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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俄容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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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俄容共”是1923年吴稚晖率先使用后,约定俗成的说法(中国共产党将其称为联俄联共),这是孙中山晚年推动的为了引入苏联政治训练、军事及财务的外援,以协助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政策。[1][2]

而由于当时中国国民党军事力量不足以反抗当时北洋政府,两次目的为保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护法运动均以失败告终,孙中山在两次挫折后,认为必须建造自己的军队,才能统一全国。

西方国家拒绝给予孙中山援助的情况下,新成立的苏俄则宣布废除之前沙俄与中国签订的部分不平等条约,并试图透过中国国民党进行共产革命。1922年8月,越飞北京任苏联驻华全权代表,他首先致函当时军事实力最强的吴佩孚将军,表示希望能够建立合作关系,但遭到吴佩孚的拒绝。

背景

自1905年孙中山成立中国同盟会后,到1925年孙去世,在孙领导下,胡汉民重在内部策划,汪精卫重在对外联络,蒋介石重在军事任务,三人大致分工合作[3]:21。从1925年到1936年胡去世,汪蒋合、胡蒋合各两次,胡汪有分无合[3]:21

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决定同国民党实行“党外联合”。但这时,共产国际接受了马林提出的关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主张。7月18日,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所有工作都必须在和马林的紧密联系下进行。8月,共产国际又专门作出《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不久,共产国际派马林携带这些指示由莫斯科到达上海。马林认为中共二大决议赞成与国民党进行“党外联合”,是不符合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根据马林的提议,1922年8月28日至3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马林张太雷7人。马林指出:国民党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并改造国民党,以推动民主革命;中共加入国民党符合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精神。会议决定党的少数负责人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会议决定出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 (周刊)》。

孙中山对苏联之态度

1923年1月26日,孙和苏联特使越飞发表联合声明[4]:173。越飞在上海与孙中山会面后,两人发表“孙中山越飞联合宣言”(孙越宣言),开始国民党与苏联及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的中国分部)的合作关系。孙认为苏维埃制度不能引入中国,中国最大与最迫切问题,乃在完成全国家统一,与获得完全国家独立[4]:173。苏俄表示,要废除沙皇时期与中国签订之所有不平等条约,外蒙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不能与中国分离[4]:173。在孙越宣言中,苏联承认中国对外蒙古主权,并承诺不在中国进行共产革命。孙中山根据马克思理论认为共产主义制度不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孙中山与苏俄的关系才日益密切。

经过

1923年,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合作,将大本营迁回广州,对抗北洋政府。列强多不支持孙,孙仅获得苏联支持以因应情势。孙在改组中国国民党同时,实行“联俄容共”。苏俄给予孙大量武器和财政援助,并派出军事及政治顾问鲍罗廷帮助孙建军北伐。隔年,黄埔陆军军校成立。在苏联的影响下,孙中山力排众议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史称“联俄容共”,中国共产党在后来将其称为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方面日后单方宣称孙中山政策是“联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毛泽东提出的新三民主义或苏联人所说三大政策),而这与中国国民党人对“容共”政策理解并不一样:中国国民党人认为,孙允许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是真,但其至始至终只有一个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主义,无所谓新旧。

1923年6月,中共三大确定全体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方针。

1924年1月20日至1月30日,孙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25名中央执行委员中,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为中国共产党员;在17名候补委员中,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为中国共产党员。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中国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共三人,廖仲恺戴季陶为中国国民党员,谭平山为中共党员。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中国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亲共亲苏势力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中国国民党各级党部。

从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到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第一次汪蒋合为时仅半年[3]:21。1925年10月5日,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以政府事繁,不能兼任宣传部长职务,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常务会议推荐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常务会议通过,并请毛泽东即日到部任事[5]:137。10月7日,毛泽东到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职,召开宣传部第一次部务会议;会议讨论宣传计划和编纂事宜;决定先组织专人对国内外已经出版的各种中外文报刊和工农商学各界“知识之发达次第程序”不同的情况,进行调查,然后作出宣传、编纂计划;会议还决定请中央执委会通告各地,以后凡散发各种传单和出版各种报刊有关党义者,均要先交宣传部审查[5]:138。10月13日,毛泽东出席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3次会议;会议决定对戴季陶7月擅自出版《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通告各党员,指出该书只是“个人意思,并未经中央鉴定”,今后“凡关于党之主义与政策之根本原则之言论,非先经党部决议,不能发表”;会议通过毛泽东关于调戴季陶来广州工作之提议[5]:138。10月16日,毛泽东出席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第114次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指定毛泽东、甘乃光、詹菊似3人起草编纂党史章程,提请中执委审定[5]:138-139。10月20日,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直接筹备召开之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中央党部大礼堂开幕;毛泽东参加会议;会议决定由毛泽东、黎樾廷、李谷珍3人组成大会宣言起草委员会,负责宣言之起草工作[5]:139。10月27日,毛泽东出席中国国民党广东省代表大会闭幕会,以中国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和代理宣传部长身份,向参加大会之千人发表演说[5]:140

1925年11月2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谭延闿、谭平山、林伯渠、李大钊、于右任、于树德、王法勤、丁惟汾、恩克巴图,候补执委毛泽东、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张国焘通电全国各级党部,指出林森等在北京西山召开所谓中国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为非法[5]:141。同日,毛泽东出席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第123次联席会议;会议推定毛泽东起草中央通告,将中国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在广州召集四中全会之决议以及此项决议延缓执行之经过详情,告海内外各级党部;会议通过毛泽东以代理宣传部长名义提出之《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反奉战争性质为“反英日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之一幕”,而“奉直两派军阀,无论哪一派胜,均于中国不利,因两派背后均有恶凶的帝国主义”;大纲提出,在宣传中要揭露帝国主义、军阀及其政治派别的阴谋,以人民为主体,团结各方人物进行反奉战争;大纲认为,人民对于敌友之分辨,“全看其与帝国主义有无关系。无论何人何时一与帝国主义发生关系,人民即不认之为友”;“真正人民的领袖,乃中国国民党。真正人民的政府,乃广州国民政府。真正人民的军队,乃广东的国民革命军。……被压迫的中国全体民众,乃一切中国问题的主宰”;大纲要求各级党部宣传中国国民党对时局宣言之四项主张,尽快准备真正是人民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12月3日,毛泽东以代理宣传部长名义向各地宣传部发出关于反奉战争宣传之通告,要求对大纲进行猛力之宣传[5]:142-143。11月,毛泽东以宣传部名义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建议在上海设立交通局,作为沟通中央与全国各地之机关;中国国民党中央同意,并决定将上海交通局之工作交宣传部负责管理[5]:143。12月15日,毛泽东出席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27次会议,就湖南政治研究会呈请开办短期政治讲习班并指定理事问题,作出决定:指派谭延闿、程潜、陈嘉祐、鲁涤平李富春林伯渠、毛泽东为该讲习班理事[5]:146-147。12月,毛泽东写信给中共韶山支部,并送农民协会简章,建议在原有农民协会之基础上,成立区农民协会;中共韶山支部根据毛泽东之建议,秘密成立湘潭特别区农民协会,次年春公开,会员达11,700余人;北伐军经过湘潭时,韶山农民做很多支援军队之工作[5]:147

1926年2月5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第二次会议根据汪精卫提议,批准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会议决定继续开办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招生范围扩大,面向全国,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以“研究农民运动之理论与实施计划之指导”;同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发出第一号通告,宣布农民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为:林伯渠(主席)、陈公博、毛泽东、甘乃光、宋子文、谭植棠、萧楚女、阮啸仙、罗绮园[5]:155-156。2月16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第五次会议通报: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因病请假两星期,部务由沈雁冰代理[5]:156。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开办政治讲习班的重大意义,在于表明革命分子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和反革命派,“在炮火中制造革命人材”;参加讲习班的学生,“必也是感受不自由而来此作革命工作,绝对不是抱升官发财的希望而来的”;“望诸位忍苦耐劳,大家联合起来,努力国民革命,努力世界革命!”[5]:157本月,毛泽东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讲授农民问题[5]:157

结果

孙中山政治顾问鲍罗廷(左二)与蒋介石(左三)在黄埔军校,1927年
孙中山政治顾问鲍罗廷(左二)与蒋介石(左三)在黄埔军校,1927年

孙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国民党内部发展迅速,控制中国国民党诸多重要职务,引起中国国民党内激烈政治分歧,造成宁汉分裂。在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后,鲍罗廷秘密策动郭松龄反对张作霖。张蒋两人1926年秋天就开始秘密接触,两人分别派唐生智杨宇霆作为代表,展开秘密会晤,协议共同驱逐共产国际势力,因此“南京事件”后不到两周,张作霖便在4月6日得到公使团同意,派遣军警突袭北京的苏联大使馆、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公处,逮捕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并搜出共产国际发来大量指示、训令、颠覆材料(与冯玉祥合作颠覆文件、红枪会及煽动农民纪录、中共文件等,“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和武器弹药。其中一份训令内称“必须设定一切办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不惜任何办法,甚至抢劫及多数惨杀亦可实行”[6],证实苏联全面指挥颠覆合法的北洋当局的暴力、排外运动。4月12日,蒋在上海发动“清党”。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则强烈谴责粗暴北洋政府侵犯苏联使馆尊严,并称此事件“乃帝国主义的挑拨,中国政府已沦为帝国主义者的工具”。4月19日,苏联召回北京驻华代办及大使馆职员[7]

武汉亲共派首领汪精卫在偶然获得共产国际关于在颠覆中国政府的策略文件后,也开始和平分共。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广州南昌等地组织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进入农村地区发展,推动反国民党政府土地革命的活动。中国国民党联俄容共政策到此暂停。

参考文献

  1. ^ Rana Mitter. Modern China. Sterling Publishing Company, Inc. 6 October 2009 [17 January 2013]. ISBN 978-1-4027-6893-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0-12). 
  2. ^ 林天人. 中國通史. 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2: 600– [17 January 2013]. ISBN 978-957-11-3035-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1-01). 
  3. ^ 3.0 3.1 3.2 蒋永敬. 《多難興邦:胡漢民、汪精衛、蔣介石及國共的分合興衰1925-1936》. 新锐文创. 2018. 
  4. ^ 4.0 4.1 4.2 孙穗芳. 《我的祖父孫中山》下集. 台北: 禾马文化出版. 1995. ISBN 978-957-799-020-4. 
  5. ^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赵福亭、吴正裕、黄允升、蔡钊珍、田逢禄、张素华、李捷、蒋建农.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主编逄先知,副主编冯蕙、姚旭、赵福亭、吴正裕 , 编.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ISBN 7-01-001818-9. 
  6. ^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1981)p.189
  7. ^ 郭廷以,俄帝侵略中国简史,1985年6月,文海出版社,第65页

外部链接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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