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与法国关系史（台法关系史）是指台湾有信史以来至今与法国双方在历史上不同阶段的关系。随着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湾后，实际上与其国家外交关系重叠。
荷治时期
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统治台湾期间，1644年至1646年出任台湾长官的法兰索瓦·卡宏即是法国人后裔，其父母皆为法国人，因信仰胡格诺派遭宗教迫害而逃至荷兰。离开东印度公司后，卡宏曾接受法国大臣柯尔贝的邀请，出任法国东印度公司第一任总督。[1]:33-34
此外荷兰东印度公司亦曾雇有法籍士兵，最著名者为莫里涅尔（M.de la Morinière），莫里涅尔自1653年起在台湾生活超过五年。他的文章被法国博学者、游记手稿收藏家梅西塞德克·泰孚诺与其他游记收入《寰宇旅行见闻录》（Relations de divers voyages curieux）一书，于1663年出版。留下了对台湾气候、宗教以及郭怀一事件的纪录。[1]:17-32
清治时期
法国人对福尔摩沙的关心，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初。1704年法国人乔治·撒玛纳札（George Psalmanazar）出版了《福尔摩沙历史与地理的描述》，虽然该书对福尔摩沙岛史地的描述纯属杜撰，被证明是伪书。但也是当时法国社会对福尔摩沙岛感到关心与好奇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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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8年（清康熙四十七年）至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间，清康熙皇帝曾谕西洋天主教土到全国测绘地图。使用较为科学的方法测缯地图，后来定名为“皇舆全览图”。
当中，在台湾部分。则于1715年4月至5月（清康熙五十三年三月至四月），由3名法国耶稣会教士冯秉正(Joseph Marie de Mailla，1669－1748)、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1663－1738）、德玛诺（Romain Hinderer）奉清康熙皇帝之命，亲赴澎湖群岛、台湾西部进行土地丈量。冯秉正负责台湾南部；雷孝思和德玛诺负责台湾北部。[2]:174-175其中，冯秉正在返清后不久，便在法国出版《台湾访问记》，介绍福尔摩沙岛的大要，并在欧洲社会引发回响。[3][4]:102-104
根据冯秉正的报告，他将台湾分成东部与西部交战的两部分，并认为只有西边才属于中国。此外亦提到汉人曾为了淘金而想开发东边的荒地，并认为这是“心怀不轨”的行为，在他看来，汉人为了夺取金矿而不惜杀害原住民。此外冯秉正亦发现台湾并没有马、绵羊或山羊，但母鸡、鸭、鹿、猴子很多。台湾首府台湾府则极为热闹，货物很多，但没有丝织品。冯秉正并提及会说原住民话的中国中间人，批评他们将原住民榨取的一文不剩，是可耻的小暴君。[2]:175-177
1768年至1769年波兰裔匈牙利贵族莫利斯·贝尼奥斯基（Maurice August Benyowsky）在波俄战争期间被俄罗斯军队俘虏，脱逃后于1771年8月来到福尔摩沙东岸，9月离开，停留三个星期。[2]:178贝尼奥斯基与台湾原住民发生冲突。贝尼奥斯基返回欧洲后，曾向欧洲君主提出殖民福尔摩沙的计划。包括1772年向法王路易十五提出殖民福尔摩沙，虽然最终未获采纳。但亦刺激法国社会对福尔摩沙的想像和关心。日后才有《福尔摩沙见闻录》的出版。[4]:104
1785年，法王路易十六因对地理特别感兴趣，因此派遣旅行家到各处探险旅行。[2]:177当中法国探险家、海军军官拉彼鲁兹伯爵让-弗朗索瓦·德·加洛（或译“拉贝鲁斯伯爵”、“贝胡斯伯爵”，Jean François de Galaup, comte de Lapérouse）在1787年（清乾隆五十二年）4月，率领探险队曾来到今日的台南安平，并在热兰遮城对岸下锚。当时贝胡斯伯爵基于在海军学校的训练与实务经验，判断此时岛内社会动荡，恐不宜贸然上岸。[4]:前言10-11并听说台湾人民暴动，中国政府出动两万士兵镇压。[2]:178然而拉贝鲁斯伯爵也对福尔摩沙岛作出评估：“自清廷征服该岛后，移往福尔摩沙定居的总人口达五十万人，而首府则有居民五万人。福尔摩沙地处要津，任何国家若能占有该岛建构防御设施，并在澎湖群岛布下若干船舰，即可安稳立身，向位居弱势的清廷予取予求。”[4]:前言11此外，拉贝鲁斯伯爵也曾抵达兰屿，他说兰屿南边有三个比较重要的村子，然而因为天气不好，无法登陆而作罢。[2]:178
而当拉贝鲁斯伯爵在太平洋音信全无时，路易十六曾请海军军官唐特卡斯铎（Joseph Antoine Bruni d' Entrecasteaux，1737-1793）出航寻找拉贝鲁斯伯爵。而当唐特卡斯铎率舰停留广州时，听闻福尔摩沙岛上的暴动。对此唐特卡斯铎曾写信给中国皇帝，提议由法国派兵平息动乱、尝试与中国当局接触。遭到当时两广总督不在时的代理广东巡抚图萨布的委婉拒绝。[2]:180-181而唐特卡斯铎也留下“台湾岛可以视为中国南部省份的谷仓”，并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拥有此岛，就可以控制中国”。[2]:182
1858年（清咸丰八年），清政府在第一次英法联军战败后，与英国等国签订《天津条约》。在6月27日（清咸丰八年五月十七日）对法国《天津条约》第六款中增开台湾（今安平港）、淡水港口。
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牡丹社事件爆发，清政府派沈葆桢协防台湾，修筑炮台（亿载金城）。当时法国海军军官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亦曾与沈葆桢同行，从事招募洋教习教枪法、电线洋匠到台议价，甚至与日将西乡从道交涉。在兴筑亿载金城的过程，亦有日意格聘请法国工程师帛尔陀（M. Berthault）及鲁富负责帮办设计。[5]:304
在1884－1885年法清战争后期，法国海军战场转辟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自1884年8月起（清光绪九年七月）法军正式入侵当时由清帝国统至下的台湾北部（鸡笼、沪尾），一度封攻占基隆港占据煤矿，但却于沪尾之役受挫清军（刘铭传领导的淮军），尔后，法军指挥孤拔鉴于台湾北部久攻不下，便改为锁台湾沿海的战略，于是将目标转往占据台湾西部的澎湖群岛，做为与清廷交涉的中继和补给据点。
1885年3月（光绪十一年二月），法军发动澎湖之役，攻占澎湖群岛。6月9日法使与清廷签订〈中法新约〉，法军主帅孤拔因水土不服于6月11日病逝澎湖妈宫澳，6月13日法舰接获和谈通知，陆陆续续开始撤军，直到8月4日法军才完全撤离澎湖。
1890年，于澎湖蛇头山修筑澎湖法军殉职纪念碑，以及马公市区修筑孤拔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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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军进军路线，与澎湖守军交战地点 -
法国士兵与当地居民合摄于妈宫澳。 -
1885年3月31日，孤拔于妈宫澳。
台湾民主国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日明治二十八年）4月，清国因甲午战争战败，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确定将台湾割给日本。台湾曾寻求外力干预，当中法国一度对割台反应积极。据伊能嘉矩《台湾文化志》载，早在3月日本着手攻略澎湖之际，法国巡洋舰Beautemps及Beaupre二号开入妈宫（今马公市），求见澎湖厅通判陈步梯、镇副将林福喜[注 1]，表示日本将发舰队来攻，劝清方欲避免被占领，不如将台湾暂时让与法国，于事局结束后当即归还清国，澎湖官员报告驻于台南的台湾防务帮办刘义，刘义则鉴于清法战争对法的兵戎相见，对此拒斥不顾。[6]:761
在三国干涉还辽期间，张之洞、唐景崧透过法国将干涉范围扩及台湾，当中策划者为留法学生、曾任驻法使馆参赞的陈季同。[7]1895年5月19日有法舰来访，22日法将德尼访唐景崧道：“为中国争回土地则难，为台湾保台则易，必须台自立，有自主之权...台能自立，可保护”。[8]劝台湾先宣告独立，让法国有介入正当性。台湾民主国成立后，陈季同出任外交部长，然而法国发生加强控制其保护国马达加斯加岛，准备第二次马达加斯加战争而未能兼顾，[6]:761最终未介入。日军登台后，陈季同也随唐景崧等人逃走。
日治时期
日本统治初期，由于当时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施政屡受挫折，日本政界曾一度出现放弃台湾、并将其卖给法国的“台湾卖却论”；但后来因对台湾的统治成效渐入佳境而作罢。
明治三十九年（1896年），法国决定在台湾设置领事馆，并派De Bondy Riario子爵为领事。日本外务省予以承认。同年5月14日，Riario由东京来台，未有就任报告旋即返东京。其后该员常驻东京，并未驻台，而请驻安平英国领事兼办该国领事事务。[9]:369
日治时期，随着日籍教师将西洋画传入台湾。此时期也出现台湾年轻艺术家前往法国留学，如陈清汾、颜水龙、杨三郎、刘启祥、许武略等人。陈清汾于1928年赴法留学，1930年入选巴黎沙龙美展；[10]颜水龙在留法期间（1930年至1931年）到过巴黎、康城，创作了《蒙特梭利公园》（1931年）、《康城海港》（1932年）等作品。[11]杨三郎于1932年与刘启祥赴法国深造，翌年以“塞纳河”入选法国沙龙展。[12]刘启祥于1932年6月与杨三郎同赴法国留学，并抵达马赛港受颜水龙迎接。刘启祥临摹马奈的《吹笛少年》，还有塞尚的《赌牌》等作品。并于1933年以人物坐像画《红衣》入选法国秋季沙龙。刘启祥于欧洲留学长达三年，直到1935年。留学巴黎期间，刘启祥多次申请进入卢浮宫临摹多幅19世纪下半叶的人物画。[13]
此时期台湾人赴法留学者除修习美术外，亦有赴巴黎大学就读的李万居（社会）、游弥坚（政经）等人，以及留学医学的郭松根[14]、学史的黄联镳。据1941年调查的《台湾欧美同学会名簿》及有关资料统计，赴法留学者有11人，在留学欧美者中仅次于美国（31人）、英国（19人，含香港7人）。[15]
林献堂在1927年至1928年的环球旅行中，五度前往法国。参观卢甫耳旧宫殿、维尔赛宫、封腾布罗等地。在卢甫耳宫见到雷温哈特的《半身美人》，听闻此画约值二十万，前年被人窃去，举全国警察之力大搜索，仅差片刻即出国境，幸得追还。“余观其画美则美矣，有若是之价值否，则不敢断定”。并称特啦永善画牛，弥列善画农人情状，作品《晚钟》“其一股幽美的神情，真是令人鉴赏不尽”。对于迈罗女神及胜利女神，则谓“迈罗女神两手俱断，胜利女神并首而无，其美点何在，余实不敢轻下批评矣”。[16]:141-142
昭和十六年（1941年），维琪政府开设驻台北领事馆，并派前驻中华民国二等翻译官布洛得（Michel Blot）为驻台北领事，规定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琉球及澎湖岛为其管辖区域。[9]:369-370
中华民国台湾时期
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法国亦在首都台北保留法兰西共和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但仅派驻代办而非大使。
1950年11月30日，法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否决中共代表伍修权等提出之“美国侵略台湾案”。[17]
战后，台湾人赴法国留学者，较知名者有法律学者彭明敏。彭明敏于1953年前往法国巴黎，[18]:87以法文完成太空法律地位研究的论文数篇，1954年完成博士课程，[18]:88取得巴黎大学法学博士。此外，日治时期曾留学法国的郭松根于1956年离台，于世界卫生组织当顾问，到法国后与巴黎台湾同乡会人士颇有来往，之后未再返台任职，直到1982年逝世。[19][20]:156-157
1960年代，法国开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关系正常化行动，当时中华民国政府极力阻止，其间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还致亲笔信给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以稳固邦交。
1964年1月27日，法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中华民国外交部抗议法国与中共政权建交，表明反对“两个中国”；1月25日，法国总统戴高乐派前驻华大使贝志高向总统蒋中正解释；2月7日，外交部重申反对“两个中国”，指戴高乐中立政策是分期投降；2月10日，宣布与法国断交。[21]:698位于台北市临沂街14巷的法国大使馆[22]于2月12日撤馆。[23]除了总部在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之外，两国关系全面中断。[24]
1973年3月23日，国民党政府于巴黎庆祝青年节餐会。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海外工作委员会”派在巴黎的代表滕永康（滕杰之子）遭到欧洲台独运动支持者黄照夫刺杀。[25]黄照夫在听闻1972年美国威廉波特棒球赛，台独志士惨遭在美接受接舰训练的国民党政府海军人员殴打时，他的心境“当时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愤怒，我的答案是：机关枪。”引发杀机。[25]
在台的中华民国政府与法国断交后，直到1989年成立法国在台协会整并相关业务进行外交。
1989年，法国汤姆笙公司与台湾国军商议出售拉法叶舰问题，被法国外交部否决。汤姆笙公司遂进行对法国外交部长罗兰·杜马与其情妇锺古夫人行贿，1991年8月，杜马同意此项军售。然而当时新加坡购买相同的拉法叶舰价钱仅40法郎，台湾却上升到160亿法郎，引起台湾海军武获室执行长尹清枫上校不愿签结此案。1993年年底，尹清枫的尸体被人发现在苏澳外海，与拉法叶军购案相关人物的意外死亡或自杀人数也节节上升，在台湾、法国及中国都有涉案人员相继神秘死亡。最终杜马辞去宪法委员会主席职务，接受司法审讯，他宣称这笔军火佣金高达30亿法郎，法国政府的高级官员都从中受益，他只是代人受过。[26]:440-441
2001年11月，总统夫人吴淑珍前往法国，先在巴黎参访两天后，再转赴东部史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代表总统陈水扁接受国际自由联盟颁发的“2001年自由奖”，并会见欧洲议会议长方亭。随同前往的包括外交部次长、总统府第三局长等人。对于此行，法国政府也提供相关的礼遇与接待。[27]
2018年7月25日，立法院长苏嘉全率团访问法国国民议会，创下立法院长进入国民议会议场的首例。[28]
2021年5月，法国参议院以304票赞成、0票反对一致通过“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工作”决议。11月30日，法国国民议会以39票赞成、2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决议案，代表法国政府出席的外交部国务员勒莫因（Jean-Baptiste Lemoyne）表示，台湾为法国在亚洲重要伙伴，也是当前地缘政治核心。台法共享人权价值，且台湾抗疫表现堪为模范。台湾参与国际将对国际社会带来益处，法国立场清楚，将继续支持台湾参加国际组织。[29]法国国民议会议员法瑞德莉克·杜玛（Frédérique Dumas，民主人士和独立人士联盟）会中甚至以“我是台湾人”（Je Suis Taïwan.）表达挺台立场，效仿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于1963年在西柏林的“我是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的名言。[30][31]外交部表示，创下法国国会两院在半年内首度通过友台决议的历史记录。[32]
2021年12月15日，法国国民议会前议长、现任友台小组主席戴扈杰率领访问团访问台湾。16日晋见总统蔡英文，[33]并拜会行政院长苏贞昌、外交部长吴钊燮、经济部长王美花，并会晤相关部会首长。17日，立法院长游锡堃代表立法院，颁发二等国会外交荣誉奖章给戴扈杰，为立法院史上首度颁发国会外交荣誉奖章给法国国会议员。[34]19日离台。[35]
注释
参考资料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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