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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防空识别区
中華民國的防空識別區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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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防空识别区一般认为是1950年代初，与日本、大韩民国和菲律宾的防空识别区一同由美国方面（在日美军[a]）划定[1][2][3]。2013年时，时任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先后叙述，中华民国防空识别区于1952年由中华民国政府公布[4]，或1953年由中华民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共同协商制定[2]。范围覆盖台澎金马、大陈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的浙江、江西、福建三省部分和广东省极小部分[b]，以及日本与那国岛附近的日本领空[1]。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东海防空识别区[5]:53、日本防空识别区部分重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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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此条目的主题不是台北飞航情报区。
除途经此处的俄罗斯（苏联）[c]、美国[9]军机外。近年来，中华民国军方日常应对的、进入台湾海峡中线以东防空识别区的军机主要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代中共建政初期，中华民国空军长期掌握中国大陆东南地区乃至华东地区的制空权，此后逐渐丧失[10]:14。1999年时，解放军军机大举出海，中华民国在美国的要求下，中华民国空军的活动范围被限缩在台湾海峡中线以东，从此之后，两岸的空中势力范围，就由中国大陆海岸线退到海峡中线[11][12]。2010年以来，中华民国政府部门虽在相关事宜上坚持中华民国防空识别区的完整[1]，公开图示仍包括海峡中线以西的防空识别区，但对该区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机活动存在自然忽略的情况[d][e]。中华民国国军透过日常监控，知晓海峡中线以西的解放军战机状况，只要不接近防空识别区的预警区，就仅监控[f]。
有数位中华民国作者表示，目前在中华民国法律体系中，中华民国防空识别区尚无法源依据，未有明确法律授权[5]:56[15]: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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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区相关
除中华民国防空识别区的名称外，中华民国方面称之为“台湾防空识别区”[17]或“台湾空域”[18]。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虽出于不承认中华民国为国家政权的政治习惯[g]，但亦有使用“台湾防空识别区”这一称谓[7]:32，以及“台湾地区防空识别区”[19][8]:16。
防空识别区的西南部分，称为西南防空识别区[17]。而中华民国国防部在2020年10月的公开报告中，则以含义不同的中英文名称称呼该空域，中文为“我西南空域”，英文为则是“Taiwan’s southwestern ADIZ”[20]。中华民国外交部新闻稿称为“台湾西南部空域”[18]。
具体的制定者和时间，有不同说法。
2010年5月[21]，中华民国外交部回应日本政府知会的新闻稿中，指中华民国防空识别区为“美军占领琉球期间所划定”，“美军[a]以纵贯“与那国岛”上空之东经123度线作为台日间ADIZ界线，该线以东属日本空域，以西属台湾空域，该界线一直沿用迄今。”日本政府“拟将“与那国岛”西侧12浬日本领空线外加2浬缓冲区”作为中华民国防空识别区和日本防空识别区新的交界线。这一提议，被中华民国外交部以“事涉我国主权及空域防空识别区完整”，予以拒绝[1]。
2013年12月11日，时任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接见美国在台协会（AIT）主席薄瑞光时表示，中华民国政府在1952年公布防空识别区，2004年后，陈水扁政府缩小范围[4]。但马英九未提及具体范围。12月26日，马英九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指中华民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协商于1953年划定防空识别区[2]。
最初，由于中华民国防空识别区与日本、韩国和菲律宾防空识别区同样均是在美方主导下一同划定，双方是密合的[2]。目前，中华民国防空识别区东北部分，即台湾海峡中线以东部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东海防空识别区重叠约2.3万平方公里[5]:53。全部重叠区域为6.7万平方公里[22][13]。在日本与那国岛附近，与日本防空识别区重叠[6]。
防空识别区为五边形，可视为四条经纬线组成的缺少右下角的长方形。除中华民国外交部提及的东经123度线外[1]，内政部警政署下属机构[23]和外界一般认为，另外三条经纬线分别是北纬21度线、北纬29度线、东经117.3度线[24][11][6]。与国际民航组织在1953年划定的台北飞航情报区重叠。1955年台北飞航情报区东扩至东经124度线。目前，两者的西南北界仍是重合的[25]:90。
包括唐湘龙[24]、张诚[6]等人，台海两岸的作者一般认为，美军选择缺少右下角，是为减少对日本和东南亚之间（第一岛链）美军航线的飞行影响[26][11][7]:32，有减轻中华民国防空识别工作量的意图[6]。另外，国立清华大学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黄居正指出，中华民国防空识别区选择履盖到江西省境内是为配合美国搜集情报要求的说法“无法得到证实[15]:71”。
在实务和学术研究中，存在自然忽略海峡中线以西防空识别区的状况[d][e][h]。在此背景下，2018年4月的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会议上，立委王定宇与国防部副部长张冠群、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刘任远对答时，曾指出中华民国军方所宣称的“共机没有进到中华民国防空识别区”的说法存在“荒谬性”[14]:139—142。
中华民国内政部警政署民防指挥管制所网站[23]和其他作者[25]:90提供的中华民国防空识别区界线交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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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法律中，中华民国交通部制定的《飞航规则（民国103年12月31日修正）》对防空识别区做出相关规范。第2条第79款“防空识别区：指经特别指定范围之空域，于该空域内之航空器除应遵循飞航服务相关规定外，并应符合特殊识别及（或）报告程序。”第19条“航空器进入或飞航于防空识别区时，应遵守防空识别规定。[27]”然无明确法条使中华民国防空识别区获得法律授权[5]:56[15]:71。
中华民国法律条文中的关于航空器的禁止性规定实与台北飞航情报区及其限制区域相关。中华民国国防部、交通部于1970年6月发布实行[28]，2001年9月废止的《台北飞航情报区中外航空器飞航申请处理及管制办法》。在台北飞航情报区完全履盖中华民国防空识别区、包括海峡中线以西区域的情况下，除中华民国军用航空器外，进入该区域的航空器均需获得批准、接受管制。该法第9条要求“中国（中华民国）空军得派机拦截”违规航空器[29]。现行法律法规中，《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大陆船舶、民用航空器及其他运输工具，非经主管机关许可，不得进入台湾地区限制或禁止水域、台北飞航情报区限制区域。前项限制或禁止水域及限制区域，由国防部公告之。”1992年9月，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制定《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施行细则》，第二章行政第四十一条规定“大陆民用航空器未经许可进入台北飞航情报区限制区域者，执行空防任务机关依下列规定处置”，分为四类不同的限制区，可采取拦截及辨证、驱离、开枪示警、引导降落、强制驱离、严密监视戒备以及逼其降落等措施。同时，“台湾、澎湖海岸线三十浬以外之区域”仅能“实施拦截及辨证后，驱离或引导降落”。在海峡中线以西的金门、马祖、东引、乌坵等外岛限制区域内，仅能“实施辨证，并严密监视戒备。必要时，应予示警、强制驱离或逼其降落。”两类限制区域均不包含“开枪示警”措施[30]。
国立清华大学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黄居正在2014年的文章，指中华民国与美国缔结《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后，即已配合国防法规建立中华民国防空识别区的说法，以及防空识别区“目前是否继续运作，都无法得到证实[15]:71。”国防大学政战学院政治研究所博士候选人罗正南在2019年的文章指应由交通部民航局公告防空识别区坐标，具体不详[5]:56。内政部警政署下属机构网站公布“台湾防空识别区”的座标包括了海峡中线以西区域。要求“任何飞达或飞经台湾防空识别区之航空，于五十浬前应有请求飞航报告，五浬前应直接报告查证，请求进入。五十浬前应有请求飞航报告，五浬前应直接报告查证，请求进入”[23]。但其定义与台北飞航情报区混淆，亦未提及具体法律依据。目前，台北飞航情报区在海峡中线以西区域实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上海飞行情报区管理。
罗正南文章指出，“我国防空识别区之划设，并无法源依据，主管机关亦未有明确法律授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和加拿大相比在国内法基础上仍有不足，中华民国方面有必要针对防空识别区之划设、座标及管制措施立法，并明确律定主管机关”[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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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英九执政的2010年5月，中华民国外交部处理日本政府企图变更中华民国和日本防空识别区分界线的知会时表示，“中华民国政府基于本案事涉我国主权及空域（防空识别区）完整”，予以拒绝[1]。2013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划定与中华民国防空识别区重叠的东海防空识别区，并涉及多方主张主权的钓鱼台。对此，在野的民主进步党主席苏贞昌表示“防空识别区是国防主权与国防安全最重要的界线。”“不能对国防安全被侵害而不展现意志，这样不但会被人家看不起，还会被侵门踏户”要求总统马英九和马英九政府强硬以对[31]。12月，总统马英九接受采访表示，防空识别区并无主权的涵义，亦从军事实际出发，对是否向东扩大防空别识区、纳入钓鱼台提出意见，“所以我认为大家可能误解，认为这是主张宣布领土（领空）主权，其实并非如此”[i]。此前9月，中华民国空军退役中将李贵发撰文指，防空识别区是各国基于本国国家安全需求单方面划定防空识别区，不属于国际法定义的主权范畴[32]。2014年9月，执政党国民党官方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高级助理研究员吴铭彦于撰文指，“说大陆军机闯我防空识别区是一种‘侵门踏户’、‘对我主权严重挑衅’的行为，恐怕言过其实，并不公允，实故意混淆‘防空识别区’与‘领空’之不同，”别国防空识别区被外国军机闯入时，通常不视为对该国主权的侵犯[33]。
蔡英文执政时期，中华民国政府官员[34]和总统蔡英文[j]将入侵防空识别区军演，视为对国家主权的挑衅、侵扰，也是在刻意制造灰色地带冲突（grey zone conflicts）。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军机进入台湾海峡中线以东的防空识别区，主要是西南防空识别区（西南空域）时[17]，中华民国国防部称之为“挑衅、侵扰[37]”、“侵门踏户[38]”，中华民国外交部称之为“公然入侵其他区域成员国的防空识别区[18]”。执政的民主进步党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然入侵”本国防空识别区，“呼吁不分朝野党派应与国人共同站在一起，捍卫国家主权。[39]”后又正告“中共当局”，“台海领空及领海，都是台湾不容妥协的主权范围，绝不是中国解放军的练兵场[40]”。202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飞行员在该区域飞行时，以“例行训练”回应国军的广播驱离[k]。
辅仁大学法律学院的范圣孟在博士论文中认为，虽然防空识别区是为空域预警及敌我识别而设的区域，但不等同于领空，无主权意涵。飞行器享有飞行自由。未经通报、不明身份的飞行器进入防空识别区后，主权方虽可伴飞和监视，但在进入主权方领空前，主权方无权采取干扰、拦截、射击、击落[42]或迫降[8]:18等强制性措施，更禁止对民用飞行器使用武器[42]。国防大学中校教官林士毓观点与之相反，在中华民国防空识别区与国际民航组织划定的台北飞航情报区大致重叠、林士毓自动忽略台湾海峡中线以西防空识别区的情况下[h]，林认为“依我国航空相关管制法令及国际民航组织协议，外国航空器必须接受飞航管制，否则可以行使拦截、驱离或迫降[43]:66”等强制措施[l]。
中国大陆《环球飞行》杂志作者南青云认为，中华民国政府部门和社会舆论对进入台湾海峡中线以东中华民国防空识别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军机有强烈抵触，称为“入侵”[8]:18。南青云对中华民国方面的“入侵”定性亦有所质疑。2010年1月28日，俄罗斯Tu-95战略轰炸机进入中华民国防空识别区，被中华民国（台湾）媒体定性为“入侵”。他/她指媒体“如果不是出于故意炒作就是缺乏基本常识”[8]:18。
国民党籍立委吴斯怀于2020年2月向行政院提出书面质询，对于国防部多次公布军机对峙，认为造成人民无端紧张必要，应避免狼来了效应。3月11日，吴斯怀再度发出书面质询，指出绕台究竟是经过台湾‘周边空域’还是‘侵犯领空’相差极大，不论美军或共机经（绕）过台湾周边空域，“法理上并不能算是对我国有显著的挑衅意味”，要国防部不要误导[44]。国防部于3月21日发布新闻稿回应，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军机在“我周边海空域进行四次‘针对性’训练，绝非仅‘绕经或无害通过’周边海、空域，都是‘挑衅’、‘威胁’的具体事证”[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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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现状
1953年，中华民国政府重返国际民航组织。同年，国际民航组织划定与中华民国防空识别区北西南三边重合、后东扩一个经度的台北飞航情报区。1950年代，在美国和中华民国军事实力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下。中华民国政府“关闭”台湾海峡，掌握整个中国东南地区及华南地区的制空权，并进出中国大陆本土进行轰炸、扫射、侦察等任务。新华社公布的数据，仅1954年初至1958年6月期间，国军对东南沿海要地和军事设施轰炸、扫射达400多次，侦察飞机达3100架次[10]:14。1958年初，解放军空军、海军航空兵方才进驻福建。当年，双方空军展开一系空战。虽然中国大陆方面有观点宣称于1958年，解放军取得东南地区的制空权[47]，但双方空战持续至1960年代[m]。解放军海军在1974年突破中华民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封锁，1976年突破第一岛链。但解放军空军则长期被限缩于中国大陆本土之上，军机不得出海，军机出海就被中华民国方面视为挑衅[12]。
1972年，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与中华民国断交。双方因此在于1974年4月至1975年8月间断航。1974年4月21日下午4时起，日本飞机正式被禁止进入台北飞航情报区与中华民国防空识别区。断航之初，参谋总长赖名汤与民航局长毛瀛初曾商讨，预备派机拦截飞经此空域的日本飞机[48]。
苏联军机飞行海参崴至越南金兰湾航线，即所谓的“东京急行”，途经台湾东部海域的中华民国防空识别区时，中华民国军机则“起飞监控一路随同”[2]或拦截。这也是其它沿途国家对待苏联军机的常规作法[8]:17—18。
进入1990年代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实力持续增强。1995年与1996年的台湾海峡导弹危机中，解放军已有藉演习出海的纪录，1999年两国论危机发生，解放军军机大举出海，甚至直冲海峡中线，引发高度紧张。中华民国在美国的要求下，中华民国空军的活动范围被限缩在海峡中线以东，从此之后，两岸的空中势力范围，就由中国大陆海岸线退到海峡中线，中华民国丧失海峡中线以西空域的控制权[11]。中华民国空军对东南沿海地区的侦巡亦在1990年代末结束[12]。
2010年1月28日，一架俄罗斯Tu-95战略轰炸机短暂的进入中华民国防空识别区，引发“台湾空防是否疏漏”的疑虑。实际上，与苏联类似，俄罗斯军机在2007年恢复[8]:16—17飞行库页岛或海参崴至越南航线[7]:33，而途经中华民国防空别区的东南部分，是为常见现象。美国军机亦通过此空域飞行菲律宾。美俄军机亦或反方向，飞进东海[9]。
2011年至2013年10月，台南IDF战机升空拦截进入中华民国防空识别区东南部分的不明军机为30架次。2013年1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东海军情升高，台南IDF战机升空次数增加至160架次。“经目视识别美、俄军机都有，主要仍是俄军TU-95、美军P-3C、EP-3C”[9]。同月下旬，中华民国军方对立委说明中，提及两岸防空识别区重迭区域面积为6.7万平方公里[22]。12月2日，立法院关于东海防空识别区的专案报告中，中华民国军方提及的两岸防空识别区重迭区域面积从6.7万平方公里降至2.3万平方公里，引发立委是否自我限缩的质疑[13]。同时，立委建议军方派军机前往中华民国防空识别区的R8空军训练区进行实弹炸射，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显示“中华民国不吃这一套”。时任中华民国国防部部长的严明说，眼下为避免无谓升高事端，反应上不需要这么激烈[22]。2日晚间，中华民国国防部表示，两岸防空识别区在海峡中线以东重迭面积为2.3万平方公里，“国军训练正常操演，没因大陆作为而有所退让”[13]。同月11日，时任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表示中国大陆所公布的防空识别区，跟1952年所公布的防空识别区，一共有两万三千平方公里的重叠，2004年以前的防空识别区比现在大，当时是民进党政府执政，把航空识别区缩小到目前的规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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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起，解放军开始不定期绕台湾岛巡航。2020年时，解放军军机时常绕过海峡中线南端，进入西南空域[17]。中华民国国防部公开报告显示，中华民国空军应以“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广播驱离、防空导弹追监”进行应对[20]。
2020年9月18日，解放军否认海峡中线的存在。10月7日5时许，进入海峡中线以东空域飞行的解放军飞行员在广播回应中，自称为“例行训练”，要求中华民国空军不要干扰“我正常行动”[17]。7日上午，中华民国国防部部长严德发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报告并备询时表示，“今年初到目前为止，共253架次共机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其中202架次共机侵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此外，今年迄今共有49架次共机逾越台湾海峡中线……为1990年以来最高的数目。”而“为拦截监侦共军侵扰，今年截至目前止，海空军耗费成本约新台币312亿元。据统计，所耗费成本已占2020年度国防预算3580亿元[49]]的8.7%”[17]。对于民进党籍立委赵天麟询问当日解放军飞行员相关事宜，严德发表示“台湾视其为挑衅、侵扰，国军都有相关程序，希望共军有所节制。”[37]
10月，中华民国海军前舰长吕礼诗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中国主要目的，是要否定台湾周边海域，造成一种台海内海化的事实……为了要慢慢营造这个事实，先要否定海峡中线，完全不承认台湾划定的防空识别区，借由否定过去惯例，压缩台湾空域[41]。’”而前海基会董事长洪奇昌在6月的撰文则指，“中共解放军动作频频，既是针对我国，但更着眼于北京的亚太区域战略布局。我政府与社会必须审慎应对，但媒体与论者也不宜因此宣传恐慌。”同时，他指出解放军军机“自台湾北部经宫古海峡或自台湾南部经巴士海峡穿越第一岛链进入西太平洋菲律宾海海域的行动”都必然经过海峡中线以东的中华民国防空识别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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