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汉语方言保护主要指在中国大陆汉语变体地区，号召保护方言的民间自发语言复兴运动。目的是改变各地因推广普通话，语言/方言母语环境急剧衰落，语言/方言濒临灭绝的现状，并呼吁官方保护以语言/方言为载体的戏曲曲艺和民间文学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避免其永久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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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7条表明语言上的“少数人”同样享有“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
由于保护传承，发扬语言的行动中国官方不予插手支持，目前大部分的保护方案仍停留在讨论阶段以及小规模的民间组织活动，且官方电视媒体几乎没有报道地方保护方言的新闻事件，整体亦缺乏沟通交流，可以说保护语言的行动目前来讲不是太有效。
汉语方言的概念与起源
汉语在中国历史上分为标准语和方言两种，标准语即官话，而方言一般指汉族内部的地方性语言。由古代中原开始土地扩展，地域间相互沟通逐渐应用一统的官话与书面文，而民间各地方语言历史上一直相对维持各自差别。故各地方语言相差甚远，音素、音调、语法、常用词汇常常截然不同。
在中国现代七大汉语地方语言中，北方地方语言可以看成是古汉语经过数千年在广大北方地区发展起来的，而其余地方语言则是北方居民在历史上不断南迁逐步形成的。在早期的广大江南地区，主要是古越族的居住地，他们使用古越语，与古汉语相差很远，不能通话。后来，北方的汉人曾有几次大规模的南下，带来不同时期的北方古汉语，分散到江南各地区，于是逐步形成现在彼此明显不同的六大地方语言。现各地方语言之间差异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北方汉语与南方古越语在彼此接触之前，其内部就有各自的地区性语言；二是北方汉语南下的时间不同，自然汉语本身就不相同；三是南方各地方语言分别在一定独特环境中发展。[1]
当前中国语言学界对现代汉语方言划分的意见还未完全一致，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现代汉语有七大方言。方言可粗略分为吴语、闽语、粤语、客语、湘语、赣语、晋语等多个语族。而仅仅在北方官话，就可以细分出胶辽、冀鲁、东北、中原、幽燕等分支。七大地方语言分别为：
不同的地方语言一般也是大多数汉族民众的各自母语，是各自地方的亲情、乡情的维系纽带。贺知章的名篇《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被千古传诵。
不同的地方语言是中国丰富口头文学的载体，中国的各种戏曲和曲艺形式大多依赖各自地方语言而生存。
西方语言学定义：当两个话语的使用者互相不能明白对方说什么时，这两种话语就是语言（language）而非方言（dialect），如果能够互相明白对方说什么，只是口音不同，就称为方言。但包括中国官方、一些西方汉学家在内的许多人出于传统、政治、民族和文化上的考虑，认为现代汉语是单一语言，而粤语、吴语、闽南语等是汉语方言。由于语言和方言的界定并不明朗，中国方言/语言的地位仍然受到争议。本文统一使用“方言”一词。
通用语与方言
历朝历代均曾经推行民族通用语音，最早是“雅言通语”。明以南京话作为国语，清中叶以后则以北京话作为国语。[2]
但直到普通话推广之前，中国的汉族民众仍长期以方言为母语。
持续到民国年间的白话文运动以北方官话的书面语口语化。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皆以北方官话发音作为国家语言标准。
有人认为，北方官话只是黄河下游地区的通用方言，无法替代各种方言，尤其无法替代长江、珠江流域的南方方言。各地方言口语无法用普通话直接记录，“口不同文”的情况日益明显，使之后各种方言只能以口语的形式言传，或改为用官话的方式记录，表达严重失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后，为了方便南北交流，积极推广普通话以及推行简化字，并急于统一全国语言及扫除文盲，普通话及简化字把方言词汇及方言字定为不规范而删除，而只保留北方话字及词汇[3]。由于政治运动不断发生，人口流动性低，推广普通话无法伸展到南方省份。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推普力度加强，首先在学校、政府、公共场所等地方开展，方言影响力逐渐降低。加上北方报刊的舆论压力，在南方地区实行普通话教学以取代本地语言教学，本地人接受方言教育的权利被剥夺。广东由于外来人口激增而出现了“普通话城市”（如深圳）。另外，鉴于中国大陆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推广普通话并没有扩展到少数民族当中。[4]亦令民众觉得，推广普通话只是为了消灭这些方言地区人士的优越感。
在对公众影响最大的电视、广播、电影等有声媒体中，中国政府强行规定只能用普通话，方言基本被禁用。部分西部城市出现了方言节目而受到欢迎，但随即受到广电总局指其趣味性极低而遭封杀。只有台湾使用的闽南语、香港使用的粤语例外。
亦有人认为，普通话是汉民族的共同语和中国的国家共同语，推广国家共同语是工业化和信息化的需要，有利于各地民众交流，应当肯定。[5]
地方语言教学的不平等现象
中国大陆的正规学校都是使用官方定义的“现代标准汉语”教育，对读音有严格要求，所以大众都必然要遵守其规范。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部分地方学母语通常以本地方言学习，但改革开放后，中国官方加大了推普的力度，号令一直以来各地方学母语用本地方言音学习的方式今后一律废止，全国学习母语只能使用普通话，而被中国官方承认的部分少数民族语言（如内蒙古的蒙古语、新疆的维吾尔语、西藏的藏语等），可以同时实行双语教育。而方言则不同，正规学校都不设正规方言课程，甚至有学校规定其他时间亦不能使用。地方人民要学习自己的母语，一般只是从家庭、朋友或者公共广播来认识，然而这些读音都令学习者带有一种不确切感，很多方言特有的词汇不能轻易说出来，只能靠普通话表达。方言发展只视乎社会发达情况，例如广东珠三角地区因经济发展快速，再加上邻近香港，香港的粤语娱乐流行在国内火热，才间接令粤语传播广泛。
地方传统艺术濒危
在推普力度逐渐强化、以普通话为媒介的电视及流行歌曲的冲击下，地方语言空间缩窄，导致口头艺术濒危，中国目前境内以地方语言为基础的大部分戏曲、曲艺迅速趋向衰落，大部分已经濒危或实际消失。导致这一现象的另一原因是文革时当局对传统的割裂，将传统艺术当“封资修”批判，在近几年政府学界才对此有所重视。
各方态度
中国有部分官方学者认为，方言是人类沟通的隔离墙，保护方言是个人主义、地方主义，保护方言是一个无稽的口号，只是用于抵制推广普通话，方言保护注定失败。由于各地的普及工作仍未到位，因此推普工作仍需在各个方言区加强。[6]广东地区的推普工作难以进行，是因为当地民众有相当严重的地方主义，排外的风气严重。[7]
现代标准汉语（普通话、国语、华语）是由北京话的语音加上白话文词汇融合而成的新语言，即人造标准语。即使到了2004年，也仅有少数人口是以普通话为母语[8]。
方言区的外地人口常常为成年人，学习方言有困难，多只能以普通话与本地人沟通。又由于工作生活压力大，流动性强，常常缺乏学习当地方言的积极性。外来工子女在课堂上只需要听说普通话。很多外地人在工作时通常使用普通话，与老乡交流一般使用自己的家乡话。有些大学生只在当地学习，毕业后可能再到其他地方就业，同样缺乏学习本地方言的动力。[9]
外地人日常认为自己难以与当地融合，又觉得当地人排斥外地人。本地人觉得外地人虽然久居于此，但对本地毫无感情，最基本的礼仪“入乡随俗”都没有做到，自然难以建立信任。随着居住当地日久后，并对当地文化有所了解，外地人会逐渐发现学习方言有利于融入当地文化圈。[9]
政府、学校鼓励学生使用普通话，教师在学校教育的都是使用普通话。随着电视媒体的普及，流行歌曲的侵入，使广东粤曲、粤剧的传统听众人群急剧减少。[9]
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官方强制推广，普通话普及率高、经济发达，方言影响力大幅度下降，因此有方言保护的呼声浮现。有人认为，目前的主要任务应是向西北部欠发展地区推广普通话。[10]
2019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湖南岳麓举行的以“语言多样性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作用”为主题的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之后，《岳麓宣言》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要永久性文件成功发表。中国国务院教育部其后颁布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部署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2019年度汉语方言调查及中国语言资源集编制工作的通知》，明确了方言保护政策，建立了语宝网站（语言保护工程于2015年启动）[11]，开始有秩序地采集方言，土话，境内小语种，少数民族语言的声音档案，并制定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汉语方言调查项目2019年立项计划》（简称2019年立项计划）。[12]
地方语言保护运动
南京话和普通话同属官话，差异较小。但是南京话保留入声，读古典诗词更符合平仄押韵。而正由于南京话和普通话差异较小，也更容易被普通话拐跑，比如一些年轻的南京人受普通话影响，读“历”不再如入声字“力”，而是读如去声字“利”。还有些字的南京话读音和普通话差距很大，因为南京话在继承唐代中古音上有更严格的规律。比如“绿”和“录”同音，唐代中古音就是这么记载的。可是很多年轻人受普通话影响，读“绿”如去声字“虑”，而不再如入声字“录”。出于保护南京话，有人依据《广韵》中古音到现代南京话的演变规律，制作了数万汉字的南京话正音[14]。南京官话拼音输入法也已问世[15]。
合肥话相较于南京话来说，与北方官话的差异更大。在很多合肥人的刻板印象中，合肥话一直有着“很土”的形象，因此幼儿、学生并不受鼓励学习合肥话。大多数合肥市区年轻人从小讲普通话长大，因而年轻人所说的合肥话十分不地道，发音、用词等各方面都受到普通话非常大的影响。例如“六”被读作“niu”，而正确的读音应该是入声“luh”；“六谷”被普通话的“玉米”代替。正宗的合肥话则存在于郊县、市区的中老年人口中。合肥方言与皖北、皖南各地方言皆差异甚巨，而合肥又是一座由安徽各地人口组成的城市，因此合肥话更加式微。随着郊县的城市化进程，合肥方言岌岌可危[16]。
上海话的语言环境受到外来人口增加而萎缩，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不断衰落，不少青少年的沪语方言显得很“洋泾浜”（不正宗），[17]总体上已经到需要抢救的时候。[18]
民间有识人士积极参与方言保护，制作出上海话拉丁化方案。2012年9月初的新学期，首部小学沪语教材《小学生学说上海话》进入校园。[19]2014年2月27日，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和上海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启动了“上海小囡话上海”——2014年“美丽中华魅力上海”上海青少年沪语传承系列活动，通过讲座、青少年语知识竞赛、“沪语小达人”海选等活动让新上海人们认识上海话。[17]
目前，杭州话在浙江省杭州市也不容乐观，自从推广普通话的政策影响下，导致出现小孩子不会讲杭州话的现象。后来在最近3年，杭州的一些小学也开展了杭州话兴趣课[20][21]。该学校之举引起了大范围的讨论，该学校开展此课程的原因是考虑有三点：一是会说杭州话的孩子不多；二是文化融合中，对地方文化，方言作为一种非物质遗产，应该得到保护；三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兴趣课里将它加以提倡。其中杭州话教授滕军霞还想，课堂完全可以不拘于形式，比如开进社区里，请老杭州来互动，必定能增强教授效果。
调查显示，2018年，福州市能够熟练使用福州话的年轻人不到13.4%。[22]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福州市的学校采取各类措施，禁止学生使用福州话，如对使用普通话的学生发放“讲普通话票”[23]，体罚使用福州话的学生等[24]。但近几年来政府态度有所转变，开始允许部分学校开设福州话特色课程。[25]
有民间团体积极开展福州话保育工作。福州话保育团体“真鸟囝”开发了福州话在线词典与福州话输入法，完善了福州话拼音系统。[26]民间团体在福州积极开展方言保护相关活动，如举办福州话线上测试[27]，在中学自发进行福州话教学等。[28]2006年，民间团体开始闽东语维基百科项目，对福州话保育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29]
2008年，福州电视台开设《攀讲》栏目，节目使用福州话。
2007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成立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成为中国大陆首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厦门在2010年3月在其18所小学和10所幼儿园成立闽南语教学试点，发放闽南语教材，对学生进行有关闽南语的教育，包括读音、俗语、历史等。2011年3月5日在厦门实验小学开设闽南语日活动，鼓励学生学习闽南文化。[30][31]
2005年2月1日启播的厦门卫视，前身是海峡卫视，是作为承担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政治宣传任务而批准设置的城市级方言卫星电视台，以厦门腔闽南语节目为主。经广电总局批准，从2013年5月开始，厦门卫视可在中国大陆的北京、天津、山东、上海、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和广东九省市落地。
广东有三大汉语变体：粤语（包括广府话）、闽语（包括潮州话）、客家语。粤语是普通话外相比其他方言中较为强势的方言，但同时在国内受到的打压亦是最为严重。由于珠三角地区外地人口的不受控涌入，先是出现普通话城市，广西粤语因1996年推普运动后被过度边缘化，广东粤语城市不断萎缩。客潮外省的打工者只想赚钱不想学粤语入乡随俗为普遍现象。越来越多本地儿童不会唱粤语儿歌。文革后出生的年轻父母常常认为这些旧儿歌与现代社会不相衬，自己不会唱也不愿意教育子女唱方言儿歌。这一观念导致方言儿歌在创作及传承上难以为继。[9]
在珠三角地区，1988年因考虑到邻近港澳，要与香港电视节目竞争，加强“政治宣传”，当局才特别批准广州电视台和广东电视珠江台使用粤语广州话[32][33][34]，而并不是出于对本土文化、语言、生活习惯等范畴保育与传承的考虑。广东省级频道在行政命令上只有广州话频道而无潮州话、客家话频道的状况，也没有广东其他地区（石歧话、阳江话、台山话等）地方粤语口音频道，使潮州话、客家话受到双重挤压，境况更加窘迫。原通行客家话的韶关市区目前已被粤语和普通话侵蚀，汕尾城区亦有此类倾向。在网络上亦有大量网民呼吁广东省当局能做到族群方言平等，开设潮州话、客家话的省级频道。广东的电视台虽然可以粤语广播，但未允许少儿类频道使用粤语广播（如广东少儿、嘉佳卡通一直以来只有普通话为主的广播）这一点也导致一些本地儿童因长期收看普通话少儿频道而导致逐渐丧失粤语环境而导致说粤语说的不地道。
随着外地人口增加而导致比例不平衡，再加上部分幼稚园、小学禁止学生在学校讲方言[35]，很多方言城市都出现“普通话社区”。政府、学校、电台、电视、公共场所等纷纷改为使用普通话。有人认为本地方言受到普通话的压迫，而在网络上组成方言保护组织。同时有不少学者及电视主持人公开支持保护粤语[36]、潮州话、客家话。2010年7月25日，广州地铁江南西站发生捍卫粤语行动，同年8月1日再次在北京路和烈士陵园爆发游行，引起广泛关注。
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小学在2008年首创每周一天“广州话日”，以扫除“粤语盲”，措施是周五除上课和早读外，下课时间一律讲广州话，普通话这一天也不能超过20句。[37]同样位于广州市的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在2020年起也创办类似活动，命名为“粤语日”，时间则定在周四。[38]有民众认为，“粤语日”固然有利于本土方言保育，但亦有沦为形式主义的可能。[39]
2014年2月，珠海博爱幼儿园（是公立幼儿园）首开粤语教学，多数家长表示支持，但也有不少家长认为会增大孩子的学习压力。园长陈守红表示希望让孩子从小了解岭南文化，接下来会计划将粤语作为教学课题立项。[40]2017年，广州五羊小学则推出第一本校本粤语教材《粤读羊城》用于教学，同时学校还开展多种不同类型的粤语实验课程，[41]本地民众对此普遍持欢迎态度，但有外省网民认为此举拒绝接受国家通用语教育无疑鼓吹“粤独”，系分裂国家，阻碍国家“语言统一”行为。[42]
2020年11月，广州市白云区执信中学水荫路校区，开设了粤语选修课，鼓励外来人口融入广州，并做了传承的好头[43]。
在广东省其他使用粤语的地区，由于受到广州话和普通话的双重挤压，越来越少的当地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选择使用当地粤语方言进行交流。清远当地网民曾于2012年在网上发起联署要求当地电视广播的粤语节目应使用清远话而非标准粤语广播，而反对改联署的网民则认为“清远话土音浓，发声难听，说出去有些丢人”，同时认为清远话被广州话同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44]。
香港原居民曾使用香港客家话、围头话、蜑家话、鹤佬话、平婆话、汀角话及东平洲话等多种方言，自语文统一后以多粤语广州话作通用语。而香港亦有闽语（闽东、闽南、潮州以及海陆丰）和客家（广东客、福建客、江西客以及畲族）语系的移民。来自各省各民系以至粤语分支的香港人错音现象很严重，新一代则出现懒音现象。很多学者都有更正错读、误读的行动，旨在引导年青人注意口语读音及粤语字（本字）的写法。
何文汇依据宋代汉字《广韵》音和粤音的演变规律审定广州音，提出的粤语正音学说，大量批评现时广大粤语使用者的广州音读音，力推自己所列举的正音读法。此套读音被香港传媒及香港政府使用，并要香港学校教导正确粤语正音以免有说出懒音，尤其是香港两大免费电视台ATV与TVB作和应支持支持下[45]，从而影响香港年青人的粤语口音。
批评者认为，这套读音依照演变规律推导而出，宋代时间过于久远，与现时广州话差异极大，部分字音严重影响对方的理解，如“抢购”读为“抢救”，成为其他粤语地区的人士的笑柄。王亭之及潘国森等人公开批评何文汇提出的所谓的“正读”，并多次嘲讽何文汇及其徒弟，指其音实为“歪音”“邪音”[46]，更有学者称“正音运动”是“灭音运动”，并呼吁保护日常读音[47]。
语言介绍
用字介绍
参见
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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