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苏共

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简称“九评”或“九评苏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的九篇评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7月14日《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的社论^[1][2][3]。“九评苏共”是中苏论战的一部分，也将中苏论战推向顶点^[1][2][3][4]。“九评”由1963年2月成立的“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执笔，由组长康生主持起草（一说是副组长吴冷西领头^[5]），经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认可后，最终交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审定^{[3][4][5][6][7]}。有学者认为，“九评”和中苏论战是导致此后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发动的重要原因之一^[3][8][9]；还有学者认为，“九评苏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3][10]。

历史背景

中苏交恶

参见：中苏交恶

1953年3月5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11]。1956年2月，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面否定斯大林，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三和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思想）^[12][13][14]。同年4月5日，中国共产党方面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讨论斯大林、个人崇拜等问题^[2]。 11月11日，时任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发表演讲，提出要反斯大林主义、反斯大林主义分子^[1]。12月29日，中共方面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讨论匈牙利事件，以及苏联、苏共、斯大林的评价等问题^[2]。毛泽东等中共高层对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等做法感到不满^{[15][16][17][18][19]}。1958年起，中苏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导致关系恶化的事件^[19][20][21]。

社会主义阵营分裂

1960年6月，乔治乌-德治（前左）和赫鲁晓夫（前右）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

1960年4月，中共方面发表三篇文章《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1][2][22]。1960年6月，苏共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向中共代表团提交信件、反驳这三篇文章的观点，并组织“围攻”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同时抨击中国的“大跃进”等政策，中苏论战公开化、中苏两党关系公开破裂^{[1][4][22][23][24]}。1960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第一次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暴露了中苏两党之间的严重分歧^[24]。

1962年11月初至1963年1月下旬，保加利亚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意大利共产党、东德统一社会党分别在各自的党代表大会上批评中共^[1]。1962年12月至1963年1月，中共中央派出了以伍修权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东欧四国共产党召开的党代会，但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团与苏联东欧国家的代表团都发生了争论^[4]。期间，12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批判时任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及其“结构改革”^[25]。历史学家沈志华认为，毛泽东此前的核战言论惊吓了一些东欧国家的领导人，导致很多东欧国家不再跟着中国走，他们认为毛泽东提出的政策太具冒险性、太具战斗性^[26][27][28]。

另一方面，在所有苏东集团国家以及蒙古之中，阿尔巴尼亚是唯一支持中方的国家，以霍查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支持中共的立场，反对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共的做法、指责苏共搞修正主义，以致1961年“苏阿决裂”^{[29][20][30][31]}。而在东亚、南亚地区，日本共产党一度支持中共立场^[32]、直至1966年文革前后中共日共关系破裂^[33]，朝鲜、北越则在中国和苏联之间“脚踏两只船”^[20]；其中朝鲜在1962年10月与中国签订《中朝边界条约》、索要回长白山白头峰和天池的部分领土后，才开始向中国靠拢^[20]。

事件经过

1963年2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康生任组长、吴冷西为副组长，实际由邓小平领导^[3][4][6][7]。3月30日，中共中央收到苏共中央来信^[34][35]。4月3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定发动对苏共中央的全面批判，4月4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苏共中央来信，公开了双方分歧^[35]。6月14日，中共中央致信苏共中央，标题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6月17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此信^[35]。值得注意的是，5月，时任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曾亲自率团访问中国，参与了文章的修改和讨论^[20]。

1963年7月21日，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从苏联回国，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的5000余人到机场迎接^[36][37]。

1963年7月6日至20日，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中苏两党会谈^[5][36]。会谈期间，7月14日苏共中央在《真理报》上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主要就国际共运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对此前中共发表的文章《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进行了全面的反驳与回击^[5][36]。中苏两党一共举行了九次会谈，但双方分歧较大并发生了激烈争论，谈判最终破裂，没有取得任何结果^[5][36][37]。

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了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即“九评苏共”，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1][2][36]。“九评”的文章均出自此前成立的“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之手，国际关系研究所参与起草^[38]，经邓小平认可后，交由毛泽东最终审定^[3][5][6][7]。“九评”将中苏论战推向顶点和高潮^[4]，而与此同时，苏共也发表文章进行还击^[2]。有学者认为，“九评”和中苏论战是导致文化大革命发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文革的舆论准备^[3][8][9]；其中，第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提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十五条，并引了一段毛泽东1963年5月7日的一段批示，成为文化大革命理论（继续革命论）的思想根源^[8]。

1964年10月16日，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就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1月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率团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欲试探苏共中央对华政策是否会有改变^[36][39][40]。当时《十评》也有定稿，但由于赫鲁晓夫下台而没有发表^[36]，《红旗》和《人民日报》转而发表了《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41]，为中苏论战画上了句号^[9]。

“九评”内容

这九篇评论分别如下^[1][2][36]：

• 一评发表于1963年9月6日：《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 二评发表于1963年9月13日：《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 三评发表于1963年9月26日：《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 四评发表于1963年10月22日：《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 五评发表于1963年11月19日：《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 六评发表于1963年12月12日：《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 七评发表于1964年2月4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 八评发表于1964年3月31日：《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 九评发表于1964年7月14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事件评价

• 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称：“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42]
• 1989年5月，邓小平在中苏关系恢复正常后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 一九六三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43]
• 2006年3月，美国之音发表文章认为，“后来中共和苏共公开决裂，双方从内部争论发展到公开论战，最后导致国际共运的分裂和瓦解。回顾起来，整个苏东共产主义集团的垮台，当年中苏两党公开论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有些党史研究人员甚至说，中共的九评是国际共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10]

参见

• 中苏关系
• 中苏交恶
• 九评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