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运动，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建国后发生的反对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倡导普世价值观及呼吁政府进行民主化改革并平反政治活动不合理判案的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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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大型民主运动包括1976年的四五运动[1]、1978－1979年的北京之春、1986－1987年的八六学潮、1989年的八九民运、2000年代初至今各种公民运动及维权活动和2022年的白纸运动。
自2012年习近平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当局不理会国际的反对声音，进一步推行维稳措施[2][3]。而习近平提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中国民族主义观念，加强了大陆民众尤其是青年世代对现有体制的拥护，使运动在内外夹击下备受打击[4][5]。
习近平2014年访欧时表示，多党制不适合中国，中国过去曾尝试过各种政治制度，包括多党民主，并警告说，由于其独特的历史和社会条件[6]，复制外国政治或发展模式可能是灾难性的。尽管中国政府一直是专制的，但中共对人口和国家的控制程度在过去几十年中时有起伏。
目前，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被一些人描述为极权主义，他公开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由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进一步加强了中共对政府的控制。2017年，习近平牵头修改党章，宣布习近平思想是对共产主义的唯一正确解释。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修改了宪法，取消了任期限制，允许习近平终身执政[7]。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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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次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同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代清帝宣统下退位诏书，大清帝国覆灭。后经政治变动，北洋政府实际上行使统治权。但由于北洋政府虚弱腐败以及军阀混战，统治者并无传播民主理念并健全民主宪政制度的能力。
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蒋中正当权的南京国民政府名义统一全国，但因政治腐败且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该时期内民主制度并未有效运作。[8]
1945年9月2日，大日本帝国举行投降仪式并签署降伏文书。次年6月，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基本控制了大陆地区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年末，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长期执政至1976年，并发起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使得大量公民受到政治迫害和非正常死亡。[9]据各方估计，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四千万至八千万人，[10][11]亦有数千万人遭到批斗和迫害。其中，反右运动严重破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制度建设。[12][13]
历程
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到1957年4月又开展整风运动[注 1]，与百花运动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注 2]，并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
1957年5月19日上午，北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二班的一群学生在北大大饭厅[注 3]的南墙上张贴了一张大字报，内容是关于青年团全国第三届代表大会代表的问题：
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注视着团三大的召开。我们有如下问题需要校团委答复：
- 一、我校的代表是谁？
- 二、他是怎么产生的？
- 三、我们有意见向何处反映？
历史系二年级二班一群团员和青年[14]
接着又有人贴大字报，提出“一个大胆的倡议”：建议开辟“民主墙”。这很快引起众多学生的反响。至19日晚间，以大小饭厅为中心的墙壁、报栏上已经贴满了大字报。截至次日下午5时20分，共计有大字报162张。[15]
20日晚间，时任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代表党委宣布支持大字报。22日大字报更是大量增加，到处是辩论会、演讲台，学生们热情参与。26日，北京市高校学校运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许多北京大学的学生去清华大学作宣传，要求大家互相支援，把民主运动开展起来，并进一步扩展到北京各大学。此后，天津的南开大学也参与进来。29日，北大一些学生成立“百花学社”，并于31日发表宣言，表示在拥护社会主义前提下对任何问题都可以自由争鸣，并创办“广场”刊物，发表学生们的文章。整风运动开始后，江隆基被降职并于1959年调离北大；同时大量的五一九运动参与者被打成右派。[16]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李一哲事件可被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运动的先驱[1][17][18]。
1974年11月10日，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和郭鸿志化名“李一哲”（还有几十人参与大字报的写作、分发和复印），在广东广州的闹市中山五路—北京路口张贴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19]，成千上万的人日夜围观与抄写，道路塞车[20][18]，在国内外引起轰动和争论[21][22][23][24]。大字报共二万六千多字，长达六十七张白报纸，内容呼吁民主和对法制的建议，以批判“林彪体系”为形式，矛头直指中共建国以来极左运动践踏民主法制的种种弊病。大字报还未点名地指出了当权者的许多罪行，并且联系这些现象，分析了社会主义“体系”本身存在的严重问题[25][26]。广东方面将大字报呈送中央，要求定性，“四人帮”成员江青说它是“解放后最反动的文章”[27]。
同年12月初，中共广东省委将《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定性为“反动大字报”，并迅速组织全省批判[27]。12月3日，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以“宣集文”为笔名对大字报进行批判[27]，称其为“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及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恶意攻击”。这批判文件被发送至全国的党员干部（据说印刷了10万份），并附有大字报原文，因此“李一哲”的文章在全国各地干部中广泛流传[28][27][26]。
针对“宣集文”的屡次批判，“李一哲”先后发表了《反批判书》、《吓人战术——评某些权威的批判》、《请君入瓮——二评某些权威的批判》、《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吗？——三评某些权威的批判》、《杜岗的把戏——四评某些权威的批判》、《论无产阶级中的特权阶层》、《二十五个问答》等一系列大字报，以讽刺的手法反击官方的批判[28][29][30][31]。
1975年，广东省委对李正天开展了多达数百场的批判会，其中面对面的辩论大会就达一百多场，常常是万人大会[32]。当中有七十多场成了武斗会，李正天刚上台，就因为不低头遭到暴打，还有人冲上台对他拳打脚踢。[33]由于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指示允许李正天答辩，在这些批斗会中，会场气氛激烈，发生了戏剧性的情况：批斗会变成了被批斗者与批斗者的辩论会。据说由于“李一哲”有一定理论水平，也掌握了一定的事实，辩才也不错，他们利用这种批斗会，作为表达自己意见的论坛，常常使得批判他们的人，反而受他们质问。[27]同年8月，李正天和陈一阳分别被押往粤北石人嶂钨矿和九佛农场劳动，王希哲留广东水产制品厂劳动[28][34]。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后，在清查“四人帮”运动中，“李一哲”的问题不但没有平反反而升级了。[27]
1977年3月2日，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和郭鸿志四人同时被捕[34][22]。同年12月中旬举行的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开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团。其罪名为“四人帮大乱广东的社会基础”。后来，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分别被判有期徒刑。一批与“李一哲”有牵连的干部和青年，也受到隔离审查和内部批判。[27]
1978年8、9月，在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的领导下，广东省委数次研究“李一哲”案件问题，并数次报告党中央。同年12月29日，省委常委召开常委会讨论此案，开始为“李一哲”平反，并于12月30日释放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等人。[27]
1979年2月6日下午，广东省委在广州友谊剧院召开了“李一哲反革命集团”平反大会，有一千多名群众参加。会上，省委常委寇庆延宣读了《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关于处理“李一哲”案件的决定》。[27][33]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逝世。“四人帮”等人以简化治丧礼仪为名，作出种种规定压制和阻挠群众的悼念活动，除了禁止自发的悼念活动外，“四人帮”还控制媒体，不准报导全国的悼念活动和指责周恩来，激起群众的强烈愤怒。[35][36]
同年4月4日（清明节），南京、郑州、杭州、西安等地都出现了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高潮[35]。同日早上，北京民众不顾禁令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发表演说，并以诗歌悼念周恩来，广场上出现了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花山诗海”，最多时约有200万人[37][35]。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运动。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华国锋认为“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认为“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政治局最后认为，多数人是悼念总理，少部分影射攻击中央，个别非常恶毒，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说，会议决定从4日晚开始清理花圈、标语、抓“反革命”，得到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批准[38][39]:6。
同年4月5日凌晨，大批军人、警察、民兵及200辆卡车开到天安门广场运走花圈，一小部分放至中山公园内[40][41]。上午，群众继续涌向天安门广场，人数超过10万[40][42][41]，当他们发现纪念碑前的花圈被清理后群情激愤，聚集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一部分群众冲击了人民大会堂，与民兵、警察、士兵发生严重冲突[35][42]。下午，愤怒的群众砸毁自行车、追打外国摄影记者[42]、点燃了“工人民兵指挥部”小楼门前的四辆汽车（包括公安局的宣传车）和小楼[41]，群众、民兵和警察都有受伤者[35][40][43]。下午6时30分左右，天安门广场广播了吴德的录音讲话[40][35][43]：“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讲话在天安门广场反复播送，多数群众逐渐离开[35]。
晚上8时，到了政治局决定出动民兵的时间，华国锋和陈锡联打电话催促吴德，但吴德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认为此时清场为时尚早，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者仍然有数万人在场[40][43]。9时，集结的民兵从中山公园出来，悄悄包围了天安门一侧。前门通往天安门的道路被封锁，人们只准离开广场不准进入[41]。9时30分，一万多民兵、五个营的卫戍部队、三千名公安人员前往天安门广场[44][39]:2。10时半，吴忠命令天安门广场的探照灯全部打开，并再次广播了吴德的录音讲话，要求抗议者离开广场[40][41]。11时，天安门广场上大部分群众已散去，剩下大约一千人左右，吴德下令出动民兵。卫戍部队先把广场包围起来，然后民兵和警察手持木棍、皮带进入广场进行暴力清场，有数十人受伤[41]、二百多人被警察拘留，广场上留下血迹，但无死亡的报告。[40][43]
同年4月6日，天安门广场上已没有花圈，天安门广场持续戒严。北京市各单位传达市革委会发出《紧急通知》：“天安门事件”是“解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反革命事件”[41]。《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坚持“批邓”运动，并再一次将毛泽东不久前说的话“翻案不得人心”，以黑体字标出。[45]
同年4月7日，天安门广场继续戒严，有清洁车和洒水车在广场内清洗血迹[41]。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的汇报后，认为邓小平的问题因天安门事件的发生而性质变化[39]:6。当晚，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华国锋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39]:7[35]。
同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41]。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同年10月6日，四人帮在北京被捕，文化大革命结束[46]，华国锋成为最高领导人。
1978年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受迫害者获得平反。同年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上正式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47]
1977年，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时，悼念周恩来的大字报出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工地围墙上。后来该围墙拆除了，人们就把大字报贴到了北京市西单38路公共汽车总站背后工地的围墙上，因此西单的那面墙壁迅速成为一种象征，被人们称作“民主墙”。一开始，大字报表达了人们对文革以来乱局的不满，之后发展到对时政的批评，最后进一步演变为独立民间社团的定期非正式刊物。从1978年冬到1981年春，仅北京就有50余种非官方刊物出版。[50]
1977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与会代表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邓小平正式复出[51]。
1978年12月5日，在北京的西单民主墙，魏京生以“金生”为笔名贴出大字报《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48][49]。
1979年1月8日，魏京生编辑出版了《探索》杂志，并将这次运动命名为“北京之春”。这个名字源于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从那时起，自1978年秋季以来兴起的在“西单民主墙”张贴大字报的行为被称为“北京之春”。
同年3月22日，《北京日报》发表《人权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一文。
同年3月25日，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贴出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指名道姓批评邓小平“走的是独裁路线”[52]。
同年3月29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布《维护首都社会秩序》的通告称：
凡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泄露机密，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标语、海报、大字报、小字报及书刊、画册、唱片、图片等，一律禁止。
同日，北京市公安局发布六条通告，禁止“妨碍交通的集会、游行”；“冲击党、政、军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造谣惑众，煽动闹事”；“拦截车辆，无票乘车”；“任意张贴和涂写标语、海报、大小字报”等活动。《通告》发出后，北京市公安局当日抓捕了魏京生和“中国人权同盟”对外联络人陈旅。
同年10月16日，魏京生以反革命罪被判15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49]
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强大的国际舆论压力下和为了争取奥运会主办权，释放了一批著名异议人士，魏京生于9月14日获假释出狱。1994年2月，魏京生会见访问北京的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助理国务卿约翰·沙特克，4月1日，他被北京警方以“收容审查”名义关押。1995年11月21日魏京生被正式逮捕，12月13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和剥夺政治权利3年。[49]1997年11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又为了争取奥运会主办权，将魏京生以“保外就医”名义直接押送机场流放到美国。[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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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53][54]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55]，并提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56][57]。此后，邓小平等人花费数年时间主导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纠正了国内因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并推行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提倡民主集中制[58]。
1984年，中共中央决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59] 。1986年，经济体制改革在城市中推行时遇到了障碍。原有的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党政机构在国家体改委推行简政放权的情况下阳奉阴违，这样的双重决策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行政效率。邓小平认为，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必须同时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否则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以为继。[60]此外，改革开放虽然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高速发展，但同时衍生不少的问题如官倒、腐败、特权、普世价值的冲击、社会贫富差距和通货膨胀等，使民众强烈不满[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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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指出权力过分集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下官僚主义的“总病根”[62][63][64]。邓小平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议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提倡民主集中制，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全面修宪建议[65][66]。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第四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收入了许多符合宪政主义的内容和条款[67][68]。
邓小平的政治改革出发点是，在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实行党政分开，提高行政效率，革除官僚主义弊端并推动经济制度进一步改革等，但不能照抄西方的宪政制度。他强调：
不能放弃专政，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 要搞一个增强行政效能的体制，机构要精简。......讲民主必须要和法制联系起来讲，把法制搞起来，才能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我们的行政机构应该很有效能。[69][70][71]
1986年上半年，因配合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重提政治体制改革[60]。当时的国际民主化浪潮和1980年代东方集团的民主化改革对理论界研讨政改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72]部分人士公开提出了“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司法独立”等西方宪政主义的架构[69]。
同年下半年，邓小平多次提及政治体制改革，在国内掀起了政改研究热潮[73]。9月，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被邓小平点名，主持政改方案的设计工作[60]。10月，赵紫阳提议的中央政改小组办公室成立，具体负责人包括鲍彤、严家其、贺光辉、周杰[74]。在当时国内宽松的政治气氛和西方自由民主概念的冲击下，知识界和学生们政治热情高昂，他们拥护政治改革，并以实际行动推动这场改革，把握发展民主的机会[75][73]。在年底的基层选举中，许多学生要求举行自由选举，并自荐参加竞选。然而选举的诸多限制和违反普选原则的一些做法，引起了他们的极度不满和愤怒[73]。
同年12月4日，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方励之在校内竞选西市区人大代表的演讲会上发言称：“我认为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到的”“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觉悟争取到才是可靠的，否则得到了会被收回去的”[76]。
同年12月5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因不满西市区人大代表选举问题，联合其他高校共4,000余名学生游行争取民主选举。由此，八六学潮爆发[76]。学潮蔓延全国的城市，学生们要求加快民主化进程[77]。
同年12月27日，保守派高层七人一起到邓小平家里，分析了学潮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将学潮的爆发归咎为自由化知识分子煽动，以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纵容，认为胡耀邦应该为当前局势负责[78]。邓小平认为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是胡耀邦的重大失误[79]。
1987年1月2日凌晨，政府释放了全部被捕的北京学生，学潮彻底平息[77]。
同年1月16日，胡耀邦因受到保守派的施压而被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动请辞，由一致推选的赵紫阳代理[80]；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在同年1月28日开始[81]，直到当年夏天才结束。
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邓小平主持了开幕式，赵紫阳作了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提出并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和设想，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概念[82][83]。该报告的第五部分详细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作为改革的指导性文件，阐述了许多符合宪政主义的内容，其中包括进一步实行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提倡法治和监督、完善选举制度等。[84]198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成立。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心脏病发作[85]于北京逝世。随后数日，大学校园里陆续出现许多歌颂胡耀邦的宣传海报，呼吁政府重新审视胡耀邦的观点[86]。几天过后，大多数海报开始提到更加广泛的政治问题，包括有新闻自由、民主制度、以及官员贪污问题等[87]。一些悼念胡耀邦的民众也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自发组织小规模集会。
在部分大学生主导下，原本单纯悼念的活动转向要求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处理失业问题、解决官员贪腐、政府问责、新闻自由、民主政治与结社自由等[88][89]。4月17日，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为了纪念胡耀邦而制做了大型花圈，在同一天有更多群众集结在天安门广场上[90]。下午5时，500名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共同抵达靠近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东门，表达哀悼胡耀邦之意。之后来自不同背景的演讲者举办公开演说，警方很快便介入示威群众的聚会，并试图说服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4月17日晚上，3,000多名北京大学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学校学生的游行活动，近千名来自清华大学的大学学生也参加了游行。随着活动规模的增大，聚会活动逐渐演变成为示威抗议，学生们开始起草并向政府提出七项要求：
由于胡耀邦曾经出任最高领导人的职务，中共中央决定为其举行国葬。葬礼仪式最终确定于4月22日举行，北京市人民政府同时下令封闭广场。约有十万名学生则在前一天晚上无视命令，游行进驻至天安门广场[93]。
4月22日上午10点，包括邓小平在内的领导高层皆前往人民大会堂参加葬礼仪式。这次葬礼由杨尚昆主持，赵紫阳发表悼念词。尽管整个国葬过程向学生直接播出，然而由于纪念活动时间短，学生们到11点也没有看到胡耀邦的灵车，这使得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情绪更为高涨。这时学生们开始越过天安门广场西边的路，涌到人民大会堂前静坐。他们要求胡耀邦的灵车绕着天安门开过，与总理李鹏会面，并希望官方媒体能够公开报道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们对胡耀邦的悼念活动。但政府没有接受学生的要求，也没有派官员与学生见面[94][95][96]。
4月21日至4月23日期间，学生们开始筹划成立真正的活动组织。而在4月20日，北大民主沙龙开会，学生们决定不承认官方的北京大学学生会并且自己组织学生会，名字暂定为“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委会”，由丁小平、王丹、杨涛与封从德等七名学生领导[97]。在4月23日，另一个学生组织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告成立，随后北高联呼吁北京市的所有大专院校全面并无限期的罢课，以表抗议诉求[98]。位于湘潭市的湘潭大学学生也发起抗议行动，并且获得许多学校教授支持。同时武汉市当地的大学学生也组织起来，共同抗议湖北省人民政府[99]。
然而在4月22日黄昏，长沙市和西安市爆发了严重事故。其中包括在西安市有人纵火焚烧车辆、房子，并且抢劫靠近西华门的商店[100][101]；而在长沙市也有38家商店遭人抢劫，最终共有超过350人遭到了逮捕[102]。随着国家局势变得更加动荡，赵紫阳立即与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多次会议。尽管领导高层就回应学生运动的方式意见分歧，而与赵紫阳关系密切的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等人也建议赵紫阳继续留在北京市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但赵紫阳仍然依照原计划，应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的邀请，于4月23日飞往朝鲜进行国事访问[103]。赵紫阳前往朝鲜访问后，便由留在北京市的国务院总理李鹏代理领导各项机关。4月24日，李鹏和国务委员兼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陈希同等人会面，希望能了解天安门广场上的情况。在赵紫阳缺席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认为必须立刻向示威群众采取态度坚决的行动[103]。同日，北京35所大学全面罢课，上海、天津、长沙、西安、南京等各大城市高校纷纷响应[104]。4月25日，北京43所高校约6万余名学生继续罢课。北高联向政府提出三项要求，要求政府答应才会复课。这三项要求是：
4月25日上午，杨尚昆和李鹏前往邓小平的住处会见邓小平，邓小平同意政府采取强硬立场。邓小平还表示应该借由大众媒体适当地发布“警告”，借此抑制因为不断传播而扩大的示威活动[106]。李鹏随后依照邓小平的意见下令起草一份公报，并向中国共产党各个机构和高阶官员要求应该设法对付示威群众[107]。4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即“四二六社论”），指责“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阴谋推翻中国共产党和现行的政治制度[108][109]。最后社论并没有令学生放弃示威活动，反而促成更多学生愿意团结，并共同表态支持学生活动[110]。
在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组织下[111][112]，有五至十万名来自北京市各大学的学生在4月27日集结游行，经由街道前往天安门广场[113]。这次示威游行迫使中国政府做出让步，同意与学生代表会面。4月29日，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袁木会见由政府批准的学生社团代表[114]。
4月30日，赵紫阳结束国事访问并回国。随着外界要求中国政府对学生示威活动的态度更为软化后，内部相关的讨论冲突反而更为加剧。以赵紫阳为首的温和派主张继续与学生展开对话；以李鹏为首的强硬派则主张应该强硬地反对抗议活动继续进行。5月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上，赵紫阳和李鹏再度针对这一议题有所冲突。赵紫阳认为政府允许这次活动才是唯一的选择[115]。
正当学生自治会所选举出来的正式对话代表团已经准备和政府展开对话之际[107]，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组织领袖王丹和吾尔开希等人要求采取更激进的作法来恢复抗议声势。他们认为政府所提出的“对话”只不过是一种诱骗学生就范的方式，因此自5月11日开始动员学生准备进行绝食，希望能够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116]。最后学生决定在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的前两天展开绝食抗议[117][118]。绝食抗议的作法很快便引起中国各地对于学生的支持和同情，至此原本于四月底声势衰退的抗议行动重新获得声望[119]。
5月14日，以戴晴为首的知识分子在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的许可之下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呼吁学生应该要尽快离开天安门广场。但许多学生拒绝做出让步。当天晚间，以阎明复为首的政府代表团与担任学生代表的沈彤和项小吉展开正式谈判，其中阎明复肯定学生运动的爱国性质并且恳求学生从天安门广场上撤出。隔天，阎明复向李鹏询问是否愿意应学生要求正式退回四二六社论的内容、并且将学生运动定调“爱国民主运动”，但这些建议都一一遭到李鹏的驳回。
5月16日至18日，数百万名居住于北京市的各行各业居民共同发起示威游行，此次游行打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北京市最大规模游行人数纪录，一些媒体报道人数达300万，而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对5月17日当天的不完全统计称有120万左右的各界民众参加了游行。北京1000多名知识分子联署发表了《五一六声明》，声援学生，批评政府对学运的动乱定性，签名者包括巴金、艾青、季羡林等人。四个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会主席向赵紫阳致函公开呼吁信，信中肯定学生诉求，并“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尽快会见学生，进行对话”。民革中央主席朱学范和十二位人大常委[注 4]亦分别发出紧急呼吁，并被人民日报刊登。全国政协委员、一级教授侯建群和赵敏顺走在游行示威的最前面，他们的横幅是：“强烈要求政府立即答应学生三点要求”“救人更要救国”。[120][121]而据新华社报道，季羡林亲身前往广场探望学生，在学生的搀扶下一步一颠地走进绝食学生中，拥抱着仰卧在地上的弟子，老泪纵横。冰心的横幅写着“学生爱国，我爱学生！”陈景润和王元共同疾呼“学生们的负担太重了，让我们承担一些吧！”[122]李谷一和陈爱莲等人来到纪念碑下学生的指挥中心，呼吁李先念主席督促政府尽快对话。[123]
| 外部图片链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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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对大游行及绝食的报道 | |
 人民日报(国内版)头版[124] | |
| 人民日报(海外版)第二版面部分新闻1 | |
| 人民日报(海外版)第二版面部分新闻2 |
随着媒体报道限制的打破，广播电视报纸在这一刻开始刊登社会各界的声援，5月17日到19日这段日子也被评价为“中国记者最自由的三天”。[125]中国中央电视台首次在新闻节目中播出了天安门广场上情况的如实报道；1989年5月18日发行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以《首都各界百余万人游行 声援绝食请愿的大学生》[注 5]为标题的新闻，以极大的篇幅详细报道了北京市各行各业的人在游行中的诉求和对绝食学生的同情，甚至直接引用了在游行中出现的部分反政府标语，并统计列出了多个参与声援的工厂和医院等单位组织的名称，成为该报历史上“最具政治开放性”的版面。《工人日报》连续刊登《北京电子管厂万名职工发出呼吁》等工人阶级层面表态和参与民运的报道以及各总工会干部对工人呼吁的积极回应。[127]
在戈尔巴乔夫访华当日，学生仍决定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使得戈尔巴乔夫的欢迎仪式改在北京首都机场内举行。随后，当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会堂内举行高峰会时，学生依然在广场上集会示威，使得这次国事访问举行得颇为尴尬。由是许多原本偏向温和派的领导高层也开始转向愿意实施“强硬派”的作法[128]。
来自各地的学生陆陆续续涌进首都北京市以参与学生运动，各地四百多个城市也爆发了规模不一的抗议活动，其中包括中共福建省委、中共湖北省委以及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等机关都遭到了学生示威游行的影响。在种种因素所形成庞大的压力情况下，政府内部开始讨论将戒严作为一种应对示威活动的可行手段[129]。
5月18日，李鹏在人民大会堂首次与学生代表会面，并且希望能够安抚受到大众关注的绝食行为。在会谈中学生领袖再次要求中国政府撤销《四二六社论》并且肯定学生运动为“爱国举动”，但对此李鹏则表示政府主要关切的是因为绝食而送往医院诊治的患者。尽管这次讨论仅取得了少数实质成果，但是学生领袖也因此得以在国家电视台重要节目上有了出现的机会[130]。次日凌晨，赵紫阳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陪同下前往天安门广场，而听闻消息陪同前往的李鹏则是抵达广场后马上离开。赵紫阳在凌晨4时50分时借由扩音器直接呼吁学生结束绝食，并且告诉学生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那一天[131]。
5月23日，北京再次举行了百万人大游行，游行队伍喊出让李鹏下台的口号。[132]
随着示威活动不断升级并且扩大，最后作为军方最高领导人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决定采取果断行动。5月20日，政府正式宣布实施戒严[133][134]。随后，在邓小平和李鹏等人指挥下，6月3日至6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天安门广场学生进行武力镇压清场，强制结束了近两个月的示威，冲突导致数百至数万名学生市民[135]和数十名解放军死伤（至今仍没有军民死伤的确切统计数字）。事后，政府对参与示威的群众展开大规模逮捕行动[136]，其中北京市公安局在6月13日发表通缉令，通缉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21名成员，他们被迫以政治避难或保外就医等原因流亡海外[137]；而赵紫阳等改革派被罢免，政治体制改革亦因而中止。这是在国际间极具代表性与知名度的一场民主运动，至今仍然是中国大陆最敏感的话题[138]。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因此事件受到西方国家的谴责，美国和欧洲共同体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政策，武器禁运政策延续至今[139]。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全会表决通过了《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严厉批评了赵紫阳在八九民运中采取的软弱应对举措[注 6][140]，并选举江泽民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同年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表决通过《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并增选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41]，邓小平时代结束。1993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江泽民为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任命李鹏为国务院总理。[142]1998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任命朱镕基为国务院总理。[143]
八九民运后，西方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度实行经济制裁政策。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外贸出口额下滑，资金外逃，大量外商停止投资，种种因素令经济严重衰退。这些事件使得保守派开始质疑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导致改革开放政策放缓甚至停滞。直到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重申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不动摇，中国大陆经济才得以重新提速发展[144][145]，但政治体制改革并无因此重启[58]。
1998年6月，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访华，一众民运人士便开始筹建中国民主党。最先组成的是“浙江省筹委会”，于6月25日由王有才、王东海、林辉出面在浙江省民政厅公开申请注册，其后北京、上海、山东、湖北、辽宁及四川等地先后成立筹委会。11月6日，徐文立连同北京其他四位异议人士查建国、高洪明、刘世遵和张晖等人，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筹备组”，由徐文立担任总召集人，准备在21世纪初召开中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此事由于事先没有经过与其它地区充分协商，遭到反弹。
同年11月9日，徐文立对外宣布“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成立，徐文立担任主席，查建国、高洪明、吕洪来担任副主席，使组党运动进入实质阶段。组党运动中，吕洪来放弃原承诺，第一个公开对实质性组党提出质疑，并为此于11月18日向国内组党人士发出“不主张在现阶段进行实质性的全国组党活动，不主张以反对党取代政治反对派，不主张以政党运动取代民主运动”的公开信。
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到访时，表面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这个时候未公开对组党者展开行动，个别地方政府最初询问过申请详细资料。但在克林顿离开中国后，政府便对民主党作出打压，包括逮捕组党人士。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对此非常关心，表示“近来有一个动向，就是国内外的敌对分子相互勾结，策划所谓‘合法组党’，或者打着什么别的旗号搞组党的政治图谋，实际上是想在中国搞出一个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反对党，最终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对他们的这种政治野心，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一有风吹草动，必须立即制止在萌芽状态，必须坚决彻底地粉碎他们的这种企图，切不可心慈手软。”[146]有数以百计的中国民主党成员被拘留，逮捕和判刑。
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147]在随后举行的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上，胡锦涛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148]，江泽民当选中共中央军委主席。2003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胡锦涛为国家主席，江泽民为国家军委主席，任命温家宝为国务院总理。[149]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胡锦涛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50]2005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同意江泽民辞去国家军委主席职务，推选胡锦涛为国家军委主席。[151]
2000年代后中国大陆贫富差距急剧扩大，贪污腐败、社会治安、环境污染等问题成为国家难题，公权力无序扩张并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时有发生。此外，由于政府对社会投入的资源较少、社会微观管理能力较弱，导致民众普遍不满，每年都会出现规模不一的民众抗议性质的“群体性事件”。然而，依托于中国大陆经济相对稳定的发展以及中国大陆当局强大的维稳力量，虽然此类群体性事件多发，但民众对政府及其执政能力大多持积极看法[152]。
2008年12月8日，作家、人权活动家刘晓波发起并参与起草《零八宪章》，并与300多名各界人士一同签署，该宪章于同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时发表。《零八宪章》以捷克斯洛伐克《七七宪章》的风格写成，主要是呼吁言论自由、人权和自由选举[153]。
同年12月8日，刘晓波被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留。
2009年6月23日，刘晓波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154]。
同年12月2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刘晓波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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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随后举行的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2013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习近平为国家主席，任命李克强为国务院总理。
从1979年到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实现了年均增长率为9.9%的经济高增长。自2010年代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直至2022年，年均增长率已降至6.2%。[156]在此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推进构建新发展格局[注 7]，强调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同时采取措施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升级转型。
在政治方面，习近平通过加强反腐力度，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等措施建立个人权威。[157][158]2013年1月，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提出“要坚定不移惩治腐败、从严治党”，随后展开了一系列党内反腐运动。2014年12月5日，前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开除党籍、公职并被判处无期徒刑，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因腐败被捕的最高级别官员。[159]
习近平还打破邓小平的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度，并塑造围绕习近平的个人崇拜。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160]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2958票赞成、2票反对、3票弃权及1票无效的投票结果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同日15时52分，大会主持人宣布宪法修正案通过[161]。新修正案第七十九条第三款删除“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162]。
2010年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以表彰他长期以非暴力方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争取基本人权[163]，刘晓波是首位获得该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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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随后举行的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64][165][166]次年3月10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习近平为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任命李强为国务院总理。由此，习近平三度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位任期超过两届的国家主席。[167]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爆发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封锁疫区与隔离治疗的防疫措施。此类措施于初期取得成效，遏制了疫情在中国大陆的蔓延并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恢复增长。[168]自2021年末始，新型毒株的传播使得疫情防控措施不断加码收紧。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总量增速出现近半个世纪以来第二低的水平[169]。
2022年1月14日，一位身穿西装的男子在深圳罗湖口岸附近街头手持横幅标语，高呼“打倒习近平！反对修改宪法！”随即一群警察将其按倒，西装男子被按倒时还挣扎着呼喊，“如果习近平连任，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完了。”[170]
2022年11月24日，新疆发生住宅楼火灾事件，导致10人死亡，9人受伤。此事件成为白纸运动的导火索。[173]
11月26日，南京传媒学院学生在校内自发聚集，悼念新疆乌鲁木齐大火的死难者，并举白纸喊出“人民万岁，逝者安息”口号。现场，一位女学生手举空白纸张站在阶梯前表达抗议，然而纸张被迅速抢走。[174]活动影像随即在中国大陆互联网广泛传播，引起全国范围反对动态清零政策的学潮[175][176][177][178]。同日，北京海淀清棠湾社区有民众拆开封控铁皮，官方回应高风险区会及时解封[179]。
11月27日，北京市朝阳区多名市民在亮马桥一带高举白纸，悼念火灾死者，[180]并高喊“我们要普世价值”“我们要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我们不要独裁”“我们不想要个人崇拜”等口号；民众则在河边放置鲜花并点燃许多烛火，为新疆乌鲁木齐火灾罹难者哀悼。现场亦有人士发言称运动参与者中“有境外反华势力”，即遭多名民众驳斥反问。[181][182]也有抗议者喊着“继续封控，全部关死；我要做核酸，我要被封控”、“我要进方舱”等反串话语[183]。同日，上海民众聚集在乌鲁木齐中路的汇贤居和亦园门外，呼吁摘掉口罩、结束“动态清零”政策、结束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184]有民众在“乌鲁木齐中路”路标下点起白色蜡烛，以此悼念乌鲁木齐火灾死难者。有民众高呼“新疆解封！”、“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185][186][187]同日夜间，广州海珠桥和海珠广场一带发生民众集会，警察在晚上10时许将海珠广场围封，有画面显示有人被警察抓走，而在警察的包圈外还有人高喊“放人”。[188]有抗议者叫喊“不要围观请加入，不要封控要自由”和粤语“广州加油，自由万岁”、“广州人，企起身”口号，又有民众高唱香港乐队Beyond名曲《海阔天空》和《光辉岁月》。[189][190]
11月28日，在广州沥滘牌坊一带，民众深夜集会，要求解封，并掀翻原本用来做核酸检测的核酸亭；期间还可看到民众不断丢掷相关物品，借此表达对长期封控的不满。[191]次日晚间11时左右，海珠区后滘再次发生集会事件。[192][193]
12月5日，南京工业大学发生学生抗议。由于4日在该校内发现一例新冠阳性患者，学校宣布封校5天。学生反对，并希望校方领导立刻给出方案，允许自愿返乡，并与校方和警方发生对峙。学生喊出校方人员“要为学生服务”，并警告校方警务“动手就是第二个富士康”[194]。
1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195]，实质性放弃了动态清零政策，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最终向白纸运动抗议者作出让步。[196]
2023年2月8日，湖北省武汉市退休人员因不满政府推行医保改革中减少每月个人账户补贴金额之政策，进而发起示威游行。2月15日，辽宁省大连市的退休人员亦发起示威。[197]
香港的民主派政党及政治团体曾发起多次民主运动，如2014年的雨伞革命与2019年的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每年6月4日支联会均举办维园六四烛光晚会，曾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八九民运悼念活动；每年7月1日民阵均举办七一大游行，曾与维园六四烛光晚会并称香港的两大社会活动。2020年与2021年，港府两度援引“限聚令”，不予批准上述活动。[198]
2024年7月30日，网络视频显示在湖南娄底一人行天桥上再次出现北京四通桥抗议的横幅与录音，视频中抗议者未出现。[203]
评价
目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政治体制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几乎是成为公务员必经之路。在大学期间，成为一名学生党员亦是常见现象。但实际上，现在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并不意味着完全接受其政治理念。而这其中，部分人对于中国共产党部分的做法持有异议。而有些人甚至持反共立场。而对于不忠于中国共产党理念的党员，多以两面人称呼。无论是学生党员或担任公职的党员，持有反共或反华思想者不在少数。党员公开表达反共情绪亦非个案，其中就有毕福剑酒桌唱戏事件以及任志强事件。香港《东方日报》认为，“两面人”的问题，不仅表明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众多的“隐性两面人”，同时也表明不少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只为前途投机，甚至表示党内到底有多少“两面人”“只有神知道”。[204]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化运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直以“摸着石头过河”理论为基础，认为政治改革没有现成道路，反对西方的政治模式，同时对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风险因素采取反制措施。
- 熊光清在《中国政治改革面临的困境及路径选择》一文写道：
| “ | 对于执政者而言，他们要推动政治改革，必须对改革的风险进行评估，没有谁有决心去推动一项风险极大、不确定性很强的改革政策和措施。退一步讲，即便西方民主制度很好，也未必在中国就能推行，因为有不少发展中国家搞了西方的民主，也并没有变得像西方那样政治廉洁、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从世界范围看，选择了西方民主制度，又能搞得比较好的国家，除了东亚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以及少数几个靠资源（例如石油资源）发展起来的国家（当然，未必所有这类国家运用西方民主制度都是成功的，成功的国家也有不是采用西方民主制度的），几乎就没有了。而这几个国家搞的民主，与西方式的民主，实际上也有很大的不同，都带有自身明显的痕迹。所以，在现有状况下，推动变革力度很大的改革措施，可能性不大，渐进的改革是首要选择。[205] | ” |
- 《环球时报》在赵紫阳逝世十周年（2015年）时发表社评称：
| “ | 25年来中国按照赵和他智囊们在重大关头所反对的政治路线和哲学，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最敏感的问题，中国奉行‘不争论’政策，中国把行动和不断取得的成就作为了对那些问题的回答。”该评论还称未来修改这一评价的空间，很可能远远小于因时过境迁事情被淡化、人们更多记住一位老同志曾经所做好事的空间。[206] | ” |
注释
参考文献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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