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位于亚洲腹地的青藏高原。在中文中，西藏既可以指传统意义上的西藏，即包括整个藏区，又称大西藏地区；也可以特指其西南部地区，即清朝以来分割边界后的行政区划，面积略大过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之范围。本条目正文中所指的西藏，若无特别说明，通常指大西藏地区，以更加方便和准确地阐述包含各个藏区的西藏整体的历史。由于青藏高原的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故素有“世界屋脊”之称。自古以来，西藏特殊的地理位置阻绝外来势力的侵扰，也保留独特的地域文化。自石器时代即在西藏高原活动的人类，逐渐发展成今日的藏族，而其绵延至今的文化中最引人瞩目的，正是在他们的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宗教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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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族人自称为“博（bod）”。满语、蒙语中则称“博”为“ᡨᡠ᠋ᠪᡝᡨ (tubet, 土伯特)”、“tübat（图波特）”。“博”是集民族、地域、政权于一体的总称，世代生活着西藏地区的除藏族人还有汉族、门巴族、珞巴族等，所以除了“博”和“图波特”这两个语汇以外，在历史上还可以找到“吐蕃”、“唐古特”、“土伯特”等其他称谓，而对于在东部藏区（如四川、青海等）生活的其他分支的藏民，部分汉族人会称呼他们作“西番”或“西羌”等等。
清朝的满族君臣把“乌思藏”理解为“西面的藏”，称之为“wargi dzang”，翻译成汉文时译作“西藏”，这样才出现汉文的“西藏”这个地理名词，清朝早期的文献称藏族为“图白忒”或“唐古特”，清顺治帝时称藏巴汗为“图白忒部落藏巴汗”，称达赖喇嘛为“图白忒部落达赖喇嘛”，清朝将达赖喇嘛、班禅喇嘛所居之地沿用藏族的习惯称为“乌思藏”、“卫藏”，后来又由“卫藏”一词演变为“西藏”。“西藏”一词最早出现于《清实录》康熙二年(1663年)八月丙申条中：“西藏班禅胡土克图故，遣官致祭。”[1]
地理范围
“西藏”这个词汇所含括的地理范围，有不同的解读方式。 西藏的两个主要定义：
- 西藏流亡政府宣称的藏区（藏文：Bod ljongs，英文：Tibet），又称大西藏地区，囊括中国境内所有藏人居住的地区，其范围包括今西藏自治区（藏文：Bod rang skyongs ljongs）、青海大部、四川西部、以及小部分的甘肃、云南，两倍于西藏自治区[2]，不包括现在被印度控制的藏南地区。其声称，在1950年之前，达赖喇嘛管理卫藏、康、安多三大区域[3][4][5]，并声明这种说法被西方媒体广为接受[6][7][8][9][10]。被西藏流亡政府宣布为西藏固有领土的安多省的青海湖东北部和西康东部地区，在公元8世纪纳入吐蕃王朝版图。《新唐书·吐蕃传》载唐德宗建中四年，唐蕃清水会盟时约定双方边界如下：“今国家所守界：泾州西至弹筝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州西至同谷县，暨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汉界。蕃国守镇在兰、渭、原、会，西至临洮，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大西藏地区的非藏族人口有十来个民族，是历史形成的，那里的藏族人口也是在吐蕃击败吐谷浑和唐朝之后迁入的[11]。清朝政府对西藏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在18世纪时将卫藏以外的大部分藏族地区划离西藏，不受拉萨的行政管辖，但宗教上仍以拉萨为中心。
- 中国政府所说的西藏是西藏自治区，包括目前受印度控制的阿鲁纳恰尔邦。汉地明朝时期[12]，卫藏政权仅能控制前后藏；明末清初，蒙古和硕特部的固始汗控制青海、前后藏和喀木；清[13]雍正年间勘定西藏与青海、四川、云南的边界，把安多和喀木东部陆续划入四川、云南等省，并在清末开始改土归流；民国肇建[14]驻藏清军撤出拉萨，但川军仍控制着西康地区。191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返藏后，藏军接管原驻藏大臣管辖的霍尔三十九族，灭波密土王，并东进康区、玉树，与四川、青海军队多次交战，川藏分界线在金沙江左右摇摆不定。九世班禅逃往内地后，十三世达赖又接管班禅所属地区。1949年拉萨噶厦已控制卫、藏、阿里、三十九族地区和康区西部[15]，与现在西藏自治区的范围大致相当。
广义的藏语文区域和藏民族区域亦包含不丹、锡金、拉达克（大西藏）、巴尔蒂斯坦（小西藏）。
本条目从历史的角度描述西藏，对地理范围并不执着某一时期的界定。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区，历史上多数由藏族统治，但并非总是被拉萨政权统治。
史前时期
主流史学界认为西藏雅鲁藏布江流域有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衍化的完整遗址，考古证据证明西藏在18,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人类活动。按照目前考古学上的证据，在距今14,000年和8,000年之间的中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类开始在西藏居住。1978年，考古学家在昌都发现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骸骨和陶器，在进行研究以后，认定这些物件距今大约有7,000年之久。[16]
上古时期
在青藏高原西北部的古象雄地区，根据藏族所信奉的原始宗教“苯教”的传说，世界原初是一个巨大的卵，其蛋壳变成白色的神山，蛋白化成大海，蛋黄则变成十八个中型的卵，再从其中诞生各种动物。至于西藏民族的起源，依照西藏佛教故事里面的传说，该族来自于阿尔泰山、西藏冈仁波齐峰和天山相邻地区最原始的六个氏族（或六大姓氏，即噶、哲、扎、党、讷沃、韦达），是弥猴与罗刹女婚配而繁衍出来的后裔。在《隋书》中，也可以找到位于甘肃东部拉卜愣一带之党氏藏人（即宕昌羌）自称为弥猴种的记载。[17][18] 最早的西藏王国可能是《史记》中记载的单同（即象雄）。但有证据显示古国象雄开始于铁器时代。[19] 象雄最初包括今天大部分藏区，包括象雄和蕃两个民族。聂赤赞普时代，兴起的吐蕃部落逐渐脱离了象雄王室的控制，苏毗也切断了象雄王室与东部象雄（多康地区）的联系，此后象雄的范围仅限于今天阿里和克什米尔， 即吐蕃的西北部。
唐旄是两支羌族人，也称为葱茈羌，原居住在天山南部，以葱岭一带藏北为中心。[20] 象雄衰弱后，唐旄渐渐向东面和南面扩大，成为藏北大国，北界接于阗（今新疆和田），东北与苏毗（今青海玉树一带）接壤，西至天竺（今印度）[21]，南境山南地区[22]。6世纪末，发羌后裔吐蕃部落渐渐崛起，自山南地区雅隆河谷向唐旄后期中心逻些（今拉萨）推进。
在青藏高原东南部的古吐蕃地区，藏族早期的神话传说认为藏人起源于东方，即今四川、西藏、青海相邻地区。西藏的历史记载中还提到古羌人与西藏米博懂氏的血缘关系。故有观点认为藏族起源于羌族。这个部落在汉文史籍中被称为发羌。在6世纪以前，整个西藏高原都分布着很小国家和部族，多说藏语，也有羌人与鲜卑人的后代。这些部落后来合并为12个小邦，其中以位于山南地区雅隆河谷的羌族的一支最为强大，不但统一诸邦，而且后来还建立吐蕃王朝。根据西藏传说，大约在公元前127年的时候，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几位苯教领袖，曾经一起迎立聂赤赞布为王。后来的吐蕃王朝的建立者宣称自己是聂赤赞布的后代。
吐蕃帝国
吐蕃王室的始祖崛起于西藏山南地区的雅隆河谷，在松赞干布赞普[注 1]继位以前，据说已传承20余世，但松赞干布之前吐蕃并无文字，因此其世系难以考证。到了7世纪初的时候，由于松赞干布成功的经略，位于今青海玉树一带的“松波”、谦多（今昌都）一带的“康国”（旧唐书称“东女国”）、甘孜一带的“附国”、理塘一带的“蕃绿”、居青海的吐谷浑、党氏各小国（即唐史所记“党项”）等国，统一在吐蕃王朝之下，该王朝也成为当时不可忽视的大国。
在松赞干布统治期间，他派遣16名聪颖的西藏儿童前往印度学习，其中一名儿童吐米桑布扎，后来以梵文为蓝本而创制藏文。另外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吐米桑布扎“发明”藏文以前，西藏早就已经有文字了。根据这种观点的说法，藏文系产生于象雄(即今阿里地区)，时间则是在丹巴辛绕创立雍仲苯教的时期，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后来松赞干布派噶东赞（即唐史中的禄东赞）到尼泊尔迎娶尺尊公主[注 2]，尺尊公主携来了西藏的第一尊佛像金刚不动佛，并修建了饶萨孜拉康（即现在的拉萨“大昭寺”）[18]。
大致上也在这个时候，从印度传入的密教和从汉地传入的大乘佛教，与西藏原有的“苯教”结合，而形成藏传佛教。该教宣传宇宙大劫、五浊恶世、一切无常、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修行解脱等教义，特别崇奉密宗，以无上瑜伽密为最高修行次第，称为藏密。这是佛教传入西藏的第一波活动，宗教史学者将其称为藏传佛教的“前弘期”[23]。
637年，松赞干布率兵攻吐谷浑，并第一次与当时统治中国大部的唐朝发生冲突。640年，松赞干布派噶东赞迎娶唐朝的文成公主，文成携来释迦牟尼佛佛像，并修建饶摩齐（即今拉萨的“小昭寺”）。此外，松赞干布的另外三个妃子象雄公主、门妃迟江、惹拥妃等也分别创建寺院，据说当时在整个西藏总共有108座佛庙。
松赞干布过世以后，吐蕃王朝与唐朝的关系时而紧张，时而修好。714年，吐蕃与唐朝议和，双方签订条约，规定以河源为界。未几战火又起，所以于730年又再度签约定赤岭为界。据《敦煌文选》和“达扎乐宫石碑”的记载：唐肃宗应允向吐蕃纳绢5万匹，以为岁绢。至唐代宗继位以后，停止向吐蕃纳绢[24]。当时在位的唐金城公主之子，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注 3]极为恼怒，遣部下达扎乐宫率20万之众于762年（安史之乱尚未完全平息）攻陷唐都长安，并于签约后退兵[25]赤松德赞（755年 - 797年）在位时吐蕃的国力达到鼎盛，除了大力发展佛教以外，还广拓疆土，疆界西至勃律、大食，东到川陇、南诏[18]。
经过近两个世纪的战争，吐蕃和唐朝均感到疲惫。821年及次年，吐蕃和唐朝双方分别在长安、逻娑（即拉萨）[26]会盟，达成“唐蕃甥舅和盟”。由于这次会盟是发生在唐长庆元年和二年，中国的史书称之为“长庆会盟”。记载这次会盟内容的唐蕃会盟碑共有三块，其中一块立于拉萨“大昭寺”前面[18][26]。在这次会盟所签定的条约中，吐蕃和唐朝两国的边界被确定，双方平等相待，互相承诺尊重对方的领土主权：
- 今蕃汉两国，所守见管本界，界以东悉为大唐国境，以西尽是大蕃境土，彼此不为寇、不举兵、不相侵。[27]
吐蕃末期，苯教势力又占了上风。841年，末代赞普朗达玛采取对佛教不利的政策[28][29]，而于846年遭僧人刺杀身亡。之后，吐蕃陷入长期内战。877年，吐蕃王朝覆灭，西藏进入分裂割据的时代。[18] 如果从宗教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也是藏传佛教“前弘期”的结束。
分裂时期
统一的吐蕃王朝全面崩溃三十年后，汉地唐王朝也于公元907年衰亡。与汉地的五代十国大分裂状况相似，藏族地区也形成群雄割据、互不相属、没有统一政权的大分裂状况。
朗达玛被刺杀以后，他的两个儿子维松与云丹争夺王位而相互争战，由此引起的内战陆续扩及全国，再加上庶民造反，西藏终于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内战中，整个西藏形成许多互不相属的小国，其中维松之子贝考赞死于民变，贝考赞之子吉德尼玛衮见大势已去，便率领部下逃亡到阿里地区，娶当地头人的女儿为妻，于公元10世纪末建立政权古格王朝。云丹的后裔占据拉萨一带，形成拉萨王系。此外，在这些小国中比较强大的是唃厮啰国（宗喀国）。宗喀国曾经很强大，并与同样是藏族祖先羌族的另一分支的西夏党项人长期交战。[25]
在分裂初期的战乱过去后，佛教又再度慢慢复兴并真正藏化，宗教学者将这次佛教的再复兴称之为“后弘期”[注 4]。1041年，阿里王益西翰迎请印度超岩寺的尊者阿底峡到藏，阿底峡被其盛情所感动，于隔年以61岁的高龄到藏宏法，其弟子仲敦巴建“热振寺”，由此而传出藏传佛教的“噶当派”[注 5]。此外，藏传佛教的其他教派也在这段时期陆陆续续地形成，如白教（噶举派）、花教（萨迦派）、红教（宁玛派）等。
整体而言，“西藏分裂时期在政治上是各自为政，在文化上却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学说、各种教派纷纷形成。对西藏未来的历史产生巨大的影响。佛教也是在这一时期成为主导整个西藏的宗教”。[17]
各教派统治时期
13世纪初，强悍的蒙古族在北方兴起，成立蒙古帝国。从1206年开始，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先后灭掉畏兀儿、西辽、西夏、金朝和大理国。1240年，蒙古大汗窝阔台的皇子阔端派遣大将多达，率军深入西藏，企图了解西藏的政治形势和众多教派的详细情况。[30]1244年，60余岁的萨迦派高僧萨迦班智达（简称萨班）受阔端的邀请，起程前往凉州。1247年，萨班与阔端会晤，并以西域学者为译师，向阔端宣讲佛法。阔端逐渐敬信并决定免除天下僧尼的赋税和兵役。阔端并为萨班建造“幻化寺”，供奉大量的财宝，由此开始西藏喇嘛与蒙古之间的直接交流；史称“凉州会盟”。1251年，萨班过世，不久后阔端亦逝。
1253年，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八思巴与蒙哥汗之弟忽必烈会晤。八思巴不仅向其讲述佛法，而且还解答忽必烈所提出的许多疑难问题，使忽必烈对佛法产生虔诚的信仰。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自立为汗，随后并封八思巴为国师。1264年，在击败位于蒙古本土也自称大汗的胞弟阿里不哥后，忽必烈又设宣政院（初为总制院），命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领该院院事。在宣政院下设有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即吐蕃等处、吐蕃等路、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负责处理和管辖西藏地区的军政事务。宣慰使司下面则辖有管理民政的万户府、千户所。1270年，八思巴为忽必烈灌顶，而忽必烈为酬答八思巴造字之功，封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其封号由国师升为帝师，并通过八思巴的举荐，任命总管西藏事务的行政长官和13个万户府的万户长。[31]
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建立元朝，而忽必烈即为元世祖，又于1279年灭南宋。此时原蒙古帝国已分裂为元朝和四大汗国，后者逐渐成为元朝的藩属国但从此各自为政。而这时西藏则为元朝所设立的宣政院所管辖。一方面，在元世祖及其后的元朝皇帝的大力支持，宣政院的职权一直由萨迦派所掌握，负责统治整个西藏地区，直至元末。另一方面，元政府在文化和其他层面也受到西藏很大的影响，比如八思巴就曾经根据忽必烈的要求，按照藏文字母的拼音方式创造蒙古文字，史称“八思巴文”。两者的关系是互惠的。元朝还几次派遣官员赴藏，在萨迦本钦的配合下，清查西藏各地的户口，确定各个万户的贡赋，并且建立驿站以及保证驿站交通的乌拉差役制度，在此基础上，元朝在西藏驻扎军队，设立各级官府，以保证对西藏的统治和政令的推行。
在萨迦巴统治下的各部落中，止贡、帕竹和蔡巴三个万户长不仅辖区地广人众，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358年，属于帕竹首领绛曲坚赞[注 6]借故挥兵进占萨斯迦，废除最后一任萨迦本钦，被元顺帝封为大司徒，由此开始帕木竹巴统治西藏的时期。
大司徒绛曲坚赞在推翻萨迦王朝以后，对西藏进行一系列的改革。由于萨迦王朝沿用蒙古习俗，征税断案等随心所欲，无章可循，且法令无常，不利统治，因此绛曲坚赞决定重新制定税法及相关法律，史称“十五律”。此外，由于萨迦官员著蒙古服装，绛曲坚赞又参照吐蕃王朝时代的服装，重新制定官员、王子、夫人装等。由于绛曲坚赞的励精图治，西藏政局与社会稳定，史称“老妇背金砖行全藏而没人抢夺时期”。
1363年，绛曲坚赞过世，其子释迦坚赞继位。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并建立明朝。元朝残余势力退回蒙古高原，史称北元。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即派人赴藏，对西藏各地僧俗首领加以安抚，承认他们的固有地位，但需上交元朝封赐的旧印，由明朝重新任命并颁发新印。1372年，元朝的最后一位帝师喃加巴藏卜归顺明朝，明朝封他为炽盛佛宝国师，赐玉印一颗。永乐十二年，明成祖遣使到前藏延请新兴的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宗喀巴派弟子释迦也失代表他赴京。明朝对有实力的僧俗各派领袖人物都赐加封号，共敕封过三位法王和五位王。帕木竹巴政权在扎巴坚赞的时候，势力达到顶峰。帕竹政权得到明朝政府的承认，帕竹第悉被封为“灌顶国师阐化王”。
1409年，在米旺扎巴坚赞的支持下，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开创者宗喀巴在拉萨首创“传昭大法会”，同年并建成“甘丹寺”，藏语意为“具喜寺”或“极乐寺”。7年后，宗喀巴的门徒绛央却杰于拉萨西北兴建“哲蚌寺”，2年以后，宗喀巴的另一门徒绛钦却杰又在拉萨北郊建立“色拉寺”。这三间佛寺被称之为拉萨的“三大寺”。从此，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之一的格鲁派正式形成。[33]
在此期间，明朝对西藏的政权采取多封众建的政策，对具有实权的势力均封为王。不过此政策是否代表当时的西藏为明朝的一部分，对此则有不同的看法。接受明朝册封的其他诸王也不透过帕木竹巴而直接与明朝交往。但在明朝官员主持下，帕木竹巴还不得不向萨迦派移交萨迦寺。明朝的影响力仍然存在，尽管从未在西藏派驻军队而且并无任何有行政权力的官吏。
1432年，扎巴坚赞过世，帕木竹巴逐渐被其大臣仁蚌巴架空。到后来，帕竹已经是形同傀儡，事实上完全无法影响西藏的政局。虽然帕竹的第悉称号一直保持到甘丹颇章政权建立的时候（1642年），但是，从仁蚌巴专权开始算起，一直到后来1565年藏巴王朝建立为止，西藏史书通常将这段时期称之为“仁蚌巴统治时期”。
仁蚌巴以后藏的三竹节（日喀则）为统治中心，信奉噶举派，反对格鲁派。1479年，仁蚌巴在拉萨建立一个噶举派的寺院，却数度被其他格鲁派寺院的寺僧所拆毁。仁蚌巴后来决定派兵讨伐，遂先后占领拉萨等地，并从1498年开始禁止格鲁派“三大寺”的僧人参加“传昭大法会”。之后的20余年，传昭大法会因此都由拉萨附近的噶举派和萨迦派僧人所主持。
1565年，原本担任仁蚌巴手下官员的辛厦巴·才丹多吉起兵造反，先后占据香、八囊伦珠孜、帕日等宗管辖的地域。一年以后，辛厦巴的势力范围已囊括后藏的大部分地区，他因此自称为“藏巴加波”（“藏 ”即今日喀则一带；“加波”则是国王的意思），史称藏巴汗。
1613年，辛厦巴的后继者彭措南杰攻灭西藏西部古格的残存势力，控制阿里地区，同时兼并四周的弱小部落。在宗教信仰上，彭措南嘉崇信西藏佛教中的噶举派，曾经两次因为宗教纠纷而出兵攻打信奉主巴噶举派的不丹，给噶举四大支中的噶玛巴封上“卫藏之主”的印信，但却仇视新兴的格鲁派。1617年，格鲁派请求青海蒙古喀尔喀部军队入藏，组成联军攻打藏巴汗。1618年，噶玛巴派了万余人前来救援，打败由色拉寺僧兵与其他格鲁派施主所组成的联军，占领色拉寺和哲蚌寺，杀死几百名僧俗人，其余的格鲁派僧侣只好被迫逃亡北方。彭措南杰因此平定动乱，使前藏大部分地区也臣服于藏巴汗。现代藏学一般将这年定为藏巴汗政权正式建立并取代帕竹政权统治西藏地区的开始。
1621年，格鲁派军队与由五世达赖喇嘛引来的蒙古军队一同联合作战，而在拉萨附近一举击败藏巴汗的军队。藏巴汗退守药王山，后来经由班禅仁波齐的从中调解，藏巴汗才允许哲蚌寺和色拉寺的僧人返回寺院，同时改正被强制改信噶举派的各个格鲁派寺院。然而，藏巴汗并不甘心，此后仍基本上继续执行仇视格鲁派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格鲁派不甘坐以待毙，四世班禅与五世达赖邀请蒙古和硕特部汗王图鲁拜唬（即后来的固始汗）入藏。1641年，固始汗发兵攻打藏巴汗，包围日喀则的藏巴汗府邸，攻灭藏巴汗，建立甘丹颇章政权。
甘丹颇章政权时期
攻灭藏巴汗后，固始汗继续西进，降服后藏地区，并驻守日喀则，命其长子达延汗驻守拉萨，分兵控制西藏各地，成为实际统治西藏的汗王和格鲁派的护教法王，被清朝顺治皇帝封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固始汗将八个儿子留在青海。甘丹颇章政权时期由五世达赖喇嘛与和硕特蒙古联合统治西藏开始。
1701年，和硕特汗国最后一任可汗拉藏汗继承汗位，清朝康熙皇帝册封为翊法恭顺汗。1705年，厄鲁特蒙古准噶尔汗国与清朝发生战争，拉藏汗进攻拉萨，罢免并诱杀第悉桑结嘉措。1706年6月28日，拉藏汗杀桑结嘉措后，更与康熙皇帝决定同时废黜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重新选定阿旺伊西嘉措为六世达赖，得到康熙皇帝的册封。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清朝派遣侍郎赫寿前往拉萨，办理西藏事务[34]。此为清代派遣大臣驻藏办理政务之始，但仅为临时派员，未成定制。1716年，准噶尔汗国派兵入侵西藏，攻打拉萨，并于次年攻入拉萨，杀死拉藏汗，和硕特汗国灭亡。1718年清朝由青海路出兵入藏，不过全军覆没。
1720年后西藏再次向清朝求援，清朝第二次出兵驱除准噶尔军成功，驻军并协助七世达赖入藏，以拉藏汗旧臣管理藏区，这是清朝正式经营青藏地区之始。平定准噶尔军侵藏事变后，雍正五年（1727年）正月，清世宗派遣内阁学士僧格、副都统马喇驻拉萨，“与达赖喇嘛、康济鼐、阿尔布巴等和衷办事”[35]，并设立驻藏大臣衙门。自此，朝廷派驻藏大臣二员办理西藏事务。
1739年（乾隆四年），晋封噶伦颇罗鼐为多罗郡王。1747年，颇罗鼐病故，其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袭封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素不信奉达赖喇嘛，心怀仇隟”[36]，表面上顺从驻藏大臣，暗中联络蒙古准噶尔汗国，伺机起兵反叛。1749年，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攻杀其长兄“阿里公”珠尔默特策布登，控制阿里。1750年，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迫于情势，诱杀珠尔默特那木札勒，随后为其党羽卓呢尔（官名）罗卜藏札什所杀。随后，清朝廷派四川总督策楞领兵入藏平叛。清政府驻藏大臣制度最终确立，成为定制，不再册封噶伦为札萨克，防止权力集中于世俗贵族之手。1751年，清朝颁行策楞所奏的《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章程规定，噶伦员额为四人，且必须于公所（噶厦）办理政事。“查旧例噶隆会办事件，原有噶沙之公所衙门。自颇罗鼐后，各噶隆竟不赴公所，俱于私宅办事。……今噶隆业已照例补放，自应遵照旧例，遇有应办事件，俱赴公所会办。”[37] 章程扩大驻藏大臣的职权，并首次正式规定达赖喇嘛的世俗权力，形成驻藏大臣、达赖与班禅的僧官系统、噶厦俗官系统三者制衡的状态；正式设立噶厦，驻地在拉萨大昭寺，长官为噶伦，秉承驻藏大臣、达赖喇嘛旨意办事。
从清初到18世纪末清廷对西藏的控制呈逐步加强的趋势。乾隆年间，六世班禅赴京觐见，为乾隆皇帝庆祝70大寿，由于拒绝接种，感染天花在承德去世，将随身携带的金苯巴瓶留在承德仿布达拉宫建造的普陀宗乘之庙。六世班禅曾是乾隆老师，乾隆赠送给班禅喇嘛及其兄弟姊妹很多金子。但班禅喇嘛的驻锡地扎什伦布寺却没有给六世班禅的兄弟白教第十世夏玛巴他的那部分。当夏玛巴的杨巴千寺的管理员对此事抱怨时，扎什伦布寺答复说，金子全部都是属于扎什伦布寺的。第十世夏玛巴还遭到诽谤，说他为了重新得到他的寺院，策划谋反西藏政府。从而在西藏政府与夏玛巴相互仇视。1784年，夏玛巴撤离西藏去了邻国廓尔喀（今尼泊尔）。
1791年，廓尔喀因与西藏盐税银钱纠纷与白教祖古夏玛巴唆使，军队入侵西藏，意图抢掠遍布西藏各地的寺庙中的财富。当时，西藏请求清朝派兵支援。1792年，乾隆命清朝大将军福康安同参赞大臣海兰察率领清兵支援当地藏兵，将廓尔喀军队驱返喜马拉雅山南麓，甚至还反攻至廓尔喀首都－阳布外二十公里的热锁桥，迫使廓尔喀向清朝五年朝贡一次。驱逐廓尔喀军队之后，清廷以完善西藏行政为由，订立治理西藏的多项章程，要求以“金瓶掣签”认定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和其他呼图克图的转世。[38] 《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大大加强驻藏大臣的权力。1793年，上述章程的部分条款汇编成《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并翻译成藏文，详细规定西藏的宗教事务、外事、军事、行政和司法权力，达赖、班禅转世程序，地方政权的组织结构，并正式划分西藏和青海、四川、新疆等省份的边界。此后西藏的政务基本依照此章程行事。1846年，驻藏大臣琦善就当时的种种弊端拟定《裁禁商上积弊章程》，奏准施行。其重申、补充旧有章程，整顿和完善西藏地方吏治。
英国指责藏军在隆吐山设卡是越界戍守，与清廷交涉无果后于1888年（光绪十四年）发动隆吐山战役驱逐藏军。1890年3月17日，中英二国在印度的加尔各答签订《中英藏印条约》，中方代表是驻藏帮办大臣升泰，英方代表是印度总督兰斯敦。通过这个条约，清廷承认锡金为英国的保护国，西藏由此失去藩篱，再无险可固；此外，条约划定藏锡边界，承认岗巴宗以南的大片牧场和险要地区属于锡金。1893年12月5日，由于藏印条约中的多个问题没有得到实际解决，在英国的压力下，清政府派何长荣与英国代表艾尔弗雷德·沃利斯·保尔在印度大吉岭签订《中英藏印续约》，其内容是：开放亚东为商埠，在五年内免纳进出口税；英人在该地享有领事裁判权；在锡金游牧的藏人应照英国在锡金随时立定游牧章程办理。自此，英国人最终打开西藏的大门。
1895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土登嘉措亲政。由于清政府同英国签订一系列有损西藏的条约，驻藏大臣在西藏的威信不断受到考验，西藏和清政府之间也逐渐疏远。十三世达赖喇嘛首先对与涉外有瓜葛的人实行严厉惩治，凡查出确实与英人入侵有关的人或被处罚、或籍没、或入狱、或枭首。再是派人推倒印度人在藏印边界上竖立的界碑，对印度进口货物依旧课什一税。1903年12月，由于对噶厦政府拒绝执行中英藏印条约[39]不满，英国军队侵入西藏。1904年3月31日，英国军队和藏军交火，运用机枪和大炮屠杀700多人。4月中旬，英军进入江孜地区，面对江孜宗山坚固的防御工事，英军从印度调来4000多名援军和8门大炮，以及大量先进的穿甲炮弹。6月，西藏当局发布征兵广告以回击英军。刚接替裕钢驻藏大臣之职的有泰此时主和，对藏军进行多方约束和限制，向朝廷提出“今欲折服其（西藏）心，非任其战任其败，终不能了局”。七月初，英军占领江孜，达赖喇嘛感到败局已成，便派人与英人接触以阻止其进犯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于7月27日率亲信被迫途经青海逃往蒙古，临走前指定龙布嘉措为代理摄政。但英军领率麦克唐纳仍旧率军前进，7月7日，英军攻陷江孜宗山，七月底渡过雅鲁藏布江。8月3日，荣赫鹏占领拉萨。达赖喇嘛的出走加之对西藏气候的不适应，英军不能在拉萨长驻。荣赫鹏找到驻藏大臣有泰，并拿出已经准备好的拉萨条约草案，要他诱逼西藏代表进行谈判。清廷革去了达赖的名号，命九世班禅曲吉尼玛（22岁）代替达赖名号，但班禅不接受，使得西藏群龙无首。英军在拉萨大肆劫掠，抢走许多珍贵的文物和经典，但找不到谈判对象。9月7日，英军统帅荣赫鹏上校逼迫西藏哲蚌、色拉、噶尔丹三大寺的寺长罗生戛尔曾等人在拉萨签订《拉萨条约》，代理摄政龙布嘉措在《拉萨条约》上盖上达赖喇嘛的印章。此时有泰上奏朝廷，说“达赖喇嘛兵败潜逃，声名狼藉”，请求褫革达赖喇嘛的封号，由班禅额尔德尼来拉萨掌理宗教事务。清政府于是下令“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革去，并著班禅额尔德尼暂摄”。有泰同时将拉萨条约的内容报告给清廷，条约公布后广泛引起公愤，俄国也对英国在西藏独家牟利提出质疑。于是清政府决定和英国商谈修改拉萨条约，赔款由清政府偿还。条约送北京，但清廷却坚持不在该约上签字。清政府派唐绍仪、张荫棠等赴印度同英方谈判，唐绍仪坚持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容侵犯。
1905年1月，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率参赞张荫棠、梁士诒奉命赴印加尔各答与英印政府商议修改条约事宜。英人派外交大臣费礼夏为全权代表同中国代表谈判。唐绍仪要求删去条约中的第九条，坚持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但英人坚持只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当时宗主权与主权分别被译为“上国”和“主国”，唐绍仪指出“查上国二字﹐英文系‘苏索伦梯’（Suzerainty，按今译宗主权），译言所管为属国，而属国自有治民之权，若自认为上国，则西藏等于韩、越、球、缅。主国二字，英文系‘骚付伦梯’（Sovereignty，按今译主权），译言臣民推为极尊，归其管辖，而各事可定者也。”[40]双方争执不决，于是11月12日英方提出停止谈判。1906年4月，英方再次恢复和中方的谈判。27日，中国代表唐绍仪与英国代表萨道义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共六款，《拉萨条约》作为附约。条约第二款写明“英国国家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国家亦允不准他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内治”。这段时期西藏政局甚为紊乱。张荫棠“领副都统”衔后，由清政府指派以驻藏帮办大臣的身份进藏“查办藏事”。张荫棠入藏后，先向中央政府弹劾有泰以及其他相关十余名满汉官员。再提出治藏建设十九条及西藏地方善后问题二十四款。11月29日，清廷下令革除有泰等人的职务。但“新政”建设未及实现，张荫棠便被调离西藏前去印度商定《藏印通商章程》。
1907年6月，中英双方谈判关于藏印通商章程事宜。谈判前，英方坚持要有权签字的西藏官员参加会议，因此西藏噶伦汪曲结布，携带噶厦议事签字全权文凭赴会。1908年4月20日，中英双方签订《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共十五款。中方代表张荫棠，英方代表韦礼敦代表各自政府在条约上签字，“西藏大吏选派嘎布伦汪曲结布为掌权之员”后“秉承张大臣训示，随同商议”。
1910年2月，钟颖统帅二千余名川军抵藏，加强清政府对西藏的控制。据民国元年（1912年）九月汉口《民国日报》及《民国公报》报道，该军抵拉萨后，奸淫掳掠，无所不为，藏人无不痛恨。[41]出走内地的达赖喇嘛，开始驻锡青海塔尔寺，后听德尔智之言前去外蒙古库伦，受到俄国礼遇。为防备达赖喇嘛亲俄，清廷同意恢复其名号，同时派蒙古王公前往宣慰，并准备送其回塔尔寺再则日返藏。时值拉萨条约的谈判时期，英国反对达赖此时返藏。清廷最后令其移居五台山。后清廷为给慈禧太后祝寿，召达赖喇嘛进京。达赖喇嘛抵京之后，请求今后有直接向中央奏事之权，以摆脱驻藏大臣的约束。但清政府拒绝他的请求，仅加封他为“诚顺赞化西天大自在佛”，并年给廪饩银一万两。在见慈禧太后之时，达赖喇嘛被要求行跪拜之礼，使其朝见规格低于五世达赖和六世班禅。达赖喇嘛随后返藏，约见帮办大臣温宗尧，希望其令川军停止越轨行为。温宗尧同意约束川军不再骚扰百姓，不侵害达赖喇嘛固有地位。达赖喇嘛遂将在各地阻击川军的藏军调回拉萨，并奏谢朝廷封赏，恢复对驻藏大臣的一切供应。但驻藏大臣联豫对达成的意见多加指责，并拒绝在给达赖喇嘛的复信上签字盖章。是时，拉萨盛传联豫的卫队向群众开枪，达赖喇嘛感到形势严峻，于2月12日夜在布达拉宫召开紧急会议，午夜后再次出走。2月21日，达赖喇嘛由亚东英商务处代理麦克唐纳引至印度。联豫反而奏报朝廷，再次褫夺达赖喇嘛的名号和部分官员的官阶品第。
与此同时，联豫派协统锺颖率驻藏新军征讨波密，但失败。联豫遂起用左参赞罗长裿，又奏调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川军助剿。赵尔丰部下傅嵩率军攻占波密，与罗长裿在易贡（今属波密县）会师。波密土王白马策旺逃往墨脱。罗长裿率军由多雄拉山口入墨脱，直抵崩崩山。赵尔丰部西军中营帮带刘赞廷引兵由金珠拉山口入墨脱。墨脱宗宗本（相当于县长）道布（门巴人）设计诱杀波密土王。二路清军消灭其余波密头领，并留兵驻守。在此期间钟颖军与赵尔丰军会师于查木多（昌都），后迅速推进到工部（今林芝专区首府八一镇附近），对整个工部和波密地区（昌都、林芝地区）进行改土归流，先后建立查木多、江达（工部）等十多个县，赵同时向南派兵，在察隅地区（今西藏自治区最东南，临中印边境东段之东，与印占瓦弄相邻），建立察隅县。赵尔丰意欲于波密置县，改土归流，但不久武昌起义作，计划搁浅。
1911年10月10日（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开始，使得西藏的局势发生大逆转。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一度主张“驱逐鞑虏”，排斥满族，建立汉族内地十八行省的政权（后来孙中山发现此议欠妥，遂改为“五族共和”）。边疆非汉族地方产生动荡和骚乱，清朝政权出现分崩离析的危险，尤其在尚未建省的蒙古和西藏等地纷纷出现分离倾向。驻西藏的清军军队是川军，成员很多是四川哥老会成员，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传到西藏，驻拉萨清军发生内讧，史称第一次驱汉事件。其中有拥护共和，有主张勤王，也有自行返回汉地以自保。各派自相残杀，军饷也断绝，清军在西藏地区开始大肆抢劫。[来源请求]清朝中央政府派驻的大臣联豫、钟颖等人只知道借机谋取私利，西藏地区极度混乱。[来源请求]部分官兵囚禁末代驻藏大臣联豫，更有士兵乘机钞略百姓，攻击寺院。1911年冬天，清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被过激民众处死，局势剧变，西康地区也发生严重动乱。
到1912年初，流亡印度原被清廷解除称号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借机策动事变，达赖喇嘛发布《告民众书》“（汉人）固当驱除净尽……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达桑占东承达赖之意组成一万名“西藏民军”，围攻江孜、亚东、日喀则等地的清军，达赖喇嘛乘机排除清朝政府的官员影响，单独执政。最后驻拉萨清军败于藏军，经过尼泊尔驻拉萨代表调停，清军被解除武装。至1912年底清军及驻藏大臣全部撤出西藏。1913年1月，达赖喇嘛回到拉萨。袁世凯发电报，表示要恢复达赖喇嘛的封号，达赖喇嘛在回复中，则直接重申他对西藏的统治。西藏特使在乌兰巴托签署《藏蒙条约》，宣示蒙古、西藏互相承认各由中国独立出来。
1913年2月14日、藏历水牛年正月初八日，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发布圣地佛谕，文告的内容涉及西藏的体制改革、实行新政等内容。也因为文告的这个性质，部分学者将此份文件看作是西藏的独立宣言（Proclamation of Independence of Tibet）。水牛年文告是达赖喇嘛的一个内部讲话，1932年以信件的形式公布。文告的现行版本多引自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一书，范普拉赫曾表示引文来自夏格巴的私人收藏档案。文告中“我们是一个很小的、信教的独立国家”（英文：We are a small, religious, and independent nation）语句被学者反复引用论证，时常被认为是达赖喇嘛宣布西藏独立的重要宣示。但据中国的藏学家扎西旺都表示，达赖喇嘛当时使用的原词是bod ljongs，即“藏区”，而非rgyal khab（即“国家”）一词。[42][43]
西藏政府希望划定边界，故于1913-1914年在印度召开西姆拉会议，有中、英、藏代表参加。会议期间，英方代表麦克马洪与亲英的西藏代表夏扎·班觉多吉背着民国政府私下用秘密换文的形式，在地图上划一条长达850哩的边境线，把门隅、珞瑜、察隅三个地区共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入印度。这条中国任何一届政府、任何政党都未承认的“麦克马洪线”，为以后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投下阴影。
1914年，英藏签订《西姆拉条约》，卫藏获得完全的自治，但又说明：“外国政府”一词并不包括中国。英、藏代表签署该条约，而中国代表陈贻范则拒绝签署。除此之外，在英国与西藏政府私下的协定中，西藏的“东南边境特区”被割让给印度，也就是藏南地区（现在的印度阿鲁那恰尔邦）。虽然英国获得好处，但并没有像西藏预想的那样，支持西藏独立建国，而英国卖给西藏来福枪、弹药，后来则拒绝出售机枪、火炮。
当一战爆发及中国进入军阀割据的乱局，西方各国与军阀都无暇理会西藏问题，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无压力下管治西藏直至他1933年去世。当时，西藏的政府控制卫藏和西康的一部分，与现时西藏自治区相约。 西藏不断扩军，在康区部署绝大部分的军队（数万人），这也导致西藏在北部地区，无法有力维持边境。1917年，在康区的冲突中，西藏噶厦取得胜利，占领昌都、德格等地。1918年8月19日签订的《边藏停战退兵条约》所划定的西藏在康区的边界大约以金沙江为界。[44]随着继续扩军，噶厦无力维持飞涨的军费开支，转而向后藏扎什伦布寺第九世班禅喇嘛要求巨额税收，班禅喇嘛抗议无果后，于1923年12月，出走内地，随后受到中华民国政府的接待。由于新兴的少壮军官热衷于西化，与西藏传统势力的冲突不断加剧，最后导致这些军官先后被免职，藏军此后走向衰落。但由于中国经历着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西藏的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1950年代初。
1936年8月，英国驻拉萨使团抵达拉萨，成为此后16年英属印度与西藏关系的中心。[45]
1937年12月1日，九世班禅由中华民国政府派遣的5,000人护卫队护送回藏，但在回藏的途中在青海玉树圆寂。1938年9月24日，中华民国蒙藏委员会颁布《喇嘛转世办法》，共13条。重申金瓶掣签制度。明确规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暨各处向来转世之呼图克图、诺门汗、班第达等圆寂后，应报由该管地方最高行政机关转报蒙藏委员会备案；转世灵童访获后，报由该管地方最高行政机关转报蒙藏委员会查核，分别掣签等等。 1940年1月15日，吴忠信一行抵达拉萨。1月26日，西藏摄政五世热振呈请对达赖转世灵童拉木登珠免于金瓶掣签，吴忠信向中央转报核准，同时于罗布林卡会见灵童。1月31日，行政院长蒋中正向国民政府呈请发布明令准拉木登珠继任十四达赖喇嘛。2月5日，国民政府发布命名：“青海灵童拉木登珠，慧性甚深，灵异特著，查系第十三辈达赖喇嘛转世，应即免于抽签，特准继任为第十四辈达赖喇嘛”，并拨给40万元作为坐床典礼经费。最终，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并未经过金瓶掣签。吴忠信表示坐在历任驻藏大臣的位子上主持了坐床仪式 [46][47]，五世热振活佛呈中央政府的电报写道，“国历二月二十二日，即藏历正月十四日，遵令举行第十四辈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地址在布达拉大殿。是日蒙藏委员会吴委员长忠信率属亲临主持，甚称吉庆，藏中僧俗官民一致欢腾。”[47]，达赖喇嘛则否认吴忠信主持坐床仪式[48]。
1941年五世热振辞去摄政一职，交予支持西藏独立的其经师三世达扎担任。由于涉外事务增多，达扎噶厦成立了专责机构“外交局”，于1942年7月6日通知中国、英国与尼泊尔此后与外交局交涉。英国使团同意了，而中国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孔庆宗拒绝，中藏交涉暂时停顿。1943年，西藏召开民众大会，对“外交局”事接受中央政府意见，收回原议，表示“西藏应与中央保持感情，不应与中央西藏办事处断绝关系。”并责成西藏驻京办事处总代表阿旺坚赞等向国民政府主席面呈此意[49]。1944年，依照约定，三世达扎本应交还摄政权力予五世热振，但达扎将与重庆国民政府亲善的热振逮捕，并关押直至其1947年圆寂。1946年初，摄政达扎活佛不顾先例，自封“杰布呼图克图”名号。达扎噶厦在1947年派出代表团参加印度的亚洲关系会议，1948年组织了“西藏商务代表团”游历欧美以求外交争取西藏独立，1949年发起了第二次驱汉事件。
1950年8月15日，墨脱县发生里氏8.5级地震。地震引发山体崩塌、滑坡和泥石流，墨脱大地面目全非。这次大地震中，在中国造成了约4000人死亡，而在印度的死亡人数也达到了1526人。
1950年10月7日，由张国华率领的解放军四万余人分八路向康区首府昌都进攻，八千余人的藏军不敌战败。两天后解放军继续向昌都进军，俘获多麦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及其手下士兵。[50]同日，噶厦政府向联合国秘书长呈交报告：“西藏人民已清楚无力阻挡中共军队的前进，西藏人已应允与共产党政府进行和谈。虽然长久热爱和平的西藏人民欲要战胜熟练于战争的共产党军队的希望并不大，但我们相信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只要发生侵略行为，联合国是必定会帮助予以抗击的。”1950年10月17日，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力量，在西藏众多僧侣的要求下，丹增嘉措提前正式继位亲政，处理政教事务。随后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被迫离开拉萨，暂居西藏南部的错模避难。[48]1951年4月，在打败西藏东部和北部的少数藏军后，解放军约几万人向西藏中部地区推进。西藏噶厦政府代表团不得不前往北京进行和谈。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五人代表团前往北京。
1912年至1951年，西藏为事实上独立自主的政权，但是未受到中华民国政府及国际社会广泛承认。[51][52][53][54][55]在此期间，中华民国政府宣称对西藏地方拥有主权，但未能进行实际统治；噶厦政府亦宣称对藏区拥有完整的主权，称作大西藏地区。然而，超过半数的藏族和藏区其他十多个民族混居在不受拉萨噶厦政府管辖的邻近由中华民国政府实际控制的省份，包括青海省和西康省等地[56][57]。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50年10月17日，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力量，在西藏众多僧侣的要求下，丹增嘉措提前正式继位亲政，处理政教事务。随后，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被迫离开拉萨，暂居西藏南部的错模（亚东）避难[48]。在打败西藏东部和北部的少数藏军，解放军约几万人向西藏中部地区推进。西藏噶厦政府代表团不得不前往北京进行和谈。1951年4月，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五人代表团前往北京。1951年5月23日，西藏代表团在没有向西藏政府汇报的情况下与中国政府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58][59]，协议一共十七条，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驱逐出西藏；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以及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西藏地区的涉外事宜，由中央统一管理。”协议还明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政府自动进行改革。1951年5月27日，达赖喇嘛从北京的广播中得知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定的消息。7月，张经武将军抵达错模会见丹增嘉措，打算让达赖喇嘛与解放军军队一同进入拉萨。但丹增嘉措坚持自己先回拉萨，8月，流亡在外大半年的达赖喇嘛回到拉萨。
噶厦政府以达赖喇嘛名义于1951年10月24日致电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表示“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已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第十世班禅喇嘛和班禅堪布会议厅也发表声明，指出协议“完全符合中国各族人民，特别是西藏民族人民的利益”。同年10月26日，解放军进驻拉萨。
1951年10月26日27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质主权的三千余解放军进入拉萨。另外，从西藏东部和新疆等地有两万余解放军进入西藏，并控制日土、噶尔等重要地区，随后又进驻江孜、日喀则等地。于是，拉萨在内的西藏全部主要城市都有解放军驻守，并在西藏东部和西部的整个地区集中大量的军队。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对西藏之实质管理权。
1954年，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达赖喇嘛在会上发言，对三年多来执行“十七条协议”所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对会议所审议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和规定表示拥护。在谈到宗教问题时，达赖喇嘛说：西藏人民具有很浓厚的宗教信仰，一些人制造的“共产党、人民政府毁灭宗教”的谣言曾经使他们疑惑不安。但是现在，这种“挑拔离间的谣言已经全部破产了，西藏人民已经切身体会到了我们在宗教信仰上是有自由的。”他表示，要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各族人民帮助下，逐步把西藏建设成为繁荣幸福的地方。9月20日，达赖、班禅等西藏代表与出席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各民族代表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此次会议上，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1955年之后，中央政府在四川、青海等地藏区推行人民公社制度，进行大跃进运动，结果遭到藏人的抵制，并多次引发民众暴乱。
1958年，中国政府在位于四川和青海境内的藏区（不在西藏政府管辖之下）实行民主改革，遭到当地的强烈抵制，并由此在这些地区引发激烈冲突，至1959年武装冲突扩展到拉萨。1959年，中国官员张经武邀请刚得到学位的达赖喇嘛一同欣赏歌舞，中央官员的多番催促确定表演时间，丹增嘉措最终选定3月10日。1959年3月10日，达赖喇嘛的拥护者担心达赖喇嘛遭中共绑架，包围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劝阻他赴约，并在大街上张贴海报、呼口号，要求中共离开西藏，最后演变为武装冲突。1959年3月17日，解放军在藏族群众大量聚集到拉萨的情况下，解放军开始炮击藏族反抗武装占据的罗布林卡，进行镇压。当天深夜达赖喇嘛离开拉萨，飞往印度实际控制的达旺地区，开始与8万西藏人一起的流亡生涯[60][61][62]。西方发达国家将这件事定性为对西藏的武装入侵。1959年3月2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国务院令，宣布解散原西藏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政府职权，并在西藏实施民主改革，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
1959年4月29日，噶厦政府人员在印度达兰萨拉宣布成立西藏流亡政府，要求西藏独立，并在国际上逐渐得到一些支持。班禅则支持解放军。1959年6月20日，达赖喇嘛宣布不承认“十七条协议”，并声明“十七条协定”是西藏政府和西藏人民在武力下逼迫签订的。西藏流亡政府指，当年由阿沛·阿旺晋美率领的5人谈判代表团，是在中共当局的逼迫下和北京签署17条和平协议。当时他们在无法通知西藏政府的情况下，以个人名义在协议上签名，文件上的印章没有他们的正式官衔[63]。中央政府认为，这次武装冲突是达赖喇嘛挑起的；因为中央政府要废除在西藏实行的农奴制，这触犯到达赖喇嘛的个人利益。同年，西藏开始进行名为西藏民主改革的土地改革运动。
另一方面，美国也直接支持西藏的反抗活动[64]。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由于冷战的需要，美国中情局直接雇佣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两个哥哥[65]，也在1950至1959年之间，支持达赖喇嘛公开和中共对抗和流亡国外，又联合英国向印度施加压力，使得印度同意接纳达赖喇嘛和流亡西藏政府。5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山谷的赫尔营军事基地，秘密训练藏独武装（即四水六岗卫藏志愿军），并于1957年至1961年间，空投到西藏参战。 [66]。
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视察拉萨“反帝公社”的居民住房后，表示要加大中央援助西藏的专门拨款的力度。中共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拨款修复一些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重要寺庙，修建拉萨机场、川藏公路（含南、北两线）、青藏公路以及滇藏公路四条入藏公路和青藏铁路，随着交通情况的改善，西藏的旅游业逐渐发展，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准得到提高。
自1979年起，中国开始实行经济改革，西藏的经济迅速发展，相比之下，政治体制改变幅度小。西藏自治区名义上实行藏人自治，自治区行政长官（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除1968年-1979年外均由藏族担任，但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一职自设立以来除伍精华为彝族，其他均由汉族担任。
1989年3月拉萨发生暴动（中国官方称之为拉萨严重骚乱事件），对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不满的人士发起游行示威，并引发骚乱，最终演变成警民流血冲突，中国政府于3月7日在拉萨宣布戒严、出动武装警察和解放军部队执行戒严。这次事件中有387人死亡、721人受伤。据林和立在《Chinese Politics in the Hu Jintao Era: New Leaders, New Challenges》一书中描写，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向中共中央申请戒严。
1989年1月28日，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于西藏圆寂。1995年5月14日，在全国政协委员、班禅灵童寻访小组组长、扎什伦布寺民主管理委员会主任恰扎·强巴赤列将寻访结果通信告知达赖喇嘛后，达赖喇嘛单方面宣布更登确吉尼玛是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北京政府随即宣布恰扎仁波切“叛国”，并且不承认更登确吉尼玛的灵童候选资格。1995年5月17日，只有六岁的更登确吉尼玛与其家人被人带走，下落不明。传与父母在中国北京遭软禁。1995年11月29日，中国政府经过金瓶掣签，最终认定坚赞诺布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转世灵童。1995年12月8日，坚赞诺布按照藏传佛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在扎什伦布寺举行坐床典礼，经师波米·强巴洛珠活佛为其剃度，并为之取法名为吉尊·洛桑强巴伦珠确吉杰布·白桑布。1996年，恰扎·强巴赤列于次年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
至今，很多曾同情达赖的当地上层藏人，包括流亡的达赖喇嘛近年来的态度已转向缓和，其政治诉求也从完全独立向自治转变。比如达赖喇嘛2005年在接受《南华早报》的采访曾公开表示：“我们愿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让北京管理，但保存我们西藏的文化、宗教和环境。”[67]。
2006年9月30日，中国武警公安边防部队向企图穿越西藏与尼泊尔边境上的囊帕拉山口（海拔5700米，一译朗喀巴山口）、出境前往尼泊尔的75名藏人开枪射击并至少打死两人的囊帕拉枪杀事件。
2008年3月西藏发生骚乱[注 7]，涉及的地区主要是拉萨市，另外部分前藏地区、甘肃省夏河县、四川省阿坝县、及尼泊尔和印度的部分地区也有相关的骚动。起因是3月10日起藏人为了纪念1959年的西藏武装抗暴而在3月初开始在拉萨示威游行[68]，继而在3月14日引发骚乱。在拉萨的骚乱中，大量店铺、学校和车辆遭到支持达赖的暴乱者的破坏和焚毁。英国《卫报》引述外国目击者报道说，示威者的暴力行为主要针对汉族、回族等非藏族人[69][70]。3月15日，拉萨市内大致回复正常，但所有店铺都没有营业。3月17日，记者被送离拉萨，至3月25日才再由官方安排进行采访。
由于3.14事件发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遣送在藏的外国新闻记者。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媒体新闻采访加以严格限制，所以在此次军民冲突中的伤亡人数没有统一的数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宣布有22人在暴乱中死亡，这些人都是被暴乱者攻击的非藏族人，或为非藏族人开设店铺的藏族雇员。西藏达赖流亡政府宣布148人死亡。2008年西藏骚乱后，西藏流亡政府曾三次派出人员前往北京进行商谈。2008年11月，藏方代表甲日等人再次到北京与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会谈，提出“为全体藏人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英语：Memorandum on Genuine Autonomy for the Tibetan People）。但新华社随后发文驳斥该备忘录，认为仍是一份“假自治、真独立”的主张。2010年1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官员指出达赖关于‘大藏区’的提法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且要求达赖对于承认是‘印度之子’作出解释。
2008年6月4日，达赖喇嘛在接受《新印度时报》记者采访中表示，位于“阿鲁纳恰尔邦”（中方不承认该邦存在）的达旺属于印度领土，认可1913年1914年西藏与英国签署的《西姆拉条约》的有效性，承认麦克马洪线[71][注 8]。
2009年1月19日，西藏自治区第九届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决议，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日期定在每年公历3月28日，以纪念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
注释
参考文献
相关书目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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