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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中的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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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春夏之交，中华人民共和国爆发全国性抗议运动，史称六四事件或八九民运，中国官方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期间作为即将于1999年回归中国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也爆发了声援北京和全国示威者、学生的抗议、悼念、游行、罢工、集会及其他政治表达行为。这些活动多由学生、市民等群体发起，也包括澳门的亲建制派团体，并随着全国范围内的抗议局势演变而变化。
胡耀邦逝世引发澳门各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与改革的广泛关注，学生、市民、社团及宗教团体通过游行、静坐、募捐、公开信及报刊社论表达对北京学运的支持。6月3日至4日北京清场事件后，澳门爆发大规模抗议，有20万人参与游行，多个团体号召罢工、罢市、罢课，强烈谴责武力镇压[1]。期间，全国人大澳门区代表马万祺的言行引发争议，加剧社会对民主与前途的讨论。这些抗议不仅反映了澳门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声援，也推动了本地公民意识的觉醒，对澳门民主派政治文化及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产生影响[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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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4月15日，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在北京去世，引发了广泛悼念。澳门各界迅速表达哀悼。新华社澳门分社社长周鼎称胡耀邦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澳门日报》社长李成俊、中国澳区人大代表、时任立法会副主席何厚铧（后澳门特区首任特首）及澳门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崔德祺等知名人士均公开悼念。新华社澳门分社随后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哀悼，并于4月22日在分社设立灵堂，供各界人士悼念。
与此同时，《澳门日报》连续三天（4月18至20日）刊登陈树荣的特稿《胡耀邦会见港澳记者追记》，回顾胡耀邦与港澳记者的互动。4月22日，《澳门日报》发表社论《深切悼念卓越的胡耀邦》，表达对胡耀邦的崇敬。《市民日报》有人认为胡耀邦逝世不会影响港澳事务。香港镜报董事长徐四民谈论港澳民主前景时则认为港澳民主前景离不开中国政治民主开放。
胡耀邦死后，北京学生发起悼念活动，逐渐演变为要求民主、人权及反腐的学运。澳门社会对此密切关注。4月25日，澳门街坊联合总会青年工作部部长梁庆求公开支持北京学生的行动，认为其诉求要求民主、人权、打倒官倒等，理性且正当。4月27日，文戈在《市民日报》发表专栏文章《北京学运使人关注》，呼吁关注学运的发展。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表达对学运的强硬态度，但澳门舆论仍以支持学运为主。4月29日，东亚大学学生致函《市民日报》，公开支持北京学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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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5月3日，东亚大学学生成立“关注北京学运小组”，并于5月4日发起校园签名活动，收集829名学生签名，占全校55%，并在校内主办剪报的图片展览和签名运动[4]。同日，该小组乘坐免费巴士从氹仔到市区，组织120名学生在中区游行，并向新华社澳门分社递交致国务院的公开信，声援北京学运[5]。此外，澳门各界在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活动中融入对北京学运的支持，例如澳门中华学生联合总会举办的讲座中，有人呼吁加强公民教育；“关注北京学运小组”借用望厦牧民中心举办“五四反思”夜”[4]，吸引约250人讨论民主议题，后成为年度活动[6]。会议从五四运动谈到北京的学运，又进一步探讨澳门回归后的民主政治制度改革。此后澳门多次声援中国示威的游行抗议，都是这场研讨会的发起者组织领导的，一部分人士亦认为他们将会是澳门民主派未来的基础[7]。澳门居港居民也在香港遮打花园参与港人的声援集会[8]。
5月7日，《市民日报》评论批评澳门新闻工作者协会对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沉默，表达对新闻自由的支持。5月8日，该协会最终致电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支持中国新闻界争取新闻自由的立场。5月13日，北京高校学生发起绝食请愿，澳门社会的声援行动进入高潮。5月16日，澳门中华教育会发表公开信支持北京学运，并启动签名和募捐活动，亦有新闻从业员发起签名。同日，澳门中华教育会发出致中共中央公开信，支持北京学生和中国新闻工作者，并开始进行收集签名和捐款等活动。
5月17日，东亚大学师生环市游行，随后在新华社澳门分社外静坐、募捐及签名，直至5月21日结束。澳门中华学生联合总会、北大澳门校友会及澳门暨大校友会等团体相继发表声明支持学运及母校学生。澳门工会联合总会两次致电中央，促请与学生对话并妥善解决问题，又促请学生“珍惜生命，冷静地处理问题”。大专毕业人士协会前往新华社澳门分社声援东大静坐学生，向新华社交一封给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信件，同时也致信北高联表示支持。
5月18日，澳门声援中国学运联委会正式成立，计划于5月20日举行民主大游行。新华社澳门分社对静坐学生表示同情，提供电话和茶水，社长周鼎多次慰问。胡厚诚和曾伟贤观看标语[9]。市民亦向东亚大学学生赠送饮料和食品。东亚大学校长薛寿生亦表态，指北京学生“值得国人骄傲”。东大教师协会、东大学生关注北京学运小组、东大毕业同学会筹委会二十名代表亦向新华社澳门分社交联合声明。
舆论方面，《澳门日报》刊登多篇支持学运的文章，如毛可忍的《从东大学生声援北京学生谈起谁来关注澳门的腐败现象》》及陈炜恒的《“新五四”宣言》充满热血》，呼吁关注澳门的民主与腐败问题。夏耘的社论《救救爱国的绝食学生》表达对北京学生的关切。林昶（富权）则撰文《今日将是中央“功”与“罪”的分界》，强调事件的历史意义。市民积极参与捐款支持学运。
随着北京学运进入高潮，澳门社会各界以空前的热情参与声援行动。从大规模游行、募捐签名到公开信与社论，澳门市民、学生、社团及宗教团体表示对北京学生的支持。同时，随着北京局势紧张，澳门舆论开始关注学运对本地经济及未来的影响。
5月19日，澳门各界对北京学生的绝食行动表达深切关切。全国人大澳门区代表赵汝能、马万祺、何厚铧等人联名急电北京，呼吁避免事件恶化并要求学生停止绝食。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中华总商会、澳门成人教育协会、社工人员协会、义务工作者协会、社区发展研究社、社会福利协会、澳门华侨大学校友会等团体亦分别致电中央，要求与学生真诚对话以结束绝食。濠江中学、旅游娱乐有限公司职工联谊会、时任东亚大学校长的薛寿生等前往新华社澳门分社外慰问静坐的东亚大学学生。薛寿生表示这场街头抗议活动展现了“民主的意义”。也有澳门大学生站在亚马留雕像前示威，高叫“请救救学生！”的口号[5]。澳门中华教育会宣布会继续募集捐款，会长毕漪汶宣布捐款将于22日由澳门学生代表送往北京[5]，学生组织也愿意通过亲中派社团的渠道为北京示威者捐款。工程师学会发表公开信支持学运。当天市民累计捐款达20万澳门币。同日，广州八成港澳学生参与当天广州的大游行。
5月20日，北京宣布颁布戒严令，但澳门声援行动未受影响。当天澳门气象台悬挂第二高的九号风球台风白兰黛，但澳门声援中国学运联委会发起的“救命救国救中华”大游行仍吸引2万人参加，包括何思谦、吴荣恪。朝阳学会动员会员参与，游行人士冒雨高呼支持民主，有人叫出“中国没有民主，澳门就没有未来”的口号，游行持续两个半小时[5]。澳门青年牧民中心、活流出版社及在葡萄牙留学的澳门学生发表宣言支持学运，在澳门访问的广州晓角剧社两名青年演员亦参与静坐抗议。《澳门日报》发表社论《“我们来得晚了......”》表达对学运的共鸣，媒体人林昶则批评当局将中国推向深渊。李鹏讲话后，中华教育会的立场一度表现得迟疑，宣布延期去北京递交澳门各界的捐款，并静候局势发展再决定，这一做法引起东大学生组织的不满，并声明要求该会退回早前移交的21万元捐款，表示要自行去北京转交[7]。
5月21日，有东亚大学学生到报社前焚烧《澳门日报》，抗议其未报道“打倒李鹏”的口号。报馆一名职员同学生争论，并将焚烧的铁桶移开报社门口，引起百多名学生和围观者不满，造成场面混乱。其后，报馆经理出来调解，并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事件经过十多分钟平息。东亚大学学运关注小组在当日结束在新华社门外的静坐，并表示累计筹款37万余元，获6,000多个签名[7]。澳门中华学生联合总会、澳门中华教育会等团体联名急电全国人大，要求禁止镇压并罢免李鹏，并呼吁各校的同学把有关北京的消息告知在中国的亲友。学生亦向澳区人大赵汝能递交信件，要求呈交全国人大，提出抗议要求。澳门归侨总会亦致电中央，呼吁避免暴力。天主教澳门教区青年牧民中心举办“从北京学运看中澳的未来”研讨会，约200人讨论学运与澳中关系的未来，邀请刘羡冰、聂国瑞、吴国昌、李炳时主讲。有讲者强调学运关乎国家存亡，澳门居民应大力支持。《澳门日报》、《市民日报》亦呼吁理性解决危机[9]。中华总商会青年委员会亦在澳门日报登载“中国无民主，澳门无前途”的支持广告。
当时澳门各次的大游行，大多数在大三巴牌坊或附近出发，有些在工人球场出发，途经塔石、新桥、沙梨头、新马路，最后到达当时位于新马路的新华社澳门分社。有一些游行路线还有经过祐汉、高士德、台山、筷子基、青洲等地[9]。
“联委会”于5月20日首次组织了第一次游行,认为如在短期内再次组织游行,可能会令群众产生厌倦情绪,亦对市面交通造成不便。但受了首次组织游行就得了成功,以及香港五二一百万人大游行的鼓舞,在得知各大亲中社团决定于23日亦举行大游行之后,“联委会”临时又决定于22下午五时举行第二次游行,抢在亲中社团之前,并将游行队伍带到接壤中澳边境的关闸。这一举动令到某些亲中社团的领袖颇为不满，“联委会”则在当日游行之前,派出几位负责人出席了亲中社团召集的游行筹备会议,还号召属下团体成员参加23日亲中社团组织的大游行。有评论认为，尽管运动期间澳门多次游行的组织者此前都没有经验，但游行一次办得比一次好，证明民主派的雏形有一定的领导和组织能力。同时北京的局势也使得传统亲中派社团团结起来，乃至和新兴民主派达成共识或合作。在文革中，邓小平复出之后仍然跟风坚持“批邓”的中华教育会，也改变了“盲目拥护中央”的做法，在澳门牵头发起募捐和声明[7]。
5月22日，40个澳门民主派社团凌晨在赵斑斓文化艺术馆召开紧急会议，组织民主大游行。对于23日发起全澳门罢工,罢市及罢课半天的决定，亲中社团表示反对，认为对北京政权起不到制裁作用，反而会对澳门经济社会产生影响，这一临时动议最后经过讨论后暂时取消。当天游行吸引5万市民参加。参与者包括东亚大学教职员、立法委员、工人及市民。亲中澳门工会联合总会亦号召工人参与，并急电人大促开会解决问题。示威者下午5时开始在大三巴举行集会、唱歌及叫口号，游行经过市政厅,分成东西两路,围绕澳门作环岛大游行。东路经高园街、市坟马路、荷兰园大马路、高士德马路、俾利喇街、慕拉士大马路、黑沙环，西路经卖草地、板樟堂 、新马路、巴泰打尔古街、沙梨头海边街 、提督马路、白朗古将军马路、筷子基利乐场、青州大马路。游行队伍将整条新马路挤满。游行队伍沿途拉起横额,唱歌及高呼“打倒李鹏”,“结束老人政治”及“新闻自由”等口号。沿途有很多市民围观及拍手支持。澳门警方为游行队伍开路,截停汽车让游行队伍通过[10]。两路游行队伍游行至拱北关闸，于六时半在巴波沙大马路汇合，到与珠海市拱北只有一道铁丝网之隔的关闸警察球场，随即召开大会。大会发言人在会上宣读了宣言,要求中国政府不要以武力镇压学生,要求全国人大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北京局势。示威者又对着珠海方向高呼声援学运和“打倒邓李杨反人民集团”的口号,引来几千珠海市民涌到禁区前观看。拱北关闸的边防军亦到增援，监视边界动静[7][11]。当天，一群文学工作者及澳门促进会发表声明支持学运。可口可乐汽水厂宣布捐款1万元支持学运。在游行中，一名二十多岁姓郑的青年因大唱反调高叫“李鹏万岁”，被打伤眼[9]。
当天下午，澳门中华总商会在会址举行第十三次会董会议，要求撤销戒严、解除新闻封锁。澳门中华学生联合总会在会址举行执委会，动员参与次日（23日）游行。《市民日报》批评李鹏“严重践踏中共的“三大作风””。亲中澳门日报的工作者亦发表声明，要求结束言论审查[5]。著名港澳博彩业商人何鸿燊则在公开场合表示，相信学运会于数日内和平结束，“相信军队有良知，不会以武力对付人民”，并以戏言会开出20赔1的赌盘预测“三、四天内和平解决”[12][13]。
5月23日，亲中派澳门中华教育会发起“澳门各界支持北京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大游行”，逾10万人参加，包括70多个社团、新华社及中旅社员工，创下澳门历史规模之最，超过澳门总人口的五分之一[9]。下午三时在南湾工人体育场，示威者高喊“民主万岁”和“打倒李鹏”的口号，有人将李鹏的头像画在一个黑色的泡沫娃娃上，邓小平则被画成正在和一只狗玩桥牌[5]。游行经过澳门主要街道，影响澳门的交通。然后到澳门新华社门外,递交了一封公开信,要求转交北京,强烈抗议李鹏的五一九讲话,反对军管和新闻封锁。代表要求立即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罢免李鹏。随后,转回工人球场进行集会,由于人数太多,部分团体在场外,由大会负责人带领高呼口号，之后散会,整个过程历时四个小时[14][15]。同日，学生募捐获10万澳门币。当天广州的“粤港澳环市大游行”吸引60万人，呼喊“反对新闻封锁”“李鹏下台”等口号，包括广州暨南大学的绝大部分港澳学生。
澳门总督文礼治赞赏澳门市民的行动，指“澳门居民主要为华人，对中国的民主运动产生积极反应是自然的。葡国在澳门长达四个世纪的影响，带来了与亚洲其他地区不同的民主的经验”[16]。澳门主教林家骏则称学运影响澳门前途，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危机的办法是民主，“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对澳门非常不利”。何鸿燊则认为中国当局“不宽容”、“令人失望”，并表示这种态度“对澳门的未来构成了决定性威胁”，“学生的要求是合理的，我认为没有理由不接受”，认为中国人民对民主的追求挡不住，不应以武力镇压人民[5][13][12]。在葡留学的澳门学生及台山一中校友会声援学运。澳门音乐教师、业余填词人黄均鎏改编歌曲《危城告急》表达支持[17]。报刊社评继续质疑军队进京的决定。
5月24日，在葡澳门留学生向中国驻葡大使馆递交意见书，《市民日报》刊登在中国参与学运的学生感谢澳门声援的信函。港澳人士继续在报刊刊登紧急呼吁广告，出口商会会长吴荣恪则警告学运打击投资信心。5月25日凌晨，百余辆夜班的士在综艺馆集合，举行环市大游行[9]。《澳门日报》社论期望人大妥善处理学运，《市民日报》则认为如果中国政府不健全，“还将会出现新李鹏”。
5月26日，天主教林家骏主教主持守夜祈祷，警告学运受挫将影响澳门信心。澳门声援中国学运联委会举办座谈会探讨学运。澳门中华教育会与北京学生联系捐款事宜。《澳门日报》社论呼吁要平等对话不要诉诸武力。5月27日，澳门工会联合总会再次急电中央，基督教会为中国民运举行祈祷会，澳门中华教育会会议当中认为，学运是民主爱国运动，“绝不能进行秋后算账”。《澳门日报》认为《北京解除戒严是时候了》。天安门静坐指挥部决定举行“全球华人大游行”,“联委会”的组织者在电视新闻节目中得知这一消息后，于当晚召集会议发动游行响应。
5月28日，5万澳门市民参与联委会举办的大三巴集会，响应当日举行的全球华人大游行。集会由上午9时开始,“联委会”发起人李炳时和吴国昌,分别在集会上作了《北京学运的回顾及意义》和《中国民主与澳门前途》的专题发言，随后十多名与会者随后上台自由发言,发言者包括有基本法草委、立法会议员、学生及市民。11时集会结束,随即开始了市内大游行,并于下午一时左右返回牌坊再度集会,高呼要求民主自由的口号,合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8][19][20][21]。澳门话剧界成立关注民运联会，基督教会举办禁食祈祷会。三名东亚大学学生代表抵京，向天安门学生递交由中华教育会和东大学生关注北京学运小组筹得的37万余元捐款，以及1.2万多澳门中华教育会收集的签名[22]。
5月29日，何厚铧称学运对基本法制定不会有坏影响，张鑫善则认为学运会影响澳门地产的市道，并拖慢澳门整体经济发展。同日，倡议澳门民主运动的人权与出版组织民主青年团成立。还有人组成“大陆军队现役退役军人自由民主支队”[7]。《华侨日报》报道，何鸿燊与商界人士讨论北京局势影响，表示看淡股市楼市，会暂缓在港澳投资，并盼当局尽快公布解决方案，但强调“只要改革开放不变，港澳长远仍有前途，其他地区无可比拟”[12][13]。《市民日报》继续批评《共产党权力高于一切》。5月30日，澳门关注学运研讨会吸引百人参与，区宗杰预测中国政局影响澳门的经济放缓，地产证券亦会受压力。5月31日， 基督教牧同工会在晚上举行反思祈祷。在葡就读的中国留学生向中国大使馆递交抗议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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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6月1日，东亚大学余振认为中国局势仍然混乱，中国政府如果作出整肃，打击面将会尽量缩窄。林昶在《市民日报》社评批评澳门政界的“风派”人物（文革用语，是文革后喻指没有自己立场、不坚持独立思考、谁的势力大就为谁卖命）。6月2日，继续有人通过社评警告北京“文革”幽灵。澳门日报则认为北京当局“傲慢愚昧”，并指这种态度“几乎使中国统一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努力化为泡影”[5]。
6月3日，北京传出了军人开始入城并使用了催泪弹的消息,澳门中华教育会赴京慰问团报告目击军警施放催泪弹，到深夜又传出了军队开枪镇压的消息,“联委会”当即于当夜11时透过电台发出了晚上12时举行游行筹备会议的消息。6月3日晚，东亚大学学生在新华社澳门分社外静坐抗议，声援中国学运联委会发表声明要求停止镇压并召开人大，同时号召次日游行。澳门前几次的游行由于事前已有传媒有所报导,市民得以提前知悉并参加。当夜开完会决定游行时已是6月4日凌晨二时,各中文报章亦过了截稿时间,在记者和编辑的努力下仍能赶及报导,当时为星期日,报章出版时间距游行时间只有八个小时[7]。亲中社团工联总会、街坊总会等得知联委会游行安排后，亦透过电台号召属下会员积极参加六四游行[7]。
北京戒严部队武装清场，使澳门社会从震惊转向愤怒。6月4日，澳门各界组织大规模抗议行动，举办“紧急关注北京局势大会”，决议全澳罢工、罢市、罢课，20万人（包括土生葡裔与华人）参与游行与集会，创下当地史上最多人游行集会的记录[23][4]。当天，示威者在大三巴集合，为死者默哀，然后游行到拱北口岸前的关闸，再游行到澳门新华社外抗议，递交信件表态。游行绕行澳门半岛大半圈。在新马路的中葡联络小组中方办公室前，也有大群示威者高叫口号[24]。人们焚烧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李鹏、杨尚昆的假人像，又高呼“打倒李鹏”、“李鹏下台”等口号。300辆澳门示威者组织的摩托车“铁骑卫士”车队亦参与游行，并向北京市民组织的“飞虎队”摩托车队致敬，亦有500部的士加入车队。香港时事评论家、专栏作家李怡亦到访，表示“十年改革开放毁于一旦，中国人处于最危险时候”[25]。亲中社团工联总会亦在会内举行声讨大会，高呼打倒中国现任领导人的口号[7]。
澳区人大代表、街坊总会、工会联合总会及中华总商会等亲中社团召开紧急会议，急电中央要求停止镇压。澳门区人大代表马万祺、何厚铧和唐星樵亦紧急致电中共中央，要求立即停止军事行动，解除戒严令和新闻封锁。澳门紧急关注北京局势大会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古尔拉，强烈要求联合国召开会议，谴责中国政府违反人权和血腥镇压[26]。澳门总督文礼治发表声明：“这刻我认为适宜发表的谈话是：使用武力对付手无寸铁的群众是不可以接受的”[7]。当天，有人在各中资银行门口贴传单，呼吁澳门人前往中国银行提款以表抗议，还呼吁码头工人向进出口大陆的货物加收一百倍的起卸费和运费。银行则回应会如常为市民服务。马万祺与何厚铧则发言认为市民的提款抗议损害金融稳定。一名中国银行的负责人则认为传单是“托派分子”“借尸还魂”恢复活动的企图，并指香港有“著名托派领袖”到澳门活动[7]。
亲中澳门日报“向烈士致敬”，并在社论写道：“六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40年来最黑暗、最惨无人道的一天。历史将永远铭记这黑暗的一天。” “没有什么比这场血肉之躯的屠杀更可怕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华侨报则指“伤口永远无法愈合，北京发生的事件不仅夺走了中国人民的生命，也摧毁了香港和澳门大陆华人的希望”[5]。
6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全国书，指北京士兵“坚决平息这场暴乱”[27]。澳门报章以黑色油墨印刷表达哀悼，仍然有大量团体在澳门登报谴责六四镇压，还有一群珠海的青年登载“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宣言。17万人参与大示威，中共及中资机构亦加入。岭南、培道、濠江学校集会声讨暴行，天主教校联举行追悼弥撒[25]。在京澳门学生六人安全返澳。聂国瑞呼吁突破新闻封锁，“把血腥惨剧告诉国内当中的亲友”。劳工子弟学校近3,000师生谴责屠杀。在葡萄牙的中国和澳门留学生亦到中国大使馆抗议[25]。市民日报评论称6月4日为“最黑暗一日”，《澳门日报》社论则呼吁稳定澳门。
6月5日，澳门出现抗议和恐慌式的提款人龙，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及属下银行出现首次挤兑，当天被提走3.3亿港元。澳督文礼治称事件影响澳门稳定，葡萄牙政府声明指：“对北京发生的惨剧极度悲伤，坚决反对向手无寸铁的平民使用暴力”。葡萄牙总统苏亚雷斯表示早晨与澳督文礼治和总理施华高通过电话,交换意见，并对中国局势表示“极其担心”，希望中国“恢复失去的平衡,结束暴力事件”[28]。
6月5日，亲中派的澳门日报未有将北京事件在头版刊出,引致市民不满。6日凌晨，有百余名市民齐集于澳门日报社前,对澳门日报未有将北京镇压新闻在头版刊登感到不满,有人情绪激动，最后该报编辑要当众高呼“打倒李鹏”及“打倒邓小平”始能平息众怒。早晨，该报在头版刊登道歉启事,称因广告关系未将北京新闻刊登头版，而当日社论亦极力谴责北京政府[29]。
6月6日，东亚大学学生请澳督文礼治关注在京学生下落[16]。当日澳门立法会全体议员默哀，声援学运联委会号召停止娱乐活动一天。港澳人大代表[25]、公职人员协会及葡萄牙总统马里奥·苏亚雷斯均谴责暴行，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两成员辞职，包括澳门公职人员协会理事长，土生葡裔薛柏（ José Serpa）[5][30]。钟志坚神父则辞去澳门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常务委员，只任咨询委员。东亚大学生两日募捐16万并传真屠杀消息。澳门足球总会亦向北京死者致哀，也有夜班的士司机为捐助民运而发起“五元运动”。当日，港澳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经过多个小时会议,一致通过声明，并得到澳门人大代表赵汝能、马万祺、何厚铧、唐星樵全体同意[29]：
一、严厉谴责当权者以武力镇压北京学生及群众的血腥暴行。
二 、对北京死难的学生和同胞表示深切哀悼。
三、要求全国人大会议,讨论当前严峻局势,寻求和平解决办法,并召集临时全国人大会议,追究屠杀群众的责任。
四、 呼吁港澳同胞坚定爱国立场,团结一致,维护港澳地区的稳定繁荣。
6月7日，12个社团在议事亭前地的中华总商会设灵堂，两日内3万人悼念，募捐13万余元。吊唁仪式于上午10时至晚上9时举行,各阶层、 社团、学校、机构均有组织及自发前往,其中亦包括不少外籍及葡籍人士。澳门教区主教及刚召开第一次会议的全体新任市政厅议员,由主席马斯华（José Maneiras）率领到场致祭。中午，全澳居民亦采取各自的方式悼念北京死者,街上车辆响警号致哀，行人亦立定献哀。澳门旅游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属下各娱乐场亦在中午12时宣布致哀 ,要求职员及赌客默哀一分钟。 亦在各娱乐场作哀悼[31]。九位华籍澳门立法会议员联合发表“我们的严正声明”[25]。中华学生联合总会在濠江中学体育场召开声讨大会。继续有大量的东亚大学学生参与静坐。6月8日，北区市民到在三角花园设置的祭坛悼念，从中国返澳的学生报告其目击“遇害男童尸体”的情况。天主教会当天“为中国未来”举行烛光祈祷会。东亚大学学生在晚上举行默哀，表示今后专注突破内地的新闻封锁。
6月9日，澳门旅游业受冲击，酒店入住率降至九成。当天，邓小平正式露面接见戒严部队，并支持镇压。部分此前表态反对镇压的亲中团体、人士开始逐渐转变立场。澳门的暨大校友亦设立支援广州学运的小组，并在澳门中华学生联合总会讨论具体行动，有人呼吁长期斗争准备。当晚2,000名学生和市民参加了由澳门声援中国学运联委会在综艺馆主办的“踏上民主路”晚会。东大学生关注北京学运小组亦在晚上举行默哀行动[32]。部分人则因为邓小平的露面而认为“继续抗议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北京的局势已经改变了”[5]。
6月10日，亲中左派劳工子弟学校继续集会谴责北京镇压。澳门14个天主教团体在南湾圣约瑟体育馆举行“危机中的希望”烛光祈祷会，会后全体参加者前往新华社澳门分社提交一份“为中国未来祝福和祈祷”致中国政府的信件。暨大校友筹款了万余元支援广州学运作为经费用途。同日，葡萄牙几间大学有数百学生抗议中国。在哥英布拉大学，学生宣布进入悼念期直到6月14日，以哀悼北京镇压的死者。里斯本“快报”报道指六四事件之后，澳门很多居民计划在1999年之前离开澳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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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
6月11日，澳门教区青年牧民中心的《活流》杂志举办“六四惨案根源”座谈[34]，吴国昌探讨澳门民运方向，林昶则希望葡萄牙能批评及敦促北京。6月14日，教区青年中心再办座谈。6月15日至18日，南集公司称学潮影响外贸有限，澳督文礼治否认中共施压交出学生领袖。市民日报的社评作者林昶连续批评北京违宪及错误做法，认为邓小平损害了“一国两制”承诺，并认为北京清场事件为澳门民主派提供机遇。何鸿燊对澳门商界讨论，认为一年半载澳门商界投资对中国会却步。而马万祺则表示相信北京不会对港澳大多数人秋后算账[12]。
在事件中，部分在广州暨南大学就读的澳门学生因为空校运动等因素回到澳门，有澳门学生指停课至9月，并要求学校改考试日期。6月19日，暨南大学催促澳门学生返校，学生不满返校安排。由于部分学生不愿返回中国大陆继续学业，教育司助学金委员亦与学生会晤后了解情况。6月20日，北京电台指责美国、英国、香港、澳门部分人士支持及协助策划北京学生民主运动。澳督文礼治在里斯本否认传言指中共向澳门施压力要求交出学生领袖。
6月21日，声援学运联委会改组为民主发展联委会，并开会选举主要工作成员。6月22日，中共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在中央电视台发表讲话,表示不能允许港澳成为颠覆基地,更不容港澳人士到内地从事反共活动。东大教师协会在《华侨报》赵斑斓文化馆举行“中国学运与民主运动”论坛。联委会亦质疑北京影响澳门香港前途的信心。6月25日，中华教育会举行理监事联席会议，议决停止本年10月的中国国庆活动，6月26日，东大公布澳门人捐款的用途。29日，在澳广视的时事脉搏节目，教育工作者刘羡冰在介绍有关天安门镇压的新闻时情绪激动。6月30日，基督徒协会在中华传道会举办“基督徒与民主”讲座，邀请香港卢龙光牧师主讲。
7月1日，东大论坛建议将“绝食书”列入教材“以加强学生的民主自由意识”。7月2日，新华社张浚生否认会对学运期间表达意见的中资员工秋后算账，联委会和话剧界的“民主话剧之夜”在综艺馆演出，六剧团联合演出了表现六四事件的《血在烧》。7月3日晚，民主青年团举行了挑灯静坐。7月4日，“七四红色之夜”万人集会在大三巴牌坊纪念六四事件一周月，并因为马万祺在北京的言论演变为批驳马的集会。7月4日，民联会及东亚大学学生代表分别向新华社澳门分社及澳督府递交抗议书,要求北京当局停止追捕及处决民运人士。
7月5日中午，联委会和东大关注组到澳督府，把一封要求葡萄牙政府对北京现政权采制裁行动的信件，请求澳督文礼治代转交。他们要求葡萄牙总统和总理基于人道立场，采取一切可行措施抵制、制裁北京政府，要求北京当局停止捕杀民运人士，使中国当局“感受全球正义压力”，对六四事件负起全部责任。澳督府一名技术顾问收下请愿信。稍后继续前往新华社，抗议“邓李杨政权”的“血腥恐怖行动”并要求其立即停止[7]。11日，教区青年牧民中心开办了“中国当代史(1949~1989)学习班”。7月21日，曹其真称“六四”事件影响澳门外资，澳葡政府有必要给予扶助。7月23日，民主青年团发起签名活动。李鹏翥（夏耘）社论分析事件对澳门经济的影响，并盼望戒严取消。
8月2日，三名公安人员乘驾一辆军用汽车，企图闯进关闸内的澳门地带，但是到达边界即被澳门警员截停。有传言指其为要求政治庇护。有中国武警试图抓捕外逃人士闯澳门被截。8月28日，一名中共高官和两名干部从大陆逃到澳门，向澳门警方要求给予庇护。9月9日 ，四名民运份子逃离到澳门，遭到警方拘捕和遣返中国内地。9月23日，又有一名自称曾经在参与北京学运和绝食学生偷渡到澳门要求警方协助。深圳法制报新闻总监何频在学运期间担任香港《明报》特约记者，前往北京报道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六四后被深圳市公安局列为头号通缉人物。他亦在7月通过偷渡方式进入澳门，并在10月流亡到加拿大[7]。
9月12日傍晚，近千人参加联委会在大三巴举行的“六四百日追悼”，并回顾事件，探讨澳门民主事业。联委会的发言人认为，六四之后澳门最重要的问题是推动民主发展，并研究提出一个澳门未来民主政制方案，举办“民主学校”[7]。澳门基督徒关注基本法小组则在主教座堂礼堂办“六四百日回响”晚会，并发布调查，显示澳门人对未来的信心下降，同时大部分澳门人都认为基本法要保障人权和自由。区锦新呼吁公民教育。对于部分民主派主张中国国庆应为“国殇日”的说法，亲中派报刊亦展开争论与反驳。9月30日，联委会在南湾新丽华广场举行九三零反思夜集会。次日的中国国庆，除中华教育会外，所有曾经表态声援北京学运的亲中派“爱国爱澳”社团如常庆祝。此后，如街坊联合总会的李康谈及此前支持学运，表示其“是基于不甚清楚爱国事情的真相”。
受八九民运，以及年底澳门政府龙的行动影响，1989年底统计的澳门人口流动情况，无论是合法移居澳门人数和非法偷渡澳门被遣返人数都有大幅增加，是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逃澳浪潮之后另一次规模较大的逃澳浪潮[35]。时任立法会议员何思谦对比澳门支持八九学运的运动与1966年的一二三事件，认为都是来自中国国内形势所带来的外来因素而引发，并认为部分参与“一二三”事件的亲中社团又参加积极参与1989年的活动。澳门观察报社长陈伟智则认为六四事件是历史重演。也有评论认为，澳门参与六四事件的示威，促进了原本政治冷感的澳门人的觉醒，既催生了民主派，同时也让传统亲中社团摆脱了一直盲从中央的做法[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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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镇压后的6月7日，葡萄牙总理施华高说：“我们对中国局势表示忧虑，决定派一名部长前往澳门安慰这块将于1999年归还中国领土上的居民”，葡萄牙副总理则认为北京局势应该不会影响联合声明。6月8日，葡萄牙教育部长罗伯托·卡内罗（Roberto Carneiro）访澳安抚人心，表示葡萄牙将继续奉行“对话与开放的政策”，尽管国际社会抵制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葡萄牙无意改变原定与中国代表举行的会议日程，为澳门的过渡做好准备[5]。对于有人认为基本法咨询制定程序应该暂停，立法会主席宋玉生承认，“目前的环境并非最利于起草《基本法》……我们需要仔细思考什么对澳门最有利。目前需要的是团结与努力”。何厚铧和曹其真则认为现在做决定还为时过早[5]。
6月9日，邓小平露面接见戒严部队。6月10日，澳督文礼治在庆祝葡国日仪式当中，称事件认为六四镇压严重影响澳门居民的人心[16]。同日，葡萄牙总统苏亚雷斯指仍会坚守中葡有关澳门前途的协议，在1999年12月将拥有五十万人口的澳门交还中国。苏亚雷斯表示对中国暴力镇压学生的忧虑，并呼吁中国当局重建中国的社会及政治平衡，在致澳门市民声明中又说,要发展经济和社会公义,需要有一个自由,民主,容忍的环境[33]。17日，总督文礼治在回葡萄牙述职时称，中葡联合声明不会受到中国局势的影响，因为联合声明对两个国家具有约束力，不管中国或葡国发生什么情况，联合声明始终是对国家而非对个人具有约束力的文件。[36]
6月28日，澳门总督文礼治直接点名批评鲁平“对于澳门问题指手划脚”。6月29日，宋玉生表示认为天安门事件不会影响基本法的起草工作。
7月9日，澳门总督文礼治向记者解释葡萄牙在欧共体峰会中以低调抨击中国处理示威的手段的原因，指施华高采取这种态度是为了维护澳门的利益，考虑到英国和香港与中国的关系，与葡萄牙和澳门与中国的关系的区别，并且葡萄牙总统与总理之间已有共识。文礼治在接受葡萄牙媒体新闻日报采访时亦表示，六四事件之后，1999年澳门回归中国之前应该加强自治能力，以建立健全的财政和行政架构[37]。
7月10日，新华社社长周鼎强调稳定澳门，重申履行中葡协议，称要维护澳门与内地正常关系[38]。7月22日，中葡联合联络小组发表新闻公报称经过双方商谈后,小组会议将会如期在里斯本举行,继续讨论澳门在过渡期的问题[39]。8月1日，“中葡联络小组”开始在里斯本举行第五次会议。这是小组在一九八七年成立以来的第五次,也是六四之后发生后的第一次同性质的会议。葡萄牙政府表示虽不满中共的残杀学生及人民的暴行，但仍坚决承诺该国在1987年和中国当局所签订的在1999年将澳门交同中国管理的《中葡联合声明》[40]。9月4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鲁平访澳，重申“一国两制”和“中央对澳门政策不变”不变。
9 月 22 日，葡国新闻社发表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澳门居民在六四事件之后对澳门的前途有信心者不及五成。立法会议员吴国昌认为，澳门八九民运中的示威和社会运动，是由回应北京学运而引发大量涌现非针对本地政府的政治性社会运动，“但改变澳葡政府殖民统治的取向在华人社会当中没有改变”[32]。7月30日，教区青年中心则举办了“中国民主澳门前途”座谈会。
时任东大学生关注北京学运小组组长聂国瑞认为六四事件对于澳门有正面影响，“提高澳门人的爱国心”，亦有负面影响，“让澳门人知道“一国两制”和基本法虚构性”，并预期到1999年回归还有一段时间，澳门经济很快会恢复。金沣投资有限公司经理、澳门基本法协进会会员李炳时则认为事件“令港澳人重新认识做一个中国人的问题”。也有教育工作者认为澳门人“在六四之后可以做什么”的答案就是“应推动中国的民主化”[32]。
澳门成人教育协会会长崔宝峰认为六四事件之后，在回归之前澳门人应该“澳人救澳”，因为“六四之后曾经信任中国和基本法的人早已失去信心。所以需要保障性措施，怎么样令澳门社会力量均衡，同时保障基本法的运作。同时澳门人应多关心以及多参与社会，从而发挥本澳结社的自由”。澳门教区青年教民中心《活流季刊》杂志社社长吴家声神父则对澳门前途倾向悲观，并认为澳门前途基础取决于中共与澳葡政府，但“对两者都没有好感和信心”，认为应该在澳门推行民主，但在“推动澳门前景当中对传统社团不予厚望”[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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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事件后的7月，港澳富商、时任基本法草委会副主委“赌王”何鸿燊在记者会上发表其联合国托管港澳的建议，翌日由亲中派的《澳门日报》刊载全文，题为〈美梦成真？〉的文章，建议于香港与澳门主权回归中国后，由中国政府将两地出租予联合国100年，作为新的联合国总部所在地，并由联合国托管。何认为其这项提议，“符合中英、中葡联合声明”、“体现中国收回两地之主权”、“提高中国在国际上之声誉”、“冷却及抑制移民潮的发展”、“亚洲人口最多，在亚洲设联合国总部合理”。他认为此举可兼顾中国收回主权与维持港澳原有制度，达致“一举数得”，并有助于恢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心，将港澳打造为“亚洲的瑞士”，“和平的圣地……因为港澳只有商业性的单纯，所以便无受军事攻击之虞……各行各业都会迅速蓬勃起来，真正进入了一个空前未有的繁华境界，五十年不变，一百年不变”[12][13][41]。
8月15日，何鸿燊再联同多位支持者开记者招待会发表“美梦成真”建议。 据何自述，此构思曾于中英谈判之前的六十年代就提出，当时香港新华社社长梁威林邀请一众香港富豪，如李嘉诚、郑裕彤、霍英东、冯景禧、胡汉辉等人，讨论香港澳门的前途问题，他向众人提出此一建议以解决前途信心问题，席上众人鼓掌支持，梁威林则“莞尔一笑”。8月下旬，美国华裔共和党人、陈纳德妻子陈香梅作为美方半官方代表被邀访华，会见中国领导人，更答应替何鸿燊向北京转达其“美梦成真”计划及探口风。传媒形容陈香梅是总统顾问，临行前又多次被布殊总统召见[42]。
结果陈香梅被中国国家副主席王震“训话”。王震说中国不怕制裁，陈香梅事后亦传达北京意见，表示六四是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干涉。陈亦被中共最高层邓小平、杨尚昆拒见。10月5日，《华侨日报》报道，何鸿燊搁置了联合国托管计划，形容“只是发梦，不愿再提”[42]。有评论指，何鸿燊等商界人物在六四后提出这些具强烈商业意识的方案解决信心问题，方法与政治为本的民主派大相迳庭，反映后过渡期政治商业化趋势，认为这具有商业色彩的政治法门，直觉上是企图“回避政治矛盾同时保障区隔现状”[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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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公安厅在7月17日，证实三名暨南大学澳门学生秦国东、梁灶华、陈泽伟“涉嫌参与偷运民运分子（郑旭光）离开大陆”，被公安机关“收容审查”。澳门民主发展联委会及暨南大学澳门校友会等组织，在8月17日寻求途径以援助被捕学生，澳门中华学生联合总会代表在同年8月21日也去新华社澳门分社请愿，要求协助三位澳门学生能够返澳。23日，秦国东、梁灶华获释回澳门，但陈泽伟仍被扣留审查，公安称陈泽伟仍需教育。9月5日，暨大校友会呼吁营救在广州被关押的陈泽伟，发动校友及同学签名。12月25日，陈泽伟证实被捕，广东公安指其“助通缉犯外逃”。1990年6月6日，葡萄牙驻华大使馆拟促请中国释放陈泽伟。6月10日，澳督文礼治声明澳门政府会尽力争取陈泽伟获释回澳门。陈最终在1990年6月19日获释回澳门，并表示狱中并没有受到虐待[35][43][32]。
6月10日，有示威支持者何永通发起在澳门筹建一座民主女神像的倡议。18日，联委会的一行人到香港出席支联会的民主女神像揭幕礼。6月26日，澳门民主发展联委会、民主青年团、东大学生关注北京学运小组共同组成了“澳门筹建民主像联合会”。 并在7 月 13 日,派代表到澳督府递信，请求澳督能够拨地“永久安放”。他们希望在澳门重建民主女神像，以“表示中国人民追求民主的热望不能毁灭”，“纪念那些为自由民主牺牲的学生人民”。对于安放地点，他们建议考虑包括大炮台山坡（牌坊旁）、海角游云、法院斜对面空地或新丽华酒店前广场的四个地方[7]。7 月 27 日，澳督文礼治表态，认为“良好的意愿可能产生负面的后果”，所以摆放民主女神像的要求将被拒绝[34]。
在六四镇压前，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澳门立法会议员马万祺曾经多次对北京表示反对武力。6月27日，到北京参加人大会议的马万祺认为将会反映澳门居民的两点忧虑。7月1日，马出席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发言说“此次国内从学潮而引致暴乱的事件，正如姬鹏飞主任最近一次讲话中指出‘港澳同胞由于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整个事件的真实情况，产生了某些误会是可以理解的。’就我个人来说，对此次事件的真实情况也是到六月九日邓小平主席公开讲了话才较为清楚”。马亦认为“澳门人游行出自爱国的心，相信北京不会对澳门算账”[3]。
7月3日，马在北京接受葡萄牙新闻社采访时，表示支持北京当局对天安门事件所采取的行动，认为是正确和必要的，中葡联络小组会议亦不会延期。葡国新闻社报道马万祺讲话：“港澳发生的支持大陆学生的游行,归咎于对北京形势的错误理解。发生游行示威和北京暴乱之后,港澳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真正了解大陆的局势”，并赞成罢免赵紫阳，指“我在人大常委会上投票罢免赵紫阳的职务,因为赵是由邓小平挑选的,现在他失去了邓的信任,自然要撤职”，同时他还说自己并不赞成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议,“签名要求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议的那一小部分委员受到大多数的严厉批评,他们也承认了错误,很多委员也做了自我批评。但尚未决定他们是否会被常委会除名”。
马万祺在北京的多次言论，使澳门示威支持者认为其表态支持中共镇压学生，从而引起澳门社会反弹[44][45]。民主青年团对马的言论举行了静坐抗议。澳门两大民运团体澳门民主发展联委会和东大学生关注北京学运小组不断要求马万祺解释。也有市民在7月4日，于水坑尾街坤记餐室前的人行天桥挂上横额抗议马万祺，上书“澳门人大常委为私利而出卖全澳市民”、“马万祺丧失天良强奸民意”[45]。当天晚上于大三巴牌坊，由民运团体举行纪念六四一周月的“红色之夜”集会,主题改为声讨马万祺,十几位发言者都逐一批驳了马万祺的言论,现场有3000多人，情绪激动,其中有人高叫“打倒马万祺”的口号[45]。
澳门民主发展联委会和东亚大学学生关注北京学运小组两个团体分别发表了声明,指责马万祺“完全置港澳同胞对北京“六四”屠城事件的愤怒及对中国和港澳前途的忧虑不顾,大拍邓李杨法西斯政府的马屁,视成千上万惨遭屠杀的学生和老百姓的生命如无物,强奸民意,是对港澳同胞的极大侮辱”。声明还认为马万祺关于赵紫阳得不到邓小平信任便要撤职的言论,是散布“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毒素”,“反为维持邓小平及马万祺本身在澳门大搞的“家长制”制造“理论根据””。而马说签名的常委是犯了错误,可能会被人大常委会除名,又声称自己没有签名,则“彻底地暴露了他的“变色龙”行径和“落井下石”心态,且违反中国宪法关于人大常务委员的罢免权属于全国人大会议的规定”。声明要求马万祺向港澳六百万居民解释,并要求他辞去人大常委的职务。与会者还决定,在马万祺开完会返回澳门时,将列队“迎接”他,要他当场澄清两次谈话的内容[45][7]。
澳督文礼治以微笑，并未回应新闻记者提及马万祺一事。马万祺则透过其澳门办公室发表声明，认为葡国新闻社的报道“有翻译上的偏差”，“当时是由国语口译成英文，再由记者写成葡文,发表时再由葡文译成中文的”，其真正愿望是“从澳门的繁荣稳定出发，希望大家能理解”。葡国新闻社澳门分社社长黎文义则举行记者会否认翻译问题出现偏差，指新闻稿忠实于马的原话，在北京进行访问时的中英文传译是由中国外交部提供官方翻译员，是一位资深的译员，事情发生后,葡新社与这位译员联络过,译员认为其忠实翻译了马的讲话，并重申对采写这篇消息的记者和翻译的全力支持。黎文义还指葡新社已收集了马万祺自中国学运之后所采取立场的所有资料，证实了他的立场是“反复不定”的[45]。马则继续解释澳门要“以维护繁荣安定为前提，无意要左右别人的思想”。林昶则认为马“表忠认错”，但“把澳人都拖下水”。
由于马万祺在人大常委会议的发言中曾提及拥护邓小平的“六九讲话”和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决议精神，澳门中华总商会的一些会董担心他在返澳后,会在会内布置“学习”这两个“文件”,并准备倘若如此就坚决抵制，认为“坚决执行“一国两制”、“中澳有别”的原则,不能把国内的那一套,尤其是中共的文件搬到澳门的民间社团来”,“他们根本就无法接受邓的讲话,认为它不但未能解除港澳居民的疑虑,相反还越说越糊涂,疑虑越重,而且,对四中全会把血腥屠杀“合法化”也甚为不满”[45]。
7月5日凌晨，马经营的大华行和位于十月初五街的“中国药品商行”先后被人纵火，由街坊合力将火扑灭。警方发言人宣称会加强保护马氏家族安全，“严防有人纵火行凶”。民运团体亦要求市民合法表达意见，“若任意妄为只会损害民主”[32]。马万祺在7月12日再次作出解释：“澳门同胞历来关心爱护祖国，希望见到祖国富强和澳门繁荣”，但不过民运团体仍不接受，多次要求马书面解释和邀请参加座谈会。马到广州活动，没有理会民运团体的要求[3]。14日，广东省委书记与省长林若和叶选平在广州珠岛宾馆与马万祺会晤，认为广东的局势稳定有利外资。7月18日，马万祺从珠海返澳，并拒绝重复解释，认为无需重复所言。马万祺与澳督会晤后，表示对北京学运已经清楚表态，因此不会再出席两个民运团体的会议[3]。
7月20日，民运团体仍然不满马万祺八点意见。7月21日，新华社社长周鼎回应记者关于马万祺讲话的问题。7月22日，澳门民主发展联委会及东大学生关注北京学运小组在汪长南、洪光顺议员办事处举行记者会，就“马万祺事件”发表联合声明，继续批评马万祺。民主青年团坚持发起街头签名运动，要求马万祺解释在北京的有关言论，否则可能对马万祺“秋后算账”，认为人民代表“应受人民监督”，“鹦鹉学舌不利本澳稳定”。也有评论希望马万祺藉营救在广东被捕的澳门学社生“将功补“过””[3]。
有评论人士认为马万祺在北京突然转变态度,可能是受了某种压力，并且马与邓小平、杨尚昆、王震的私交不错,每逢到北京开会,例必以家宴请这些人吃饭，并被部分澳门人谑笑为“高级公关主任”。马还与王震儿子王军、邓小平女婿贺平在澳门合办了一家买卖军火的公司,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荣毅仁,又是他的儿女亲家(马有恒娶荣智婉为妻)。几位领导人透过荣毅仁做马的“思想工作”,希望能树立一个“港澳同胞支持镇压”的典型,来突破“反华大合唱”。还有人认为，澳门人对马万祺早就有不满,常常将他与何贤相比较。尤其是在澳门进入过渡期,社会面临“澳人治澳”的政制改革之际,人们对以他为代表的“老人政治”、“家长制”更为不满。本次他的讲话内容引起争议，使市民“旧账新账一齐算”。亦有葡文报章认为，本次争议是马“咎由自取”,并希望他能牢记“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道理[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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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亲中社团和新兴民主社团之间的分歧冲突，为了避免中方的攻击和葡萄牙政治团体的批评，葡萄牙政府保持中立，对澳门民主运动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只要不引发暴力冲突，就允许其存在[46]。8月31日，“东大学生关注北京学运小组”在负责人聂国瑞（后来曾任香港亚洲电视驻澳门记者）在高士德大酒店“佳人”影相店，遭到两名男子袭击以玻璃瓶袭击头部，同行的友人关峰都被挥拳袭击[46]。事后聂国瑞和关峰报案，东大小组亦宣布解散。吴国昌发言认为澳门民主运动“受暴力挑战，市民不要为卑劣手段有所恐惧”。
10月1日中国国庆凌晨，区锦新、汤家耀等人在9月30日晚的“反思集会”后，回家途中遭人以木棍扑头入院，导致四人中有两人受伤要送院。吴国昌、《活流季刊》编辑部与一群立法议员、市政委员、基本法草委、咨委成员及专业人员联名促请澳葡当局缉凶，反对黑社会抬头。随后民联会的成员则因职业威胁、家庭压力、经济封锁和暴力袭击而四散。1991年1月，当时任职中国银行经理的吴国昌受压辞职，并承认与参加民运工作有关。在青洲小学任教的区锦新也被解雇。
据吴国昌说，在1990年代针对民主派的打压行动中，有部分坚持平反“六四”和抗议警方滥权的人被清算，由于当时亲共势力在一二三事件后控制澳门社会，故可轻易而举地打压反对者，被打压人士的处境有突然失业、做生意的突然被断供货、铺位被收回、银行户口被冻结，同时面对着暴力威胁，有被暴力袭击的人报警后于事无补，也没有记者愿意报道。他们中的部分人最后妻离子散，甚至露宿街头[47]。民联会除了区锦新和吴国昌以外的成员大多离去。区锦新认为澳门民主派“借着八九民运的契机而凝聚起来了，但却面对前路的维艰。在人人成了识事务的俊杰，归队转軚，你却不识时务坚持反对北京镇压的立场，岂有不被打压之理”[34]。后来二人先后从政，透过直接选举进入立法会[48][49][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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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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