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警务处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紀律部隊 / 维基百科,自由的 encyclopedia
香港警务处(英语:Hong Kong Police,缩写:HKPF)成立于1844年5月1日,是香港最早的现代警察机关之一,现隶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为编制最庞大特区政府部门(2014年占20.2%)、纪律部队[5]。2013年联合国毒品和犯罪办公室统计香港平均每100万人有4,500名警察,警民比例居全球第5名,次于俄罗斯、土耳其、意大利、葡萄牙[6]。虽然香港特别行政区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驻守,但解放军并不能随意离开驻地军营。其他不少国家、地区部分由军队担当的职能,在香港均由警方负责,如防守海岸、边界巡逻、反恐行动等。现任警务处处长为萧泽颐,在时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提名、建议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2021年6月25日任命[7]。香港警察在1950至60年代由于港英政府奉行放任自由政策且管治政策偏向“以华制华”,导致警队“流氓化”,贪污受贿之风盛行,市民对警队的印象甚差。六六暴动、六七暴动后,港英政府于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对包括当时几乎无人不贪污受贿的警队在内的政府各个部门进行改革,后来香港警察素质大幅提升,市民对警察的印象也全面改观[8],香港警队一度被誉为“亚洲最精良的部队”[9]。根据香港民意研究所2020年5月4日至6日(2019年3月起发生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电话访问1,004名香港居民,对香港警队的满意度达4年来新低为36.8,逾4成市民评0分,评分亦继续为9个纪律部队中最低[10][11]。此后满意度持续回升,至2022年10月8日同所民调显示,满意度已经回升至56.4[12]。
香港警务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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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Police Force | |
简称 | HKPF |
格言 | 服务为本 精益求精 (We serve with pride and care) (1999年-2019年11月18日)[1] 忠诚勇毅 心系社会 (Serving Hong Kong with Honour, Duty and Loyalty) (2019年11月19日-)[2] |
成立时间 | 1844年5月1日,179年前(1844-05-01) |
司法管辖权 | 香港特别行政区 |
性质 | |
驻地/总部 | 香港香港岛湾仔区湾仔军器厂街1号香港警察总部 |
管理机构 | 保安局 |
监督机构 | 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 |
组织法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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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 | |
处长 | 萧泽颐 |
副处长(行动) | 周一鸣 |
副处长(管理) | 陈俊燊 |
副处长(国家安全) | 简启恩 |
高级助理处长 | |
助理处长 | 17名 |
人员装备 | |
年度预算 | 251.6亿港元(2021年至2022年度) |
警务人员 | 正规编制:33,928名(2015年至2016年度)[3] 正规员额:30,857名(至2019年1月31日) 辅助编制:4,500名 辅助员额:4,500名 |
文职人员 | 4,569名(至2019年1月31日)[4] |
区域 | |
处所 | |
羁留室 | 0间 |
车辆 | 约2500辆 |
装甲车辆 | |
轮船 | 55艘 |
舟艇 | |
趸船 | 6艘 |
警犬 | |
其他信息 | |
辖区面积 | 2,754.8km² |
辖区人口 | 7,500,700人(2019年) |
网站 | www |
香港开埠初期,香港政府未有顾及华人社区需要,因此官方文件只会使用英文,视乎每次负责翻译的人员,警察队的中文名称而有所不同,未有统一;例如早期的《香港辕门报》(即后来的《香港政府宪报》),警察队有时译为总缉捕署,有时译为差役;在一些警察队的官方文件,亦有使用香港警察司署。在一些私人著述里,警察队曾经称为巡捕厅和大馆;英文名称则为Hong Kong Police Force,在一些警察队的官方文件,亦有使用Police Department,基本上除了获封时期以外,前者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1935年,警察队正式定名为香港警务处,同时使用香港警察队、香港警察及香港警队为副名。1941年12月25日至1945年1月18日,香港经历三年零八个月日占时期,期间警务处被改名为香港宪兵队(Hong Kong Kempeitai),直至香港重光为止。
1969年,英国政府认为警务处处理香港亲共人士发动的六七暴动有功,获封皇家名衔,从而成为皇家香港警务处(副名皇家香港警察队;英文副名:Royal Hong Kong Police Force),直至香港主权移交随即恢复原名并更换新的徽章[13]。
警务处处长(英语:Commissioner of Police)是香港警务处的最高指挥官,所有香港警察的长官,由行政长官提名,国务院(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职级相当于首长级公务员薪级D8(薪级与决策局常任秘书长一样),为纪律部队首长之首。处长就警务处的管理及效率向保安局和行政长官负责,由三位副处长协助,其中一位主管行动,辖下设有两个处级部门──行动处和刑事及保安处;另外一位主管管理事务,辖下分为三个处级部门:人事及训练处、监管处和财务及政务及策划处[14];最后一位主管国家安全,辖下一个处级部门:国家安全处。
2020年7月1日起实施:
警务处 | |||||||||||||||||||||||||||||||||||||||||||||||||||||||||||||||
警务处处长 | |||||||||||||||||||||||||||||||||||||||||||||||||||||||||||||||
警务处副处长 | 警务处副处长 | 警务处副处长 | |||||||||||||||||||||||||||||||||||||||||||||||||||||||||||||
(行动) | (管理) | (国家安全) | |||||||||||||||||||||||||||||||||||||||||||||||||||||||||||||
行动处处长 | 刑事及保安处处长 | 人事及训练处处长 | 监管处处长 | 财务、政务及策划处处长 | 国家安全处处长 | ||||||||||||||||||||||||||||||||||||||||||||||||||||||||||
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 | 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 | 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 | 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 | 首长级乙一级政务官 | 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 | ||||||||||||||||||||||||||||||||||||||||||||||||||||||||||
行动部 | 刑事部 | 人事部 | 资讯科技部 | 财务部 | 国家安全处 | ||||||||||||||||||||||||||||||||||||||||||||||||||||||||||
支援部 | 保安部 | 警察学院 | 服务质素监察部 | 政务部 | |||||||||||||||||||||||||||||||||||||||||||||||||||||||||||
公共关系部 | 策划及发展部 | ||||||||||||||||||||||||||||||||||||||||||||||||||||||||||||||
警察总区 | |||||||||||||||||||||||||||||||||||||||||||||||||||||||||||||||
警务处架构由以下6大部门(即处)组成:
香港警察职级分为3级,即宪委级、督察级及员佐级,共15个警衔,实际为13个职级。总警司及以上属于首长级公务员。
所属职级 | 职位中文名称、英文名称及缩写 | 肩章 | 人数 | 岗位 |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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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委级(高级警官) | 警务处处长(Commissioner of Police,CP) | 一枚双杖嘉禾花、一枚市花嘉禾花及一枚军星 | 1名 | 香港警务处最高指挥官,政府主要官员之一,职级相当于首长级公务员薪级D8。 | 需要由国务院(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
警务处副处长(Deputy Commissioner of Police,DCP) | 一枚双杖嘉禾花及一枚市花嘉禾花 | 3名 | 分别领导“行动”、“管理”及“国家安全”事务,职级相当于首长级公务员薪级D5。 | 2019年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委任前警务处副处长(行动)刘业成担任警务处副处长(特别职务)任职3个月,现已完全退休 2020年7月3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委任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刘赐蕙为警务处副处长(国家安全) | |
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Senior Assistant Commissioner of Police,SACP) | 一枚双杖嘉禾花及一枚军星 | 正规:5名 辅警:1名(辅助警察队总监) |
分别出任行动处、刑事及保安处、人事及训练处、监管处及国家安全处处长,职级相当于首长级公务员薪级D3。财务、政务及策划处处长是由一位与高级助理处长相等职级的首长级政务官担任,固不属正规警务人员,近年由首长级乙一级政务官担任,属于首长级公务员薪级D4。 | ||
警务处助理处长(Assistant Commissioner of Police,ACP) | 一枚双杖嘉禾花 | 正规:17名 辅警:1名(辅助警察队副总监) |
10名分别领导行动处辖下行动部和支援部、刑事及保安处辖下刑事部及保安部、人事及训练处辖下人事部及香港警察学院(作为院长)、监管处辖下资讯系统部和服务质素部,以及出任国家安全处的两名助理处长;其余6名分别出任水警总区指挥官及5个陆上总区指挥官,包括新界南总区、新界北总区、西九龙总区、东九龙总区及港岛总区,职级相当于首长级公务员薪级D2。在2022年3月,警队特别加设助理处长(特别职务)(支援)职位,属有时限的首长级编外职位,负责就社区和传媒关系事宜,向警务处处长和高级官员提供建议,以及联系警队不同部门,对外作为官方发言人,代表警队向传媒和公众传递重要信息等。财务、政务及策划处处长辖下的政务部及财务部则各自由一位助理处长相等职级的文职人员担任警察政务秘书(政务主任或行政主任职系)和财务总监(库务会计师职系)领导部门,财务、政务及策划处处长辖下的策划及发展部则由一名总警司领导。 | ||
总警司(Chief Superintendent of Police,CSP) | 一枚市花嘉禾花及两枚军星 | 正规:47名 辅警:5名(5个陆上总区辅警总部) |
1名出任策划及发展部部长、20名驻守警察总部、6名出任六个总区副指挥官、19名出任24个警区中的19个警区指挥官,职级相当于首长级公务员薪级D1。 | ||
高级警司(Senior Superintendent of Police,SSP) | 一枚市花嘉禾花及一枚军星 | 正规:94名 辅警:9名 |
分别出任警区副指挥官或者部门副主管。辅助警察高级警司出任高级警司(行动及训练)(辅警)、高级警司(人事及支援)(辅警)并驻5个陆上总区总部。 | ||
警司(Superintendent of Police,SP) | 一枚市花嘉禾花 | 正规:270名 辅警:20名 |
分别出任单位主管或者分区指挥官。 | ||
督察级(警官) | 总督察(Chief Inspector of Police,CIP) | 三枚军星 | 550名 | 分别出任单位副主管或者分区副指挥官。 | |
高级督察(Senior Inspector of Police,SIP) | 两枚军星及一条扛 | 逾1,900名 | 出任小队指挥官。 | 薪俸不同,实际上是同等层级。 | |
督察(Inspector of Police,IP) | 两枚军星 | ||||
见习督察(Probationary Inspector of Police,PI) | 一枚军星 | ||||
员佐级(初级警务人员) | 警署警长(Station Sergeant,SSGT) | 一枚无香港区徽的香港警察徽章 | 逾1,300名 | 出任小队指挥官或者小队副指挥官。 | |
警长(Sergeant,SGT) | 三勾 | 近5,000名 | 负责分段或车辆指挥。 | ||
高级警员(Senior Police Constable,SPC) | 一勾 | 逾20,000名 | 薪俸不同,实际上是同等层级。 | ||
警员(Police Constable,PC) | 无 |
香港警务处的处所具备层级系统,视乎各种因素设立,在系统中的最顶级者为香港警察总部,旗下每个总区均设立一个总区总部,而旗下每个警区均设立一个警区总部;在警区总部下,均设有警区警署,大部分再下设分区警署。此外,视乎社区情况需要,可能尚有警岗、警察服务中心及警察社区联络办事处设立。过往,在此系统中,更出现过流动警署、派出所及流动报案中心。
警察报案中心(英文:Police Reporting Centre)为警务处处所层级之一,其设立为方便及有效率地处理公众的报案[22]。1970年代,在多条香港公共屋邨附近都设有一座流动报案中心,其面积及体积不大,仅具备办公室的基本设备[22]。1973年,位于彩虹村、首座以玻璃钢强化塑料建造的流动报案中心启用。使用此种物料制造,方便居民报案,并且对匪徒能够产生起阻吓作用[22]。
警察社区联络办事处(英文:Neighbourhood Police Office,缩写:NPO)为警务处处所层级之一,主要作为报案中心用途,其设立为方便及有效率地处理公众的报案,同时加强警察与社区之关系,提升防止及打击罪案的效能。1974年,皇家香港警务处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开始在地区派出所,以求与居民建立伙伴的关系,加强巡逻及迅速地对求助采取行动。后来因应香港人口迁移和犯罪模式等等香港社会的改变,派出所系统于1984年6月起取消及更改为警察社区联络办事处[23]。于实行派出所系统年代,各派出所由一名警署警长领导,由一名警长带领4名警员组成一支小队,人员分为3个更份当值。
香港警队为全世界之次、亚洲之首个拥有现代警察制度以维持公共安全的警务机关,香港警察历史超过170年,经过多番脱变和转捩点;从首阶段的殖民地警察部队、于1970年代起现代化,至1990年代初期起进入第三阶段,发展成为服务型的警察队伍[24]。香港警察被誉为是世界上最专业及优秀的警察机构之一[8][25][26][27][28]。
双十暴动事发于1956年10月10日至12日间,事发源于徙置事务处的职员移走一面中华民国国旗所致,警务处派出防暴警察及出动装甲车,并且施放催泪弹镇压,最终于驻港英军的协助下,事件才告平息。事件造成59人死亡,逾300人受伤,逾1,000人被拘捕,是香港历史上死亡人数最高的暴动,亦因此促成了警察训练分遣队的成立。
天星小轮加价事件发生于1966年,事件源于天星小轮有限公司增加票价,香港市民上街抗议,后来演变成为骚乱,包括针对警察的暴行。警察训练分遣队需要施放催泪弹、木弹及实弹镇压,驻港英军介入,最终平息事件。
于1967年5月6日,“左派”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影响下,将文革的影响力扩展到香港,展开对抗殖民地政府的暴动。斗委会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及中共中央香港工作委员会的支持下[29],由最初的罢工、示威、纵火,得不到普罗市民响应后,却将暴力提升为暗杀、炸弹袭击、抢枪及枪战。在事件中,所有人员取消休假候命,多次与暴徒对峙,作出驱散、镇压和拘捕行动,左派组织将暴力升级为无差别炸弹袭击,左派报纸则辱骂香港警察是白皮猪[30]、黄皮狗[31]。7月起,左派阵营开始在香港、九龙及新界街头到处放置真假土制炸弹[32],又驱使左派学校的学生参与制造及放置真假炸弹[33]。警察疲于奔命,期间有多名无辜市民被炸伤或炸死。当时警务处尚未成立爆炸品处理课,需要由驻港英军派出军火专家拆弹,但因为每天发现的真假炸弹达到数以百计,军方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到场拆弹[34],由于斗委会企图使用炸弹浪潮瘫痪香港交通,左派凶徒将不少炸弹放置在渡轮码头及电车轨,警队有人员尝试自行移除炸弹,但曾经发生意外。六七暴动期间,合共发现8,074个怀疑爆炸品[35],当中有1,167枚真炸弹,凶徒更在炸弹中加入大量铁钉及玻璃碎加强杀伤力[36]。1967年的炸弹恐怖袭击浪潮造成包括1名驻港英军军人、1名消防队长和2名警务人员殉职──包括了华籍警员杜雄光和英籍高级督察麦基云(Ronald John McEwen),他们分别于香港岛告士打道及怡和街处理炸弹期间被炸死。
1967年7月8日,沙头角一带发生枪战,近百名中国共产党民兵越过香港边境禁区,与军装巡逻小队于沙头角爆发枪战,最后造成5名人员殉职。同年12月警员李观生被左派凶徒抢夺佩枪杀害。
六七暴动期间,最少造成包括10名人员殉职(其中5人殉于沙头角枪战中、2人殉于炸弹、3人被杀害,是有纪录以来,香港社会冲突中最多名警务人员殉职之一次)在内的52人死亡,包括212名人员在内的802人受伤,1,936人被检控。香港警务处在暴动中的忠诚及勇敢表现备受赞赏,于1969年获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赐予“皇家头衔”,称为“香港皇家警察”,并由雅丽珊郡主出任荣誉总监。
1977年发生警廉冲突,数以千计的警务人员游行往香港警察总部举行聚会,同时请求时任警务处处长施礼荣向香港政府反映问题。期间,一批激进警务人员冲进位于金钟夏悫道和记大厦的廉政公署执行处捣乱,其中5名廉政公署职员被警务人员殴打至受伤,事件一发不可收拾,在香港总督宣布特赦部分警务人员的部分罪行后方能平息。1979年,警察队从英国警察服务视察组邀请3名高级警官来到香港,全面检讨警察队的组织、警力调配、沟通机制及薪酬表等。经过数个月的研究,警察队及政府接纳了调查委员会的全数建议,作出了大规模的重组及一系列的改革程序[37],包括为人员定下可以维持生活的薪酬、福利及待遇、成立香港警察队员佐级协会,以改善管理层与员佐级的沟通等。[38]在这为期5年的变动后,警务处架构及制度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改革,纲纪获得重大整理。
1985年5月1日发生忠信表行械劫案,一个由7名匪徒(包括后来被列为头号通缉犯的季炳雄)组织而成的犯罪集团,持械行劫位于弥敦道46号的忠信表行,期间3度爆发警匪枪战,双方开火合共逾百响,犯罪集团凭借挟持人质及强大军火而成功突破警察重围、满载而归。经过逾4个月的追捕,最终由特别任务连策划攻坚行动,一枪不发,成功生擒全数7名疑犯,并且起出3支枪械,以及寻回9成贼赃。
1995年7月6日,一艘货轮于青衣外600米的海面上起锚时,意外捞起了一枚直径14吋、长44吋及重500磅的美国制造M64型空投炸弹。爆炸品处理课出动,耗时个半小时解除危机。是次为香港历史上发现最大型的炸弹案件[39]。
叶继欢涉嫌于1984年10月策划及参与连串持械行劫尖沙嘴景福金行及中环置地广场迪生表行后,警务处根据叶继欢好赌的性格,认为其需要急速地将贼赃出售以偿还赌债。同年12月,跟踪支援队警长李光明被上司委派乔装为买家“接赃”,带同24万港元现金与叶继欢接洽购买逾260只名贵手表,李光明与3名同僚同行,到达湾仔中环广场地盘,按著身上左边腰间佩枪示威的叶继欢只是容许李光明一人登上其货车进行交易。为了使到叶继欢的双手离开手枪,李光明掏出了10万港元的一千元面额现金钞票,乘叶继欢点算之机表露身份及制服他,但是遭遇猛烈反抗,叶继欢又拔出手枪指向着李光明,李光明当时紧捉着手枪的机板使叶继欢没有能够开枪。后在同僚协助下,成功地拘捕叶继欢[40]。
1989年8月4日,叶继欢于赤柱监狱服刑期间讹称腹痛,被押往玛丽医院检查时使用武力威吓,最终成功逃离医院押解,并且骑劫一辆停泊于医院门前的客货车,然后辗转逃避[41]。匿藏两年后,叶继欢于1991年6月涉嫌与同党持械行劫位于观塘物华街的5间金行,掠夺市场价值1,000万港元的金饰,期间手持AK-47突击步枪于马路上疯狂扫射,又与警察爆发枪战逾42响。1992年3月7日,叶继欢再次涉嫌纠党持械行劫位于弥敦道的谢瑞麟金行,掠夺市场价值100万港元的金饰,又与警察爆发枪战12响。3日后,叶继欢再次涉嫌与7名同党手持两支AK47突击步枪及多支手枪持械行劫位于大埔道的两间金行,掠夺市场价值逾700万港元的金饰,并且向警察射击逾60弹,挟持人质,又向救护车开枪,导致3人受伤。其后叶继欢被列为头号通缉犯,香港警务处悬红100万港元将其通缉。
1996年5月13日,叶继欢与两名同党携同大批枪械与三硝基甲苯潜逃重回香港,于西环登岸时因为遇上两名军装巡逻小队警员,两名警员见其形迹可疑于是上前查问,未几叶继欢急步向船跑去,然后又向警察开枪一响,爆发枪战,于枪战中叶继欢身中3弹致半身不遂,被两名警员拘捕。
2002年9月8日清晨,在时任主管欧阳照刚警司领导下,20多名特别任务连人员掩至湾仔摩利臣山道南洋酒店,其中6名人员登上9楼,向目标房间发射了4枚破门钢球及投掷震眩弹,强攻进入其中14号室房间,成功拘捕案中主脑──曾经持械行劫一名浅水湾银行大班,及于1993年1月2日与3名同党持械行劫一间油麻地太平馆及引发警匪枪战的省港旗兵首领(后来被特别任务连拘捕、被判处以入狱10年),因为腰间两边经常佩有黑星手枪而有“双枪王”之称的潘銮彬,和其两名党羽[42][43],并且起回当中的40万港元赎金、一批贼赃[44][45][46][47][48]及大批证据[49],整个过程不足10秒钟时间[50][51]。
2003年12月24日,于香港、中国大陆、加拿大及美国多处干犯过罪行的季炳雄,雇用“省港旗兵”准备于该年圣诞假期及翌年新年期间策划及(于金钟太古广场或中环一间珠宝金行)进行连串持械行劫罪行,被香港警务处于2001年7月创下香港历史上最高悬红纪录(200万港元)[52]及被国际刑警组织出示红色通缉令的“末代贼王”季炳雄[53][54][55]及其党羽被特别任务连拘捕[56],结束自1980年代起,香港无间断由省港旗兵策划及参与的持械行劫罪行,为2000年代以后的香港治安奠定了基础。
由于季炳雄涉及多宗严重罪案,刑事情报科一直锲而不舍,由跟踪组长期监视与季炳雄有接触往来的亲友或当年犯罪的同党,包括于惩教署服刑中的有关人物在内,同时与惩教署联络,监视即将刑期满出狱的积犯,亦密切注视数名被视为与季炳雄有联系的积犯。2003年8月,刑事情报科发现一名刚出狱的目标人物非常活跃,四出联络一批匪徒,怀疑密谋有所动作,跟踪组遂奉召加入协助监视,至12月中旬发现一度于香港匿迹的季炳雄露面与上述人等接获,并且迁入油麻地渡船角文汇街文景楼上摆下巢穴。期间跟踪组一直有固定监视,至12月底发现其有大批相信为藏有军火的行李分批从中国大陆运到。刑事情报科相信季炳雄集团正在策划一连串的持械行劫罪行,于是联同多个部门先发制人[57]。24日凌晨两时许,在主管欧阳照刚和副主管郭荫庸领导下,特别任务连连同刑事情报科跟踪支援队以及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在油麻地渡船角文汇街文景楼部署,Z队及跟踪支援队将目标建筑物周边的6条街道封锁,并且重重布下防线;S队则于文辉楼及文景楼外墙棚架上摆下埋伏。凌晨3时半,A队以几秒钟时间,对12楼29室进行爆破及强攻进入[58]。A队先以定向炸药炸开铁闸[59],再以霰弹枪发射一粒重钢珠击毁门锁,然后以大铁锤击毁木门。A队一拥而入,极速以大铁锤击毁屋内三道房门,于靠近文英街的一房间内,将欲擒向前拿取一支已经上膛的曲尺手枪的季炳雄制服;季炳雄的党羽吴振强(曾经与季炳雄一同参与持械行劫罪行,曾经因为一宗持械行劫罪案而被判入狱13年,于同年8月出狱后随即与季炳雄再度会合)于另外一间房间内被制服[60][61]。事件中起获了近30年来最大批的军火,包括1支AK-47突击步枪、两支霰弹枪、一支0.45口径手枪、6支54式手枪、882发子弹及7个手雷[62][63][64]。整件案件中特别任务连不费一弹、无人伤亡,疑犯亦被活捉[65],备受赞赏[66][67]。时任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于同日下午亲身前往香港警察总部高度赞扬参与行动的警务人员[68][69][70];事件被比喻为最平安的平安夜,提早给香港的圣诞礼物[71][72][73][74][75]。
2005年香港反对世贸游行冲突源自在香港主办世界贸易组织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引来世界各国反对世界贸易组织和反全球化运动的示威者齐集。会议举行前夕,警察机动部队总部制定了一套为期20周的体能训练计划予人员进行[76],并且特别研究发展出以三排为编制的新阵式(平常为四排),最前排为“拘捕排”、第2及第3排分别为“催泪排”及“射击排”,而射击排平常所装备的实弹则改为橡胶子弹及布袋弹,以有效地控制作风强悍及接受过军事训练的韩国农民,并且确保伤害性为最低。世界贸易组织第六次部长级会议举行前、中及后时期,全体警察机动部队出动,联同各警区合共9千名人员在湾仔北布防,海陆空全方位戒备,部分海上船只亦需要被搜查。
发起游行及示威的主要是韩国农民,自12月11日开始。起初示威游,引起零星冲突,至12月17日,韩国农民在湾仔区浪接浪地冲击警察防线、袭击警务人员,并且企图闯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以阻止会议进行。会议举行期间韩国农民激烈地抗争,警察机动部队一度需要穿着盔甲,组成防护性极强的阵式护卫,并且成功抵御韩国农民的冲击。会议闭幕前夕,韩国农民失控,由初期在各处小规模冲击提升至集中全体力量的大规模骚乱,部分示威者突破警察防线,占领湾仔区多条街道,并且企图攻进会场,与警察机动部队爆发攻防战,最终警察机动部队需要施放催泪烟及发射布袋弹平息骚乱,至清晨时分才开始平静[77]。事件中910人被拘捕,做成包括61名人员在内的141人受伤。纵然游行冲突最终仍然演变成为骚乱。
会议闭幕后,时任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对警务处表示衷心感谢:“警队对示威者的暴力行为作出了慎重而适当的反应,警队以最专业化的手法执行任务,维护公共秩序,保护香港市民。警队赢得我们的感谢、称赞和坚定的支持。”。工商及科技局局长曾俊华对暴力示威作出严厉谴责,并且高度赞扬警务处的容忍、克制和专业精神。12月18日,曾荫权在保安局局长李少光与警务处处长李明逵的陪同下,到湾仔运动场慰问和鼓励人员,并且再次肯定警务处的功劳:“辛苦你们了!全香港市民都能看到我们每一位雄纠纠的警员,不分男女,克尽己能尽一切的能力,保护香港,维持治安,维护香港的财产,维护香港的安宁,且在完全克制的情况下对付突如其来、不讲理的暴徒。我对你们衷心敬佩,非常感谢你们,让大众看见香港文明的一面。昨天所使用的武力,香港所有人都能看到是使用最少、最为适当、伤害最小,而且能够控制场面,是应该的,香港人一定会感谢你们。”他续称道:“警队根本有充分的能力应付挑战,而且今次正好让我们的有素的警员舒展出训练成效。我谨代表香港所有公务同事,以及香港市民感谢你们,你们是香港真真正正骄傲的一面,可以让全世界看见。”[78]政制事务局局长林瑞麟亦赞扬香港警务处在维持社会秩序上表现专业。
此外,多份报章都赞扬香港警务处的表现。由香港18间媒体联合主办的“特区政府施政十件大事评选”中,大会为表扬警务处在世贸会议期间的专业表现,特别颁发金盾奖予警队[79]。香港社会对人员于期间的出色表现普遍作出正面评价,不少机构及团体致送锦旗予警务处及赞扬人员的表现[80]。部分香港市民认为警务处处理是次衡突的方式相当克制,纷纷到告士打道为刚完成任务的人员致敬,部分市民更向人员送上开水。有中医馆东主亲拜警署,赞扬人员表现专业,并且慷慨地表示愿意向行动中受伤的人员赠医施药。事后,大批市民向警务处致函和致送心意卡和慰问卡,赞扬警务处在世界贸易组织第六次部长级会议举行期间的出色表现;此外,亦有市民自发创办网页集合公众的感谢信予人员[81][82]。
徐步高枪击案发生于2001年至2006年年间发生的3宗涉及警员徐步高的杀人案,受到香港社会极高度的关注,3宗案件合共造成1名警卫、2名警员殉职及徐步高本人死亡,以及1名警员严重受伤。事件促成军装巡逻小队重新检讨其架构及指引,包括规定日后登门处理案件及晚上8时以后,徒步巡逻必须至少两人。
2006年4月8日,有地盘工人于深水埗长沙湾东京街进行渠务工程期间发现了大量认为于1940至1950年代期间由驻港英军遗留下来的爆炸品,包括弹壳、手榴弹、迫击炮和火箭炮等多种威力巨大的爆炸品,炸弹仅藏于路面下1米深的泥土中,其中最巨型的炸弹长60厘米,最小型的是蛋形手榴弹。警务人员需要疏散附近居民,港铁长沙湾站A2出口亦需要被关闭。消防搭起两个帐篷,向着目标不停射水为到炸弹降温。至傍晚6时许,爆炸品处理课共挖出588枚爆炸品,其中手榴弹逾200枚,而且巨型炮弹不少,排列路上。警务人员需要扩大封锁范围至周围约200米,不准任何途人接近。晚上7时46分,爆炸品处理课于坑内进行引爆;其后爆炸品处理课继续挖掘,及以化学品镁燃烧坑内已经被引爆的爆炸品所遗留下来的残余火药,随后移走572枚炸弹,带返爆炸品处理课基地化验[83][84]。
香港反高铁拨款警民冲突发生于2010年1月16日,约1,700名反高铁运动示威者包围立法会,要求与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郑汝桦直接对话,最终演变成为警民冲突,造成5名警务人员受伤。
2011年9月16日,毒品调查科于屯门蓝地福亨村回收废料货仓内破获香港历史上最大宗的毒品罪行──六亿元可卡因案,由特别任务连强攻进入案发现场,并且成功拘捕4男2女,其后留守现场与狙击手队戒备,掩护进行搜证的同袍。另外亦于疑犯被扣留的警署及存放毒品的警务建筑物一带戒备[85]。
2014年2月6日下午3时许,工人于湾仔丽都酒店附近一处地盘发现一枚长67吋、直径约24吋、重2,000磅的美国海军AN-M66型炮弹,为香港历史上第二大型被发现的炮弹,爆炸品处理课出动到场处理,先行疏散附近逾2,000人,再以水力磨砂切割方式,穿透炮弹身上两处,将当中重量约1,000磅的火药抽出,最后于翌日凌晨4时许以摄氏400度将其燃烧耗尽[86][87][88],至朝早7时5分完成[89];炮弹的两个引信分别于清晨5时48分及6时54分被引爆[90][91]。
2014年,在雨伞运动其间共使用了87枚催泪弹,是香港史上较为震撼的一次。雨伞运动前后共1,003人被捕,但根据法庭资料,至今只有124宗案件被起诉,成功定罪比率约三成半,其余大多因证据不足获撤销控罪,或警方证供被法官质疑,裁定罪名不成立。香港警察在这次大型群众运动当中,所使用的武力被市民、传媒非议,包括殴打示威者、粗暴语言(如声言把女示威者捉入警署强奸)、不礼貌之言语、借驱赶示威者非礼女性、包庇“反占领人士”等,令警队形象大为受损,令仇警情绪高涨。
2019年,香港发生逃犯条例修订草案风波,出现多场抗争运动,先后引发6月9日过百万人[92][93]及2019年6月16日200万人的游行示威和其他游行集会,亦引起国际关注[94]。2019年6月11日晚上,大批警员在地铁金钟站及附近商场截查年轻人及搜身,被市民斥责是欺负少年人[95][96];令市民不敢参加和平集会[97]。6月12日,在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占领行动中,示威者一早即出现并占领街道,但直到警方暴力驱逐前,现场并无任何暴力行为,然而警队高层不仅快速将事件定性“暴动”,更发射约150枚催泪弹和20发布袋铅弹、数发橡胶子弹,造成多人头部中枪,2人伤势严重。其中一名香港电台外派司机怀疑因被催泪弹击中头部受伤。事后警方虽称“当天只有5名暴徒”,但相关说法被指再度印证警方使用武力极不合理(150发催泪弹用在5名暴徒身上)[98][99]。6月21日,抗议者发起多元抗议行动,希望透过围堵包括警察总部在内的香港政府主要建筑物,配合在外围道路集会,以阻止政府部门运作及逼使政府回应“释放被捕示威者”等诉求。[100]
6月21日,国际特赦组织确认香港警队在6月12日大体和平的示威中,使用不必要及过分武力,违反国际人权法[101]。7月1日,示威者冲击立法会,在香港立法会内进行破坏,然而不少市民在认为他们别无他法,是政府一直不肯对话或让步,该次冲击得到较多公众意见同情示威者[102]。
在《逃犯条例》修订草案风波期间,香港警方被指滥权,当中包括“滥用暴力”,如攻击合法和平集会[103]、过度使用武力、有示威者和市民被暴力对待、报复性搜查拘捕[104],执法时不佩戴编号、拒绝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制造寒蝉效应。[105]
此外,政府声称现行监督机制运作良好,故无需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然而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监警会)主席梁定邦已指出,向监警会投诉者可能反被警方检控,市民也因为警方以往的滥捕表现而难以信任和运用这一监督机制。另一方面,向监警会投诉极其困难。如2016年旺角冲突期间发生的明报记者被香港警察殴打事件,在拥有视频证据、目击证人及殴打时表明身份的情况下,等待3年的处理结果依然是“无法追查”和“无法完全证明属实”。此外,有前监警会委员澄清,监警会只能处理《警察通例》有关事宜及投诉,如警队有关游行示威的安排是否合适,6月以来的这一系列事件牵涉复杂,实质上远超监警会权责。故有声音批评,单靠现行机制无法保障程序正义[106]。
长期关注人权和警权议题的沈伟男认为,在系统性包庇之下,警队内部对示威者的敌视态度和滥权的警队文化日益弥漫,这种不良风气与警队一贯封闭而重纪律、权威、人情、派系的环境有关。[107][108]有前警员表示,部分警员担心被排挤下,为了工作而做出一些违背良心的事。[109]也有人认同与警队高层需靠拢特首和中央以获任命、警队基层普遍学历偏低有关(根据过往民调显示,学历较低的市民立场会比较倾向政府和警队[110])[111][112],也与2014年七警案之后的警方动员密不可分[113][106]。警队高层透过支持七警集会和2019年6月30日的支持警队集会,将情绪困扰转嫁到示威者。民权观察员沈伟男认为相关集会更是对司法机关判决的公然藐视。[114]著名华人记者程翔和民间组织认为,警方在6月12日的滥权行为,刺激出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游行,以及导致民众的抗议诉求由一变五(五大诉求分别为:撤回对6月12日及其后抗争活动的“暴动”定性;要求政府释放所有被捕抗争者,撤销其控罪;撤回逃犯条例、全面落实特首及立法会“真普选”,以及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追究警方滥权)[115][116]
国际特赦组织等22个人权组织对联合国高级专员办事处发公开信,提到香港自由的系统侵犯和香港警方行暴[117][118]
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运动亦重挫警队评分,2019年8月初,香港民意研究所(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随机访问1000多名18岁以上的市民。市民对香港警务处的满意度评分由6月初的61.0分跌至39.4分,是2012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分[119]。在使用武力方面,58%的受访者认为警察在最近警民冲突中过度使用武力[120]。2019年10月《明报》的民调显示,七成受访的香港市民认为必须要大规模重组及整顿香港警队[121],其中有五成受访者认为他们对香港警察的信任程度是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