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连臣角惩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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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连臣角惩教所（英语：Cape Collinson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是香港惩教署辖下的一所低度设防的惩教所暨教导所，位于香港岛东区歌连臣角歌连臣角道123号，所员为在《教导所条例》下受训的男性青少年。[1]该所原为1955年成立的赤柱东头湾教导所，于1958年迁到歌连臣角并改组，主要为犯人提供教育和工艺训练课程，[2]并设有自己的步操乐队，有时会被受邀请参与外出表演。[3]此外，该所曾于1979年因应越南船民问题，曾开辟部分用地作为难民营，[4]其间两度关闭但不久后重新成为难民营并设置难民组，到1990年代恢复原本的惩教用途。[5]
 歌连臣角惩教所正门 | |
| 地址 | 香港岛歌连臣角歌连臣角道123号 |
|---|---|
| 坐标 | 22°15′01.80″N 114°15′10.96″E |
| 状态 | 使用中 |
| 安全级别 | 低 |
| 监狱容量 | 192人 |
| 启用时间 | 1958年9月15日 |
| 管理机关 | 香港惩教署 |
简介
歌连臣角惩教所是香港现存两间教导所之一，另一间教导所为女性少年院所励敬惩教所。[6]该类型惩教所借用英国青少年教养院“波斯托尔”制度，主要为在《教导所条例》下受训的男性14至21岁的青少年，提供教育和工艺训练课程，一般为期半年至三年，期望犯人获释后能够学到基本学术能力以及职业技能。[7]:82早期的歌连臣角教导所设立了训练三级制，即是俗称“白牌仔”的入学级、“红牌仔”学习级、和“绿牌仔”离校级，署方会视乎犯人的平日的行为和成绩，决定是否为他升级，当升至离校级时，则代表这名犯人可随时获释。[8]据1971年署方的报告，该所教导的成功率为64%，以当时来讲已达国际水平。[9]现时署方要求犯人半日上课，另外半日接受职业训练，而他们获释后也要接受为期三年的法定监管，比劳教中心（沙咀惩教所）的一年监管期更长。[6]
该惩教所早于1958年设有自己的步操乐队，由犯人和惩教署职员组成，主要负责音乐演奏及花式步操，有时会被受邀请参与外出表演。[3]另外，在启用初期署方所提供的各种课程中，一向以汽车驾驶训练最受欢迎，到1990年代后亦同时提供汽车护理课程以应付需求。[7]:83
历史
歌连臣角惩教所的原址本为驻港英军军营之一，港府于1958年安排位于南区赤柱东头湾道的东头湾教导所（1955年2月1日成立）迁到这里，并于1958年9月15日投入服务，当时名为歌连臣角教导所，并由时任监狱署长乐文（或译罗文；Cuthbert James Norman）的夫人前往剪彩，开始收容18至21岁的青年。[2]歌连臣角新址建有十几间水泥小屋，每间可容纳6至8人，当时整个教导所可最多收容150名犯人，而原本赤柱的旧址也于同日结束，监狱署随即进行改建工程，后来成为职员训练学校，即是今日的惩教署职员训练院。[10]1962年，署方在那里增建课室、工场及其他康乐设施，工程于8月3日完成并邀请时任辅政司白嘉时出席剪彩仪式。[11]
开幕仅两个月院所即发生严重凶杀案。1958年11月17日凌晨5时27分，有4名被羁留青年邱达华（20岁，首被告）、吴德伟（21岁，次被告）、钱兆佳（20岁，第三被告）、蔡多（19岁，第四被告）、[12]逃去，营中指导员苏瑞波被发现倒在沙滩上，头部及身上遭石击，送院后不治，手表亦失去[13]。16日下午，林裕尧曾对营囚林元章说营内的路沙罗沙展曾殴打他们，因此拟于当晚逃出院所，邀请林元章一同逃走，但林元章因悉母逝讯，心情不佳而拒绝，林裕尧即警告他不要对人说否则会对林元章不利。深夜，林元章被异声惊醒，见林裕尧站在床尾，问林元章的私人衣服在哪，林元章没有回答。邱、吴及陈三人按著被毛毯所盖之人[14]。吴德伟持绳一条，蔡多就双手持砖向毛毯猛击四五次，钱兆佳则对蔡多说“唔好打喇，够喇”，但蔡仍再击三四次。蔡在一两分钟后再出现，手持一块新砖，继续袭击被毯所包的人。未几第二块砖亦敲碎。邱、吴、钱三人蹲下并以绳缚毯中的人，捆缚后他们把该人抬出营外[15]。
看守员唐国梁16日晚值夜班，与苏瑞波一样，但苏巡逻17号营房，唐负责办事处附近建筑物。凌晨2时半，唐在第二更报到时还见到苏一切如常。看守员之间会按铃及亮讯号灯示意一切正常，凌晨3时，唐到10号营房警岗按铃，但苏没有回应及亮灯。3时半，唐再按铃及亮灯，但苏驻守之13号营房仍无反应。唐开始怀疑，遂到13号营房查看，逗留10分钟仍未见苏出现，遂跑往苏的宿舍找他，不果。唐又沿苏巡逻路线搜寻，至17号及19号营房外发现电灯熄灭（应亮灯至天光），唐怀疑有事发生。唐先入17号营房，电灯全灭，又踩到一块砖，开电筒后还发现血渍。唐即问是否有人受伤、失踪。唐先发现钱兆佳失踪，遂约于5时15分，向院所负责人Armstrong报告，并召集警卫分头搜索。在17及19号营间水渠，唐发现一张染有血渍的毛毯，里面正是苏瑞波，解开绳子时他面向地，作俯卧状。营警将苏翻转，发现面部被一条毛巾包起，解开后见苏鲜血满面，双手被反绑，并已不能动弹。各人为苏急救，但苏似已断气，遂将苏运至19号营，由Armstrong由私家车，与两名看守员运走苏的尸体前往玛丽医院，医院何医生确认苏已死亡，旋将苏送往西区警署，由警方保管苏的尸体。5时许，唐遂发现首四名被告失踪，未几警方人员到场[16]。
警方出动大队警探（包括黄竹坑警校的学警）、直升机及警犬搜索，又沿出入市区之路设检查站。18日凌晨零时许，警方接报后在筲箕湾浅水码头村（今逢源大厦至梁李秀娱小学）寻得三名青年，带返警署，但蔡多仍然在逃。营内又搜出一份文件，谓“愿意结为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同心协力，对付敌人”。遇害的指导员苏瑞波是新法书院学生，数月前在赤柱受训完毕，然后派往此营服务[17]。20日晨11时，蔡多亦在湾仔被警方巡逻队时拘捕[18][12]，另外再拘两名涉案青年林裕尧（19岁，第五被告）及陈辉（19岁，第五被告）。他们被押送至中央裁判署（今大馆）提堂[12]。24日，除林以外的五名被告提堂，博素曾说被告向警方投诉他们在训练所中曾遭殴打[19]。审讯期间曾传召30名证人，不少为营囚。
该所在1974年发生职员相关丑闻，一名何姓职员因为向犯人恐吓要插赃诬告，并企图威胁收取保护费，后被犯人揭发并辗转交予廉政专员公署调查，该名何姓职员后来被控五项罪名。[20]1978年7月21日，一名20岁犯人与另一犯人口角继而打斗，当中他突然晕倒地上，经职员发现后随即将其送往玛丽医院，最终不治。[21]
1979年7月5日，[4]监狱署因应越南船民问题，曾开辟部分用地作为羁留越南人之用，运作不足一年，在翌年3月变回教导所。[22]1983年，因应在港越南人上升而重开难民营，并进一步改装为禁闭营。[23]:100-101虽然惩教署在1986年4月一度将越南人迁往屯门区虎地的羁留中心并再次结束难民营，[24]但翌年8月因大量来自中国大陆的越南人涌入香港，署方决定重新启用难民营设备并设置难民组至1990年代为止。[5]1989年9月19日，惩教署联同警方进入歌连臣角营舍，对早前的打斗事件进行调查和搜查武器，但遭到越南人阻止和堵塞出入口，双方并一度对峙长达六小时，后来经署方劝喻后才得以平息，并搜出84件自制武器。[25]翌年接连发生越南人逃营事件。4月22日，有七名等待自愿遣返的越南人剪破营舍的铁丝网脱逃，其中只有两人于同日被寻获。[26]两日后，又有多20名越南人趁夜爬铁丝网逃去无踪，[27]直到4月30日透过警方寻回其中八人。[28]到了5月18日再发生越南人逃营事件，有一人当晚被捕回。[29]
随着越南船民问题逐渐解决，歌连臣角惩教所恢复原本的惩教用途，惩教署因应近年来的犯人大多因涉及毒品案，除了维持原本的教育和工艺训练，亦同时推供步操和体能。[30]为改善男性教导所的资源调配，惩教署在2007年进行惩教院所首阶段互换计划，把励敬惩教所的128名犯人调到歌连臣角惩教所，而前者则转型成为女性少年教导所。[31]2015年，一名在囚的文凭试考生，其中一个科目考获最高级别的5**，是自文凭试创立以来全港第一位犯人获此成绩，他并连同其余六名犯人，一同获大专院校取录。[32]另外，惩教署为防职员持续流失及挽留人才，2017年起率先在歌连臣角惩教所试行五天工作制，又批准职员在指定非保安范围内使用移动电话网络半小时。[33]直至2020年底惩教署停止使用歌连臣角惩教所监禁犯人，并将歌连臣角惩教所调拨为临时训练设施[1]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相关条目
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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