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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道安(312年—385年),俗姓卫,出生于常山扶柳县(今河北冀州区小寨乡扶柳城),晋朝时期的佛教僧人,庐山慧远之师,是般若学在中国的先驱,对中国佛教的发展有开创性的贡献。鸠摩罗什誉为“东方圣人”,在当时有“弥天释道安”的美誉。
道安于西晋永嘉六年,生于常山。家中为儒学世家,但其父母早死,由表兄孔氏扶养长大。其貌丑陋但极为聪敏,7岁便开始读书,读两遍即可背诵,展现出他过人的记忆能力[1]。
道安12岁出家。初始,其师父以貌取人,并不器重他,而让他从事田间劳作[2]。过了三年,道安要求阅读佛经,师父随便给了他一卷约五千字的《辨意经》(即《辨意长者经》)。道安利用劳动休息时间,读了这部经,而且背诵了下来。傍晚回来,以经还师,要求另换一部。师父责问他,道安回答说:昨天那部经,已经背诵下来了!他师父虽然不太相信,还是又给了他一部近万字的《成具光明经》,道安仍用田间休息时间阅读,并且也背诵了下来。傍晚回来,将经还师,他师父感到有些意外,并且当面让道安背诵一遍,果然一字不差。师父大为惊异,这才发现他这位徒弟原来很不寻常。不久,他为道安授“具足戒”,使道安成为一名正式僧人;接着,就让道安外出游学,冀以深造[3]。从此,道安就开始了他出家以后的参学生涯。
晋成帝咸康元年,石虎迁都于邺,佛图澄随至。道安至邺都入中寺,师事佛图澄,佛图澄极为欣赏他的才华,但众人见道安相貌不扬,颇有轻视之意。佛图澄每次讲经,都要道安为大家再复述一遍,道安辞锋锐利,屡释群疑,众人这才大为叹服。于是遂有“漆道人,惊四邻”之赞[4]。后来,道安又到了泠泽(今山西晋县)。不久,又来到河北飞龙山、太行山、恒山,并在这里创立塔寺。于是,“改服从化者,中分河北!”。这时的道安已经是相当知名。
道安45岁时,又返回邺都,住受都寺,徒众数百。这时,石虎已亡,冉闵作乱。道安乃西适牵口山,不久又率众到了王屋、女林山(今属山西)。佛图澄圆寂(348)后的十五年中,道安(及其徒众)一直辗转活动于河北、山西一带,一边禅修,一边讲学。后来,他又避乱渡河而到了陆浑(今河南嵩县),“山栖,木食,修学”。尽管这个时期,道安颠沛流离,住无宁处,但他仍然乱中求静,于奔波中聚众讲学。此时追随道安的门徒已有法汰、慧远等五百多人。
道安到陆浑不久,慕容氏劫掠河南,安乃率众南下,行至新野,后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到达襄阳,乃“复宣佛法”,而“四方学士,竞往师之”。后镇守江陵的征西将军桓豁,邀安移住江陵,而西镇襄阳的朱序又请道安回住襄阳。道安先住襄阳白马寺,因寺狭窄,难以容众,乃在显贵们的赞助下,另建了一所有四百多间僧舍的檀溪寺,与此同时还修建了一座五层高的佛塔。从此,道安结束了长期的颠沛流离生活。
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年),前秦将苻丕攻陷襄阳,战火迫使道安移居长安。[5] 道安的弟子慧远则定居庐山,名振一时。道安到长安后,秦主苻坚说:我以十万之众攻襄阳,结果止得了一个半人,“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
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年)二月八日,道安大师忽告众曰:“吾当去矣。”是日斋毕,无疾而终。享年74岁。
道安修习弥勒净土法门,曾于弥勒像前立誓,愿生弥勒净土所处的兜率天内院,将来参与弥勒佛的龙华三会,护持佛法广度众生。道安生前曾向异僧询问来生处所,“彼乃以手虚拨天之西北,即见云开,备睹兜率妙胜之报,尔夕,大众数十人悉皆同见。”[6]
道安在汉传佛教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
道安一生以《般若经》的研究为重心,他在当时能取得重大成果,研究方法的改进是重要因素。道安舍弃以格义的方式训解佛典,采取多本对读的方法——合本。正因为如此,道安特重不同译本的搜集,因而有《综理众经目录》的撰述,以及入长安后组织译场的作为。
在佛学思想上,道安依据《大品》《小品》不同译本的对读,整理并组织《般若经》的理论体系,僧叡称为“性空之宗”,刘宋·昙济《六家七宗论》则称为“本无宗”。“本无”一语,梵语作 Tathatā ,译作“如”。道安《道行经序》谓:“执道御有,卑高有差,此有为之域耳,非据真如、游法性,冥然无名也。据真如,游法性,冥然无名者,智度之奥室也。”《合放光光赞略解序》云:“般若波罗蜜者,无上正真道之根也。正者等也,不二入也。等道有三义焉,法身也,如也,真际也。故其为经也,以如为始,以法身为宗。如者尔也,本末等尔,无能令不尔也。佛之兴灭,绵绵常存,悠然无寄,故曰如也。法身者,一也,常净也。有无均净,未始有名,故于戒则无戒无犯,在定则无定无乱,处智则无智无愚,尔忘,二三尽息,皎然不缁,故曰净也,常道也。真际者,无所著也,泊然不动,湛尔玄齐,无为也,无不为也。万法有为而此法渊默,故曰无所有者是法之真也。”可说深得般若经旨。这一见解,由道安高足弟子慧远继承,慧远并汲取鸠摩罗什“非有非无”的中观系理论,而于其《大智论抄序》中进一步推向以“法性”为主的理论高峰。
然而,罗什高足僧肇,于其《不真空论》中评述“本无宗”谓“本无者,情尚于无,多触言以宾无,故非有有即无,非无无亦无。寻夫立言本旨者,直以非有非真有,非无非真无耳,何必非有无此有,非无无彼无。此直好无之谈,岂谓顺通事实、即物之情哉?”引发后世注疏家及近代学者对“本无宗”之倡说者及其基本主张为何的讨论。
道安大力提倡佛教三藏的翻译事业,在长安组织译场,曾聚集僧伽跋澄、昙摩难提、僧伽提婆、鸠摩罗佛提、耶舍、昙摩蜱、昙摩侍等外国僧人,以及本地的译经僧、义学僧,传出《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中阿含经》、《增壹阿含经》、《二众从解脱缘》(鼻奈耶)、《十诵比丘戒本》、《比丘尼大戒》、《阿毘昙》(发智论)、《广说》(大毘婆沙论)、《阿毘昙心论》、《婆须蜜集》、《三法度论》等佛教经、律、论,以及佛传类的《僧伽罗刹集经》[7]。
道安对经典的翻译非常重视,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著名论断,五失本指:
三不易指:
经斟酌、比较,道安更倾向直译,主张译文应力求质朴,不令有损言逰字,这一观点对后代佛经翻译产生积极作用。
《实相义》,佚。收录于刘宋·陆澄《法论·法性集》。目前仅存目录,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二。
《综理众经目录》,佚,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二、卷三、卷四中保存了道安录的基本情况,可供参考。日人常盘大定曾作过《综理众经目录》的恢复目录。
《安般注序》、《阴持入经序》、《人本欲生经序》、《了本生死经序》、《十二门经序》、《大十二门经序》、《道行经序》、《合放光光赞略解序》、《增一阿含经序》、《道地经序》、《十法句义经序》、《阿毘昙序》、《十四卷鞞婆沙序》、《渐备经十住胡名并书序》,僧祐《出三藏记集》标为“未详作者”,近人汤用彤则主张系道安所作。
以上作品均存世,收录于僧祐《出三藏记集》。
道安回答同学竺法汰询问有关“三乘”、“六通”、“神”的书信,均已佚失。
道安以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部分来科判经文,时人对此颇有异议,认为他私自杜撰、标新立异,后来《佛地经论》传译汉地,内有三分科判之说,始证道安先见之明、契入佛法之深。这一模式自然成为后代规范。
佛教最初传来中国,出家者,俗姓不改,如严浮调,朱士行等。后来,魏晋沙门,竞以所拜的外国之师为姓,如姓支(月氏)、竺(天竺)、安(安息)、康(康居)、白/帛(龟兹王室),故姓各不同。道安以为,根本导师乃释迦世尊,故“以释命氏”。
有人认为后来译出的汉译《增一阿含》,有“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出家,同称释氏”之语,因与经典相符,故中国僧人以“释”为姓遂成定制,至今已一千六百余年。不过这只是后人误解, 因经中说的是“无复本姓,但言沙门释迦子”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意思是出家人此后是“释迦弟子”或“沙门释迦的追随者”,不再属于原本的种姓,而非改掉姓氏的意思。而且当时从印度前来中土的僧人没有人冠以“释姓”,菩提达摩、佛图澄、鸠摩罗什…等等皆是。是故,出家人改姓为释应该是道安大师个人的创见,并不是佛陀当时的作法。
自晋宋以后,僧人以释为姓,渐渐流行,但宝唱《名僧传》目录用释姓者不多,且多为道安弟子辈。直到唐末五代时的敦煌僧人,也是以俗姓为姓。以释为姓,是由于慧皎、道宣、赞宁等《高僧传》撰写者的强烈提倡,而逐渐变成定式。
汉、魏至晋,译经已多,然翻译者,多未署名,后人追寻,难辨真伪,莫测年代,道安首编《综理众经目录》,确定年代,注明译者,辨别真伪,简评优劣,开创体例,为后代经录所效法。
道安对中国佛教的贡献可谓功高盖世,德被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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