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非历史中，在几个不同的民族群体之间一直存在的互动和冲突占有主导地位。科伊桑人等原住民居住在该地区达数千年之久。然而目前人口中的大部分为移民。土著南非黑人是大约一千年前来自于北部非洲移民的后裔。南非白人则主要是来自荷兰和英国的欧洲移民的后裔。有色人种中的一部分来自于东印度群岛，还有很大部分十九世纪末来自于中国和印度的劳工后裔。南非历史不仅包括目前建立于非洲南部的南非国的历史，还涵盖了科伊桑人，殖民统治之前的几班图王朝，荷兰与英国的殖民统治，所谓的布尔共和国（包括奥兰治自由邦和南非共和国）。1948年以后南非实行种族隔离制度，1994年南非首次平等选举之后非洲人国民大会上台执政。
早期历史（1652年前）
南非包含世界上一些最古老的考古和人类化石遗址[1][2][3]。考古学家已经从豪登省的一系列洞穴中回收了大量化石遗骸。该地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被称为“人类的摇篮”。这些遗址包括斯泰克方丹，这是世界上人类化石最丰富的遗址之一。其他地点包括斯瓦特克朗斯、贡多林洞穴克罗姆德拉伊、库珀洞穴和马拉帕。雷蒙德达特1924年在非洲发现了第一颗人类化石——陶格孩童（在南非西北省的一个小镇塔翁附近发现）。进一步的人类遗体来自于林波波省的马卡潘斯盖、自由邦省的科尼利亚和弗洛里斯巴德的遗址、夸祖鲁-纳塔尔省的边境洞穴、位于东开普省的克莱西斯河洞穴和西开普省的品尼高点、埃兰兹才丹和酒窖洞穴。
这些发现表明，从南非古猿开始，约有3百万年前南非就已经存在各种原始人类物种[4]。其次的物种包括南方古猿、匠人、直立人、罗德西亚人、弗洛里斯巴德头骨、纳莱迪人和现代人。现代人至少有170,000年的时间居住在南部非洲。
大约公元前500年起，桑人在南部非洲建立了以牧业为主导的经济活动，包括狩猎和采集等。牲畜给桑人群体带来了个人财富和社会归属的意识。随着桑人社会结构的巩固和扩张，桑人酋长的地位都得到了发展。而这些桑人中的牧民后来被称作“科伊科伊人”（意为一般人），而其中的定居者则被称作“布须曼人”。这两个族群经过长期的通婚和混血最终形成了科伊桑人。这一时期的科伊科伊人沿着南非的海岸发展，而较小规模的桑人则继续在南非的内陆定居。
在大约2500年前，班图人开始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尼日尔河三角洲向南非移民。由于在南非的桑人和讲班图语的人都没有自己的书写系统，使得南非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只能从考古文物之中得以探寻。
在公元前1200年之后，通向非洲北部的贸易网开始形成。此外，宗教领袖的领导人在这一时期出现，这一理念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国王或者皇后[7]。宗教领袖通常是精英社区成员，自称拥有某种超自然的所谓预测未来的能力。
在公元4世纪或公元5世纪，在林波波河以南（现今是博茨瓦纳和津巴布韦的北部边界）就已经出现了使用铁的农民和牧民的班图语民族的定居点。他们流离失所，征服并吸收了原来的科伊桑人、科伊科伊人和萨恩人。班图人慢慢向南移动。随着班图人持续的小规模迁移至南非，他们与本地的科伊桑人逐渐的杂居。这一点在南非的一些洞穴岩画上得以证实。一些南部的班图语言（尤其是科萨语和祖鲁语）纳入了许多较早的科伊桑语辅音。考古学家也在班图人的定居点发现了许多科伊桑人的文物。据信，夸祖鲁-纳塔尔省最早的现代炼铁厂大约在1050年左右就已经出现了。在林波波河最南端的一批人是科萨人，其语言包含了早期科伊桑人的某些语言特征。科萨人到达了在今天东开普省的大鱼河。当他们迁徙时，这些较大的铁器时代民族流离失所并且同化了较早的民族。在普马兰加省发现了几个石圈以及被命名为亚当日历的石头排列。
通过与来往于印度洋南到今天的莫桑比克的穆斯林商人的贸易，南非成为贸易中心，交易的商品包括本地生产的黄金、象牙，以及产自遥远的中国的瓷器、玻璃球等。[7]
在与欧洲人接触时，占主导地位的民族是大约1000年前从非洲其他地区迁徙到班图语系的民族。南非历史上两个主要的群体是科萨族和祖鲁族。
1487年，葡萄牙探险家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率领欧洲人第一次登陆非洲南部[8]。12月4日，他降落在沃尔维斯湾（在现今纳米比亚）。这是他的前任葡萄牙航海家迪奥戈·康（海湾以北的克罗斯角）在1485年达到的最远点的非洲南部。迪亚斯继续沿着南部非洲的西部海岸。1488年1月8日后，由于风暴沿着海岸线前进，他驶出了非洲，并没有看到它通过非洲最南端的地点。他于1488年5月到达非洲东部海岸，他称之为“Rio do Infante”（因凡特河），可能是现今的格鲁特河，但在他回来时，他看到了海角，他首先命名为“Cabo das Tormentas”（意为海角风暴）。他的国王约翰二世改名为“Cabo da Boa Esperança”（意为好望角），因为它导致了东印度群岛的财富[9]。迪亚斯的导航专长和其壮举后来在贾梅士的葡萄牙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颂唱。
随着葡萄牙人在非洲开始探索、贸易和统治之后，南非开始经历了两个主要殖民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荷葡战争之后，由荷属东印度公司于1652年建立的荷属开普殖民地时期，至于第二个时期是英国于1795年占领荷属开普殖民地之后而成为的英属开普殖民地时期。
荷兰殖民时期（1652年-1815年）
到了17世纪初，葡萄牙的海上力量开始衰落，英国和荷兰的商人都争相推翻里斯本的力量，因为它在利用垄断香料的贸易来获得丰厚的财富[10]。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表确实在1601年早些时候在开普敦寻求供应，但后来又开始赞成阿森松岛和圣赫勒拿岛作为替代港口[11]。1647年以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两名员工在开普敦遇难几个月，这引起了荷兰人的兴趣。通过从当地人那里获得的淡水和肉类，水手们能够生存[11]。他们还在开普敦肥沃的土地上播种蔬菜[12]。但由于当地的科伊科伊人不是从事农业的种族，荷兰东印度公司不得不从荷兰引入农民进行农业。在返回荷兰后，他们对开普敦有作为荷兰的“仓库和花园”的潜力表示赞赏，以便船只通过开普敦来进行长途航行到达东方[11]。
在1652年，在发现开普敦航线一个半世纪之后，赞·范里贝克代表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好望角附近的开普敦建立了一个为远航亚洲而途经开普敦的船只所提供补给的中途站，并建立了驻扎点、菜园和果园[13][14]。最终，开普敦成为拥有大量“vrijlieden”的家园，也被称为“vrijburgers”（自由公民），前任公司雇员在服务合同结束后留在荷属开普殖民地境内[14]。荷兰商人还从印度尼西亚，马达加斯加和东部非洲等部分地区向数不清的殖民地输入了数千名奴隶[15]。后来，南非最早的一些混合种族社区是通过弗里吉布格人、他们的奴隶和各种土著人民之间的结合而形成的[16]。这导致了一个新的种族群体——开普有色人种的发展，其中大多数人采用荷兰语和基督教为他们的信仰[16]。
荷兰殖民者向东扩张引发了与科萨部落的西南移民之间的一系列战争，因为双方争夺在大鱼河附近放牧牲畜所必需的牧场[17]。在边境地区成为独立农民的弗里吉布格人被称为布尔人，有些人将半游牧生活方式称为徒步旅行者[17]。布尔人组成了一些松散的民兵组织，他们称之为突击队队员，并与科伊桑组织联盟以击退科萨人的袭击[17]。双方发起了血腥但不确定的攻势，零星的暴力行为常常伴随着牲畜被盗，在几十年来一直很普遍[17]。
英国殖民时期（1815年-1910年）
在19世纪的前20年，祖鲁人在其领导人恰卡的领导下扩大了领土[18]。恰卡的战争间接导致了碾压（“Mfecane”），造成100万到200万人死亡，并在19世纪20年代初期破坏和消灭了内陆高原[19][20]。祖鲁人的一个分支——玛塔贝尔人创建了一个更大的帝国，包括国王马齐利卡齐控制下的大部分高地。
在十九世纪初期，许多荷兰殖民者都离开了开普殖民地，在那里他们受到英国的控制。他们迁移到未来的纳塔尔、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地区。布尔人创立了布尔共和国：南非共和国（在现今的豪登省、林波波省、普马兰加省和西北省）和奥兰治自由邦（自由邦省）。
1867年金伯利发现的钻石和1886年2月在南非内陆约翰内斯堡发现的黄金开始了矿产革命，并增加了南非的经济增长和移民数量。英国加强了对土著人民的控制力度。控制这些重要经济资源的斗争是欧洲人与土著居民之间以及布尔人与英国人之间关系的一个因素[21]。
英国在1795年至1803年间占领了开普敦，以防止它落入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控制之下，因为后者侵入了低地国家[17]。尽管在1803年，巴达维亚共和国短暂回归荷兰统治，在1806年开普敦又被英国人占领[22]。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它正式被割让给英国，并成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23]，而1806年开普敦投降的条款中最为重要的是允许荷兰人保留他们一直在开普殖民地所享有的权利和特权。[24]。英国人开始于1818年左右移民南非，随后到1820年英国定居者到来[23]。由于各种原因，新殖民者解决并增加了欧洲人劳动力的规模，并加强边境地区的防御，以阻止科萨人的入侵[23]。
1847年至1854年，开普殖民地总督哈利·史密斯合并了远至原先英国与荷兰定居点。开普敦殖民地的扩张与在奥兰治河的布尔人产生冲突。
自19世纪中期开始，当时南非最大的地区开普殖民地，开始迈向更为自主。当地组成开普议会。
开普殖民地最终在1910年成为南非联邦的其中一个省份。
1843年，纳塔尔被英国侵占。1844年，纳塔尔成为开普殖民地的一个省，1856年成为独立的殖民地。于1879年，在大英帝国和祖鲁王国之间进行了战斗。卡那封伯爵在加拿大成功建立联邦体制后，认为类似的政治努力加上军事行动可能会在南非的非洲王国、部落地区和布尔共和国获得成功。1874年，亨利·巴特尔·弗里尔爵士被派往南非担任大英帝国高级专员，并将这些计划付诸实施。其中障碍之一是独立国家南非共和国和祖鲁王国及其军队的存在。虽然祖鲁王国在伊散德尔瓦纳战役中壮观地击败了英国人，但最终祖鲁王国仍然在战争中失败，导致祖鲁王国覆灭，并被纳入纳塔尔殖民地。纳塔尔殖民地最终在1910年成为南非联邦的其中一个省份。
在1806年之后，开普的一些荷兰语居民长途跋涉到内陆，起初是小群体。最终在19世纪30年代，大量的布尔移民开始了“大迁徙”。起初，离开开普的原因是当地的英语环境的统治。
布尔共和国在第一次布尔战争（1880年-1881年）期间成功地抵制了英国的侵犯，这种战术运用了游击战，这非常适合当地的情况。但英国人在第二次布尔战争（1899年-1902年）中增援了更多新的部队、经验和战略，虽然英国因为消耗而遭受了惨重的伤亡。尽管如此，英国人最终仍然在战争中取得成功，并根据《弗里尼欣和约》吞并川斯瓦和奥兰治。
1877年，川斯瓦共和国被强制并入英国。在德兰士瓦，布尔人的长期怨恨转变成为叛乱。1880年，第一次布尔战争爆发。在布尔人获得决定性的Majuba Hill战役后，战争马上就结束了。
布尔共和国重新获得独立，成为阿非利堪共和国（南非共和国）。起义领导人之一的保罗·克留格尔，于1883年成为新共和国总统。
英国人与布尔人的再一次紧张关系于1899年达到顶峰。当时的保罗政府排除了在Witwatersrand的60000名外国白人的选举权，而英国要求给予他们选举权。克留格尔拒绝了英国的要求，并且要求英国部队从边境线撤离。在英国拒绝之后，克留格尔向英国宣战。第二次布尔战争持续时间比第一次长。
南非联邦（1910年-1948年）
在南非内，阿非利卡人的反英政策侧重于南非独立。在荷兰和英国的殖民时代，种族隔离主要是非正式立法的，尽管有一些立法是为了控制本地人的定居和流动，包括1879年南非的《原住民地位法》和《通过法制度》[25][26][27][28][29]。
1908年10月，这4个英属殖民地的代表在德班共同讨论建立统一的南非联邦，并成为英国的自治领。为此，4个殖民地代表为合并之后的首都设在哪里而争吵不休，因为谁都希望将首都设在自己所代表的地区。最终4个殖民地达成一个照顾各方利益的妥协方案：把普勒托利亚、开普敦、布隆方丹分别设为南非联邦的行政首都、立法首都、司法首都，而德班则定为南非联邦货物进出口的主要对外通商口岸，获得实际的经济特权。第二次布尔战争结束八8后，经过4年的谈判后，英国议会通过一项法案（1909年南非法案），于1910年5月31日成立了南非联邦，并获得了名义上的独立。联邦包括了开普殖民地、纳塔尔殖民地、德兰士瓦殖民地以及奥兰治河殖民地[30]。经过多年的协商，1909年南非法案通过，由开普敦殖民地、纳塔尔、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联合建立南非联邦。根据该法案规定，南非联邦仍为英国领土。
1913年，南非的土地法严格限制了黑人土著对土地的所有权。在那个阶段，当地黑人只控制了南非土地的7％。尽管后来政府为土著人民保留的土地数量略有增加[31]。
1924年，由阿非利堪人主导的国家党与劳工党合作而上台。先前被认为是荷兰语的一种方言的阿非利堪语，取代荷兰语成为联邦的官方语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南非加入英国和盟国与德国作战。无论是南非总理路易斯·博塔还是英国国防部长扬·史末资此时也成为了战时内阁的一员。扬恩斯曾经是第二次布尔战争对抗英国的将军。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南非联邦在国际联盟委任下开始对前德属西南非洲进行托管。西南非洲在事实上成为南非的一个省份，尽管在法理上从未被正式纳入。
1939年，作为联合王国的盟友，南非为英国参战，但这一举动引起了国民党在南非全国的追随者的强烈反对。
种族隔离时期（1948年-1994年）
1948年，国民党当选上台。国民党政府加强了在荷兰和英国殖民时代统治下开始的种族隔离。以加拿大的《印度法》为框架[32]，国民党政府将所有民族分为三个种族，各种族住在不同的区域中，并为每个民族制定了权利和限制。白人虽然为少数（少于20％[33]），但控制了大多数黑人。合法和制度化的隔离被称为种族隔离[34]。虽然南非白人享有可与西方国家相匹敌的生活水平，而南非黑人也享有全非洲最高的生活水平（相比起其他非洲国家的黑人而言），但与白人相比，黑人多数在几乎所有标准下都处于不利的地位，包括收入、教育、住房和预期寿命等。1955年，由非洲人国民大会发表的“自由宪章”要求南非结束隔离状态并建立一个非种族主义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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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0年至1963年，350万非白人（主要是黑人）的南非人被驱离他们原来的家园，被迫进入隔近被分隔的区域中，这是近代史上大型的驱离行动之一[35]。当时南非政府计划将人口搬迁之后再把这些区域逐出南非独立，这样的分化政策1970年开始达到高峰，甚至废除非白人的部分政治权利，并且开始剥夺黑人的南非公民身份。在法律上，他们成为地方分权的10个班图斯坦中的公民，将其政治权限缩在他们所属的班图斯坦内，其中4个成为名义上的独立国家（分别是特兰斯凯、博普塔茨瓦纳、文达和西斯凯）。
由阿非利卡人支配的国民党是明确的共和主义者，认为由伊丽莎白二世担任南非的国家元首是“英帝国主义的余孽”[36]。1961年5月31日，南非在全民投票后成为共和国，多数白人选民对此投了赞成票（但英国控制的纳塔尔省反对南非成为共和国）[37]。最终，英国君主伊丽莎白二世被剥夺了南非君主的称号，最后的南非总督查尔斯·罗伯茨·斯瓦特成为国家总统。原本实行西敏制的让步，总统仍然是议会任命的，并且总统几乎是无权力的，直到1983年彼得·威廉·博塔的“宪法法案”（在这些方面完好无损）取消了总理办公室，并设立了一个只对白人议会负责，近乎独特的“强大总统”。南非于1961年退出该组织，并于1994年才重新加入共和联邦。
尽管南非国内外都有反对的声音，但政府仍然继续通过立法的形式来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安全部队打击了国内的异见人士，而暴力事件亦变得普遍，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泛非议会等反种族隔离组织与政府进行游击战[38]和城市破坏行动[39]。这三个对立的抵抗运动偶然也为了争夺南非国内的影响力而发生派系间的冲突[40]。
1960年代开始，由于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变得越来越具有争议性，一些非洲国家于是开始抵制南非政府与其商业，以抵制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但这些措施对南非的经济只有很少的影响，而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更加一度出现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经济奇迹”，在1942年到1982年的40年间南非经济持续高增长，平均每7.3至7.4年南非国内生产总值就可翻一番。尤其是在1960-1970年代，南非的经济增长速度更可与当时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日本相匹敌[41]，堪称为“非洲经济巨人”。只有直到1980年代大规模扩展到国际制裁和外国投资者撤资[42][43]，尤其是当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西方国家从1984年中开始加入制裁之后，南非的经济才真正受到影响。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南非发起了一个核武器发展计划。在接下来的10年中，南非生产了6种可交付的核武器[44][45]。
种族隔离的结束（1994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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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特莱齐和哈里·施瓦茨于1974年签署的《马赫拉巴蒂尼信仰宣言》，强调了和平过渡权力与人人平等的原则，这是南非黑人和白人政治领导人达成的第一项此类协议。最终，时任国家总统弗雷德里克·威廉·德克勒克于1993年与纳尔逊·曼德拉就政策和政府的过渡进行了双边讨论。
1990年，南非国民党政府在解除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政治组织的禁令时迈出了摒弃歧视的第一步。政府首先释放了先后在罗本岛、波尔斯穆尔和维克托·韦斯特的3个监狱服刑27年的曼德拉，接下来是进行谈判的过程，再经过多数白人公民投票的批准，政府废除了种族隔离立法。随着国际社会压力增大和南非逐渐实现种族平等，南非亦同意西南非洲独立。1990年2月9日，纳米比亚制订了其宪法。3月21日，纳米比亚正式宣布从南非统治下独立。1994年，南非将鲸湾港归还纳米比亚。而南非也摧毁了其核武库，并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南非于1994年举行了第一次不分种族的选举，非国大以压倒多数获胜，自此结束白人在非洲的统治。自1994年以后，非国大一直执政。而南非亦重新加入了共和联邦，并成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成员。
在种族隔离结束后，由于南非面临许多变化，其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虽然有许多黑人已经上升到中上阶层，但黑人的整体失业率仍然在1994年至2003年之间恶化[46]。而种族隔离前罕见的白人贫穷人口则有所增加[47][48]。此外，现任政府一直在努力实现货币和财政纪律，以确保财富再分配和经济增长。自从1994年非国大领导的政府上台以来，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中，南非的名次一直在下降，直到1990年代中期才重新稳步上升[49]。有些可能归因于艾滋病和病毒在南非的大流行，以及政府早年未能采取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50]。
2008年5月，南非的暴乱造成60人死亡[51]。住房权和驱逐问题中心估计，超过10万人被赶出家园[52]。目标主要是寻求庇护的移民和难民，但有三分之一的受害者是南非公民[51]。在2006年的一项调查中，南非移民项目认为，南非人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更反对移民[53]。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2008年报告说，在南非申请庇护的难民已经超过200,000人，几乎是前一年的四倍[54]。这些人主要来自津巴布韦，但也有许多人来自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旺达、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54]。就业、商业机会、公共服务和住房之间的竞争导致难民和收容社区之间的紧张局势。尽管仇外心理仍然是一个问题[55]，但最近的暴力行为已经没有最初的恐惧那么普遍[54]。
1995年1月24日南非公布《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案》，该法案提议由11—17名独立人士组成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简称真相委员会）。7月19日，曼德拉总统签署《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1995年11月29日，南非政府宣布组成真相与和解委员会[56]。
普遍认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改变了南非的历史，让南非人看清了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并抚平了南非人心中的怨恨，为南非今天的稳定与和解奠定了基础[5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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