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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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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失调(英语:Cognitive dissonance)在心理学中形容人产生矛盾认知,观察到对立的讯息。这些讯息包括人的行为情绪想法信念价值观信仰,外界环境中的事物等。认知失调通常体现为因进行与自己的思想、价值或自我概念相悖的行为而产生的心理压力或焦虑。根据利昂·费斯廷格提出的认知失调的理论,为了缓解认知失调的压力与不适,人会努力更改矛盾的认知,使自己的认知调和一致。[1][2]

以正在减肥与食用蛋糕的认知失调为例,调和认知的方法包括更改对自己行为的认知(“我并没有吃很多”)、增加一致的认知(“蛋糕很有营养”)、降低矛盾的重要性(“人生苦短,我其实并不在意超重什么的啦”)、否定两种认知间的关联(“没有实验证明那块蛋糕会导致肥胖”)、降低对于自身控制的认知(“是他妈逼我吃那块蛋糕的,拒绝那块蛋糕等同于侮辱他妈的厨艺”)与更改自己的思想与态度(“我不需要也不想减肥”)。最后一种,更改自己的思想与态度最常见。

认知失调的理论最早由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Henry Riecken英语Henry RieckenStanley Schachter英语Stanley Schachter在他们1956年的著作《当预言失灵英语When Prophecy Fails》中提出。这三位心理学家秘密加入并观察了一个名为“探索者英语The Seekers (rapturists)”的小型幽浮末日宗教。该宗教认为世界会在1954年12月21日毁灭,只有信徒会被外星人救走。12月21日晚上信徒都聚在领袖的房屋里等待世界毁灭、外星人拯救他们。接近凌晨,所有人都很焦虑,想着等到十二点,21日结束,或许外星人就会到来。到了凌晨十二点,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屋子里非常安静,没有人说任何话。过了五至十分钟,终于有人说话了,不过是试图解释,或许我们这个房间里的时钟错了,我们应该再等等。又过了十几分钟,有人确认了屋子里的所有时钟的时间都是一致的,过了12月21日凌晨十二点,外星人还是没有来。于是又有人解释,可能外星人使用了另一个时区,我们应该再等等。终于到了早上,外星人还是没有来。信徒谁都不说话,该宗教的领袖Thedra姊妹终于决定到她的房间里去接受外星人的启示。出来后,她告诉所以信徒,因为你们的虔诚,世界被拯救了,外星人决定宽恕世人的罪孽,不再毁灭地球。大部分信徒都相信了这个牵强的解释。在地球灭亡的预言失败后,预期落空英语Disconfirmed expectancy增加了认知间的失调,结果使大多数没有心理准备的信徒,为了减缓认知失调带来的心理压力与不适,转而接受新的预言。[3]

认知失调的其他作用案例包括时薪过低劳累而相信自己热爱工作,被众人指责是因为自己的错误,内心感到愧疚不愿承认而故作轻松,对遭严酷考验而进入的团体更有归属感等。

认知失调的实证研究

已有一些实验方法被用来证明认知失调,其为:

  • 诱导性的服从的研究,之中的研究对象被要求做出和其看法相背的行为(利昂·费斯廷格, Carlsmith, 1959; Harmon-Jones, Brehm, Greenberg, Simon, Nelson, 1996);
  • 决策后的研究,研究在决策后对反对的另一种选择的看法(Brehm, 1956; Harmon-Jones, Harmon-Jones, 2002);
  • 研究人类如何以其自身的观点来找寻协和的资讯,而不是不协和的资讯,以防止认知失调的发生(Frey, 1986);
  • 研究人类对与其坚信的信仰、看法等不协和的资讯是如何反应的(利昂·费斯廷格, Riecken, Schachter, 1956; Batson, 1975; Burris, Harmon-Jones, Tarpley, 1997)。

诱导性的服从的研究

起源和第一个测试理论的实验

在费斯廷格与美瑞尔·卡尔史密斯1959年的一个经典实验中,学生们被要求进行繁琐且无意义的工作,包括把书翻转四分之一圈,以及另一个,把汤匙放在盘子上,清空盘子,再把盘子放满汤匙,如此不断地重复。参加这个实验的人都很消极地反复这些工作。过了一段时间后,学生们会被告知实验已经结束,他们可以离开了。这是诱导性的服从的研究的一个例子。

不过,实验者随后向实验对象做了一个小小的请求。即他们被告知某位必要的研究助理无法进行这个实验,而这位参加者被要求去代为说服另一位接受实验者(此人实际上是知情者)这项刚刚才被完成的单调的,无聊的工作其实是有趣的且吸引人的。某些参加者受雇以20元的代价,另一组则是1元,而对照组不能被要求去执行此任务。

当之后被要求去评价拔钉子工作时,那些在1元组的人比起其他在20元组以及对照组之评价显得更加地肯定。这被Festinger和Carlsmith解释成为认知失调的证明。实验者理论化了人们在感受到介于矛盾认知的不一致“我告诉某人这项工作是有趣的,而实际上我却发现它是无聊的”。 当只被给予1元时,学生们被强迫内在化他们被诱导表现而产生的态度,因为他们没有其他正当的理由。那些在20元组的情况中,这种认知失调是有争议的,因为此行为有着一个外在正当的理由。行为内在化是唯一一个方式去解释受试者对于此任务的评价。这项研究已经在之后被重新试验过。现今相信的理论是有一个冲突介于认知当中即“我不是一个说谎者,但我却说了谎”。 因此,这事实已经被带向靠近谎言一步了,更可以说,即此任务评价往上升了。

研究者更进一步地推测只有1元组的受测者面临“没有足够动机解释这种行为”以致于产生“认知失调”的境况,所以当他们被要求对于这些任务而说谎,他们借由改变他们的态度以寻求抒发“认知失调”带来的紧张不适感。这种过程让受测者真正地相信这些工作是有趣的。

此理论的应用

此理论多用于心理学领域,来解释个人态度改变与否。如果个人的态度和行为两者协调时,态度不会改变;两者失调时,态度就可能会改变。 例如:

  1. 那些反对禁烟的人,他们在情感上喜欢吸烟,在认知上又认为吸烟利少害多,那么要他们改变态度支持禁烟是办不到的。
  2. 在某会议上,一个人对某议案本来持反对意见(态度),可是迫于大多数舆论压力,在最后表决时,却举手赞成(行为)。如此,态度和行为失去了一致。但私下问他时,他可能真的改变了原来所持的态度。因为如果不改变原来所持的态度,他将对自己的举手行为无法自圆其说,而感到尴尬。

显然,人在很多社会场合中,其态度改变与否与个人维持面子与自尊有关。而且,当个人态度改变或维持不变时,为了保持心理上认知一致,个人常对自己的作为提出辩解。

假设

此理论对于人类的认知有三个基本假设:

  1. 人们都有追求认知三元素(自我、他人、某元素或事物)一致性的需求。[4][5]
  2. 当出现认知失调时,人们会在心理上感到不适。
  3. 心理上的不适感会驱动人们解决认知的矛盾,以恢复认知的调和一致。

认知失谐的强弱程度取决于所有涉及的失谐认知的数量,与协调认知元素的数量之比率,以及这些认知元素对个人的重要性。对个人越重要,而且失谐认知元素的数量越大,认知失谐程度也越大。[6]

参见

  • 1844年的再生论,认知失调在宗教上的一个例子。
  • 团体迷思,认知程序的缺乏。
  • 自我知觉理论,看法转变的一个零合理论。
  • 选择依据偏见,记忆的扭曲,使得过去的选择看起来比实在上的要好。
  • 超自然现象,合乎因果之信仰的另一种解释之描述。
  • 狐狸与葡萄,在寓言中的一个例子。
  • 无法计算,是一个在大众科幻小说里,用来表示一个人工智能认知失调的一个句子。
  • 矛盾想法,同时抱有两种相冲突的信仰,并且强烈地相信着。
  • 否定是和其有关的一个防卫机制
  • 忠实信徒症候群,是对认知失调免疫的一个例子。
  • 敌意,对认知失调的一种心理反应。

参考资料

  1. ^ 利昂·费斯廷格. 認知失調. Scientific American. 1962, 207 (4): 93–107. Bibcode:1962SciAm.207d..93F. PMID 13892642. doi:10.1038/scientificamerican1062-93 (英语). 
  2. ^ 利昂·费斯廷格. 認知失調論.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57 (英语). 
  3. ^ 利昂·费斯廷格; Riecken, Henry W.; Schachter Stanley. When Prophecy Fails: A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Study of a Modern Group that Predicte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Worl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5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7-03-10). 
  4. ^ The Marketing of Global Warming: A Repeated Measures Examination of the Effects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Endorsement, and Information on Beliefs in a Social Cause. Proquest Digital Dissertations: https://pqdtopen.proquest.com/doc/1906281562.html?FMT=ABS
  5. ^ Heider, F. The Gestalt Theory of Motivation. Jones, Marshall R. (编).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8.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0: 145–172. ISBN 978-0-8032-0601-4. OCLC 10678550 (英语). 
  6. ^ 郭贞. 傳播理論. 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05: 551. ISBN 978-986-298-224-2. 

来源

  • Aronson, E. The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A current perspective. Berkowitz, L. (编).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69: 1–34. 
  • Bem, D. J.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self-persuas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65, 1: 199–218. 
  • Bem, D. J. Self-perception: An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phenomena. Psychological Review. 1967, 74: 183–200. 
  • Brehm, J. Post-decision changes in desirability of alternative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56, 52: 384–389. 
  • Burris, C. T.; Harmon-Jones, E.; Tarpley, W. R. “By faith alone”: Religious agitation and cognitive dissonance.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997, 19: 17–31. 
  • 利昂·费斯廷格; Carlsmith, J. M. 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forced complianc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59, 58: 203–211. 
  • Harmon-Jones, E.; Brehm, J. W.; Greenberg, J.; Simon, L.; Nelson, D. E. Evidence that the production of aversive consequences is not necessary to create cognitive dissona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6, 70: 5–16. 
  • Harmon-Jones, E.; Mills, J. Cognitive Dissonance: Progress on a Pivotal Theory in Social Psycholog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999. 
  • Sherman, S. J.; Gorkin, R. B. Attitude bolstering when behavior is inconsistent with central attitud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80, 16: 388–403. 
  • Knox, R. E.; Inkster, J. A. Postdecision dissonance at post tim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68, 8: 319–323. 
  • Tedeschi, J. T.; Schlenker, B. R.; Bonoma, T. V. Cognitive dissonance: Private ratiocination or public spectacle?.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71, 26: 685–695.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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