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风暴北京救港传言

亚洲金融风暴北京救港，指亚洲金融风暴期间，香港股市受到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机者狙击，香港特区政府依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通称北京政府）帮助成功阻止索罗斯等的行动。^[1][2]一说事实是香港政府自行以外汇基金之财政储备及外汇储备稳定股票市场及联系汇率^{[3][4][5][6][7]}。

背景

1997年7月，英国殖民政府“光荣撤退”，留下843亿美元香港官方储备，包括外汇基金及土地基金信托^[8]。

亚洲金融风暴始于1997年，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机者、对冲基金看准亚洲多地的经济泡沫，通过冲击各地股票、期货市场、货币汇价，从中获利。该年10月，金融风暴开始蔓延至当时主权移交只有三个月的香港，香港联系汇率制度成为攻击目标，香港特区政府与国际投机者持续角力多月。联系汇率乃货币发行局制度，以百分百外汇储备保证，自动在汇市以美元大量承接港元沽盘，理论上不会被攻破，但过程会令港元利息飙升，市场缺乏资金，争相减低杠杆，风险胃纳大降，从而令股楼资产价格暴跌，大鳄目的乃获利于沽空股票及其期货。至1998年8月，港府采取新策略，动用外汇基金代管之财政储备入市，在股市以港元大量承接蓝筹股沽盘，共斥资约1180亿港元（约占当时外汇基金资产18%），又狂买恒指期货。^[9][10]此一做法最终成功击退国际投机者，后以持仓发行盈富基金获利离场。

但有违香港政府承自港英时代一贯奉行的不干预原则、自由市场原则。^[9]当时香港主理此事的官员为财政司长曾荫权、金管局总裁任志刚、财经事务局局长许仕仁，俱在港英时代已长期任职于公务员体系。^[11][12]

各方说法

香港击退索罗斯主要依靠中共中央提供巨额资金一说，可见于2010年代起中国大陆股评人^[3]及亲中商人^[13]的论述。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期间，中国全国政协委员高彦明在香港报章刊登广告，提到中央政府于1998年“调拨巨额资金到香港，彻底打败了索罗斯”^[14][15]，类似说法亦从本地亲中群体传播开来^[1]，引起关注及讨论。^[5]香港涌现不少反驳声音，如《明报》专栏作家李晓佳批评高彦明篡改历史^[7]、一些香港独力出钱救市的论证^[1][6]。

在1998年3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表示：“万一特区需要中央帮助，只要提出要求，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它的联系汇率制度。”^[4]，朱镕基此言被认为是中国大陆民众误以为中央政府曾斥巨资援助香港的主要原因之一。^[3]然而，其后并没有特区政府求援，或中央政府提供实质金钱协助的消息。事实上朱镕基同时亦说过：“去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10月份香港也发生了股灾。但由于香港经济结构比较完善，经济实力较强，有98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特区政府领导有方，采取措施得力，已经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显示他认同香港的独立处理能力。^[6]当时曾荫权、任志刚对入市一事所发表的言论，均未提及来自中国大陆的协助或中央政府在此事上的的角色。^[5][16]当时担任任志刚副手、后来继任其职位的陈德霖，在此事被热烈讨论的2019年9月忆述时，也同样未提及中国大陆，只谓少数金管局及财经事务局官员，与大型证券商负责人机密行事。^[17][14]

在决策主导权上，有中国大陆传媒曾声称香港官员作出决策前曾请示中共中央。^[18]但据该时期出任香港特首的董建华（商界出身）忆述，他当时只是询问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中央需否派员到香港协助，钱其琛则以有违一国两制为由反对。^[19]而财政司长曾荫权亦曾忆述，他当时是在特区政府内部自行决定入市后才通知中央政府，事前并不知道上司董建华曾找钱其琛。^[20]香港高官们的说法显然强调此事属于香港内部事务及香港政府在决策上的独立性。^{[原创研究？]}

2017至2022年间出任香港特首的林郑月娥，任内曾在演讲中提及中央政府多次出手援助香港，包括亚洲金融危机期间。^[4]香港亲中政治人物谭惠珠（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在2020年香港电台节目《香港家书》表示“98年股灾时中央出手帮助香港救市”。^[21]

从经济实力角度分析的反驳则指出，当时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与香港相若^[3]，因此并无法大力援助香港。而事实上，据当时金管局的报告，当时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约为1341亿美元，是除日本外第二大外汇储备国，香港储备约为965亿美元，为第三大^[22]。亦有网民以1998年香港向广东省政府提供约23亿港元免息贷款兴建东深供水工程的东莞桥头镇直达深圳水库封闭管道^[23]、1999年广东国际信托破产（中共史上最大宗国有企业破产）时东江水业务注入粤海投资等事为例，指出当时中国大陆经济实力仍未足以支援香港。^[24]

有些观点则指出当时中央政府的一些举动具有间接作用。在2009年一些中国大陆传媒的报道中仍未有中央提供巨额资金之说^[18]，但提出了中央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亦有非中国大陆学者认同这点对当时各地经济形势有正面作用^[25]）、派遣两名人民银行副行长赴港要求中资机构支持港府救市^[4][11][18]，就算反驳中央救港说的网媒亦认同中央之举有助维持信心^[1]，陈德霖在忆述中亦指朱镕基讲话带来信心^[9]；中国大陆传媒报道亦提到曾荫权等官员破例入市干预的做法会面临极大舆论压力，这点如配合港府请示中央一说则可视为有助减轻心理压力^[18]，但按曾荫权事前未有请示的说法则变得没有关系。此外，曾荫权亦在1998年香港年报指出，相比其他亚洲地区，中国大陆在该次金融危机所受的打击较微，因此其市场有助于香港经济的复苏^[16]。

专栏作家陈景祥认为香港不仅独立应付了该次金融危机，其处理方式比同时期中国大陆应付股市危机的做法更为成熟，成为学习对象。^[6]

影响

该传言让一些中国大陆民众认为自回归以来，香港每次出现经济危机都是依赖中央政府救亡。^[3]而香港民众在亚洲金融风暴的经历上却普遍存有港府自救的认知，中港矛盾因而加深。^{[来源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