动。由中共各级组织正式领导,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对相当多的人进行了死刑,有期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的惩罚。27岁的遇罗克就是在1970年3月5日,一打三反运动高潮中,在北京被公审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