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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汪精卫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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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39年8月28日至30日在上海極司菲爾路76號秘密召開,由汪精衛等從國民黨中分化出來的投日和親日派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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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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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日派《南京新報》對國民黨六大的報導

各地投日派240餘人出席了會議。會議推汪精衛為臨時主席,周佛海為主席團主席,褚民誼、梅思平、丁默邨、陶希聖、高宗武、陳璧君等為副主席,梅思平為秘書長,羅君強、陳春圃為副秘書長。汪精衛擔任大會臨時主席,作了有關時局的政治報告[1]

會議首先通過了《整理黨務案》,規定「整理黨務」的八項辦法,指自1939年1月1日以後,重慶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中央監察委員會均已喪失行使職權之自由,所有一切決議及命令全部失效;又改組國民黨中央黨務機構和各級地方黨部和特別黨部,修正國民黨黨章,廢除總裁制,實行主席制,設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一人,代行黨章第四章所規定總理之職權。大會通過兩件臨時動議,決定重慶國民政府的所有一切決議及命令完全無效,又推選汪精衛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大會根據「和平反共建國」宗旨,通過了《修訂中國國民黨政綱案》、《決定以反共的基本國策案》、《根本調整中、日關係並儘速恢復邦交案》、《關於授權中央政治委員會案》、《關於儘速召集國民大會實施憲政案》等提案,並發表《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會議還提出廢除一黨專政,授權汪精衛與黨外人士組織中央政治委員會(主要針對南京維新政府北平臨時政府兩個親日派政權),準備「還都南京」,並以「反共」為基本國策,「根本調整中日關係,迅速恢復國交」「迅速召集國民大會,實施憲政」[2][3]

除第五屆中央執監委員、候補委員,均由本屆大會推選繼任原職外,並由本屆大會增選中央執行委員38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20人、中央監察委員26人、候補中央監察委員16人,等等。會議推選汪精衛為國民黨中央主席,並由汪精衛提名選舉產生了中央執行、監察委員及其常務委員[1][4]

在其通過的 《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申明中國承認日本的「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的三原則,並指日本「已放棄侵略主義,欲與中國謀合於正義之和平,吾人不可不以全力謀其原則之實現。主張自今而後」,當易「抗戰建國」之口號為「和平建國」,以反共為「和平建國」之必要工作[5][6][7]。這次大會,全面制定了汪記中國國民黨的方針,為此後在南京建立新的親日派國民政府中央政權作了準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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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六屆一中全會

汪記中國國民黨六屆一中全會於1939年9月5日在上海舉行,出席會議的有其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共59人。汪精衛任大會主席,並作國際局勢及黨務政治情況報告。大會決定成立中央黨部,汪精衛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選舉陳公博、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陶希聖、高宗武、焦瑩等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陳璧君、顧忠琛、褚民誼等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褚民誼為秘書長,陳春圃、羅君強為副秘書長;梅思平為組織部長,戴英夫、周化人為副部長;陶希聖為宣傳部部長,林柏生、朱朴為副部長;丁默邨為社會部部長,汪曼雲、顧繼武為副部長;周佛海為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兼特務委員會主任委員,丁默邨、李士群為特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特務委員會設特工總指揮部和肅清委員會,丁默邨為特工總部主任,李士群、 唐惠民為副主任;肅清委員會由周佛海兼主任,丁默邨、李士群兼副主任。大會還由褚民誼致電重慶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進行勸降,聲稱近衛三原則不妨害中國的獨立自主,「和抗戰的目的一致」,「應毅然決然打開僵局,從速結束戰爭」,並呼籲重慶的國民黨本此觀念推派代表到上海「共商國是」,遭到渝方拒絕。這次會議為南京國民政府之後的成立進一步奠定基礎[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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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39年9月爆發。汪記中國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在1940年3月12日-15日在上海召開。首日舉行開幕式及預備會議,第二日由主席匯報半年來的外交政治,之後由組織、宣傳、社會各部分別報告半年以來的黨務工作,並審查提案,第三日繼續討論外交、政治、黨政等提案,最後舉行閉幕式[9]

中國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

汪記中國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在1940年12月15日-17日在南京召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汪精衛致開幕詞《新時代的使命》,宣稱三中全會最重大的使命是「繼續努力實現和平」,實施憲政。以三民主義而言,本着民族主義大亞洲主義「來與東亞的友邦合作」,本着民權主義來「實施憲政」,本着民生主義來「解決民生問題,復興國家經濟」。會議決定成立黨務、政治、軍事、教育四個委員會,並指定徐蘇中、陳群、鮑文樾、樊仲云為各委員會主任委員,羅君強、陳耀祖、劉郁芬、陳如閔分別為副主任委員。會議決定增加繆斌、何佩瑤、石星川、陳浮木、袁殊、夏奇峰、孔憲鏗為中央執行委員,張克昌、李凱臣為候補執行委員;李謳一為監察委員,廖家楠為候補監察委員[1][10]

三中全會最後發表宣言,稱對中日基本關係條約,當以「誠心毅力,期其實踐」,並在今後對外與日本滿洲國「結成軸心」,與德國意大利增進「親善關係」,對內以「確立治安與改善經濟生活」為最重要的政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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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

汪記中國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在1941年11月9日至11日在南京舉行,即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國民黨中央執委會主席汪精衛主持會議並致開幕詞,聲稱要掃除「和平統一」的障礙。汪指對於和平統一的工作,雖然盡了種種努力,而和平統一至今還未能全能完成,雖然與日本簽訂了基本關係條約,但全面和平並未實現,因此要「擴大和平的基礎,擴大統一的基礎」,要在最短期間「做到全面和平,做到全面統一」[1][12]

會議重點討論了開展「新國民運動」的問題。四中全會會議宣言中提出開展「新國民運動」的口號,宣稱運動就是使人人認定「和平反共建國」為中國唯一出路,要集合人力物力,以促進全面和平的實現[13]

中國國民黨六屆五中全會

1943年1月9日,南京國民政府向英國、美國正式宣戰。汪記中國國民黨六屆五中全會在1943年1月14日至15日在南京舉行。國民黨中央執委會主席汪精衛主持會議,並在會上發表講話,聲稱南京國民政府宣布對英美處於戰爭狀態是自主的決定,而日本交還租界,撤廢治外法權,並非一種交換條件。汪又要求與會人員以「新國民運動」的精神,負起「大東亞戰爭」的重任[1][14]

五中全會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南京政權的參戰問題,並對戰時的文化、經濟、宣傳、青訓等詳盡的討論,作出重要決議。規定國民黨中央各部今後的工作重心是「動員全部工作同志努力協助大東亞戰爭」,增加生產,保障治安。五中全會發表的宣言稱「參加大東亞戰爭,實為當然之步驟,亦即最後之決心,吾黨同志,應犧牲一切,以貢獻於大東亞戰爭」[15]

會後,周佛海發表《關於中國參戰問題的釋疑》的廣播講話,聲稱參戰是自動的參戰,要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以全力完成最後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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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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