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历史 / 中国历史年表 |
| 世纪： 19世纪中国 / 20世纪中国 / 21世纪中国 |
| 年代： 1890年代中国 / 1900年代中国 / 1910年代中国 / 1920年代中国 / 1930年代中国 / 1940年代中国 / 1950年代中国大陆 |
| 年份： 1924年中国 / 1925年中国 / 1926年中国 / 1927年中国 / 1928年中国 / 1929年中国 / 1930年中国 / 1931年中国 / 1932年中国 |
| 纪年： 戊辰年（龙年）、中华民国17年 |
大事记
- 1月1日——国民政府在首都南京集会庆祝民国开国第十七周年，国民政府常委谭延闿、李烈钧及国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党政军官员约千人参加大会（按：此系民国元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举行开国庆典以来，国民政府首次在南京举行开国纪念大会。）；李烈钧、谭延闿、李宗仁由南京赴上海，请蒋介石回南京复职；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四十军贺耀组部由山东南部进攻，是日占领临城（今枣庄西）；建国豫军总司令樊锺秀自枣阳通电誓师北伐；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通电揭橥河南、陕西、甘肃三省除害兴利七事：一、肃清匪患，二、恢复交通、三、改良农业、四、改善贫民生活，五、普及教育，六、振兴工商，七、筹集经费[4]:2909。
- 1月2日——国民政府致电上海蒋介石总司令，“应即旋都复职，共竟革命全功”；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阎锡山致电蒋介石，敦促莅京复职，同日冯玉祥致电蒋介石，拥护出山[4]:2910。
- 1月3日——蒋介石通电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各级党部，主张恢复最高党部，速开中央全体会议，以结束过去党内纠纷，树立国家大计之新基，并表示“即日驰赴首都，负责筹画一切，务使会议开成，党基重奠”；国民政府明令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杨树庄四总司令督率所部，完成北伐；国民政府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增推蒋介石、孙科、林森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是日明令公布，著即就职；国民政府增设建设部，调任孙科为部长，所遗财政部长缺，著国民政府委员宋子文兼任；国民政府特派外交部长伍朝枢任赴美改订条约特使，部务著次长郭泰祺代理；国民政府派上海中法大学校长褚民谊赴法国调查卫生事宜；第一集团军第九军军长顾祝同到南京欢迎蒋介石，并赴军事委员会报告前线军情；驻南京各省军、师代表暨办事处主任、留守处主任熊斌、刘朴忱、谭星阁、袁绩熙、史毓锟、陈戎生、黄朋等24人联衔电请蒋介石出山，“早日命驾入都，主持军事”[4]:2910-2911。
- 1月4日——下午蒋介石偕谭延闿、杨树庄、何成濬、陈立夫等人乘火车由上海抵南京，当晚国民政府公宴蒋介石，李烈钧致欢迎辞，蒋介石发表演说，希望四中全会早日召开，完成北伐；蒋介石致电汉口程潜、白崇禧，告以本日抵达南京，望群策群力，早日完成北伐；伍朝枢电国民政府辞赴美改约特使，畗派员与美国缔结新约，现在是否为适当时机尚须斟酌，请勿明令发表改订条约特使之令；安国军第一方面军军团长孙传芳应安国军陆军大元帅张作霖之邀入北京，讨论前方军事，津浦正面防务仍由孙军担任，孙军饷项、军装及枪械则由北京军政府供给，1月5日下午北京军政府总理潘复及全体阁员设宴为孙饯行；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由香港返抵广州；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营和第三营之一个连攻打遂川，在大坑打垮萧家璧之靖卫团，县城之敌闻讯弃城逃跑，次日红军乘胜占领遂川城[4]:2911-2913。
- 1月5日——蒋介石电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全体委员，报告已于1月4日驰抵首都，四中全会业已筹备完竣，请即日命驾前来，一俟到南京委员满法定人数，立即正式开会；蒋介石电覆洛阳冯玉祥、太原阎锡山，告以1月4日抵达南京，四中全会业已筹备就绪，一俟足数，即可开会，并表示：“誓当简率军旅，会合雄师，完成北伐。”，同日并电胡汉民、孙科，“务请命驾，共支危局”；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第一四〇团名义，离开犁铺头（韶关西北30里左右）前往海陆丰与叶剑英所率领之广州起义余部会合，是日在起义农民支持下，占领广东仁化县城；国民革命军东北总司令兼北方前敌总指挥李景林任崔庭芳为东北第一军军长；海丰县苏维埃政府在红场举行数万人参加之群众大会，欢迎由叶镛、袁国平、徐向前率领之广州起义之部分队伍红四师到达海丰城，彭湃在会上发表演说[4]:2913-2914。
- 1月6日——国民政府委员会开第三十次会议，议决将查办汪精卫、陈公博等九人案移交中央监察委员会检举，邓泽如、古应芬呈复通缉严办汪精卫案，亦一并移送该委员会；国民政府第三十次会议据军事委员会呈请，议决改编西征部队为第十八军及独立第八师，任陶钧为第十八军军长，刘春荣为独立第八师师长，同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国民政府以第六路前敌总指挥兼第二十军军长杨森把持地盘，纵庇吴佩孚潜谋不轨，是日明令免本兼各职，听候查办，所部交第六路总指挥刘湘、副总指挥刘文辉接收，第二十军军长职务准其遴员请简，并责成川中将领严拿吴佩孚解南京惩办；晚，吴敬恒离开南京悄然回上海，临行前蒋介石闻讯曾晤吴面留，吴亦有致蒋一书留别，内有“先生之出，中外欣慰，前途光明，将无可量”等语；涿州开城，北方革命军第四师师长傅作义出城与安国军第三方面军第八军军长万福麟晤见，并乘车同赴保定见第三方面军军团长张学良，面商改编涿州晋军事宜，至是安国军倾全力围攻三月不拔之涿州城，已于是日下午开城让防，结束战事；于右任著文批评李石曾“分治合作”论，认为三民主义为“现代世界最优良之主义”，略谓：“石曾先生以为世界只有马克思（或列宁）、蒲鲁东两派，而忘却除马、蒲外，尚有吾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可与马、蒲鼎足而三也。须知总理三民主义，富于革命性而不失其和平中正，富于实际性而不流于空阔玄虚，较之马克思、列宁、蒲鲁东等之主义，均远胜之，故现代世界最优良之主义，实非蒲鲁东主义而为孙文主义。”[4]:2914-2916
- 1月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开临时会议，谭延闿主席，蒋介石出席，到委员13人，会议决定通电各省党部报告中央特别委员会业于去年12月28日结束，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本日在南京开会，中央党部即日开始办公，并电请各执监委员来南京参与第四次全体会议；蒋介石正式复职，并向国民政府呈报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同日蒋到军事委员会办公；白崇禧所部第十三军离开上海开赴武汉，闽军独立第四师张贞部由南京开上海接防，1月8日下午抵达上海[4]:2916。
- 1月8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南京各界千余人开“欢迎中央委员及蒋总司令大会”，中央委员丁惟汾等4人参加，褚民谊代表蒋介石出席[4]:2917。
- 1月9日——杨森电国民政府推卸庇吴责任，旋将吴佩孚等人送往大竹县笠竹寺隐居，并嘱驻大竹杨部第七师师长范绍增予以保护[4]:2919。
- 1月10日——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召集各级政训机关主任联席会议于南京正式开会，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秘书长徐德培主席，各级政训主任40余人参加，议定将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训练部，直隶于国民政府，各级政训处改名为政治训练部，海空军政治训练机关由总政训部约定办理，各独立师、旅、团增设政训机关，各军设宣传队，特种军事机关恢复政训部，恢复连指导员，改名为连政治训练员，上述各案建议中央全体会议核议；第十九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率第一师李思炽部自武昌乘车开赴湖北南部前线，武汉卫戍司令一职由第十八军军长陶钧代拆代行；涿州傅作义部改编为陆军第三十六师，是日安国军第三、第四方面军军团长张学良、韩麟春自保定总部发出委任令，派白儒清为第三十六师师长，未到任以前，由团长袁庆增代理[4]:2920。
- 1月11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任命该部各处长等人选：总司令办公厅主任吴思豫，参谋处长葛敬恩，副官处代处长郭大荣，军法处长孙葆瑢，经理处长缪斌，兵站总监黄振兴，次日任命张群为总参谋长，何成濬为总参议[4]:2921。
- 1月12日——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第一四〇团名义，在宜章举行暴动推翻中国国民党县政权，次日宜章县城开群众大会，到五六千人，朱德宣布暴动成功，会后起义军改编为中国革命军第一师，下辖两个团，第一团为南昌起义部队，朱德兼团长，第二团为宜章起义农民，胡少海任团长[4]:2922。
- 1月13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移驻新乡督师北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高桂滋所部新编第十九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七军[4]:2924。
- 1月16日——国民政府议决设立侨务局，简任锺荣光为局长，是日锺于上海就职，局址设上海[4]:2926。
- 1月17日——国民政府明令改组河南省政府，指定冯玉祥为主席；国民政府任命龙云等为云南省政府委员，指定龙云为主席；冯玉祥部连日来与直鲁军在河南汤阴、彰德激战，河南境内之直鲁军完全肃清；傅作义自保定发出下野通电，宣布“谨即束身引退，以谢国人。大局稍定，言还故乡”[4]:2927-2928。
- 1月1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二五次会议加推杨树庄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熊式辉到上海就代理沪淞卫戍司令职，所部第十三军第一师亦自无锡调上海[4]:2928。
- 1月20日——驻鄂西第二军鲁涤平部占领沙市，杨森军向宜昌撤退[4]:2929。
- 1月21日——国民政府特派龙云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任命陈焯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胡瑛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孟坤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九军军长[4]:2929。
- 1月23日——湘军退出长沙[4]:2930。
- 1月25日——西征军占领长沙，湘军残部向株洲、衡阳逃遁；安国军将领在北京开军事会议，张学良、张宗昌、孙传芳、褚玉璞等出席，会议决定全力对付冯玉祥，并以韩麟春卧病未愈，三、四方面军团悉由张学良主持，经张学良商承张作霖同意后，由杨宇霆兼代第四方面军军团长，驻保定指挥军事，万福麟各部悉数南调，磁州为最前线，次日军事会议闭幕[4]:2931。
- 1月26日——南京成立军官团，专收中央军校、黄埔军校及军官研究所各期毕业生之无工作者，蒋介石自兼团长，是日开始办公[4]:2932。
- 1月27日——国民政府第三十五次会议议决：任贺耀组为首都卫戍司令，军事委员会航空处处长张静愚兼北伐航空司令，郭汝栋继杨森任川军第二十军军长，仍归第六路总指挥刘湘节制；白崇禧抵长沙，次日程潜由汨罗乘车到省[4]:2932-2933。
- 1月31日——国民政府第三十六次会议议决任命蔡元培为交通部直辖第一交通大学校长，同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4]:2934。
- 2月1日——中国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议决加派谢瀛洲等10人为省党部改组委员，派孙科为建设厅长，未到任前由吴铁城代理[4]:2936-2937。
- 2月2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上午10时在南京举行开会式；下午，整理党务审查委员会开会，决定中央党部除宣传、组织两部及秘书处不予更改外，请增设训练委员会、民众运动委员会以代替农、工、商、青、妇部，当晚蒋介石召集外交方针讨论委员会开会，磋商清党后外交方针；冯玉祥电令各军严密查拿共产党，规定：于本年1月1日起，凡讯明有据者，押送前来，定实行枪决；吴佩孚在大竹设“大帅行辕”，挂“讨贼联军总部”招牌[4]:2938-2939。
- 2月3日——中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举行首次会议，中执委员23人出席，中监委员8人列席，谭延闿主席，决议开除隶属共产党之中央执行委员谭平山、林祖涵、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6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许苏魂、夏曦、韩麟符、董必武、屈武、邓颖超7人党籍[4]:2940。
- 2月4日——中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下午继续开会，谭延闿主席，决议：修正通过“整理党务根本计划”审查委员会提出之《整理各地党务决议案》，规定各地各级党部一律暂行停止活动，听候中央派人组成党务指导委员会，办理党员重新登记及整理事宜[4]:2942。
- 2月5日——冯玉祥由新乡赴巩县，2月9日返郑，2月10日即赴汴；阎锡山在太原召集晋军北伐前敌将领开紧急会议，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及留省各师长出席，决定反攻奉军；黎元洪声明否认参加北方名流发起之全国和平运动[4]:2943。
- 2月6日——国民政府大学院决定改国立第三中山大学为浙江大学，蒋梦麟任校长[4]:2945。
- 2月7日——中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闭幕，上午举行第四次会议，决议：推举戴季陶、丁惟汾、于右任、谭延闿、蒋介石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推举丁惟汾、于右任、王伯群等49人为国民政府委员，推定谭延闿、蔡元培、张静江、李烈钧、于右任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推选于右任、方振武、方声涛等73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指定于右任、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朱培德、程潜、冯玉祥、杨树庄、蒋介石、阎锡山、谭延闿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4]:2945-2946。
- 2月8日——第一集团军第九军长顾祝同向徐州北上，经柳泉转贾汪，视察右翼前线防务，并检阅驻贾汪一带之第九军第三师涂思宗、第二十一师陈继承两部，当晚仍原车返徐州；中国国民党广州政分会议决，新编第四军回复第四军名称，陈济棠任军长；国民政府特别党部依四中全会整理党务计划案，决定呈报中央党部停止筹办[4]:2946-2947。
- 2月9日——蒋介石偕总参议何成濬赴徐州视察军事，并谋与冯玉祥谋面，商榷北伐事宜，次日抵达徐州，总部参谋长林伯森及第一、第九、第二十七军各军长刘峙、顾祝同、夏斗寅到车站迎迓；国民政府特任黄郛为外交部长，2月21日黄郛自上海到南京就外交部长职，发表对外宣言，提出屏除不平等条约等六项与友邦周旋之标准；国民政府电令各省、市政府严密防范共产党，称：共产党“自厉行清党以后，竟有怙恶不悛之徒，潜去各方，阴谋复煽，除恶务尽，防范宜周，仰各省、市政府转饬所属，严密查拿”[4]:2948。
- 2月10日——夏斗寅所部新编第十军奉令改为第二十七军，是日夏于徐州宣布改称，并宣誓就职；大学院决定将广州“第一中山大学”名称改为“中山大学”，“第四中山大学”名称改为“国立江苏大学”[4]:2950。
- 2月11日——国民政府令军事委员会及北伐全军总司令限期完成北伐；国民政府简派陈绍宽、刘岳峙、刘召圃、陈嘉任、张定为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委员；第一路军总指挥何应钦以该路辖10余军之多，战线绵亘数百里，运输联络诸感不便，是日致电蒋介石请改订编制，并即请其就近指挥，己则专力于后方事务；陈调元部第三十七军由安庆启程开赴徐州前线；朱德派红军一连兵力，协同江西省永兴县农军，一举攻占永兴县城，次日永兴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刘木为委员长，2月13日组建红色警卫团，尹子韶为团长，黄克诚为党代表[4]:2950-2951。
- 2月12日——张作霖决定：禇玉璞调任吉林督办，张作相为直隶督办兼三四方面军团司令，以孙传芳为山东督办，并协同在德州之于学忠部担任山东之防护；第三十七军军长陈调元奉召由南京赴徐州面晤蒋介石，商北伐军事[4]:2951-2952。
- 2月13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及主席人选：于右任、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朱培德、程潜、冯玉祥、杨树庄、蒋介石、阎锡山、谭延闿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指定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公布《修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次日公布《修正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蒋介石于徐州前线电国民政府，报告本日下令改编第一路军为第一集团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由蒋自兼，调第一路总指挥何应钦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4]:2953。
- 2月14日——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第十一路总指挥方振武由归德到徐州晤蒋介石，次晚先蒋遄返归德候迎，并与蒋同赴汴，列席蒋、冯开封军事会议；张作霖任命沈鸿烈为海军第一舰队司令，凌霄为海军第二舰队司令[4]:2954。
- 2月16日——蒋介石于下午2时由徐州抵达开封与冯玉祥会商北伐大计及作战方略，结果冯同意将国民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议决彰德、大名方面及山西方面先取守势，集中兵力以解决山东，期于三个月内会师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务委员会第一一七次会议议决，遵照四中全会决议，各级党部暂停活动，次日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电告各省、市党部[4]:2957。
- 2月17日——蒋介石偕冯玉祥离开开封赴郑州视察，次日车至归德及砀山，先后下车分别对第十一路方振武部第四十一军及第三十四军训话，下午2时专车返抵徐州[4]:2958。
- 2月18日——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开成立会，到谭延闿、李石曾、黄郛、郑洪年、陈立夫、王征、叶楚伧、吴敬恒等委员及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建设厅长，张静江主席，讨论职权问题，决定由秘书处草拟暂行条例，俾资依据[4]:2959。
- 2月19日——蒋介石离开徐州，次日凌晨抵达南京会晤谭延闿、李烈钧，报告开封会议经过及前方军事编配布置情形，关于党政各要务亦有协商[4]:2960。
- 2月20日——张作霖特派张宗昌兼节制直隶军务[4]:2961。
- 2月21日——国民政府大学院明令废止祀孔，令称：查我国旧制，每届春秋上丁，例有祀孔之举，实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著将祀孔旧礼，一律废止；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两个团自遂川攻打宁冈新城，歼灭守军多人，击毙营长王国政、靖卫团长李树滋，活捉县长张开阳，俘敌军400余人，并占领新城，是日在宁冈砻市开万人大会，成立宁冈县苏维埃政府[4]:2961-2962。
- 2月22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二九次会议，议决：一、设立国民政府内政、农矿、工商三部，特任薛笃弼、易培基、孔祥熙分别担任，咨国府任命，二、推黄郛为政治会议委员，三、推方振武、薛岳、岳维峻为国民政府委员，四、推李宗黄、吴忠信、刘纪文为建设委员会委员，五、推于右任为国府审计院院长，六、《立法程序法》修正通过，移送中央执委会交国府公布等10项议案；北京安国军将领开会，重新部署作战计划：张宗昌为津浦路讨赤总指挥，孙传芳为鲁西讨赤总指挥，褚玉璞为大名方面讨赤总指挥兼津浦路讨赤副总指挥，张学良为京汉路讨赤总指挥，杨宇霆为副总指挥，张作相为京绥路讨赤总指挥，汤玉麟、高维岳为副总指挥，同时决定所有直军系统归张宗昌指挥；冯玉祥由汴赴洛，2月28日检阅第三十军刘骥部，冯任命石敬亭兼第二十二军长；第十七军军长曹万顺通电称，奉蒋介石电令独立第一师著改为第十七军第二师，委李明扬为第十七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4]:2962-2963。
- 2月23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一八次会议，通过10项议决案，其要项为：一、推定蒋介石、戴季陶、丁惟汾分任组织、宣传、训练部长，二、民众训练委员会推定经亨颐、朱霁青、戴季陶、蒋介石、何香凝、王乐平、丁超五、陈果夫、李石曾九人组织之，李、经、朱、何、陈5人为常委，三、推丁超五为中央特别临时法庭庭长，四、推孙岳、岳维峻为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经四次全会议决改组，推定委员及常务委员，是日开成立会，到常委蒋介石、于右任、谭延闿、李宗仁，委员李烈钧等20余人，蒋介石主席，议决发表就职通电，宣布务于最短期间，完成北伐大业[4]:2964。
- 2月25日——张作霖任罗文干为外交总长，王荫泰为司法总长，姚震为大理院院长；北京军政府财政总长阎泽溥呈请辞税务督办兼职，是日张作霖指令照准，同日特任梁士诒为税务督办[4]:2966。
- 2月26日——冯玉祥致电熊斌，称蒋介石“实今第一流人才”，并告以蒋来汴晤面，对北军事已商定具体办法，蒋决定自提20万重兵循津浦线北进，与国、晋军同时动作；第四军第十一师3,000人取道揭阳进攻陆丰苏维埃政权，2月29日攻陷陆丰县城[4]:2967。
- 2月27日——张作霖特派余棨昌为修订法律馆总裁[4]:2967。
- 2月28日——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议决12项，其要项为：一、公布政治会议修正通过之《立法程序法》，二、加推方振武、岳维峻、孙岳为国府委员，录案通知，三、任命丁超五为中央特种刑事法庭庭长，四、建赵声铜像费用1.4万元照拨，五、特任蒋介石兼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2月29日明令公布），六、派李宗仁前线武汉劳军，并收束军事，准备北伐；北伐军编组正式决定：北伐全军总司令蒋介石，参谋总长何应钦，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兼）（辖18个军，29万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辖25个军，31万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辖11个军，15万人），海军总司令杨树庄（辖四个舰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任汪精卫、胡汉民、陈季良为委员；国民政府特任薛笃弼为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孔祥熙为国民政财政部长，易培基为国民政府农矿部长，同日又特任于右任为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4]:2968。
- 2月29日——张作霖特任鲍贵卿为审计院院长[4]:2970。
- 蒋介石以大举北伐在即，命令增设首都警备司令部，直隶总司令部，任命军事委员会军政厅长陈诚兼任警备司令；蒋介石委冯志洵为第四十一军军长，冯前任直鲁军毕庶澄军之参谋长，毕以倒戈未成遇害后，旧部多散处鲁东北，冯委盛觉民为独立第一旅旅长，偕团长鲍哲谋来徐组织司令部，招集毕之旧部参加北伐；上海浦东商业储蓄银行成立，董事长杜月笙，总经理裴正庸，资本1,500万元；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在上海成立，又决议设历史语言研究所于广州，任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为常务筹备员[4]:3002-3003。
- 毛泽东为第一师师长，传达湘南特委要求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开赴湘南参与朱德部发动的湘南起义[5]。
- 3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一九次会议议决：总理逝世纪念日，各地举行植树，以为各地造中山林之提倡；通过孔繁霨、丰玉玺、朱绶光、张荫梧、孙楚、赵守钰、曹浩森、孙连仲、刘镇华、黄国梁、谭庆林、井秀岳、高桂滋、任应岐、方鼎英、伊德钦、刘汝明、卫定一、石友三、张维玺、韩复榘、李云龙、方本仁、夏斗寅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派组织部长蒋介石赴杭州勘查浙江省党部与省政府发生之纠纷；上午，蒋介石抵达上海，检阅沪宁线、浙沪线沿路驻军；冯玉祥由洛阳赴孝义，3月3日抵郑州，在飞机场检阅军官学校及第三师骑兵[4]:2971-2972。
- 3月2日——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通过八项决议，其要项为：任命陈调元、柏文蔚、吴忠信为等11人为安徽省政府委员，指定陈调元为主席，批准江宁区炮台司令改为江宁区要塞司令，镇江要塞司令改为镇江区要塞司令，澄路要塞司令改为江阴区要塞司令；上午，蒋介石到杭州检阅军队及磋商浙江省党政问题，下午浙江省政府民众开大会欢迎，到数万人，何应钦主席并致词欢迎，蒋介石发表演说，深望杭州各界同志尽力帮助北伐，拥护省党部与省政府，3月5日蒋介石由上海返抵南京；程潜任命许克祥为湘南“剿匪”总司令，罗霖（原湘军周斓军第二旅旅长）副之[4]:2973-2974。
- 3月3日——国民政府批准甘肃省改定县名：狄道县改临洮县，导河县改临夏县，镇戎县改豫旺县，伏羌县改甘谷县，碾伯县改乐都县，巴戎县改巴燕县，平番县改永登县，镇番县改民勤县，抚彝县改临泽县，毛目县改鼎新县[4]:2974。
- 3月4日——湘军李品仙第八军第二师师长吴尚抵达长沙，向程潜输诚，程即委吴为第八军军长，拨给该军伙食费三万元，令移驻湘阴、平江一带“剿共”，同日程潜以湖南、湖北战事已定，又保举周斓为第十七军军长，廖磊为第三十六军军长，李品仙为第十二路总指挥，准备北伐[4]:2975。
- 3月6日——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议决：照准郭泰祺辞去外交部次长代理部务职务，特派蔡元培兼代王宠惠司法部长职务，任命阎锡山、杨兆泰等九人为山西省政府委员，阎锡山为主席；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在南京成立，原名陆军军官学校，1926年1月12日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7年11月5日军事委员会令该校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蒋介石下令将驻颍、亳之第四十七军高桂滋部，归第十一路总指挥方振武指挥[4]:2976-2977。
- 3月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三一次会议，推蒋介石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任命李济深为政治会议广州分会主席、李宗仁为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主席、冯玉祥为政治会议开封分会主席、阎锡山为政治会议太原分会主席；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由兰封移驻新乡，就近指挥彰德军事，并任第九方面军总指挥鹿钟麟兼任北路军总司令，令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孙连仲率第十四军、第二十三军、骑兵第一军郑大章部，调赴彰德前线增防，拒止磁州之敌南下[4]:2977。
- 3月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务会议据组织部长蒋介石函请，决定推陈果夫代中央组织部长；张宗昌在济南召开军事会议，孙传芳、郑俊彦、褚玉璞、刘志陆、寇英杰、师景云等出席，商讨对晋、豫、宁三方军事，决鲁西主攻，鲁南主守[4]:2978。
- 3月9日——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议决：任命蒋介石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李济深为副校长，何应钦为教育长，戴季陶为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何思源、方觉慧为副主任，设立国民政府国定关税委员会，3月13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蒋、李、何之任命令[4]:2979。
- 3月10日——蒋介石遣陈仪率军事考察团赴德国考察；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在康定成立，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任命贺守贤、韩沛、吴三降、陈启图、胡人纲为该会常务委员，指派贺守贤为主席；《新月》杂志创刊，徐志摩主编[4]:2980-2981。
- 3月11日——朱培德所部第五路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派第二十五团与第七十九团由永新出发，第八十一团由遂川出发，分三路包围井冈山红军，3月13日下午第二十五团陷茅坪，毛泽东率红军千余退走湘边，红军袁文才部千数百人退向陇西，同日第七十九团陷古城；第三十三军军长柏文蔚分呈军事委员会及蒋介石，报告业将第三十三军军长职交该军第二师师长张克瑶，仅任宣慰使[4]:2981-2982。
- 3月13日——国民政府特任李济深为国民革命军参谋总长，何应钦为国民革命军参谋次长，同日又特派何应钦代理参谋总长，本月30日李通电就任，并称不能常驻南京执行职务；国民特派蒋作宾为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委员，同日又任命何成濬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国民政府令免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办公厅主任马晓军、政治训练部代理主任陶冶公、军政厅厅长严重本职，任命杨杰兼办公厅主任，戴季陶为政治训练部主任，何思源、方觉慧为副主任，朱绍良为军政厅厅长；李景林派军长崔芳亭抵达徐州组设司令部，参加北伐，招降奉系各军[4]:2983。
- 3月1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三二次会议通过：蒋介石提议在北伐期间由谭延闿代理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李品仙为第十二路军总指挥，统率第十七军、第三十六军，是日李品仙通电宣布于新化行营就职，并请将所部移驻新化、宝庆、湘乡整理后北伐；澎湃率赤色教导团于海陆丰失陷后，于3月10日直扑惠来县，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六师第七十六团颜鼎成部退守城中五日，旋因形势不利，于是晚突围出城，彭湃遂率部入城[4]:2984-2985。
- 3月15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二二次会议，决议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未到任以前，指定叶楚伧为宣传部秘书并代理部务；国民政府任命赖心辉为国民革命军第九路军副总指挥[4]:2985。
- 3月16日——叶琪在长沙通电就任第十二军军长，即将所部集中武汉，待命北伐[4]:2987。
- 3月18日——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湖南酃县中村，到此地后，“两件使人兴奋的消息传来了：一件是看到中共中央的文件，澄清了将毛泽东‘开除党籍’的误传，扫除原来笼罩在人们心头的一片阴影，毛泽东又可以在部队中发挥领导作用了；另一件是得知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发动声势浩大的湘南暴动取得巨大成功后遭到强大敌军追击，正向井冈山方向撤退。”[6]这样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不用继续向湘南开拔了，毛泽东在酃县中村听取中共酃县特别区委书记刘寅生的工作汇报，并指示将特别区委改组为县委，以刘寅生为书记；把酃县暴动队改为赤卫团[7]。时隔28年后的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的一次预备会上谈起此事：“井冈山时期一个误传消息来了，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开除党籍’，又不能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后来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8]
- 3月19日——夏斗寅奉蒋介石命赴北伐前线，是日卸徐州戒严司令兼职，由刘峙暂摄；陈济棠在广州就第四军军长职，同日陈委任余汉谋为第十一师师长、香翰屏为第十二师师长、陈章甫为第十三师师长；粤军邓彦华部攻占海丰城[4]:2990-2991。
- 3月20日——阎锡山在太原就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职；战地战斗政务委员会成立，是日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委员蒋作宾、委员蔡公时、赵世暄、陈家栋、仇鳌、林者仁，在南京国民政府大礼堂宣誓就职，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谭延闿、国民政府代表李烈钧出席并训词；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组呈报军事委员会总司令部，以出发在即，后方一切事宜由副军长毛炳文处理，并请辞首都卫戍兼职，准调驻宁部队全部北伐，蒋介石面谕慰留，卫戍暂归谷正伦负责；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致电李烈钧，决率部北伐，3月22日国民政府复电嘉许[4]:2991。
- 3月中旬——蒋介石密电刘湘、赖心辉等人，以除吴佩孚必先倒杨森，希对杨“共张挞伐”[4]:2992。
- 3月22日——国民政府任命阮玄武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四军军长，鲍刚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一军军长，马文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二军军长，何应时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二军副军长；白崇禧以北伐在即，致电军事委员会请辞淞沪卫戍司令职，并以第三十七师远戍沪滨，统驭不便，请改归军委会直辖；钱大钧部第三十二军奉蒋介石命由浙江开拔到上海，是日第一批开抵北站[4]:2993-2994。
- 3月23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团组成，张之江任主任，是日公布参谋条例13条，其中规定该团“隶属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为国民革命军各高级干部幕僚人员之联合机关”；国民政府据冯玉祥请，电程潜、白崇禧，请将叶琪部开赴彰德[4]:2994-2995。
- 3月24日——两湖善后会议在长沙开幕，程潜主席；军事委员会任何思源兼代该会训练部主任；第一集团军第九军军长顾祝同由南京返抵徐州指挥军事；第一集团军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组离开南京赴徐州，贺部在宁之第二师杨永清部3月23日起陆续开徐[4]:2995。
- 3月25日——贺耀组奉蒋介石命，赴归德与第十一路总指挥方振武会商北伐军事计划；张学良、杨宇霆离开北京抵达保定，3月28日到东长寿检阅奉军，3月29日到石家庄指挥作战[4]:2995-2996。
- 3月28日——国军对驻惠来红四师、红二师决取三路合围势：一、第十一师余汉谋由海丰进攻，二、黄旭初部由紫金进攻，三、潮汕军由揭阳进攻，是日颜德基指挥“中山”舰载守备军一团抵汕头，即登岸赴前方增援，4月5日陷惠来[4]:2998。
- 3月29日——张宗昌、孙传芳在济南誓师，发出通电两通，一电专攻击冯玉祥，另一电则表示希望阎、蒋两方勿助冯氏，称“愿与重温旧好，各不相犯”；德国国会通过政府提案，决议禁止由德运输军火入中国[4]:2999。
- 3月30日——蒋介石在总司令部设东北特别委员会，以蒋作宾、熊斌、刘朴忱、张璧、孔繁霨、冷遹、卢曜、孙洪、张之江、南桂馨、李廷玉、张肇、何成濬等14人组成，是日在南占开第一次谈话会，推熊斌等三人起草组织条例，4月1日下午继续开会，讨论急于进行各事项，并推定蒋作宾、熊斌、刘朴忱为常务委员；李宗仁、陈铭枢抵达长沙，程潜、白崇禧亲赴南洋旅社拜晤，当晚程、白欢宴李、陈，共商北伐[4]:3000。
- 3月31日——晚，蒋介石到徐州督师北伐，同日发表《北伐出发告后方同志书》，要求后方将士努力职守，使阎闾不惊，工商乐业，前敌将士，无后顾之忧；淞沪卫戍司令部奉命撤销，同日第三十二军军长钱大钧抵达上海，次日第三十二军军部移至龙华正式接防；彭湃率领红四师占领普宁县[4]:3000-3001。
- 余日章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耶路撒冷召开之世界宣教会会议[4]:3033。
- 4月1日——蒋介石在徐州发表《告前方将士书》，要求前方将士“视民众之痛苦为己身之痛苦，视国家之危难如己身之危难，将存必死之心，士怀必胜之气，直薄幽燕，长驱关外，使张作霖覆灭而后，更无继张作霖而起之人”；蒋介石在徐州发表《告北方将士书》，号召北方将士翩然来归，相与成不世之业，“诚能于革命军未到以前，在军阀后方自动举义者，即以原职任用，其临阵归附者，亦一律从优待遇，与革命军无稍差异”；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总司令方振武由归德赴徐州晤蒋介石，会商北伐[4]:3003-3004。
- 4月2日——是日至4月4日蒋介石在徐州、柳泉、贾汪各地检阅当地驻军并训话，称两个月内打下北京，4月5日蒋抵新安镇检阅第二十六军、第三十七军；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蒋作宾、委员蔡公时自南京出发赴徐州；国民政府任命龙云兼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明令淞沪卫戍司令部著改淞沪警备司令部，该司令一职简任第三十二军军长钱大钧兼充；李宗仁、陈铭枢、程潜、白崇禧在长沙开会磋商北伐，商定两湖军队组成五个纵队，由李率队北伐，白留守武汉，程坐镇长沙，4月7日李、白率第七、第十九等五军兵力参加北伐，即日开拔；张学良、杨宇霆在邯郸与戢翼翘、于学忠等会议磁南军事事毕，是日由邯郸北返，经石家庄抵达灵寿，往平山前线视察，同日奉军占领平山；褚玉璞抵达大名，召直军各将官开会磋商反冯（玉祥）军事[4]:3005。
- 4月3日——蒋介石在徐州行营举行第一集团军各军参谋长会议，面授作战命令，并指示方略，共七条；国民政府外交部令免特派江苏交涉员郭泰祺职，遗缺以外交部第一司司长金问泗接任；北京军政府国务院会议决定将军事部内陆、海、航空三署并为军政署，任杨毓珣为署长；另设参谋署，于国翰为署长[4]:3006。
- 4月4日——湘鄂善后会议闭幕，4月6日驻长沙程潜部队李明灏第六军开会拥护善后会议；冯玉祥以开封政治分会主席名义电令豫、陕、甘三省政府澄清吏治，用人须注重培养、选择、陶冶、督察[4]:3007。
- 4月5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二五次会议，修正通过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北伐宣言》及《对全体党员训令》案；奉军自彰德方面向冯玉祥第二集团军猛攻，奉方兵力雄厚，第二集团军尚未布置完竣，冯玉祥调洛阳刘骥军、禹县刘汝明军、漯河韩复榘军加入前线，仍寡不敌众[4]:3007。朱毛会师[9]，恢复了毛泽东的中央委员职务[10]。
- 4月6日——冯玉祥下令第二集团军河南北部各军进攻磁州、大名，以分奉军优势，期解山西之危；第一集团军第一、二、三纵队改为军团，仍以刘峙、陈调元、贺耀组为总指挥，第十一路军改为第四军团，以方振武为总指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开会，就“山东形势遽变”研讨对策，一致同意“迅行派兵保护济南及胶济沿线日侨”[4]:3008。
- 4月7日——蒋介石下总攻击令，第一、二、三集团军分别沿津浦、京汉、正太铁路挺进，同日蒋发布誓师词称，党国存亡，主义成败，人民祸福，同志荣辱，在此一战；蒋介石赴海州阅第十七军，次日赴运河阅第四军，缪培南同行，当晚乘专车返回徐州；蒋介石因率师北伐，所任军事委员会主职务未便兼顾，推李济深暂行代理，呈请国民政府备案，是日国民政府批复准予备案；国民政府令：嗣后旧历清明植树节，应改为总理逝世纪念式，所有植树节应即废止，清明节各机关照常办公；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奉命发动进攻；国民政府任杨杰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参谋长；国民政府明令照上将例恤前国民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胡景翼；第八路军第五军军长徐景唐率第十三师、第十一师各一部赴东江“剿共”，是日陷惠来[4]:3008-3009。
- 4月8日——军事委员会任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5月16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白崇禧为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参加北伐；张学良到北京，报告安国军两路军情，并领军饷百万元，4月10日张离开北京回防，4月11日到石家庄与杨宇霆晤面；孙传芳部第四第十五团由济宁开赴鱼台增防，同日兖州直鲁联军第二炮辎各团营、第十师郑俊彦全部抵达济宁填防[4]:3009-3010。
- 4月9日——第二集团军第九方面军鹿钟麟部郑大章骑兵第一军由彭城抄袭邯郸，战胜奉军，占领邯郸城；第一集团军第二十六军陈焯部邢震南第六十三师，向郯城张宗昌所部方永昌第四军进攻，激战数小时，击败鲁军，占领郯城；黄旭初率部抵达普宁“剿共”[4]:3010-3011。
- 4月10日——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克台儿庄，张宗昌第三十军毛思义部据险而守，激战终日，毛部不支，向峄县退走，是晚第一集团军第九军顾祝同部攻克台儿庄；蒋介石任段祥麟为暂编第十八军军长，武衍周为东北军前敌总指挥，褚敬坤为新编独立十二师师长；江西第五路军第三军军长兼南昌卫戍司令王均致电长沙程潜、白崇禧报告毛泽东率部分两路由遂川进至湘东，请派湘军“协同兜剿”[4]:3011-3012。
- 4月11日——第一集团军第三十三军张克瑶部占领鱼台；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孙良诚部第二十一军吕秀文部占领郓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胡宗铎为湖北清乡督办，陶钧为会办，胡、陶通电是日于武昌就职[4]:3013。
- 4月12日——国民政府派罗家伦为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4]:3014。
- 4月13日——国民政府第五十四次会议，内政部长薛笃弼提议，恢复忠孝、仁受、信义、和平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之旨，由政府颁发明令昭示国人，以端趋向，在教育方面，由大学院厘定普通人民应具有之德育编为公民常识课本，责作各学校实地训育，决议通过；第一集团军第九军占领临城；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第一军占领韩庄、沙沟[4]:3014-3015。
- 4月14日——孙传芳率部攻陷丰县，孙传芳以津浦正面鲁军吃紧，亲率主力五万向徐州猛攻，第三军团贺耀组受挫，是日孙陷丰县，其先头部队已向黄口进发，徐州危急，同日蒋介石在徐州获悉丰县失守，作出紧急处置：飞电冯玉祥调石友三部自兰封乘车至砀山下车进攻丰县，自临城前线抽调第一军令副军长蒋鼎文率领乘火车回援在徐北茅村车站下车徒步前进，令总预备队第三十七师及第三军之第八师占领徐州城西九里山阵地，严令第二十七军、第四十军、独立第三师死守待援；第一集团军第二十六军占领日照，张宗昌部张宗辅军向胶州退却[4]:3015。
- 4月15日——蒋介石抵达临城，询问第九军前线战况后，偕刘峙、顾祝同至官桥镇第四军视察前线防务，当晚返回徐州；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方振武部占领羊山集；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孙良诚部占领巨野，俘敌万余，毙敌7,000余名，孙部死伤千余，孙传芳主力李宝章全军覆灭，余部向嘉祥溃退[4]:3016。
- 4月16日——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任命邹鹏振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四军代理军长；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孙良诚部骑兵第四师占领汶上[4]:3017。
- 4月17日——第二集团军第五军石友三部克复丰县；日本内阁会议讨论山东形势，决定以鲁军撤退济宁及北伐军中断胶济铁路为由，断行出兵，由横须贺派陆战队250名乘“春日”舰赴青岛，同日海军省公布：在该队开到前，令第二舰队所属军舰“古鹰号”泊于青岛，与第二遣外舰队之“球磨”及“对马”协力警备，4月20日“春日”舰陆战队在青岛登陆；冯玉祥第二集团军以彰德方面战事吃紧，迭电李宗仁率部北上，旋李派叶琪率队至河南漯河接替韩复榘军防务，韩军星夜北调，4月16日集中彰德以南，是日拂晓向奉军右翼猛攻，占领崔家桥，连下30余堡，奉军复于后方增加大部兵力，占据村寨；安国军第五方面军团长张作相电召第十六师李振声率部入关作战；北京军政府任命王占元为陆军检阅使；江苏省党务指导委员会议决推叶楚伧赴省政府，请切实负责防止嘉定、青浦、无锡、江阴共产党暴动[4]:3018-3019。
- 4月1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三七次会议通过《省政府组织法》，特任蔡元培为中央研究院院长；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致电蒋介石，请于军事进行时，注意胶济沿线日侨权益，免生事端，电曰：“查胶济铁路沿线，除青岛、济南外，尚有章邱、张店、博山、周村、潍县、淄川、金岭镇、坊子八处，为中日约定自开之商埠，日侨极多。又有地名‘四方’者，日人亦伙，且为胶济工厂所在地，与青岛关系尤重。胶济铁路对于日本尚有债务关系。至淄川、金岭镇、坊子三处，更有中日合办之矿业。是等处所，于军事进行时最易发生事件，除饬知战地政务委员会（蒋作宾主持）、外交处蔡（公时）主任特加注意外，应请通饬前方将领，藉备参考。”；国民政府据密报获悉：张宗昌深恐不能固守济南，派参谋长金寿良到青岛与日本密约，即以青岛及胶济铁路权益作代价，要求日本派兵驱逐北伐军，所有青岛、济南、龙口、烟台等地完全归日军负责防守，不许北伐军驻济南；第一集团军第九军第三师占领滕县，4月19日晨蒋介石赴滕县视察；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第一军占领界河；奉军增加大部队向第二集团军正面猛攻，直插韩陵山背后东涧山，炮火极烈，飞机、坦克同时并进，白刃相接，伤亡甚大，孙连仲亲率手枪营赴前线督战，奉军猛攻数十次，均被击退；北京军政府因军事失利，各城门加派兵员守卫，4月19日北京颁布全城戒严令[4]:3019。
- 4月19日——日本政府下令第二次出兵山东，是日日本首相田中、参谋总长铃木觐见天皇，奏请出兵山东获准，内阁召集临时阁议，通过第二次出兵山东决议，旋铃木向熊本师团颁发出兵令：加派第六师团长福田中将统率所部5,000人从门司出发，向山东进兵，另以驻天津之三个中队由小永伍率领向济南进兵，所需经费230万元除责任内阁支出70万元外，余部160万元追加预算于特别议会；上午4时，蒋介石赴邹县前线晤刘峙、顾祝同等，面授机宜，4月20日返回徐州；国民政府内政部第九次部务会议，议决通告全国人民12条要点，令各省民政厅遵办，要点为：誓雪国耻、崇尚道德、破除迷信、购用国货、勤修道路、多种树木、戒除烟酒嫖赌、厉行勤苦俭朴、锻炼健全身体、要人人识字、禁止女子缠足、注重清洁卫生；第一集团军第一军、第九军占领邹县；第一集团军顾祝同第九军同孙良诚部围攻兖州，孙良诚命所属各部进攻济宁；国民政府外交委员会开会讨论日本出兵山东事件，到黄郛、谭延闿、蔡元培、易培基、王正廷等人，决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日军建川少将由大连抵达北京访日使芳泽及北京军政府，接洽日本出兵山东事宜[4]:3020-3022。
- 4月20日——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五十六次会议，通过蔡元培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宋子文、易培基为外交委员会委员，张群继任上海兵工厂厂长，议决令各部院制订施政纲领；第二次出兵山东之首批日军到达济南，日本陆军省4月19日电令驻天津日军司令新井即日出兵济南，是日新井派遣步兵三中队460人以小泉慕次为指挥官由天津开抵济南，新井称：本军对南北两军将“严守中立”；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第三十四军阮玄武部占领金乡；第一集团军第二军团第九军第三师于上午8时占领曲阜县城；第三集团军反攻石家庄，次日阎锡山电蒋介石报告东路晋军自4月20日起已取攻势，本人已离开太原亲赴东路前线，率领全军冲出娘子关，进取石家庄：山东督办张宗昌、省长林宪祖联名电北京国务院、外交部，报告日本借口保侨，派兵到山东，请就近向驻京日使提出抗议[4]:3022-3023。
- 4月2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就日本第二次出兵山东事向日本外交部严重抗议，要求“迅速所拟派赴山东之军队一律停止出发”，是晚该抗议书送达日本驻南京领事署；驻南京日本领事冈本一策偕海军少将中岛访何应钦、李烈钧，就国民政府外交部严重抗议日本出兵事进行解释，释在青岛登陆之日本海军，确系保侨，并无助逆情事；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克复济宁，4月16日孙良诚部攻济宁，占其四门，孙传芳在鱼台闻警，乃率部分兵五路，奋力反攻，合攻孙良诚于安居镇，旋石友三军与贺耀组部急向济宁前进，方振武军也将金乡攻克，旋与孙传芳两路军相遇于嘉祥、巨野间，大败孙军，4月19日围安居镇，孙军亦为孙良诚击溃，席液池骑兵军自宁阳进攻，先于4月18日占领兖州，滕县之直鲁军闻讯亦于4月19日退走；第一集团军第十军杨胜治部占领峄县；冯玉祥以彰德被围，情势危急，电请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速行大规模反攻，以解彰德之围；日本先遗舰“球磨”、“古鹰”、“对马”三舰驶抵青岛，旋该三舰陆战队员660名登陆[4]:3023-3024。
- 4月22日——蒋介石、陈调元、刘峙抵达兖州，总司令部徐州行营即日移兖州办公，何成濬、邵力子留守徐州，次日上午蒋介石至曲阜瞻仰孔庙、孔林，召见孔子七十七代孙孔德成，下午回兖州[4]:3024。
- 4月23日——国民政府委战地政务委员蔡公时为战地外交处主任，是日蔡分别函告驻上海各国领事，声明国民革命军对战地各友邦侨民将尽力保护[4]:3025。
- 4月24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三〇次会议就日本出兵山东问题，通过《告世界民众书》及《告日本国民书》，呼吁世界民众给予中国以正义之援助，要求日本国民力谋谒止田中内阁之侵略政策；国民政府任命黄绍竑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蒋介石命令第一集团军第一、二、三、四各军团及第一、四、九、三十六、三十七各军政治部主任：“我军到达胶济路后，须切实保护外侨，并对日本始终忍耐，勿出恶声。”[4]:3026
- 4月25日——日本熊本第6师团1,600余名，由福田师团长率领，分乘三轮抵青岛；日本驻青岛司令福田布告，中国时局急变，战祸将及山东，本军警备济南、青岛以及胶济铁路，负责保护日侨生命财产，若有累及日侨情事，立即严办，决不宽贷；第一集团军第二军团占莱芜；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占领东阿[4]:3026-3027。
- 4月26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外务大臣田中义一，第二次严重抗议日本出兵山东；日军第6师团斋藤旅团长率领第二批日军600余人由青岛开抵济南；国民政府以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奉命提师北伐，是日批准杨赓笙代行江西省政府主席；阎锡山奉蒋介石所颁作战计划，以晋军倾全力出兵石家庄，以利北伐全局，是日抵井陉督师；第三集团军东路右翼总指挥赵承绶先锋部队占领赞皇，暂编第六师进攻武安[4]:3027-3028。
- 4月27日——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逼近泰安，张宗昌恃泰安天险顽守，山东即将决战，日本复又出兵济南，是日自徐州专程抵兰封野鸡岗车站会晤冯玉祥磋商办法；冯玉祥自新乡致电国民政府，要求以叛国通敌罪褫夺樊钟秀本兼各职，除申令石友三、宋哲元两部夹击外，请国民政府明令讨伐；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占领平阴；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团贺耀组军同孙传芳军在肥前以东刀山、谷山附近激战；中国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开会，李济深提议黄埔中央军事学校改称国民革命军官学校，广西军事分校改称国民革命军官学校分校，均获通过；中国公学校董会选举胡适为校长[4]:3028-3030。
- 4月28日——国民政府再电张学良，嗣后东三省外交移交中央办理；第一集团军陈调元第二军团第三十七军占领胶济铁路明水镇车站，旋在龙山附近展开激战，次日克龙山镇，青岛、济南联络被割断，济南动摇；冯玉祥重新部署部队，分右翼、中央及左翼三方面反攻奉军；宋哲元部于4月27日抵达洛阳，是日击败龙门樊锺秀部三万余人；国民政府派陈立夫为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第四十六军军长方鼎英奉蒋介石命抵徐州，所部亦自明光一带陆续北开到徐州，任第三预备队；直鲁联军褚玉璞及孙殿英率部向清丰东大屯进攻，被第二集团军刘茂恩第八方面军击溃；毛泽东率井冈山红军经酃县回到砻市，是日与朱德率领之南昌起义部队会师[4]:3030-3031。
- 4月29日——蒋介石以济南旦夕即下，是晚10时专车由徐州赴兖州，措置克复济南时之设施；日军第6师团长福田以胶济铁路明水站被蒋介石收编之鲁南匪刘桂棠（刘黑七）炸毁受阻，令黑田大佐为指挥官率兵2,000，于次日开抵张店“护路”；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占领界首；第二集团军彰德战事开始反攻[4]:3031-3032。
- 4月30日——蒋介石自徐州抵达兖州，旋至行营主持总理纪念周，并作军事及外交之讲话；蒋介石令战地政务委员会：凡张宗昌在山东所设之苛捐杂税一律蠲除，着各县及各机关不得收纳；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占领泰安；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孙良诚部于4月26日进至平阳，4月28日由平阴向长清挺进，是日进占长清；蒋介石派张群赴东京就日本出兵山东问题进行谈判，是日张群自上海乘“上海丸”赴日；黄郛自南京赴济南，行前电蒋介石告以对日情形；济南日军司令斋藤布告称，本军负责保护胶济铁路及其沿线，南北两军任何一方闯入其界限内者，一律解除武装[4]:3032-3033。
- 5月1日——第一集团军克复济南，下午4时止张宗昌直鲁军残部数万人经黄河桥逸去，济南全城被第一集团军完全占领；上午，蒋介石由兖州抵达泰安，旋赴蒿里山视察炮兵阵地，下午至界首视察，同日蒋电国民政府，告以本日完全克复济南，并表示仍当督率各军，迅速追击残敌，务于最短期间完成北伐；冯玉祥电国民政府，谓彰德方面，我军连战皆捷，毙敌三四千人，获战利品无数，敌纷纷北退，大名徐源泉卫队团亦被缴械，徐逆潜逃无踪，次日又电谓：我军于艳日（4月29日）开始向彰德攻击，昨日（5月1日）下午4时已将其全线击溃，敌向顺德逃遁，正在追击中；李宗仁在汉口招宴冯玉祥代表李呜钟、何其巩、马福祥，表示愿竭两湖全力，完成北伐，白崇禧总指挥并将亲赴前敌，李、何对两湖北伐极表欢迎，并表示冯可帮助给养；宋哲元部驱樊锺秀部，克复偃师[4]:3033-3034。
- 5月2日——上午9时，蒋介石抵济南，下午召集军长以上军官会议，指示地方绥靖事宜，委方振武为济南卫戍司令，马登瀛为济南公安局长，同日方振武晤日军旅团斋藤，声明负责保护外侨生命财产，请日军即日撤除警戒，斋藤慨然答应；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抵达济南；日本第6师团长福田彦助由青岛率所部600名抵济南，在正金银行楼上设立司令部；第二集团军第九方面军总指挥鹿钟麟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介石、阎锡山及各路总指挥，报告该军彰德前线各部已渡过漳河，占领磁州，正向顺德进攻；第三集团克复井陉[4]:3035。
- 5月3日——日军恣意屠杀中国军民，制造济南惨案，上午日本武官酒井暗中指使特务在中日军队对峙中放枪，引起战斗，日兵听到枪声后，即沿街放枪，蒋介石闻讯立即下令城外军队于下午5时以离开济南，并将此事通知日军第6师团长福田彦助，一面请其约束部下，日军乘机将第四十军第七团千余人缴械，又至外交部长黄郛办公室开枪射击，黄郛赴日军司令部交涉，日军迫令在文件上签字，承认冲突由中国士兵挑起，黄被扣达18小时，下午邮政局、电报局被日军占领，交通断绝，全城辍业，在日军炮火轰击下，中国军用电台被炸毁，守台兵士全部阵亡，是夜11时，日兵20余人借口交涉署门前发现日兵尸体，强行收缴交涉署之枪械，将战地委员会外交处主任兼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及署内全体职员捆绑起来，用剌刀逼迫他们跪下，蔡用日语抗议，日军竟将蔡之耳鼻割去，继又将蔡之舌头、眼睛挖去，然后用机枪射击，蔡公时、张麟书等17人惨遭杀害；济南惨案发生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当天即决定采取派遣援军之强硬方针，下令福田彦助：“决由内地（日本本土）尽量增兵。此际须采取断然措施”，并决定由国内派遣一个师团及一个铁道队，中国东北派出一个混成旅团，朝鲜派出一个航空中队，立即前往山东，候田中首相裁决，田中以政友会未能在议会中占多数，犹豫不决，迟至5月8日方作出正式决定；第二集团军自大名方面全线反击，直鲁军总退却，是日刘镇华部克复大名，直鲁军向德州方面溃逃[4]:3035-3036。
- 5月4日——晨，济南市枪炮复起，弹落省长公署及总部，死伤军民19人，英、美两国驻济领事出面调停冲突，至晚形势稍和缓；凌晨，蒋介石在济南派高级参谋熊式辉至津浦铁路办事处（蒋与福田定之交涉地点），同日军代表参谋长黑田周一举行谈判，日方提出停战条件迫熊签字：济南商埠街道不许中国官兵通过，胶济与津浦铁路不许中国运兵，中国军队一律退离济南20里外，熊以事关重大，须请示总司令，遂于5时返回总司令部；下午，蒋介石电国民政府报告日军在济南暴行经过，5月5日国民政府召集临时紧急会议，讨论应付策略，决定取容忍政策，并电覆蒋介石谓：我方态度须特别“持重”；夜，蒋介石在济南总司令部同第一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朱培德、总参谋长杨杰、高级参谋熊式辉等，部署济案发生后之军事，决定退出济南，分五路大军渡黄河绕道继续北伐，当晚蒋介石密令城外各路大军渡河北进；日军第6师团长福田派高级参谋一名至北伐军总司令部见蒋介石，称：“昨日的事情，是部下冲突，发生了误会”，表示以后设法调解，使事态“不再扩大”，蒋当晚表示赞同“勿使冲突扩大”，望日军不再乱放枪炮、投掷炸弹，当晚日军仍在城外从西关至北关一带连续放枪打炮，投掷炸弹；黄郛就日军制造济南惨案事，急电日本外务大臣田中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立即电令在济南日军先行停止枪炮轰击之暴行，并立即撤退蹂躏公法、破坏条约之驻兵，先决问题概用正当手续解决，并声明保留所应提出之要求；北京军政府外交部为济南事件向日使馆提出抗议；济南日军电退驻德州之张宗昌，告以济南业已发生战事，令其派军队速来攻济南，因张军已被击溃，一时不能集中兵力，故日军派飞机轰炸北伐军总司令部，轰死警卫数人，伤军官数人，蒋介石适在司令部，未被炸中；张群抵达东京，次日会见田中首相，提出济南事件勿凭地方之军队直接折冲，应移付外交交涉，未被接受，旋田中派日军参谋部第三部部长松井石根前往济南同中国当局谈判；济南各界组“五三惨案外交后援会”负责调查惨案真相，5月12日“五三惨案外交后援会”更名“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军事委员会讨论检阅军队问题，议决推何应钦为检阅军队委员会委员长，葛敬恩等20余人为委员，分三班检阅，先检阅第四十六军与第三十三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立，江西宁冈砻市党、政、军、工、农、商、学各界召开群众大会，庆祝朱德与毛泽东两支部队胜利会师，大会执行主席陈毅宣布成立中国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毛泽东分别讲话，两军会合后，王尔琢为参谋长，陈毅为军委书记，部队编为第十师、第十一师、第十二师三个师，第十师师长朱德（兼）、党代表宛希先，第十一师师长毛泽东（兼），第十二师师长陈毅（兼），下辖9个团，全部兵力一万多人，大部为湘南农军[4]:3036-3039。
- 5月5日——上午，蒋介石偕黄郛离开济南退驻党家庄（距济南约30华里），令第一军李延年团及第四十一军苏宗辙之一部（计3,000人）留守济南城内，维持秩序，并于同日函告福田彦助，盼其停止特殊行动，俾维持两国睦谊；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罗家伦奉蒋介石命致函英、美两国驻济南总领事，通告北伐军退出济南，仅留极少数维持治安部队，使济南成为不设防城市，此后一切外侨生命财产之安全如因战事受到损害，应由日本负完全责任，北伐军愿意给以一切应有的保护；冯玉祥、蒋介石在党家庄会商军事，蒋决定将北伐军事交冯主持，自己回南京主持党政，5月6日冯由党家庄返回郑州；下午日军得悉济南中国军队主力已渡过黄河，派飞机10余架轰炸，又用大炮轰击已经渡河之军队，阻止南军行动，死伤甚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通知国民政府向日本严重交涉济案，略谓：“沉冤不雪，民命何堪，国权堕落，至此已极。为特令仰迅向日本政府严重交涉，不屈不挠，务期达到公平解决之目的，以伸民愤，而保国权。”；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令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各省市党务指导委员会，一周内一切集会静默三分钟，为蔡公时等志哀，5月9日国民政府通令全国为济案死者志哀；全国各地举行“五五”孙中山在粤就任非常大总统纪念日暨光复济南庆祝大会[4]:3039-3040。
- 5月6日——蒋介石电饬北伐各军保护各友邦领事及外侨生命财产，“举凡有碍邦交之标语与宣传，尤宜随时取缔，勿以一朝之愤而乱大谋”；阎锡山电国民政府，报告江日（5月3日）总攻情形，谓：“骑兵第三师歌日（5月5日）到高邑县北，其余部队明日可断京汉线；出攻平山各部本日连克洪子店、温塘镇、郭苏集等处，即可与第二集团军会师石家庄，直捣燕蓟。”[4]:3040-3041
- 5月7日——日军第6师团长福田彦助提出五项要求，于下午4时送交暂代济南交涉员赵世暄转致蒋介石（时在泰安），限12小时内答复：“一、严峻惩罚有关骚扰及其暴虐行为之高级武官。二、解除在日本军前抗争之军队武装。三、在南军治下严禁一切反日之宣传。四、南军应撤离济南及胶济铁路两侧沿线20华里外。五、为监视右项执行起见，在12小时以内，开放张辛庄兵营。”；晚8时，蒋介石在泰安车站接得福田所提五项要求条件后，即拟定六项对案，命高级参谋熊式辉、战地政务委员罗家伦星夜携赴济南与福田交涉，对案条件为：“一、对于不服从本总司令之命令，不能避免中日双方误会之本军，俟调查明确后，当按律处分。但当时日本军队有同样行动者，亦应按律处分。二、本革命军治下地方，为保持中日两国之睦谊，早有明令禁止反日的宣传，且已实行取缔。三、胶济路两侧20华里以内各军，已令其一律出发北伐，暂不驻兵；但军队运动通过胶济路并有北方逆军之地方，或敌军来犯时，本军亦复派兵往剿；至于济南为山东都会，及其附近公物场所，本军有维持治安之责，应驻扎相当军队，保持安宁秩序。四、津浦车站为交通要地，本国应派相当士兵驻防，以保卫车站，维持安宁。五、辛庄、张庄之部队，已令其开赴前方作战，两庄之兵营可暂不驻兵。六、本军前为日军所阻留之官兵及所缴之枪械，应即速交还。”；蒋介石为表示接受日军所提惩办𦘟事长官之条件，以“贺耀组未遵军令回避日军”，下令免其第三军团总指挥兼第四十军军长本兼各职，委方鼎英为第三军团总指挥，毛炳文代第四十军军长；蒋介石电令张群迅速晤见田中，表示中日间一切问题都可通过外交方式和平解决；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告友邦民众书》，将日军悍然出兵侵入中国领土、制造济南惨案之暴行公诸于众，吁请世界人民作公道之评判；国民政府就济案电各省市政府，略谓中央已饬外交部严重交涉济案，当此北伐成功在迩之际，益应坚定精神，严整步调，努力工作，俟北伐早日完成，外交亦得次第解决，各地应“恪守中央旨令，以促成之”；李石曾、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王宠惠自巴黎电黄郛，主张“对日外交无妨让步，俾速取北京，免蹈郭松龄故轨”，并决定推王宠惠5月9日赴英，伍朝枢真日（5月11日）赴美，孙科文日（5月12日》往荷、比、德，胡汉民暂驻法，分头行动；日本政府举行紧急临时阁议，首相田中及各大臣、陆军次官、军务局长河部、参谋本部长松井等列席，陆相白川报白川报告山东情形，一致主张“毅然措置”，5月8日日本内阁正式决定“军事占领胶济路”案：一、动员第三师团出兵中国，二、武力监理胶济铁路，令名古屋第三师团照战时编制开赴青岛，5月9日日皇批准第三次出兵中国，日本内阁亦同时向第三师团下达动员令，命令组成1.5万人队伍，按战时编制开赴青岛；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社长山本条太郎奉日本首相田中命秘密抵达北京晤张作霖，表示日本当局决定掩护他撤回关外，阻止北伐军出关，张当即允诺在日本《满蒙新五路密约》上签字；张作霖密使庄景珂抵达日本东京会晤田中，要求日本出兵山东，5月15日庄景珂密电天津孙俶仁，叙述与日本谈判内情，略谓：昨与田中晤谈，田中完全同意以保侨为名，拒赤为实，“以甲寅原案（‘二十一条’）作交换，以武力压制党方作标的”，动员十师兵力来华；《革命评论》杂志在上海创刊，陈公博主编[4]:3041-3044。
- 5月8日——上午，熊式辉、罗家伦至济南日军司令部与福田谈判，福田态度横蛮，谓南军推派代表已逾期限，并对蒋介石所拟对案各项，均云不必谈，并面致书面通谍，内称：“昨日午后4时，本司令官对贵总司令所提之五项要求条件，亲交贵军代表，虽通告内声明限12小时以内回答，然至本日午前4时，仍未接获贵司令之正式回答，因此本司令官认贵总司令并无解决事件之诚意，为军事之威信计，不得不采取断然之处置，以贯彻要求。”，熊、罗交涉遂无结果；罗家伦向留守济南城之旅苏宗辙和第一军第一团团长李延年转述蒋介石命令，内容为：令苏、李尽卫戍之责任，不得向日军进攻，日军来攻时，必须死守，并予以重大打击，未奉退却命令，不得撤出济南；蒋介石致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外交部长黄郛电二通：其一，报告福田所提五项要求条件内容，并派熊式辉、罗家伦同福田谈判，其二，日方不待我答复，占领辛庄、张庄，并于本日凌晨4时突用大炮猛攻济南，灭绝人道，应请钧府立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以事实宣告全世界；张群往日本首相官邸晤田中，转达蒋介石解决济案意见：如果日本出兵只在护侨，不影响国民革命军北伐，则我们必将尽力完成北伐，达成统一中国之使命，至于济案，如果经查明后其曲在我，我们亦愿向日本道歉，总之，一切我们将以光明磊落的态度来了结这次的不幸事件；张群自东京致电黄郛，报告与日本首相田中谈判结果：“（一）不袒奉，至北伐将成时，彼当助南统一中国。（二）根据华府会议，说明胶济路之担保权及济南侨民关系，不得已出兵理由，求谅解，并不妨碍北伐进行。（三）关于目前护侨护路问题，属于军事者，福田现负其责，当由其辧理，此外交涉统由双方外交当局辧理。济南择留优秀部队维持治安，注重在先求相安，后谈是非。（四）万勿因此扩大风潮，益增纠纷，致使彼此处境困难，无法挽救。”，并告明晨离开东京返回上海；国民政府为“查获共产党印刷品甚多，希图煽动，利用停课、罢工种种扰乱行为，破坏秩序”一事，通电晓谕全国各界遵照政府命令，恪守纪律，各安职业，对于外交事件，听候中央处理，如有违反命令者，依照戒严条例处置；国民政府任命崔士杰为外交部特派山东交涉员；晨6时20分，福田师团长接到东京之命令：为保护日本侨民及维持“日本皇军之威严”，现地派遣军得自行采取独断之行动，7时日军以中方对最后通谍未作答复，向北伐军发出总攻命令，开炮轰击济南，并限我城内守军一小时内缴械离城，各城门落弹起火，延烧千余家，内外城门守军刘峙、方振武部各一团被迫应战，旋因无援军退守内城，方部据城垣抵抗，拒不缴械；日军占领新城兵工厂，炮毁黄河铁桥，同日上午辛庄火药库落弹起火，日军岩仓旅团占领张庄、辛庄及白马山车站，旋向党家庄攻击前进，沿途不断扫射无辜居民，下午日军迫近党家庄，在该车站休整之第三军第八师遭日军袭击，伤亡几十人，350包米及大批军械物资被日军击毁、掳去，5月9日蒋介石下令撤出党家庄；第三集团军占领河北高邑；第二集团军第九方面军自5月1日起，沿平汉铁路两侧向北追击奉军张学良部，是日占领顺德，奉军向东北溃退；第三集团军右路军孙楚所部第六师占领河北获鹿；第三集团军右路军自5月4日起，自洪子店向奉军接连进攻，是日其第一路由放口进占平山；第二集团军第二十八军万选才部、第十三军张维玺部占领夏津，5月9日占武城，直鲁军退向德州、故城、枣强一带[4]:3044-3046。
- 5月9日——蒋介石就济南惨案发出避免冲突通令，饬全体军人务须仰体中央意志，忍耐处置，所有民众集会及游行，应绝对禁止参加，“如有故意玩视禁令者，一经察觉，定以军法从事”；蒋介石电谭延闿、黄郛，告以改派总参议何成濬携下列六条交涉济案：一、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组因不听命令，未能避免冲突，业经免职，二、胶济路沿线及济南周围20华里以内，我方暂不驻兵，三、本军治下地方，为维持中日两国睦谊起见，切实取缔一切反日宣传，四、辛庄、张庄之部队开拔北伐，该两处暂不驻兵，五、本军前为贵军所缴之枪械，请即交还，六、请日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以维中日两国友谊及东亚和平；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政治会议委员、国府委员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日本师团长福田所提五项条件及熊式辉、罗家伦与日军交涉情形，议决要案六项：一、令蒋、阎、冯三总司令会商军事机宜，继续北伐，二、令李、程、白三总指挥率湘、鄂全军，赶速由京汉线进攻，在最短期内会师北京，三、令外交部再对日本严重抗议，四、由国府致电国际联盟，声述日本出兵山东杀害中国外交官及士兵、民众，炮击济南及其附近种种情形，五、电在欧洲之重要同志将日军暴行宣示于世界，六、依照国府5月8日通令，严密保持后方秩序；山东泰安各界开拥蒋完成北伐大会，到万余人，蒋介石出席演说，勖勉军民团结救国，忍辱负重；蒋介石在泰安调整北伐部署，下达第十七号命令：将主力嫡系第一军团撤至泰安、大汶河以南地区“待机行动”，以谋自卫，令第一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朱培德率第二、第三、第四军团及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迅速渡河，进攻德州；汪精卫自欧洲为日本在济南暴行事件致电中国国民党中央，略谓：国民革命为求中国之平等自由，故必为日本帝国主义所不容，望中央坚持，各同志一致结合，为国民前驱，务求达到自卫目的，并谓：“铭已纠合在欧同志，为有组织之援助与宣传，万希领导国民誓死奋争，铭当与国人及诸同志共生死也。”；日军旅团长斋藤率所部猛攻济南西城门，与李延年部激战，至5月10日省公署被日军炮毁，死伤军民甚夥，是晚蒋介石电令守城士兵“暂行让步”，退出济南，不留一兵一卒，李延年、邓殷藩部由苏宗辙率领于5月11日凌晨2时由东门突围出城，行至城外三里路之时，被日军伏兵用机关枪扫射，死伤数百人，未及退出者悉被屠杀；日本外务省就第三次出兵发表声明，宣布增派第三师团赴山东，称：“济南事态恶化，以现有兵力而期保护侨民于万全，不但为不可得，且连络青岛与济南之胶济铁路，随所被毁，有难期确保交通之现状，因此以谋该方居留民之保护无有遗憾，且期确保山东铁路之交通为目的，特增派第三师团前往山东。”；张作霖召张学良、杨宇霆到北京，讨论停战息争事，张、杨均力主停战息争，谓所部士兵，均明大义，果因必而息争，军心只有感奋，会毕张作霖拟就停战通电，随即发出，当日张、杨回防布置撤兵；上午，孙传芳抵达天津，即日致电北京军政府国务总理潘复，略谓：“南曰讨共，北曰讨赤，宗旨既同，争于何有？现在济南事变，日人侮我太甚，本人受良心之督责，不愿再事内争。……兹已到津，前线军事，不能负责。”，下午潘向张作霖报告，并劝张顺应潮流，通电停战；张作霖发出息战通电，略谓：正太、彰德两路已停止攻击，国内政治，听候国民公正裁决，是非曲直，付之舆论；晚张学良、杨宇霆抵达保定，军团部由石家庄移回，京汉前线在顺德、元氏，正太线在井陉东，留戢翼翘、荣臻、万福麟军经京汉、正太线，于学忠、富双英及胡毓坤等部则开赴津浦线，各路均停止进攻；第三集团军占领石家庄，第三集团军右路军第十二师杨效欧部于5月4日开始攻击，5月7日下午奉军开始退却，是日上午9时该师占领石家庄；第三集团军左纵队第八师占领河北灵寿、行唐；第三集团军占领河北阜平；第三集团军右路军第六师孙楚部占领河北赞皇、元氏[4]:3046-3048。
- 5月10日——蒋介石全权代表何成濬，几经跋涉，是日始抵济南，旋与日本领事吉田、师团长福田谈判，何向福田说明日军所提五个条件都已兑现，请求停止攻城，日方提出须于日军面前，将曾抵抗日军之方、贺、陈三军团全体解除武装，并将肇事军官处以严刑，何以条件苛刻，谈判卒无结果，返兖州覆命；谭延闿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义致电国际联盟秘书长德鲁蒙爵士，要求召开理事会公断济案，5月12日德鲁蒙覆电南京，谓南京政府未经国际联盟承认，难以受理济案，5月13日南京政府派王宠惠赴英，李石曾赴法，伍朝枢赴美，报告济案详情，请求国际联盟公断；谭延闿、张静江、吴敬恒于5月9日晚离开南京北上，是日抵兖州，与蒋介石晤商济南惨案，王正廷、蒋作宾等列席，商定以完成北伐为前提，济南事件仍用外交方法解决；蒋介石据黄郛电告张群在日本与田中会晤经过后，是日电覆黄郛，略谓：“彼言不妨碍我军北伐，如其能不妨碍我津浦交通，予以自由运输，则对于反日运动，中正可以极严厉手段阻止之。如此则向来关系依然继续，且益加厚。中正为增进睦谊计，亦可以向日军道歉表示真诚”，嘱黄代向矢田总领事或电殷汝耕转达日方，旋又追发一电，嘱黄“最好以兄之名义电告……不必用弟名义”；黄郛电蒋介石报告上海日本总领事矢田来访，面示日本外务部训令，内称：一、第三师团出动专为护路、护侨，决无膺惩之意，二、济案除军事由福田负责，其余当由外交办理，三、希望不扩大，仍继续北伐；何成濬自济南电告国民政府：福田坚持必须在日军撤退之前，将曾抵抗日军之方振武、贺耀组、陈调元三军团全体解除武装，并将肇事军官处以严刑，如不照条件承认，此后即不再接受我方代表；日军继续围攻济南，重炮轰城，竟日不绝，留城伤员及无辜居民被残害者六七百人，逃出城市之难民抢食日军丢下之含毒面包，致死者数百人；日本大批驱逐舰抵达上海，旋驶往大治、汉口，“警戒”长江沿线，是日至5月17日从佐世保调遣“柿号”、“梅号”等驱逐舰六艘留驻上海，轻巡洋舰三艘抵达南京；第三集团军右路军第八师自石家庄进占曲阳，次日向唐县、完县、满城之线追击前进，并进占唐县；孙传芳、褚玉璞由德州到北京，与张作霖商时局问题，决将津浦线奉直各军撤退至沧州[4]:3048-3050。
- 5月11日——日军占领济南城，大批日军举行入城仪式，升挂日本旗，旋以搜索南军为名，肆行屠杀，伤病员300余人惨遭牺牲，日军奸淫掳掠，无所不至，住户稍加抵抗，即遭枪杀，据事后调查，此次济南事变，死伤军民约1.1万人，同日斋藤发布“安民布告”，规定监视邮政、电报、电话等五项措施；日军500余人，由青岛开抵博山，张店、周村各驻日军一营，潍县及胶济铁路各站亦由日兵驻扎；阎锡山委第四军军长傅存怀为察哈尔区挺进骑兵指挥官，骑兵第六师、骑兵第一旅、炮兵第一团归其指挥，骑兵第二、第七两师仍由李培基率领，改向绥远前进；第一集团军第二军团第十七军以第五十三师、第五十四师向沂河东、西攻击，于是日攻占临沂，张宗昌第二方面军团第四军军长方永昌及其参谋长受伤，副官长毙命，5月13日第十七军攻占莒县，方永昌率残部向青岛方向溃逃；刘湘授意所部师长王缵绪通电，劝杨森下野[4]:3050。
- 5月12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举行联席会议，谭延闿主席，讨论应付张作霖息战通电，因奉张通电并无诚意，决定置之不理，惟对诚意来之奉军将领，当允其自新，通过为济案致美国总统柯立芝电文，任命谷正伦为首都卫戍司令，并决定明令优恤蔡公时；蒋介石致电谭延闿，告以何成濬同福田谈判情形：福田坚持将方、贺、陈三军团全体解除武装，严惩肇事军官，否则将不接受我方所派之代表，“似此横蛮态度，请即电示，以便遵循”，并望黄郛将福田条件及何、福谈判情形速交美国领事，请从中调停；郭汝栋、范绍增、吴行先、廖泽等人通电讨杨（森），旋即率部向万县进攻，倒杨战争爆发；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致电美国总统柯立芝，陈述日军在山东之暴行，请其对日本出兵演成之严重局势表示态度；中国国民党中执委员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联名致函中央常务委员会，提出对于山东事件之意见：一、“我党应首先要求日本撤回山东驻兵，在日本未撤回驻兵以前，不应在此种侮辱与压迫之下，与之开任何之谈判”，二、此次对日“外交谈判，绝对公开，谈判经过，随时宣布，反对秘密谈判”，三、“恢复民众运动，责成各地党务指导员积极提倡并扩大人民组织，使人民努力于本党之主张，使本党完成革命之使命，不但外交容易着手，且必如此，共产党方能肃清”；日军炸毁济南城郊无影山弹药库，20余间药库付之一炬[4]:3050-3051。
- 5月13日——张作霖在北京与日本满铁株式会社社长山本条太郎签订延（吉）海（林）、洮（南）索（伦）线筑路承包合约，该两项合约规定，签字后三个月即着手开工；王正廷奉蒋介石命专办济南外交，是日由南京抵达上海晤黄郛，接洽济南事件交涉事宜；张群抵达上海，次日就福田向何成濬所提济案之要求条件，电日本首相田中：“查福田师团长此等态度，与首相及诸公对群之表示，大相径庭，不知何故？群意拟请松井先生遵照首相意旨，克日首途，一面电达福田师团长静候和平解决。”；汪精卫为济南惨案自欧洲再电中国国民党中央当部，谓此次挫辱，甚于“二十一条”，诉之外交，仅能使人知是非所在，若欲雪耻图存，惟持国民团结自救，切望中央督饬诸军，迅复京津，底定辽沈；蒋介石电令阎锡山督饬所部努力前进，速占北京，阎接电后当即于5月17日电令商震设法突破当面之敌，以赢得有利之战局，旋即以小部队追击，以大部队集中火力，务使攻势地区绝对形成优势，5月18日阎再电商震指示作战机宜，商即转饬左、右两路军遵照；晨，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骑兵席液池军进占德州，张宗昌、褚玉璞、孙传芳等直鲁军分三路向沧州溃退，同日褚玉璞残部一万余人在沧州设防，张宗昌率所部五万余人由沧州退至马厂；第三集团军自5月4日起向奉军发动总攻，激战七画夜，将奉军全线击溃，是日东、中两路乘胜占领正定，北路追过怀仁，先锋行抵大同，共计俘虏奉军官兵1.4万余人；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第三十四军驱逐平原附近张宗昌第二方面军团第十军吴奠卿、第三十军毛思义部后，乘胜占领平原[4]:3051-3052。
- 5月14日——蒋介石移节徐州，同日据蒋介石电谭延闿之提议，国民政府特任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以浙江省政府主席何应钦职务甚繁，不能常川驻省，明令批准蒋伯诚以省政府委员代理省政府主席，同日任命谷正伦为首都卫戍司令；日本内阁正式通过陆、海、外三部联合提案，决定向中国提出蒋介石正式谢罪、严惩贺耀组、赔偿日本军民所受损失等5项条件，同日日本陆军参谋总长铃木电告福田，若南军承认5项要求，则可通过济南[4]:3052-3053。
- 5月15日——北京军政府交通部次长、署理部务赵镇和日本山本条太郎在北京签订吉敦老线（敦化至老头沟）、老图线（老头沟至图们江）和长大线（长春至大连）筑路合约，该两项合约规定，签字后三个月即着手动开工；北京军政府准于新疆省咯什噶尔道莎车县回城地方增设叶尔羌县；美国众议院为中日在山东争端提出重要议案，循解决宁案已承认国民政府为一法律的实体之理由，通过济案“应由合众国国务卿与驻华盛顿中国公使及驻华盛顿日本大使，并与中国国民政府接洽，提供合众国之调停，以期中、日两国之困难可得一种和平解决”；第三集团军左路军第六军丰玉玺部克复完县[4]:3053。
- 5月1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四〇次会议，议决任鲁涤平为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委员，特任李品仙、叶琪、周斓、陶钧、魏益三、廖磊、李燊、刘兴、何键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任命孙良诚为山东省政府委员兼主席；阎锡山、冯玉祥联名通电服从中央，追随蒋介石继续北伐，彻底消灭奉鲁余孽，永绝后患，5月25日海军司令杨树庄、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致电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各司令响应阎、冯通电；蒋作宾向国民政府呈报蔡公时暨随员在济被难情形，并附呈名单一纸，计有：主任蔡公时，参议张鸿渐，第二科科长谭显章，科员周惠和、姚成仁、张麟书、袁家达、熊道存、姚成义，书记刘文鼎，勤务员王立泰、张德福、陈普远、黄继曾、陈端成、傅宝山，另有伙夫一人姓名待查，共殉难职员10员，勤务兵7名；日本田中内阁秘密决定：若张作霖退出关外而国民革命军追击时，日本军准备对双方军队采取解除武装的行动，但若只是张作霖退出关外，可不解除武装；日本政府阁议，以“华北动乱危及满蒙之特殊利益”，决定第四次出兵中国，命令陆军当局第三师团一个联队，野炮兵一个大队，飞行队一个中队由门司开往天津，5月17日日皇正式批准；日本驻北京武官建川少将抵达保定访晤张学良、杨宇霆，称若战争波及满洲，则日本由拥护特权利益出发，势不得不采取断然之处置；张作霖特使赵欣伯秘密抵达日本，是日赵在门司发表谈话，称：“济案系南军匪徒所为，贵国出兵山东，事出不得已……北军军心解体，张宗昌既不能战，孙传芳亦不可靠，中国若没有日本的帮助，是无事可为的。”；谭延闿电促李宗仁速就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职，如因职务不能督师，可请白崇禧总指挥暂代；杨森放弃万县，移兵开江、开梁之间，郭汝栋命廖泽、范绍增、吴行光分别自涪陵、长寿、分水岭等地向开江进攻[4]:3054-3055。
- 5月17日——深夜，驻华日本公使芳泽往晤张作霖，面递日本政府觉书，称中国战争将波及北京、天津，若满洲治安受到影响，日本为维护在满洲治安起见，势不得不采取断然之处置，芳泽并以“个人名义”劝张收兵退回满洲，以保京、津勿受战乱，张表示拒绝，谓：“若非本人坐镇北京，恐北京亦沦为赤化，今南军尾随追击，本人不得不采取自卫行动。日本与南军唱同调，欲迫本人放弃己策，殊不合理。”；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席液池骑兵军占领东光、南皮，直逼沧州；张宗昌在天津山东督办临时公署接见大阪《每日新闻》报驻天津通讯员，称欢迎日本出兵华北，阻止南军占领天津、北京，表示反对张作霖息争通电，决心拼命再打，把南军赶到黄河以南；第六路军总指挥刘湘所部郭汝栋攻占万县，杨森向奉节、开县败退，5月22日国民政府以杨森“拥兵祸川，违抗命令”，电令刘湘及川中各将领协同“进剿杨森，奠定川局”[4]:3055-3056。
- 5月18日——蒋介石连致黄郛两电：其一，“请代覆福田：济南交涉，已奉国民政府命令，移归外交部交涉。并请外交部照会日政府，此案准政府办理，不在军前交涉”，其二，“松井（日军参本部长，中将）不启程，飞机及斥候骚扰不已，彼方竟无诚意，请注意，弟已认为绝望也”；驻上海日本领事矢田以致北京军政府同样之觉书面交黄郛，并将该国对此觉书之说明书出示黄郛，并将该国对此觉书之说明书出示黄郛，内容四点：“（一）南北和平谈判有可能否？（二）如不能则对奉取两种方法：①不战而退，准出关，但不许南（军）追；②战败而退，则须先缴械始出关，然仍不准南（军）追。（三）张（作霖）出，不准再进。总之，日欲保持其在东省特殊利益，无论张败或胜，南军不许出关，张如欲出关，则应立即保持其实力而出，不然留关内作死斗。”；党家庄、兴龙庄、八里霍等处日军撤防，是日济南2,000余日军开赴天津；第二集团军第一方军席液池骑兵军占阜城，刘镇华军占武邑、武强，5月19日刘镇华军占献县；第三集团军左路军荫梧军第十四师自平型关向浑源追击，第七师与第十五师协同进攻，是日奉军第十三军及第九军一部自浑源向下花园、天丰镇方向退却，第三集团军占领浑源；冯玉祥部宋哲元军主力于5月8日由河南西部班师回陕西，5月10日在潼关击败李云龙部陕军，是日又击溃李云龙围攻西安之部队[4]:3056-3057。
- 5月19日——蒋介石由徐州抵达郑州，与冯玉祥会商进兵北京、天津策略，决定一、二集团担任津浦线，第三集团担任京绥线，第四集团担任京汉，分兵三路向京、津进兵，限京汉、津浦两路之第一、第二集团军，于本月25日前，在庆云、南皮、交河、武强、晋县、正定之线，将主力集结进攻，分别由朱培德、鹿钟麟主持；白崇禧离开汉口赴新乡晤冯玉祥，接洽第四集团军北伐联络作战方略，5月22日转赴石家庄晤阎锡山，经与冯、阎商定，第四集团军路线沿京汉线北上，集中石家庄，与二、三两集团军取联络战线前进，完成北伐；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在新闻会议上日本对华觉书发表声明：美国认为满洲为中国之领土，不承认日本于满洲有特殊势力范围之要求；日军第7师团、第12师团5个中队在溏沽登陆，5月24日2个中队几百名日军抵达天津；第三集团军骑兵第七师于5月18日向绥远前进，于清水河探得汲金纯部已退，是日该师抵达绥远，骑兵第二师亦同时到达，完全占领绥远，同日傅存怀总指挥亦挥军进占大同[4]:3057-3058。
- 5月20日——黄郛自上海返回南京，召开外交委员会，讨论济案及应付日本觉书问题，同日与谭延闿、张静江、李烈钧、于右任、蔡元培、何应钦联名将应付方针电告蒋介石：“（一）前方临时协定，既经多次接洽，日方坚持不允免除，惟有由前方速派代表前往办理，以便结束；（二）道歉，以我方虽曾有令保护侨民，仍不能𪉞免冲突引以为歉辞。至向何人及何种方式道歉，已电亦农（殷汝耕）非正式探询；（三）觉书，因含有确定日本在满特殊地位之关系，拟以简单答之，大意连年用兵为求统一，东省日侨自当保护，同时以口头告以若张（作霖）能下野，退出北京，自无用兵必要。”；陈立夫电蒋介石，报告日使芳泽与张作霖晤谈情形，略谓：“昨得京电，芳泽访张谈八小时，无结果。谈判大意：（一）张下野；（二）京津交（杨）宇霆、（张）学良；（三）败卒不准退关外。”；东京日本参谋本部以张作霖拒绝芳泽5月17日之警告，为阻止奉军及北伐军进入东北，是日对关东军下秘密动员令：一、驻屯满洲各地部队，立向奉天移动，二、由济南撤至大连之外山旅团，改赴奉天，三、驻满日军主力，集中奉天，四、派出劲旅向锦州、义州、山海关、朝阳镇担任奉军警戒，五、维持新民屯与新家屯之治安；济南日军派遣军发出布告称，于驻屯日军之济南周围20华里以内，不问南北两军，不准擅入，若有未得日军允许而侵入者，当立解除其武装；中共湘赣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茅坪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总结井冈山根据地半年来的斗争经验，提出加强党的领导，深入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的任务，会议选举特委委员23人，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之湘赣边界特委；杨森部李钟鸣与范绍增旅在开江附近接战，李部不支向开县退却，郭汝栋、范绍增、吴行光率部进占开江，5月23日杨森部兵分三路向开江猛攻，双方激战[4]:3058-3059。
- 5月21日——国民政府明令组织山东省政府，任命孙良诚等为山东省政府委员，指定孙良诚为省主席；国民政府据安徽省政府电呈，省政府主席陈调元奉命率师北伐，不能常驻安徽，请以省政府委员孙棨代理主席，是日指令照准；蒋介石在郑州会晤白崇禧，决定中央对两湖军队饷，按各军一律支配，不加歧视，两湖军俟白马与冯商定路线后，即实行渡河作战，仍由白指挥；蒋作宾由泰安电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央政治会议、国民政府各部院，报告日军福田师团已撤出，另换名古屋第三师团，暂以斋藤为警备司令，济南治安共推何宗莲维持；外交部长黄郛以蒋介石来电请专任外交委员会会长，改以王正廷任外长，遂自南京赴上海，并电请国民政府恳辞本兼各职，5月29日国民政府明令所有外交部部务着由次长唐悦良暂行代理；日军三宅师团5,000名到天津，第3师团司令部设天津；第三集团军发动方顺桥会战，方顺桥位于保定西南40里之平汉线上，系保定门户，5月28日第三集团军发起总攻，次日奉军动摇，放弃方顺桥，退守琉璃河，第三集团军旋即向保定追击[4]:3059-3060。
- 5月22日——白崇禧由汉口抵达石家庄，次日谒见阎锡山，允明日回汉口调第四集团军3万人来石，加入保定方面助战；第三集团军左路军张荫梧军第十四师占领涞源；蒋介石电赖心辉转告刘文辉、刘存厚、邓锡侯、田颂尧各军，请协同刘湘堵击杨森[4]:3061。
- 5月23日——国民政府通令全国，6月3日一律下半旗为五三惨案死者志哀；北京军政府驻日本公使汪荣宝电北京外交部，说明日本5月17日觉书目的，在确定满洲“为其保护领土”，请予根本否认，并应约束军队，严守纪律，勿予口实；日本使馆武官建川美次和华北驻军参谋浦江澄到奉军前线访晤张学良、杨宇霆，请张、杨二人出名劝告张作霖出关[4]:3061-3062。
- 5月24日——军事委员会通令各军，政府为避免北伐障碍，济案决用外交解决，各军队应切实保护外人生命财产，不遵约束者以反革命论罪；晋军骑兵第七师占领丰镇；赖心辉部范子英离垫江出兵增援倒杨军，驻防广安、邻水之第二十八军第二十三师师长罗泽洲乘垫江空虚偷袭垫江、大竹、长寿，截断赖心辉部后路，郭汝栋、范绍栋、吴行光各部闻讯纷向涪陵撤退，以确保后方安全，杨森部占领梁山，是役双方伤亡8,000余人[4]:3062。
- 5月25日——奉军对晋军下总攻击令，调孙传芳部由河北任丘、高阳攻击第三集团军右侧背，调京津总预备队攻击左侧背，所增兵力在10师以上，图在京汉线击破第三集团军；第三集团军挺进军总司令傅存怀部占领张家口，骑兵占宣化，5月28日国民政府致电阎锡山嘉勉；北京军政府外交部就日本5月17日觉书覆照日使芳泽，声明东三省及京、津均中国领土，表示日“所称以动乱行动将及于京、津，影响东三省地方，不得不采取适当有效之措置一节，本政府断难承认”，同日北京军政府发表对外宣言，重申上述照会立场；日军第3师团长安满钦一在青岛发表宣言，称：中国南北两军不得在青岛、烟台、龙口、大沽、秦皇岛领海各20里内交战，南北两军应退出青岛及胶济铁路两侧20华里以外之地区，前项地区内不得有排日宣传及有关之一切举动[4]:3063。
- 5月2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覆日本觉书牒文，并推谭延闿、张静江、陈果夫赴徐州与蒋介石晤商，如无异议，再行发出，次日谭延闿抵达徐州晤见蒋介石；第四集团军总部正式成立，总部设汉口，参谋长张华辅，参谋处长林赐熙，秘书长谢远涵，于5月25日正式委任，二、三路总部、军委会长江上游办事处均奉令撤销，是日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返汉口就职；第四集团军叶琪第十二军门炳岳师全部抵达石家庄，加入京汉线正面作战，第十二军周维寅师亦抵石家庄，5月28日廖磊第三十六军扫数开正定；冯玉祥令郑大章骑兵一军迅由安国经肃宁、任丘、雄县向定兴挺进，相机截断京汉交通，席液池骑兵第二军速由献县、河间、任丘、文安向静海挺进，相机截断津浦路；第二集团军北路总司令鹿钟麟由顺德抵达石家庄，当晚谒见阎锡山会商联合作战计划；第三集团军傅存怀部骑兵第六师经宣化进占下花园，骑兵第一旅驱逐张北之奉军第三十一军郑泽生部，并占领该城[4]:3063-3064。
- 5月27日——第三集团军占领河北满城，第三集团军为应付奉军5月25日开始之总攻击，急调攻紫荆关之部队向满城出动，攻击奉军之右后方，又调石家庄总预备部队攻击奉军左后方，奉军第十军王树常部几全军覆没，保定奉军三面被围[4]:3064。
- 5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于右任、周诒柯、李菱、翁敬棠、薛笃弼、王世杰、陈和铣为法官惩戒委员会委员，以于右任为委员长；国民政府持派白崇禧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国民政府明令裁撤湘鄂政务委员会；国民政府任命鲁涤平等为湖南省政府委员，指定鲁涤平为主席；国民政府以山东省政府主席孙良诚督师前方，令该省政府委员石敬亭暂行代理；国民政府任命陈诚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司令；国民革命军各集团军开始全线总攻击，同日第一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朱培德下达命令：“本集团军与第二、第三集团军依会攻津、保之目的，于五月二十九日开始运动，向沧州东西之敌攻击前进。”；第二集团军韩复榘进占安国，旋即与万福麟在董庄一带激战，肉搏数次，万部旅长失踪，参谋长受重伤，士气大挫，纷向北溃退，5月29日韩部占领博野[4]:3065。
- 5月29日——国民政府以节略答复日本觉书，指出觉书中所称“为维持东三省治安起见，或将不得已采取适当而有效之措置”等语，此等措置，易涉中国之内政，且与国际法上列国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之原则显相违背，国民政府万难承认，并希望日本政府为两国永久亲善计，避免一切妨碍友好关系发生之行动，此节略由上海交涉员交付日领矢田，并作口头声明：“将来我国民革命军勿论进展至何处，自有妥善方法可以解决各国侨民之生命财产……深望贵国政府万不可有侵犯我国主权之举动，以维两国固有之邦交。我国此次用兵，为谋统一，奉军苟能及时觉悟，则军事行动自可适可而止也。”；蒋介石为军事进展及避免外交纠纷，是日抵达柳卫同冯玉祥会谈，旋即分别电令各集团军“于击破当面之敌，进抵静海、胜芳、永清、固安、长辛店之线后，停止待命”；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召集各团体代表谈话，希望体谅中央意思，慎重对日，谈话会由蔡元培主席，中宣部长叶楚伧、内政部长薛笃弼、南京市党务指导委员张厉生暨各团体表20余人出席，薛笃弼称：张作霖派庄景珂等要求日本出兵10万，冀延长其生命，民众此时应集中视线，对付家贼，所有进行口号标语等反日举动，立即停止；国民政府特派赖心辉为国民革命军第六路军前敌总指挥；日军第二十九旅团长中岛率部侵占潍县，5月31日胶州守军方永昌、顾震撤退，日军进驻胶州；第二集团军第二十八军万选才部驱逐滹沱南岸之安国军后，乘胜占领饶阳，旋向肃宁县攻击[4]:3066。
- 5月30日——国民政府明令战地政务委员会迅免山东省一切苛细捐税；张作霖于夜间在北京军政府召开最高紧急会议，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孙传芳、于国瀚、潘复、何丰林等军政府最高官员出席，会上张作霖容纳各将领之劝告，决定以大元帅名义下总退却令，京汉线奉军全部先行退琉璃河、长辛店之线，主力部队撤离北京、天津，向滦河之线总退却；阎锡山代表南桂馨与冯玉祥代表张之江在天津私宅讨论奉军退出关外后北京、天津治安维持办法，决在天津组治安维持委员会，极力避免与外国发生误会；白崇禧在汉口对记者谈称，第四集团军出发京汉加入北伐之部队，系由第二、第三、第四路军及旧四集团军抽调，总数在六军以上，将于数日内启程北上督师；第二集团军韩复榘部进占蠡县，同日韩部进击高阳奉军戢翼翘部，血战一画夜，于次日完全占领高阳；日使芳泽召集使馆官员紧急会议，建川少将列席，讨论奉军战况急转直下之时局，佥谓目下南北妥协动运频行，蒋介石、阎锡山等非正式表示，若奉军和平转权，退出北京、天津地方，则不事追击，奉军张学良、杨宇霆等咸主顺应大势，预测政权当通过和平方式授受，决定注视战局之推移，临机决定，不必以奉张出京作为日桥被难之张本[4]:3067。
- 5月31日——蒋介石以奉军全线崩溃，是日在石家庄向各军发布追击令；第三集团军占领保定，被缴械之奉军在三师以上，第三集团军损失兵力亦不下三个师，同日第三集团军占领易县；日本顾问松井少将晤张作霖，张表示整旅回奉意，松井表示日方已允许取消解除返回东三省之奉军武装之前言，京中治安由鲍毓麟旅维持；张作霖招王士珍入府，以出关办法征询意见，王赞成张收束军事，并主张组织顾维钧内阁过渡；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以本月20日下达之秘密动员令遭到美国反对，是日下令取消出兵锦州、榆关、新民屯之计划；日本军部接获张作霖决意退出关外之报告，是日上午在陆军省及参谋本部讨论对策，决定北京、天津之警备，与各国共同担任，日侨保护若不发生意外之事，现有兵力足敷应付，满洲方面，已取应急之措施，关东军司令部及主力则集中于奉天，须观张作霖离开北京之状况如何，然后再将应付方策训令在华公使及军司令官；第四集团军第三十六军军长廖磊率部离开汉口北上，加入北伐；郭汝栋部因杨森回驻万县，率部移驻长寿，并向刘湘请援，6月1日郭汝栋在垫江召集所部，会议对付杨森办法[4]:3067-3068。
- 6月1日——下午，张作霖在怀仁堂举行告别茶话会招待各国公使，即席声明撤离北京，表示“只是大元帅府由北京迁往奉天，不管怎么样，我姓张的不会卖国，也不怕死”，并说明本人离开北京后，北京秩序请王士珍负责维持，奉军虽撤防，仍将尽力维持北京治安，各国公使要求留鲍毓麟旅维持北京治安，张表示同意；蒋介石在石家庄与阎锡山会商北京、天津善后事宜，除商定进攻北京之具体军事计划外，并决定外交尤应格外谨慎；张作霖命许兰洲将“安国军大元帅”印、旗，国务院印信及外交部重要档案全部运往奉天；京汉铁路第三集团军徐永昌部攻占高碑店，同日京绥铁路商震等部猛攻南口，张作相率部抵抗；于学忠及孙传芳部进攻河北献县臧家桥，同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十一军吕秀文部及骑兵军激战两画夜，于、孙部终未能得逞，吕部于5月31日晚全线猛攻，是晨占领河间，分向任丘、大城追击；第一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朱培德在临清电令该集团军各军团击破当面之敌后，向惠丰桥、静海、滕芳镇、信安镇追击前进，第四十军至沧州停止待命；山东省政府成立，同日战地政务委员会电国民政府，说明已解除对山东省之政务关系，即移北京、天津前线办公；《前进》半月刊在上海创刊，顾孟余主编；鲁涤平、何键急电广州李济深，谓朱德、毛泽东、袁文才等部以江西宁冈为根据地，分别在茶陵、酃县各地滋扰，刻正与南昌王钧部会剿，望驻粤边军队严密防堵，以免窜逃[4]:3068-3070。
- 6月2日——张作霖通电宣布退出北京，政务交国务院摄理，军事归军团长负责，此后政治问题，仍听国民裁决，“所冀中华国祚，不自我而斩；共党赤化，不自我而兴”；驻华日本公使芳泽访晤张作霖，称：日本将以绝大之助力迫退南军，俾得划江而守，中分天下，并提出求偿之条件：一、吉会路接轨，二、葫芦岛筑港停止，三、大通路改线，张严词拒绝，并谓：“此我家事，于贵方何与？吾宁受南军之缴械，不愿借贵方之助，以保此小朝廷。”；蒋介石自石家庄乘专车抵达柳卫再晤冯玉祥，征询冯对于光复北京、天津后军事善后及政治主持人物之意见，冯推阎锡山主持一切，并主由阎任北京卫戍总司令，蒋表赞同；国民政府代表孔繁霨在北京同张学良、杨宇霆接洽张作霖退出关外事，是日接谭延闿东（6月1日）电，谓国府议决，赞成张意，请将奉军移驻滦、榆间，由其将领自行整顿，并决公推阎锡山入京接收，孔即以此电转交张、杨；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骑兵第二军席液池部占领任丘；国民政府电令邓锡侯、田颂尧严束所部，不得擅动；北京军政府开末次国务会议，潘复表示退让贤能，即日出京，院中事务交许宝蘅暂时负责保管，阁员大多数亦与潘同退，嗣议决例案二件[4]:3070-3071。
- 6月3日——张作霖出京归奉，凌晨1时15分张乘专车离开北京，潘复、刘哲、张景惠、王荫泰、莫德惠、杨毓珣、何丰林、陈兴亚、于国瀚、阎泽溥及张之六夫人，三子张学曾等30余人，日本顾问仪我诚也、町野武马同行，至此统治民国历16年之北洋军阀政府遂告覆灭；蒋介石由石家庄返抵南京，马福祥、邵力子、何成濬等同行；北京军政府国务总理潘复电告各部院，谓：“本总理因公随大元帅赴沈阳，并奉谕应即暂在沈阳组织行署，一俟规（粗）定，再行电知。现下京中各院部公务，仍由负责长官妥为维持，其有应发命令事件，应随时呈明大元帅盖印电京发表。现在阁员多数随节赴沈，国务会议着即停止。”；孙传芳、杨宇霆与张作霖同车离开北京，经天津赴滦州，指挥安国军各部撤退，张作相第五方面军团汤玉麟部撤往热河，其余向山海关、锦州撤退，孙传芳第一方面军向团除郑俊彦部经北伐军收编外，仅有两个师，随同张学良、杨宇霆之第三、第四方面军团，向滦河以东撤退，张宗昌、褚玉璞之第二、第七方面军团，集结天津附近，其动向犹豫未定；孙传芳部主力弃守霸县退向天津，是日下午天津各国军队在租界及华界之境界各道路布防，租界当局下令总动员，开始特别警戒；孙传芳在天津通电辞安国军副司令兼第一方面军团长职，退出天津，军事由国民公决，孙部李宝章及于学忠等五军长亦通电休战；第一集团军克复沧州；中国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总商会、中国银行公会、中国新闻记者联合会、中国报界联合会驻日内瓦代表夏奇峰向国际联盟提出《关于济南日兵暴行抗议书》，驳斥日本于5月28日致国联声明书称“日军决不无故杀戮毫无抵抗之华人……其中是否有蔡公时其人，则不得而知”[4]:3071-3072。
- 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车站遇炸，凌晨5时23分张专车行至沈阳城郊皇姑屯车站南满与京奉路交叉处之铁桥下，被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指挥日本工兵第二十二联队预埋之炸药（120公斤、分装30麻袋内），用电流控制引爆爆炸，张作霖受重伤，抬回沈阳大元帅府后于上午10时身亡，吴俊陞（在山海关迎张随同返奉天）当场毙命，此乃民国史上震惊中外之“皇姑屯事件”；蒋介石据报张作霖已出京，电冯玉祥、阎锡山着编第二集团军为右翼军，第三、四集团军编为左翼军，分别率领速向滦河与热河前进；张学良、杨宇霆与国民政府代表孔繁霨在北京举行和平谈判，张、杨欲以和平方式请第三集团军入城，然后安国军退走，并保留津东永、遵10县为张宗昌、 褚玉璞、孙传芳屯兵区域，孔提出三条件：一、东三省须悬青天白日旗，二、褚、孙、张须受改编，三、服从国民政府命令，谈判破裂，张学良决定不让出北京；张学良在北京闻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接到奉天督署“立即返奉”之电报，是日晚化装离开北京归奉，并下令长辛店、芦沟桥、良乡等处三四方面军火速撤退滦河，至滦河因收束军车停留10余日，于6月17日化装成士兵，乘兵车潜归沈阳；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郑大章骑兵第一军抵达永清，与于学忠部激战，于部不支，向安次溃退，郑部占领永清，俘官兵千余名，枪支、马匹数百；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军第十九师吉鸿昌部向大城攻击，与直鲁军第十六军袁振清部3,000余人激战多时，袁部不支向静海退却，是日吉部占大城；国民政府特任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清废帝溥仪在日军“保护”下离开天津，6月6日抵达大连；杨森向郭汝栋进攻，两部在梁山激战，杨败退开江、云阳，郭部师长范绍增占领万县，刘存厚向邓锡侯、田颂尧请求援杨，邓派谢德勘率部驰赴顺庆助杨[4]:3072-3074。
- 6月5日——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离开汉口北上赴石家庄督师，第四集团军北伐部队分两批出发，截至上月底，第一批出发者，向石家庄一带集中，第二批为前敌总指挥部、第四十四军随白同行，第七军、第十九军为总预备队暂不开动；冯玉祥发表“歌”电，提出六项建国主张；第三集团军进攻京绥线青龙桥之奉军，奉军退昌平，第三集团军占领南口，俘奉军500余人；孙传芳、张宗昌等在天津褚玉璞寿筵上会商和战问题，各将主张不一，张宗昌仍主战；奉天以张作霖被炸发布戒严令，委齐恩铭为奉天省城戒严司令，陈奉璋副之；前清恭亲王赴奉天，日本报谓有复辟阴谋；北京奉系机关报《东方时报》停刊，同日《晨钟》报（梁启超、汤化龙办）、《晨报》停刊，《黄报》于次日起易名《民意报》[4]:3074-3075。
- 6月6日——第三集团军徐永昌部开抵长辛店，谭庆林部骑兵抵芦沟桥；第二集团军韩复榘部于6月4日、6月5日两日在永定河一带与奉军激战，奉军不支，向东北溃退，是日韩部占领团河、南苑，北京绅商各界至南苑欢迎；奉天省公署就张作霖皇姑屯被炸事件发表通电，为应付日人及稳定政局，称：“主座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省城亦安谧如常。”；阎锡山移节保定，在行营就京津卫戍总司令职；是晨，鹿钟麟、孙良诚两军占丰台，旋占南苑、落垡，与孙传芳部接火，战至次日晨，孙部不支，退双沟、北仓；中国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正式成立，议决：一、通电中央党部报告正式成立，二、通电前敌各司令请速来京，三、函治安会转京市一体挂青天白日旗；上午，张宗昌在天津访段祺瑞，谋拥段借以号召，为段谢绝，下午又访日军司令官，告将以杨柳青、北仓、军粮城为直鲁军第一道防线，表示将作最后一战[4]:3075-3076。
- 6月7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第一四四次会议议决：一、撤销战地党务指导委员会，各军所组织之民众团体，一律由党部接收，二、组织北京临时政治分会，管辖旧京兆、热河、直隶区域，三、组织华侨捐款保管委员会，由谭延闿、宋子文、蒋介石、丁惟汾、于右任为委员，丁惟汾负责召集开会；蒋介石以近日报载有人在天津冒充国民革命军总指挥、军长等名义，招摇撞骗，是日通电否认，并电前敌各将领就近拿办；冯玉祥自道口电国民政府称，各部队今晚到团河、南苑一带，已饬韩总指挥复榘以骑兵追击，主力即在南苑集合，不准进入北京；陈调元、贺耀组、方振武等部迫近天津城郊，冯玉祥部骑兵第一军郑大章占领杨柳青，其一部抵达军粮城对岸，韩复榘部进至韩家墅，天津被三面包围；孙传芳抵达芦台访张学良、杨宇霆，商直鲁联军到滦后布防事宜；日本田中内阁就张作霖被炸事件，作出决定：若炸张案引起排日运动，应采取断然措施，中国军队若有排日行动，当增派日军，确保日在满蒙之特殊利益；“济案后援会”在南京报告济案死伤人数：死亡3,625人，受伤1,455人，财产损失约2,600万元[4]:3076-3077。
- 6月8日——第三集团军孙楚部进入北京，上午9时鲍毓麟旅撤出北京城，10时孙楚乘汽车首先入城，北京全市高悬青天白日旗，各界代表前往欢迎，下午2时商震及第七军军长张荫梧入城，阎锡山派参谋长朱绶光到北京，与各界接洽，当晚商震布告安民，声明代表阎锡山接收北京，负责保护外侨生命财产，保护敌军眷属，禁止晋军擅入民间搜查；国民政府准免外交部长黄郛本职，特任王正廷为外交部长；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组织法》，次日派白云梯筹备蒙藏委员会，并接收蒙藏院一切事宜；国民政府明令追赠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团教导师师长龚宪为陆军上将，龚于本年4月在攻克鱼台之战中阵亡，由军事委员会以上将阵亡从优给恤[4]:3077-3078。
- 6月9日——蒋介石因北伐告竣，呈请国民政府准予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军事委员会主席职，6月10日国民政府委员会以军事以束需人，决议挽留；国民政府公布《劳资争议处理法》，凡40条；国民政府明令北京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华大学，任命蔡元培为校长，蔡未到任前，由李石曾署理，同日任命吴敬恒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奉军鲍毓麟旅退出北京回奉天，行抵通州被第二集团军韩复榘部冯治安师缴械，全旅千余人均收容于南苑，枪械交回总商会[4]:3079-3080。
- 6月10日——中央训练部委张忠仁为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司令，令即日组织童子军；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电请蒋介石打消辞意，并电请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总司令及朱培德总指挥一致慰留；天津改旗易帜，直鲁军第六军军长徐源泉辞直隶军务帮办职，受直隶省议会及天津总商会等法团之推戴，是日正式就“国民革命军天津临时保卫总司令”职，颁发布告：悬挂青天白日旗，令前线各部队立即停战，听候国民政府解决，本总司令负责维持治安，次日徐源泉会同所部各将领联衔通电全国，希望南北一致，早日实现和平；邓锡侯以第七路军总指挥名义通电，表示遵国府命令，拿办吴佩孚[4]:3080-3081。
- 6月11日——蒋介石请辞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职，6月13日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恳切慰留；蒋介石以平津军事告一段落，北伐各军势无留驻北京之必要，下令各军，除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第十三军一部进驻北京，所部第十二军、第三十军、第三十六军仍在平汉铁路原驻地待命外，各线兵车分向指定地点进发；阎锡山偕白崇禧由保定抵达北京；奉天省长刘尚清电国民政府，表示愿服从国民政府，悬青天白日旗，希望勿对东三省用兵[4]:3081-3082。
- 6月12日——国民政府任命张荫梧为北京警备司令，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国民政府外交部分别致电驻外各公使，令仍维持原职，并将使领馆国旗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阎锡山派员与张宗昌、褚玉璞之代表商定直鲁军和平退出天津之五项办法，第三集团军接收天津，张宗昌与褚玉璞所率之直鲁军退出天津，表示愿接受和平；日本陆军省发表公报，指张作霖被炸事件之制造者，“当系南方之便衣人员无疑”；阎锡山委任徐源泉为第三集团军第十一军团总指挥；张宗昌、褚玉璞率直鲁联军残部5万余人，自天津向芦台、宁河撤退；阎锡山据傅作义、南桂馨增兵要求，6月13日派孙传芳旧部陆殿臣、何绍南两旅开抵天津与直鲁残兵激战，至6月14日直鲁残兵不支，退向西郊外[4]:3082-3083。
- 6月13日——蒋介石请假一周回奉化原籍，是日偕宋美龄由下关乘“永丰”舰赴镇江；冯玉祥令所部退离北京100里，是日刘镇华部离通州移防固安，韩复榘部由南苑移驻新城[4]:3084。
- 6月14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第一四六次会议议决推蒋介石赴北平祭告总理之灵，兼视察一切，同日中央党部将此决议电告蒋介石，6月16日蒋覆电表示遵命北上考察，提议于五次全会以将总理灵柩迁至南京安葬；国民政府发出指令三项：一、蒋介石呈请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未便照准，二、海军总司令杨树庄以病呈请开除本兼各职，碍难照准，三、薛笃弼呈请开去内政部长，应无庸议[4]:3084-3085。
- 6月15日——第三集团军李生达军第十四师抵达天津，负责维持天津治安；河北三河、宝坻方面孙传芳部派马宝珩为代表，至北京向阎锡山接洽投诚，是日达成协议，阎将该军编成四个军，任郑俊彦为第三集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李宝章为副指挥[4]:3085。
- 6月16日——蒋介石为纪念孙中山广州蒙难六周年，通电全国同胞，宣扬“三民主义救国”论，称：三民主义“为今日唯一救国之主义，吾人欲求中国之不亡，惟有以三民主义为中心，统一国民之思想”，“自今纪念之日起，愿吾国人之思想统一于三民主义之中，以完成国民革命”；新疆督办杨增新通电易帜，宣布“新疆各界服从国民政府，奉行三民主义；并改组新疆省政府，一律悬挂青天白日旗，以后新疆一切善后事宜，均禀承国民政府办理，以归统一”；驻华日使芳泽电日本外务大臣田中，报告张作霖生死不明，日本对其继任者和东三省之未来，应当作好周密考虑，关于张作霖之继任者，不论是张作相或张学良，“南方势力早晚必定到达东三省”，而南方之政策，“是和日本的特殊地位及其优越势力相冲突的”，“因此，我方必须事先研究好对办法。而当前必须加以考虑的是，修筑满蒙新铁路问题”，建议先解决最急需之吉会、长大两铁路，探询合同签约人赵镇之意见，如不表同意，“就必须排除官民的反对，用实力把铁路修筑进行到底”[4]:3085-3086。
- 6月17日——蒋介石由镇江抵达南京，同日蒋电中国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部长丁惟汾，恳请打消辞意，即日返回南京主持党务；何成濬自天津致蒋介石两电，旋蒋介石批示：电奖徐源泉；阎锡山偕北京中国国民党党、军、政代表前往西山碧云寺公祭总理灵寝，军务代表包括方本仁、朱绶光等，政务代表为蒋作宾、仇鳌等，党务代表由梁子清率部分党员参加，阎锡山、蒋作宾、梁子清联合主祭，同日阎、蒋会衔电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报告奠祭经过；阎锡山派于珍、邢士廉赴奉天劝导张学良服从国民政府，以政治方法解决东三省问题；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4]:3086-3087。
- 6月18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第一四七次会议议决，派蒋介石赴北京为祭告总理代表，移灵南京事，由蒋到北京后斟酌决定，通过《全国代表大会组织法》；国民政府特派接收北京市机关代表周震鳞抵达北京，当即晤阎锡山，转达国府对北京、天津意见，次日周对记者谈称，国民政府同奉方久有接洽，不自今日始，现张作霖已亡，障碍已除，此次于珍、邢士廉回奉天以后，必有相当之结果，并表示政府此后对关外奉军当用政治解决，绝对不至用兵；国民政府派易培基前往北京接收故宫博物院，同日任命张继、白云梯、刘朴忱、罗桑囊嘉、格桑泽仁、陈继淹、李凤岗为蒙藏委员会委员，指定张继、白云梯、刘朴忱为常务委员；国民政府特派孔祥熙驰赴北京祭告总理灵；国民政府准免交通部直辖第一交通大学校长蔡元培兼职，任命王伯群兼交通部直辖第一交通大学校长；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出席正式代表84人，候补代表34人，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张国焘、周恩来为大会代表，布哈林报告《世界革命形势与中共的任务》，瞿秋白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军事报告，大会指出“中国革命在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之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党之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大会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实现工农民主专政之十大纲领[4]:3087。
- 6月19日——国民政府准免国立中华大学校长蔡元培兼职，任命李石曾为国立中华大学校长；阎锡山电蒋介石称，东三省情况复杂，务恳早日北上处置；阎锡山电国民政府，以天津直鲁残军数十万，请中央迅派大员北来办理收束事宜[4]:3088。张学良发电报给蒋介石，表达对中国之忠贞以及东北投向中央政府之决心；蒋对张学良之前景颇有疑虑[11]:100。
- 6月20日——周震鳞自北京电蒋介石、张静江，报告日本意在夺取满蒙，对奉宜用和平解决，略谓：“惟倭奴志在夺取满蒙，故在榆关阻奉后退，若我军再进，无异为日本作前驱，百公深虑及此，故极主张怀柔，纯用和平解决，万望布告焕章、剑生、德邻诸兄，务宜同此主张，隐消外侮，以保国疆。”；张学良通电就任奉天军务督务，并发表《致奉省各县父老宣言》，宣布：一、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决不轻言战事，二、讲求外交亲睦，与友邦共存共荣，三、整饬戎政，厉行兵农政策，四、提倡实业，改革政治，五、一切制度规章，归于公决；全国经济会议在上海开幕，到会委员61人，宋子文主席；《奔流》月刊在上海创刊，由语丝社鲁迅、郁达夫、林语堂合办，鲁迅主编，至次年8月第二卷出至第五期时（第一卷出十期）停刊[4]:3088-3089。
- 6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五四次会议决议：一、直隶省改名河北省，二、旧京兆区各县并入河北省，三、北京改名北平，四、北平、天津为特别市，6月28日国民政府训令直辖各机关知照；奉天省长公署正式公布张作霖于是日下午逝世，按张作霖死于本月4日，奉方为稳定政局，秘不发丧，直至张学良归奉就任奉天督办后，才于是日公布死耗；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吉林省司令，张学良、万福麟分别担任奉天、黑龙江两省司令，张作相坚辞；国民政府据蒋介石呈称，中央银行发行小洋辅币，两月以来，军民称便，乃近闻各征收机关仍有拒用情事，致民众发生疑虑，奸人乘机造谣，辅币信用为之锐减，驯至南京兑换分所酿成挤兑风潮，是日训令交通、财政部及江苏省、南京特别市政府转饬所属一体遵照使用小洋辅币；商震抵达天津，当即在警备司令部开会，讨论办理天津军事善后事宜，傅作义、徐源泉、温寿泉、南桂馨、李生达、陈长捷等出席，议决第一步点验白河以南各部驻军，第二步点验完竣，递遗防务即由第三集团军第十四师、第十五师、第九师担任，又决议请总商会银行工会借30万元作结束军事之费，各军给养暂请商会垫支，韩家墅、军粮城、小站、马厂为新编军队驻扎地点；大连经奉天达朝鲜汉城之国际长途电话开始通话，系日人所架设[4]:3089。
- 6月22日——湘赣两省军队共10个团，由湘军吴尚、赣军杨如轩、杨池生率领向井冈山根据地中心宁冈分进合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朱德率领第二十九团和第三十一团一营，直奔新七溪岭，多次打退国军进攻，全歼1个团，击溃2个团，缴械千余支，粉碎湘赣军队向井冈山发动之第一次大“会剿”，取得创建井冈山根据地以来最大之一次胜利[4]:3089。
- 6月23日——冯玉祥电军事委员会告病假10日，赴百泉静养；张学良在沈阳召开东三省军民联合会议讨论恢复保安总司令及易帜等问题，张作相、于珍、邢士廉等均出席，6月27日会议结束，议决仍用保安总司令名义，推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吉林保安总司令，张作相辞不允就，且举张学良自代，东三省不改易旗帜，并令前线主力奉军坚守山海关一带阵地[4]:3090。
- 6月24日——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七十四次会议通过设立裁兵委员会及津关二五库券条例等项议案；蒋介石呈请国民政府设立裁兵委员会，办理裁兵事宜，一面设置生产机关，分途接纳被裁士兵，从事筑路、治河、开矿、造林、恳荒等事，并拟请由财政部发行军务善后公债，解决裁兵所需经费问题；蒋介石通令取消战时所委之“游击司令”、“迫进司令”等名义，并一律缴械遣散，待后如仍有假借此次名义，召集不逞之徒为害地方者，严惩不贷；阎锡山电国民政府称天津饿军麇集，数逾10万，需款万分急迫，请先筹拨1月份供养120万元；第三集团军傅存怀骑兵第七师进占多伦，察哈尔省军事结束[4]:3090。
- 6月2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议决任李石曾等为北平临时政治分会委员，以李石曾为主席，李未到任前由阎锡山代理；日本首相田中于是日至次日两次电令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警告张学良不得和南京国政府妥协[4]:3091。
- 6月26日——国民政府任命何其巩为北平特别市市长，南桂馨为天津特别市市长；国民政府任命商震等为河北省政府委员，并指定商震为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会议通过蒋介石提议“设立裁兵善后委员会协调各部及建设委员会办理裁兵事宜案”；蒋介石遵照国民政府命令，偕吴敬恒、张静江、邵力子、陈绍宽、周佛海、陈立夫、张群、刘纪文等人由南京启程北上，6月28日抵达武汉，6月29日晚蒋介石与李宗仁离汉北上，7月1日清晨抵达郑州，冯玉祥前往欢迎，7月3日抵达长辛店，蒋与李偕阎锡山抵达北平[4]:3091-3092。
- 6月2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四六会议议决：一、撤销战地政务委员会，二、修正通过《土地收用法》，三、指定李济深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东三省军民联合会通电推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孙传芳军郑俊彦部投诚第三集团军后，于6月19日开赴怀柔改编，是日郑抵达北平谒见阎锡山请饷，阎谓晋军尚未得中央分毫，山西省库战事中亏2,300万，非俟蒋到，给养无办法；张宗昌率残部万余人，拟经滦州冷口出关，奉军不允，致起冲突，张仍退回唐山；蒋介石电令邓锡侯、刘文辉、田颂尧等人继续讨杨（森），重申讨杨乃政府明令，无论何军，冀其服从，又电罗泽洲，停止军事行动，谓倘若附逆，法令所在，决不宽恕；杨森在万县自行宣布恢复第二十军军长职，旋电蒋介石，要求“派公正人员来川明察是非”[4]:3092-3093。
- 6月28日——徐源泉第十一军团奉命全部离开天津，集中蓟县，徐电阎锡山、蒋作宾等辞职，并请发给养，阎覆电慰留；马衡等五人奉国民政府令接收清史馆，按清史馆于1914年3月9日经袁世凯明令设立[4]:3093。
- 6月29日——国民政府委员会决议：决定河北省政府设于保定；蒋介石以北伐已告一段落，电令李济深转饬所属停止招兵[4]:3093-3094。
- 6月30日——国民政府以平、津收复已久，军事告，是日明令取消战地务委员会；新疆省政府成立，新疆督办署改新疆总司令部，杨增新就省长兼总司令职，7月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电杨增新嘉奖，至是西北“统一”；全国经济会议闭幕，通过有关决议案，组织裁兵促成会筹备委员会，宋子文在闭幕式发表演说，声明代表国民政府接受大会通过之各项建设提案；第一集团军各军、师长以上军官在南京军事委员会开会，讨论缩编事宜，7月1日继续开会，通过《缩减第一集团军案》，要求全部缩减为15个师，每师不超过1.5万人，限7月底完成，最终缩编成10师；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参观团120人到达太原[4]:3094-3095。
- 7月1日——全国财政会议在南京开幕，宋子文主席并致词，要点有统一财政，分配平均，确立预算、划分国地税；张学良致电北平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及南京谭延闿、李烈钧等，表示“决无妨害统一之意”，已令前方军队从事撤退，“所盼当局诸公，以国家大事为前提，同时收束军事”，并“速开国民会议，解决目前一切重要问题”；凌晨，蒋介石偕李宗仁乘火车抵郑州，冯玉祥扶病亲往迎接，省市团体在车站集会欢迎，蒋介石致词，称：“打倒军阀告一段落，此后国民须一玫努力废除不平等条约。”，次晨蒋、李抵石家庄，阎锡山派方本仁等迎候；国民政府于6月25日特派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为川康边防总指挥，刘通电宣布于是日就职；国民政府审计院正式成立；军事委员会通令各军于是日起停止招兵[4]:3095-3096。
- 7月2日——国民政府委员宋渊源自南京电蒋介石报告祁暄到奉晤张学良谈易帜事，略谓：“汉卿对三民主义不但无反对之意，且甚赞同，惟因对外则有某方（指日本）窥伺，对内则新遭大故，变更太骤，虑生枝节。但须经过一重正式手续，全国一致解决，无妨碍统一之意。”[4]:3096
- 7月3日——蒋介石偕李宗仁抵达北平，凌晨阎锡山在长辛店迎接，与蒋同车赴北平，下午1时蒋介石往碧云寺谒总理灵柩，并在碧云寺对日本东方社记者谈话，谓中国目下第一重要问题，对内为裁兵与财政统一，对外为改订一切不平等条约，又谓东三省问题务希和平解决，深望日本国民予以公正之援助；汪精卫电中国国民党中央五次全体会议，声明道远时迫，不及列席全会，并提出三点意见：一，捐弃个人地位及区域观念，以求中央组织之巩固，政治始能稳定，二、指导民众应以整个的民族利益为前提，痛除阶级间嫌恨之习，三、训政时期，对党外言论应许其自由发挥，以表现人民之要求，以养成民权之基础[4]:3097。
- 7月4日——张学良在沈阳就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职，东三省联合省议会初推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张辞不就，故改推张学良继任；河北省在天津成立；清东陵发生盗掘案，奉军出关后，直鲁残军孙殿英第十四军谭温江师驻东陵，孙殿英亦至，当地土豪高寿光等告以康熙、乾隆、慈禧遗衬均在地宫，殡物甚多，概属宝贵之品，设法挖掘，可以致富，孙遂与谭等密议掘陵办法，是日孙集所部工兵训话，谓昨夕梦见七世祖本端公，泣告生前为顺治帝惨杀，迅为掘陵雪仇，言下作种种惨状，大哭不止，各工兵皆大愤，请立掘坟，旋出布告，称试演迫击炮，军民人等，为安全起见，在陵周围一里以内，禁止通行，7月5日用炸药轰炸地宫，将裕陵、定东陵墓内殡葬珍宝翠玉，价值一万万以上，盗掘一空，历七画夜[4]:3097-3098。
- 7月5日——蒋介石电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主张裁兵救国，称：“今日非裁兵无以救国，非厉行军政财政之统一无以裁兵”，要求与全国人士切实合作裁兵；红军朱德部7月4日由宁冈、永新向遂川转移，是日湘军程泽润、熊震部攻陷宁冈，7月10日陷永新[4]:3098-3099。
- 7月6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在北平香山碧云寺总理灵前举行北伐完成祭告典礼，上午7时蒋、阎、李及中央党部代表吴敬恒、政府委员周震鳞、各集团军总指挥白崇禧等，以及北平特别市市长何成濬、北平政治分会、工商学界代表数百人参加，冯玉祥自保定抵北平赴碧云寺参加大祭，蒋介石主祭，冯、阎、李襄祭，商震宣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祭文及蒋介石祭文，蒋氏祭文回顾总理永诀三年间，党之基础濒于危亡者五次，革命势力几于倾覆者凡十五次，继以八事告总理；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张群等开会讨论裁兵问题，蒋提出国防兵工意见书，冯表赞同，閰、李均主张提交中国国民党五中全会；中国国民党北平政治分会成立，委员阎锡山、陈调元、马福祥、蒋作宾、刘守中、鹿钟麟、白禧宣誓就职，冯玉祥不就委员职，未到，中央党部代表吴敬恒、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蒋介石到会并分别致训词；中国国民党四川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在成都成立；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蒋作宾及委员罗家伦等以北伐告成，军事大定，是日联名通电宣布解职[4]:3099-3100。
- 7月7日——外交部发表宣言，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重订新约，略谓：“国民政府为适合现代形势，增进国际友谊及幸福起见，对于一切不平等条约之废除，及双方平等互惠主权新约之重订，久已视为当务之急，此种意志，迭经宣言在案。”；张学良所派代表王树翰、邢士廉、米春霖、徐祖贻到天津，7月9日蒋介石派张品哲赴天津邀奉方代表到北平，7月10日晨张品哲访王树翰等，表示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决不诉诸武力，旋即同赴北平；新疆政变，省政府主席杨增新出席迪化俄文专修学校毕业典礼，正颁发文凭时，为交涉员兼军事厅长樊耀南狙击毙命，旋樊占据省政府自称省长兼总司令，是晚民政厅长金树仁率部捕樊及同谋者21名，并将樊处决，7月9日各界公举金就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兼总司令；何应钦电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陈述裁兵方案；北京各界在天安门前举行北伐胜利祝捷大会，到200余团体，10余万人[4]:3100-3101。
- 7月8日——下午，阎锡山在北平外交大楼宴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等，军政重要人员120余名出席，蒋、冯发表演说，蒋谓北伐告成，诸同志相聚一堂，无任欢慰，冯则表示“不平等条约尚未废除，旧军阀残余尚未完全消灭，各军裁兵未见实行，余不胜悲痛”；滦州奉军第三、第四方面军向山海关撤退，山海关、滦州之间七县由张宗昌部接防，7月15日第三、四方面军全部退集锦州[4]:3102。
- 7月9日——国民政府明令通缉安福系余孽王揖唐、曾毓隽、吴光新、姚震、汤漪、章士钊、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顾维钧、汤芗铭、王印川12人；追悼国民军1926年南口战役阵亡将士大会在南口举行，蒋介石、李宗仁、鹿钟麟、方振武及工、商、学、农、军、政各界5,000人出席，冯玉祥主祭，何其巩代蒋读祭文，鹿钟麟报告南口战役详情，冯、蒋发表演说[4]:3102-3103。
- 7月10日——蒋介石在北平碧云寺接见张学良代表王树翰等，提出东三省须先行易帜，实行三民主义，余事再请示国民政府；全国财政会议闭幕，宋子文致闭幕词；日本阁议讨论中国事件，须张学良承认日本与张作霖所订之约，然后日本承认张学良之地位；日本陆军省遵照内阁决议，公布撤兵命令，将山东派遣军第3师团预备兵、后备兵7,500名撤回日本国，7月15日第一批日兵1,500人从青岛启程归国，7月18日第二批千余人、马500匹，启程返日[4]:3103-3104。
- 7月1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四八次会议议决：省政府委员与特别市市长不得由一人兼任，何民魂免去南京特别市市长兼职，专任江苏省政府委员，以刘纪文为南京特别市市长；蒙藏委员会在南京成立，白云梯等六委员宣誓就职，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丁超五致训词，白云梯致答词；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后举行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委员毛泽东等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政治局委员向忠发、李立三、蔡和森、周恩来、项英、张国焘、瞿秋白7人，政治局候补委员彭湃、罗登贤等7人，向忠发为总书记，周恩来、蔡和森、项英、彭湃分任组织、宣传、劳动、农民部部长；张学良电蒋介石提议恢复平津交通，全线通车如有不便，请暂先分段开行，如承应允，当即派员来平，面商一切办法[4]:3104-3106。
- 7月12日——吴佩孚因邓锡侯部师长罗泽洲派兵进攻，是日由大竹移住达县[4]:3107。
- 7月13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杨树庄（陈绍宽代）之裁兵方案，即《军事整理案》及《编遣部队之裁遣方法》，在北平签字，该方案规定组织编遣委员会处理编遣事宜，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各集团司令，选择最精锐而立战功者编成50或60师，另在全国组织宪兵20万，维持治安；蒋介石在北平西山碧云寺招待中日新闻界，到中日记者32人，蒋就军事、财政及对奉问题回答记者，略谓：东三省问题并非难于解决，学良如能彻底信仰三民主义，知国家非统一不可，同隶于青天白日旗之下，实大体者，否则，政府亦不对其勉强；李济深、戴季陶抵北平；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攻占湖南酃县，湘军退守茶陵[4]:3107-3108。
- 7月14日——蒋介石在香山双清别墅宴奉天代表邢士廉、米春霖、王树翰、徐祖贻，邢等陈述奉天现状及张学良期望统一之忱，蒋表示赞许，仍主以三民主义统一东北，以自家人办自家事，绝无其他主张；国民政府代表刘光、张同礼抵达沈阳与张学良会商东北易帜问题，刘提出：一、东三省归国民政府节制，二、奉行三民主义，三、改悬青天白日旗，同日并电北平蒋介石，报告抵达沈阳后同张学良会晤情形，略谓：张学良对易帜、撤兵及服从主义，均可办到，但须待解决四事：一、外交方面，请立示机宜，二、党务方面，先派员赴南见习，再行举办党部，三、政治分会问题，望明覆一电，言明由其组织请委，不加干涉，四、对热河军事行动问题，恳暂停止，待三省全局议定，再从长讨论；军事委员会讨论裁兵善后安置问题，何应钦主席，议决被裁军官概送入军官学校肄业，被裁兵士则分别安置各工厂练习；冯玉祥离开北平，7月17日抵新乡，旋电阎锡山对北平“克复未久，秩序大定”表示敬服[4]:3108-3109。
- 7月15日——蒋介石下令肃清关内张宗昌、褚玉璞部直鲁残军，任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兼任滦河方面右路军指挥，方振武为左路总指挥，负责热河军事，陈调元为总预备队总指挥，策应左右两军作战，并限令左右两路主力于7月29日前在指定地点集中，总预备队在宝坻、杨村、三河、顺义集中[4]:3109。
- 7月16日——蒋介石邀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至西山饭店会谈对奉、裁兵及财政三大问题，决定派何成濬、孔繁霨为全权代表，随邢士廉赴奉报聘；奉天代表王树翰、邢士廉、米春霖、徐祖贻会见李宗仁，告以东三省改悬青白旗事，一星期内可实现；张学良访日本总领林久治郎，告以奉方与关内商洽易帜经过及双方所提条件，并征询意见，林氏答称当请示政府，再行奉覆；张学良委孙传芳为东三省军务总指挥，统辖退奉军队[4]:3109-3110。
- 7月17日——蒋介石代表郭同自北平赴奉天，同张学良商东北易帜问题；江苏省政府委员会议决：丹徒县改名镇江县，江苏省政府迁出南京，以镇江为江苏省会；中共湖南省委命令取消湘赣边界军委，另设前敌委员会，以陈毅为前委书记[4]:3110-3111。
- 7月18日——黎元洪灵柩出殡，天津市下半旗，送葬者数万人，商震偕河北省政府委员8人往吊，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各派代表专程抵达天津致吊；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见张学良，要求实行张作霖同南满铁道会社社长山本条太郎商订之《满蒙新五路协定》，张学良答称，皇姑屯之炸弹已将张作霖专车里之所有文件全部毁灭，一切都已无根据，表示“实行困难”；上海日本总领事矢田抵达南京，访王正廷谈判济案，提出惩办济案中国方面肇事者、赔偿经费等五条无理要求作为谈判原则，遭王正廷拒绝，矢田当晚返上海，即电北平日本公使芳泽，报告谈判无结果[4]:3111-3112。
- 7月19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访张学良，为东北易帜事向张学良提出第三次警告；下午4时，张学良在奉天大元帅府召开时局紧急会议，到张作相、张景惠、袁金铠、张焕相、刘尚清、孙传芳、张宗昌等人，协议易帜事，因日本态度强硬，未作决定；汤玉麟在热河通电易帜，表示服从国民政府，奉行三民主义，7月25日汤派代表金鼎臣面见蒋介石，声言服从三民主义，蒋谓如若借此谋取地盘，决不姑容[4]:3112。
- 7月20日——张学良就林久治郎第三次警告偕日本顾问土肥原往访关东军司令官村冈，村冈劝张勿轻率妥协，致东三省卷起新波澜，应保境安民，致力于实现和平，愿予以援助[4]:3113。
- 7月21日——晚，张学良代表王树翰、邢士廉等会晤蒋介石，告以“日本驻奉领事正式用书面劝告：（一）东三省应保境安民；（二）东三省不宜实行三民主义”，蒋指出：“此宜自己觉悟，外人干涉中国内政，勿再为所愚。将来正式与日本交涉时，本诸正义，外交决不失败。”、“应催张学良不可为倭奴恫吓所屈服，当即决然通电表示服从中央，以救东北救中国。”[4]:3114
- 7月22日——张学良以日本阻挠，东北易帜不能如限实行事电告邢士廉，并谓：“国事至此，百念俱灰。一切仍盼就近积极商榷，俾得促成，以慰民望，弟无不赞同也。”；张学良任命翟文选为奉天省省长，常荫槐为黑龙江省省长[4]:3115。
- 7月23日——东北临时保安委员会开成立大会，选举张学良为委员长，袁金铠为副委员长；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何应钦分别兼任第一集团军整理委员会正副委员长，朱绍良为委员[4]:3117。
- 7月24日——蒋介石访李济深、李宗仁，对日本公然阻挠我统一与怂恿直鲁军回据胶东等事表示悲观；国民政府据内政部呈请新疆省乾德城县佐改升县治是日指令照准；东三省原定本日通电易帜，因日本横蛮阻止，张学良深恐发生“第二次济南惨案”，为避免日本武力干涉，乃决定暂缓易帜[4]:3118。
- 7月25日——中美签订关税条约，财政部长宋子文与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在北京签订《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此约由伍朝枢在美国同国务院直接商洽，其约文由华盛顿拍发到北平，由宋子文与马慕瑞签字；蒋介石离开北平返南京，行前委李济深代理总司令留守北平，次日蒋抵达郑州，旋出席郑州民众欢迎大会并发表演说[4]:3119-3121。
- 7月26日——张学良电北平邢士廉等人表示服从国民政府，并愿为蒋介石效力，略谓：“即请转达介公，无论何时，愿对国府服从到底。虽是个人只身，亦甘为介公效力，但目前对外交方面情形，确实重要，谅介公早有成竹。但求对外有圆满办法，东三省一切不成问题也。”[4]:3121-3122
- 7月28日——蒋介石返抵南京，谭延闿、李烈钧、何应钦等至浦口迎接[4]:3122。
- 7月29日——张学良代表王树翰、邢士廉离开北平返奉天，方本仁偕行[4]:3123。
- 8月1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预备会因不足法定人数，改开谈话会，谭延闿主席，决定预备会展期于8月4日召开；冯玉祥、李宗仁由北平抵达南京，阎锡山因胃病发作，于7月30日在顺德下车，谓折返太原治病，并电南京不出席五中全会；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广播无线电台在南京举行开播典礼，正式开始播音[4]:3124-3125。
- 8月3日——蒋介石代表方本仁、白崇禧代表何千里偕王树翰、邢士廉抵达沈阳，参加张作霖丧礼；第三集团军第四师孙楚部于8月2日夜由塘沽进攻北塘，是晨3时占领北塘，直鲁军退汉沽[4]:3126。
- 8月4日——张作霖丧礼在沈阳大元帅府举行[4]:3127。
- 8月5日——蒋介石于8月4日到上海，是日发表文告，要求全体党员团结一心[4]:3127-3128。
- 8月6日——蒋介石电令白崇禧，东征军在北塘、沙流河停止军事行动，按关内直鲁军约五六万人，蒋介石原拟武力解决，后因张学良电请国民政府暂勿进攻，奉方愿承担改编直鲁部，以和平方式解决，故蒋有此电令；蒋介石自上海返南京，出席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并发表讲话[4]:3128。
- 8月7日——张作霖丧礼结束，是日举行出殡，执绋者达万人以上；河南省政府任邓萃英为河南中山大学校长[4]:3129-3130。
- 8月8日——上午8时，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南京中央会议厅举行开幕式，出席中央执委24人，候补执委1人，列席中央监委9人，候补监委1人，谭延闿主席，蒋介石致开幕词[4]:3130。
- 8月9日——张静江、李石曾因对政治分会存废问题持不同意见，退出五中全会，离开南京赴上海[4]:3132。
- 8月10日——全国交通会议在南京开幕，各省市代表120人出席，交通部长王伯群主席并致开幕词；蒋介石致电张静江，望速偕李石曾、吴敬恒即日返回南京参加五中全会，并派陈立夫赴上海敦促；张学良派代表刘哲通知日本特使林权助：“东三省易帜，延期三个月。”[4]:3133。
- 8月11日——白崇禧电李宗仁辞第十一军军长兼职，并建议将所部缩编为一师，以张定璠为师长，编余官兵实行兵工政策或资遣回籍，8月14日李宗仁覆电嘉奖，准如所请[4]:3134。
- 8月12日——蒋介石由南京抵上海，劝张静江、李石曾返南京参加五中全会，张、李表示拒绝，蒋于次日返南京[4]:3134。
- 8月14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召开第四次大会，通过下列各案：一、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应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推定，政治会议议决案应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交国民政府执行，二、各政治分会限本年年底一律裁撤[4]:3135-3136。
- 8月1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二届五中全会举行闭幕式，戴季陶等22人出席，冯玉祥列席；阎锡山改任绥远警备司令李培基代理绥远都统，察区警备司令张会诏护理察哈尔都统[4]:3137-3138。
- 8月16日——王宠惠赴欧美考察司法事竣回国抵达广州[4]:3138。
- 8月17日——杨宇霆访驻奉天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作长谈，希望日本援助；张宗昌吊张作霖丧后回驻滦州，是日在山东龙口与旧部方永昌会商“再图大举”[4]:3139。
- 8月18日——全国交通会议闭幕[4]:3140。
- 8月19日——朱德、毛泽东部红军攻占湖南桂东县城[4]:3140。
- 8月20日——全国禁烟委员会在南京成立，主席张之江；刘湘电蒋介石请明令罢去第六路总指挥职，并愿将第二十一军全体官兵裁遣，在未奉中央明令以前，先实行兵工筑路[4]:3140-3141。
- 8月21日——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八十七次会议，蔡元培请辞大学院院长及代理司法部长等本兼各职，议决慰留；蒋介石下令武力解决盘据冀东之直鲁军；张学良电北平当局报告褚玉璞到奉天，经会同白崇禧代表何千里商定，直鲁军余部分别遣散，克日实行；国民政府任命罗家伦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4]:3141。
- 8月22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开第一五一次全会，议决：照准李石曾辞北平临时政治分会主席职，任命张继为北平临时政治分会主席；白崇禧电南京总司令部报告直鲁主力得某国暗助，与安福余孽勾结，向丰台、宁河增兵，拟由芦台、丰台沿平奉铁路乘虚袭击天津，并遵总部命令，限各军于8月26日前完成攻击准备，布置待令，向芦台、宁河、丰润之敌进攻；张群奉蒋介石命自上海到南京谒见冯玉祥，商中央政务及山东省军事，当晚返上海向蒋报告，次日张群语人，蒋对时局极抱乐观，一切议案均可实行；中国国民党中常会第一六一次会议，蒋介石电称因病请假两星期案，决议：病愈仍盼速回京，不必以两星期为限[4]:3142-3143。
- 8月23日——国民政府派刘书藩为中华民国邮政总办；吴尚、范石生奉鲁涤平、何键急电，指挥所部分三路进攻桂东朱德、毛泽东部红军，激战三画夜，朱、毛率部向宁冈退却，8月26日吴尚陷桂东[4]:3143。
- 8月24日——国民政府任缪培南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四师师长，朱晖日为副师长，王均为陆军第七师师长，金汉鼎为陆军第十二师师长，夏斗寅为陆军第十三师师长；国民政府以陇海铁路督办王正廷另有任用，令免本职，派刘骥为陇海铁路督办；凌晨4时，冯玉祥离开南京回河南，临行前，蒋介石于8月23日自上海派张群晤冯，商洽一切，8月25日冯抵开封[4]:3143。
- 8月26日——国民政府电阎锡山速赴北平，协助白崇禧肃清直鲁军[4]:3145。
- 8月27日——国民政府任命杨树庄等为福建省政府委员，指定杨树庄为主席；白崇禧电告张学良，收编直鲁军军事再展期一周，逾期以武力解决，8月30日张覆电白，谓褚部于世铭、袁振青各军听候改编，唯张宗昌强硬不驯，听候中央解决[4]:3145。
- 8月28日——胡汉民偕许崇智由欧洲回国，是日抵香港；阎锡山委商震兼河北省剿匪司令，升丰玉玺为第四军团总指挥，王靖国为第二军军长，李服膺为第七军军长；何键自长沙赴湘南“督剿”朱德、毛泽东等部红军，湘省清乡督办处获悉，江西红军朱德、毛泽东部与湘南宁远、蓝山、新田、祁阳一带红军周文、陈光保等部联合，图夺取衡阳；济南日军正式换防，日军第3师团长安满策一率司令部全体人员自青岛到济南，当夜第6师团长福田彦助向安满交代防务，安委第5旅团长蜂须贺任济南警备司令，次日福田离开济南赴青岛，第6师团亦撤离济南[4]:3146-3147。
- 8月29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五二次会议议决多项议案，其要案为：改西藏、青海及察、绥、热各特区为省，河北省府迁北平；张学良下令将奉方所捕之中国国民党员全部释放，以示真心服从国民政府[4]:3148。
出生
逝世
- 2月6日——周文雍，共产党员、广州苏维埃政府劳动委员兼赤卫队总指挥，在广州黄花岗赴死[4]:2939。
- 2月8日——李之龙，前国民政府代理海军局长，2月7日由香港到广州，被捕赴死[4]:2947。
- 2月15日——马骏，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赴死[4]:2957。
- 3月20日——夏明翰，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在汉口赴死[4]:2991。
- 3月21日——张绍曾，前北京国务总理，在天津日租界遇剌身死[4]:2993。
- 3月28日——郭亮，中共中央党员、湖北省委书记，在岳阳被捕，是晚在长沙赴死[4]:2998。
- 4月21日——罗亦农，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上海工人三次起义领导人之一，在上海赴死[4]:3024。
- 4月30日——辜鸿铭，北京大学教授，在北京病故[4]:3033。
- 5月1日——向警予，中共湖北省委负责人，在汉口赴死[4]:3035。
- 5月27日——孙岳，河南省政府委员、前国民军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在上海病逝[4]:3064。
- 6月3日——黎元洪，前中华民国总统，在天津病逝，遗电劝各方息兵，并提出济案求外交正义之解决及从速召集国民议会，解决时局纠纷等10项时局主张[4]:3072。
- 6月4日——张作霖，安国军大元帅，在皇姑屯车站遇炸，抬回沈阳大元帅府后于上午10时身亡[4]:3072-3073。
- 6月6日——陈乔年（陈独秀次子），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在上海龙华赴死[4]:3076。
- 8月7日——彭公达（化名杨维策），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在安源开中共湘鄂赣三省联席会议时被捕，是日在长沙赴死[4]:313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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