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希伯伦大屠杀发生在当年8月24日，地点位于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的城市希伯伦。67名犹太人（包括23名大学生）被阿拉伯人杀害，58人受伤，[1]其中，数十人重伤甚至致残。
犹太人的家园被掠夺，犹太会堂被洗劫一空。幸存的435位犹太人大都躲在当地阿拉伯家庭中。暴动后，英国当局疏散所有希伯伦的犹太人。1931年部分犹太人回到当地生活，但在1936-1939年巴勒斯坦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反对犹太人的行动后，英国政府决定迁走所有希伯伦城附近的犹太人，避免爆发另一次屠杀。
1929年希伯伦大屠杀是1929年巴勒斯坦暴动的许多事件之一，暴动中共有133位犹太人及110位阿拉伯人丧生，此暴动也迫使犹太人撤离希伯伦这个他们生活了几世纪的家。[2][3][4][5][6][7][8][9]
背景
希伯伦城在伊斯兰教及犹太教中具有极特殊的意义，它是列祖之坟-麦比拉洞的所在地。1929年人口约有2万左右，大部分是阿拉伯穆斯林；犹太社区约有700人，小部分住在希伯伦市中心，大部分住在市郊。[10][11]犹太社区的组成可分为新移入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和已在此居住几世纪以上的塞法迪犹太人。虽然最早定居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已在此生活大约一个世纪，[12]但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特别是后面遭到屠杀的人，是出生于欧洲和美洲的新移民。[13]
这两个犹太派系各自有独立的学校，到各自的犹太会堂祈祷，并且不通婚。塞法迪犹太人说阿拉伯语，著阿拉伯服饰且良好的与当地融合；反观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他们上正统犹太神学院，维持着“外国人”的方式生活，让阿拉伯人觉得他们非常难相处且对他们有许多的误解。[14]
1917年贝尔福宣言，让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及犹太社区间的紧张情势更升温。[15]穆斯林对犹太人的敌意在贝尔福宣言后转而针对反犹太复国主义。[16]
虽然台面下情势紧张，但大致上希伯伦的穆斯林及犹太人仍维持着几世纪以来的和平关系，[17]1920年和1921年在其它区域发生的暴动对希伯伦的犹太人都没有影响。[18]
1929年8月中旬，数百名犹太复国主义者游行到位于耶路撒冷的西墙，高举著犹太国旗并喊着口号，西墙我们的。[12]激进份子开始散播对犹太人不利的谣言，像是犹太青年攻击阿拉伯人、诅咒穆罕默德等不实传言。[19][20]隔天，煽动情绪的布道将数百名穆斯林聚集在西墙，燃烧犹太祈祷书并打伤害神职人员 。这场暴动很快蔓延到城里的犹太商业区，[21][22]8月17日，一名犹太青年被刀刺死。[23]当局未能平息暴动。8月23日，犹太人将攻击阿克萨清真寺的谣言四处传播，被煽动的阿拉伯人开始攻击耶路撒冷旧城的犹太人。当天的第一起命案发生在犹太区梅阿谢阿里姆，两三个阿拉伯人路过该区的时候被杀。[24]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屠杀阿拉伯人的谣言在晚上来到了希伯伦。[10]Hillel Cohen将阿拉伯人的死栽赃给一个犹太警察。
前哈加纳成员，巴鲁克凯汀克（Baruch Katinke）表示：“当时，上级要我们派10到12个战士去保护希伯伦的犹太人。”8月20日半夜，一组人马前往希伯伦会见犹太社区领袖-以利以谢丹斯洛宁（Eliezer Dan Slonim）。凯汀克说：“斯洛宁坚持他们不需要任何保护，因为他与当地阿拉伯人的关系非常良好，并且他相信a'yan（阿拉伯名人）会保护犹太人，哈加纳的出现反而会被阿拉伯人视为一种挑衅。”哈加纳小组的到来很快就被警方发现，警司雷蒙卡费拉塔（Raymond Cafferata）[25]命令他们回去耶路撒冷。小组留了两个人在斯洛宁家，但隔天他们也被斯洛宁要求回去耶路撒冷。[26]
希伯伦的警察部队由巴勒斯坦警察队的警司卡费拉塔（Raymond Cafferata）指挥，部队由2名阿拉伯官员和40名警察组成，其中只有一个人是犹太人，部队成员大部分较为年长且体能状况不佳。卡费拉塔在事后表示，他是城里唯一驻扎的英国官员，而且他要求的增援迟迟未到，在这种条件下要控制住情势是不可能的。
24日上午，当地一群阿拉伯武装分子前往耶路撒冷支援，使希伯伦警方大大松了一口气；然而，同时间大量的农民却从附近村庄涌入希伯伦。[27]
暴动来袭之前
8月23日星期五下午，在听到耶路撒冷暴动的报导后，700多名阿拉伯人聚集在市中心的巴士站准备前往耶路撒冷。警司卡费拉塔试图安抚他们预防势态恶化，并要求英国当局增援到希伯伦。[12]拉比雅各优素斯洛宁（Yaakov Yosef Slonim）在犹太人被用石块攻击之后要求警方保护，卡费拉塔随即安排了一个巡逻队到犹太区，并指示犹太人留在家里，他则试图驱散人群。[12]
在下午4:00左右，石头开始砸进犹太人的家。希伯伦神学院被攻击，一个学生被暴民攻击并刺死。同时在大楼里还有另一名司事，他因为躲在井里而逃过一劫。几个小时后卡费拉塔试着要求当地乡长（mukhtar）维持秩序，但他们告诉他，穆夫提（伊斯兰教法说明官）要他们对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屠杀阿拉伯人的事件采取报复行动，不然会被罚钱。卡费拉塔要他们回到各自的村子，当晚上他在办公室过夜以备动乱发生。[12]
进攻
8月24日星期六上午约8点30分，一大群手持棍棒、斧头和刀的阿拉伯人在街头发起第一波针对犹太人住处[10]的攻击，先被锁定的是在大马路旁的犹太大房子。暴徒闯进房子，两个小男孩当场毙命，卡费拉塔在现场下令向暴民开枪，并亲手枪杀两名攻击的阿拉伯人。[10]尽管有些暴民被驱散，剩下的仍设法冲出封锁线，喊着“冲进犹太区!”援军没有及时赶到，这情势是无法收拾的原因。[12]
许多幸存者听到阿拉伯人威胁要“瓜分”犹太女人；阿拉伯人告诉他们的犹太邻居“今天会是场大屠杀”。早上还一起喝茶的阿拉伯邻居朋友，到了下午却成了刽子手。[28]
生还者Aharon Reuven Bernzweig说，“早上8点左右，我们听到了尖叫声，阿拉伯人开始闯入犹太人的家。惨叫声划破天空。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一户杀过一户，杀死房子里每一个人，惨叫声非常可怕。人们哭着求助，但我们能做什么？”
在第一个受害者的消息传出不久后，40人躲到以利以谢丹斯洛宁（Eliezer Dan Slonim）家。他是希伯伦拉比的儿子，同时是市议会成员及盎格鲁-巴勒斯坦银行的董事，与英国和阿拉伯人有非常良好的关系，避难者相信斯洛宁家是安全的。暴徒说，只要斯洛宁交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神学院学生，他们可以放过塞法迪犹太人。斯洛宁拒绝，并说：“我们都是一家人”，于是他与妻子及4岁的儿子立刻被枪杀。[29]
现在的希伯来记者认为，暴徒是针对犹太复国主义来进行屠杀。四分之五的受害者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即使有些已经与当地有很深渊源；还有十几个塞法迪犹太人和马格里布犹太人也被杀害。[28]一个瘸腿的药师，就算已经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服务了40几年，他和他的家人一样被打死；女儿被强奸后杀害，妻子的手被砍断。[12]
大屠杀后，卡费拉塔的证词：
尖叫声从房间传出来，我穿过通道走了过去，看到一个阿拉伯人用刀在砍孩子的头，他已经打死那孩子了，想进一步把头砍下来。他试图攻击我但是失手了，他几乎贴到我的枪口，我朝他的下腹开了一枪。在他背后有个满身是血的犹太女人与一个男人，我认出那男人是雅法来的阿拉伯警员，他拿着一把匕首站在女人的尸体旁边。看到我以后他跑进一个房间，试图把我关在门外，并用阿拉伯语喊着，“长官，我是警察啊！”……我进入房间并向他开枪。[12][30][31]
拉比雅各约瑟夫斯洛宁（Jacob Joseph Slonim）是希伯伦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首席拉比。有个阿拉伯熟人告诉他暴民即将去攻击学校，他寻求区民政事务官阿杜拉卡度的保护，但事务官拒绝见他。在街上的攻击事件发生后，他转向警察局长求助，但警司卡费拉塔拒绝帮忙，并告诉他：“这是犹太人应得的，谁叫你们是所有麻烦的源头。”隔天早上，斯洛宁再次要求区民政事务官采取预防措施，但他们说，“没什么好担心的，有大量的警力在待命。去安抚犹太居民吧。“两个小时后，被煽动的暴徒开始闯入犹太人的家并大喊“杀死犹太人”。大屠杀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在人都死光了警方才开始采取行动，警察对空鸣枪后立即驱散了人群。而斯洛宁被一个友善的阿拉伯人所救。 [32]
这次攻击伴随着破坏和掠夺。一个为阿拉伯人提供治疗的犹太医院，遭到袭击和洗劫。许多犹太会堂被破坏和亵渎。[33]据一个陈述指出，以金银装饰的妥拉卷轴在犹太会堂里被洗劫一空，一些非常古老的珍贵手稿从拉比犹大毕柏斯图书馆（library of Rabbi Judah Bibas）[34]中被偷走。这个建于1852年的图书馆，被部分破坏及烧毁。[35]一个拉比从起火的会堂中抢救出许多妥拉卷轴，但最后死于严重烧伤。[36]
约有二十几的阿拉伯家庭将犹太人藏在自己家中。[37]
Aharon Reuven Bernzweig提到，一个名为Haj Eissa El Kourdieh的阿拉伯人坚持要犹太人躲在他家的地窖，一共救了33个犹太人。在地窖里，他们带着无比的恐惧等待着风波平息，担心外面那些杀人凶手会听到小孩子的哭声。从地窖里，他们听到外面高喊着“今天是献给穆罕默德的圣日，不杀犹太人的人就是罪人。”暴民叫着嚣指责他们庇护犹太人，但一些阿拉伯妇女不畏恐惧，在外站岗对抗暴徒。[38]Yonah Molchadsky在地下室避难的时候生产，她说当暴徒要求阿拉伯人交出他们藏的犹太人，屋主告诉他们“我们已经杀死所有犹太人”，暴徒这才离开。[39]Abu Id Zaitoun一家救了Zmira Mani和其他犹太人，他们让犹太人躲在地窖，并拿刀抵抗暴民。后来警察安全地护送他们到在Beit Romano的派出所。[40]
二分之三犹太社区约435位犹太人在这次暴动中存活下来。报导指出生还者大都躲在阿拉伯人的家，约有130位躲在郊区Beit Romano的英国警察派出所。[38]以色列历史学家班尼莫利斯对阿拉伯家庭的保护是大多数犹太人生还的主因这点表示异议，他写着：“事实上，大多数人能生还是因为英国警方的介入，而且犹太人一直奋力抵抗攻击。但阿拉伯人的确救了几个家庭。”[41]
在秩序恢复后，上百个犹太人聚集在英国派出所长达三天，没有水、食物也被禁止打电话。后来，所有的幸存者被疏散到耶路撒冷。
屠杀之后
一共有67位犹太人和9位阿拉伯人死亡。[42]丧生的67位犹太人中，59位在暴乱中死亡，8位伤重不治。其中包含了十几个妇女和3个5岁以下的孩子。[10]51名犹太罹难者是出生于巴勒斯坦以外的移民。[13]24位罹难者是希伯伦神学院的学生。57罹难者的遗体被集体葬在阿拉伯的坟墓，没有举行犹太教的葬礼。大多数被杀害的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12人是塞法迪犹太人。伤者有58位，49位重伤，17位轻伤，其中包括许多妇女及小孩。[38]希伯伦的犹太人写信给高级指挥官，描述这次事件中犹太人受到的虐待、肢解和强暴。[43]大屠杀后18天，犹太领袖要求将尸体挖出来相验，确认是否有故意肢解的状况。[44]但在20具尸体已被挖出又重新安葬之后，他们决定停止调查，尸体在下葬前已经暴露两天，要确定他们在大屠杀期间或之后被肢解几乎是不可能的了。[45][46]
英国当局成立调查委员会Shaw Commission来调查1929年巴勒斯坦暴动。以下是它对希伯伦大屠杀的描述：
"8月24日上午大约9点钟，阿拉伯人对希伯伦犹太区进行猛烈攻击，犹太区外的犹太人居所也被包围。超过60位犹太人罹难，50人以上受伤，其中不乏妇女与小孩。这次攻击还有蓄意破坏和掠夺，称他们为野蛮人也不为过。犹太会堂被亵渎，为阿拉伯人提供治疗的犹太医院也遭攻击和洗劫。而警司卡拉费塔展现了过人的勇气，一个英国警官防止这场暴动演变成更大规模的犹太人屠杀。"[33]
11月7日调查委员会在耶路撒冷举行，警司卡费拉塔出席作证。根据泰晤士报的报导，卡费拉塔在调查委员会上表示，“在英国的支援警力到来之前，要保护医院里的犹太人和肃静街道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人口2万的希伯伦城里唯一一个英国警官”。[47]
9月1日，Sir John Chancellor谴责：
“这些嗜血的恶人犯下的残酷暴行……杀害手无寸铁的犹太人……这是无法言喻的野蛮行为。”
Sheik Taleb Markah被指控为希伯伦屠杀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之一。[48]判决时，法官表示证据无法证明被告指使阿拉伯人谋杀希伯伦的犹太人，但能证明他曾策使攻击耶路撒冷的犹太人。[49]他被判处罚金与两年徒刑。[49]在拉比雅各斯洛宁（Rabbi Jacob Slonim）的家杀死24个犹太人的4个阿拉伯人，其中2位被判处死刑。[50]
共有195阿拉伯人和34位犹太人因为1929年的巴勒斯坦暴动被判有罪。17个阿拉伯人和2个犹太人被处绞刑，但这些人后来被改判徒刑，不过已经有3个阿拉伯人被处决。[51]22个阿拉伯村庄和城市社区被处以钜额罚款。[51]希伯伦征收的罚款为14,000英镑。[52]失去家人或财产的幸存者一共获得约200,000镑赔偿。[51]
一些希伯伦的阿拉伯人，包括商会主席 Ahmad Rashid al-Hirbawi，希望犹太人能回来。[53]想回去希伯伦的犹太人向犹太事务局争取更多资金，但事务局不同意重建犹太人与阿拉伯人混住的社区，而希望在希伯伦建立一个纯犹太区。[54]
1931年春天，160位犹太人随着拉比 Chaim Bagaio 回到希伯伦，在1936年动乱时，为了以防万一，他们再次离开了，只剩已在此定居八代的牧场主人 Yaakov Ben Shalomn Ezra 一家没有走。不过在1947年，也就是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前夕，牧场主人一家还是不得不撤离 。[55]
大屠杀后，希伯伦神学院迁往耶路撒冷。[12]
在1967年六日战争时， 以色列拿下约旦河西岸地区后占领了希伯伦。居民担心以色列士兵会报复1929年的事件，所以他们举白旗投降并交出武器。[56]随后，以色列在希伯伦建立定居点，并成立希伯伦犹太社区委员会做为市政机构。今天，约有500-800名以色列人住在希伯伦旧城区，大多数犹太人不住在市区，而是附近的小镇Kiryat Arba。20％的希伯伦归以色列控制，以色列军方负责保护居民，剩下的为巴勒斯坦国控制。
一些幸存者的后代表示，若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能和平共处，他们仍希望能回到当年的家。1996年，包括7个斯洛宁家族成员的37位前希伯伦犹太人后代，发表声明来否认新希伯伦犹太人。他们写到，“这些新住民用着外来者的生活方式在此生活，完全无视于旧希伯伦犹太人花了几世代创造的文化、和平还有在这城市中对不同人及信仰的了解。”[57]其他幸存者及后代则支持希伯伦的新犹太社区。[58]
1999年的纪录片
一位幸存者的女儿Noit Gevas，发现她的祖母Zemira Mani（希伯伦的塞法迪犹太人首席拉比Eliyahu Mani的女儿）写了一篇描述大屠杀的文章，并在1929年刊登于《国土报》。Gevas与她的丈夫从Sefer Hebron（"希伯伦之书"）的名单找到13位幸存者来做见证，并于1999年Gevas发表纪录片。本来他们只打算记录一个阿拉伯家庭如何从其他阿拉伯人手中救了Gevas母亲的故事，但最后这部纪录片也成了对大屠杀暴行的描述。这些幸存者（其中大部分已不住在以色列）有些已选择原谅，有些仍无法忘记伤痛。
在《我在希伯伦看到的》（What I Saw in Hebron）[59]影片中，幸存者（现在已经很老了）说大屠杀前的希伯伦是被葡萄园环绕的天堂，赛法迪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像在田园般惬意的和平共存。他们对已经在当地立足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也非常友善，直到耶路撒冷穆夫提的追随者和阿拉伯人的穆斯林-基督徒协会地方分会挑起阿拉伯人的愤怒情绪。
Gevas的父亲说，他的阿姨曾告诉他，从农村涌进的阿拉伯人基本上只想杀新来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阿姨还说有一个与别不同的犹太社区，居民戴streimel；他们不像已在此扎根的塞法迪犹太人，塞法迪犹太人讲阿拉伯语也打扮的像阿拉伯人。[60]
Mani一家是被阿拉伯邻居Abu 'Id Zeitun所救，Abu 'Id Zeitun说当年他让犹太人躲藏的是他爸爸的家，现在这个房子已经被以色列国防军没收，变成幼稚园。[60]
结果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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