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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斯·乌戈 (帕尔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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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斯·乌戈·德波旁-帕尔马·波旁-布塞堡(西班牙语:Carlos Hugo de Borbón-Parma y Bourbon Busset;1930年4月8日—2010年8月18日),波旁-帕尔马家族首领、。他于1977年成为名义上的帕尔马公爵、皮亚琴察公爵和瓜斯塔拉公爵;1975年,成为卡洛斯派所支持的西班牙国王王位觊觎者,称卡洛斯·乌戈一世(Carlos Hugo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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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维多利亚·肯特在1964年声称,他受洗时的教名是于格·马里·西克斯特·路易·罗贝尔·让·乔治·伯诺瓦·米歇尔·德波旁-帕尔马(法语:Hugues Marie Sixte Louis Robert Jean Georges Benoît Michel de Bourbon-Parme)。[1]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末起,他在西班牙被人们称为“卡洛斯·乌戈”(Carlos Hugo)。根据肯特的说法,直到1962年9月20日,他才向法国的登记处申请更正他的首名,他希望将该名字改为“夏尔”。[1]1964年,《星期一报》(Hoja del Lunes)刊登了他的洗礼证明副本,驳斥了这一说法。[2]根据曼努埃尔·德圣克鲁斯的说法,他修改了圣礼记录,随后又在民事登记处进行了更改,[3]目的是为了加入“卡洛斯”这个名字,因为历代卡洛斯派王位觊觎人中有多人叫这个名字。在1960年代,《阿贝赛报》和一些亲近胡安·德波旁的媒体发起了一场运动,否认他的西班牙王室亲王身份和“卡洛斯”这个名字,并讽刺地称他为“法国亲王乌格斯·德波旁-帕尔马”(el príncipe francés Hugues de Bourbon-Parme)。[来源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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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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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斯·乌戈是哈维尔·德波旁-帕尔马和玛丽·马德莱娜·德波旁-布塞堡六个孩子中的第二个。他是帕尔马的菲利波一世(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之子、波旁-帕尔马王朝和公爵家族的创始人)的父系直系后代。
卡洛斯·乌戈在法国的童年时期,正值第三共和国末期动荡的岁月,以及二战期间的德国占领。他的父亲曾加入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与德军作战,直到被纳粹逮捕并随后被关押在达豪集中营。
二战结束后,卡洛斯·乌戈在加拿大完成了他的学业。[4]他返回欧洲大陆后继续深造,先后获得了法国索邦大学的博士学位和英国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是第一位接受完整大学教育的西班牙王子,其教育侧重于哲学和人文知识,而非纯粹的军事知识。这为他日后进入职场奠定了基础,他在德意志银行的工作经历使他能够亲身了解促成所谓“德国奇迹”的经济政策。
他的父亲于1956年将他送往西班牙,把他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和“七月十八日亲王”介绍给西班牙人民。他在西班牙各地进行了多次旅行,这些活动普遍受到佛朗哥政权的默许。
1962年,他在埃尔帕尔多宫面见了弗朗西斯科·佛朗哥。[5]这位王位继承人由阿尔瓦罗·多尔斯、克里斯托瓦尔·伊格纳西奥·佩雷斯·德尔普尔加尔(Cristóbal Ignacio Pérez del Pulgar)和拉蒙·马索(Ramón Massó)陪同。会面持续了四十五分钟。佛朗哥将军向他谈及团结所有保皇派的必要性,卡洛斯·乌戈对此回应称同意,但这种团结必须是“七月十八日”保皇派的团结。[6]据弗朗西斯科·埃利亚斯·德特哈达所说,佛朗哥将军事后表示,卡洛斯·乌戈在会面期间采取了“卑躬屈膝的奉承”态度。[7]
就在同一年夏天,卡洛斯·乌戈以哈维尔·伊皮尼亚(Javier Ipiña,矿井编号310)的假名在阿斯图里亚斯的索通煤矿工作,这一事件随后被媒体广泛报道。从那时起,他经常被卡洛斯派宣传为“矿工王子”。
卡洛斯·乌戈的政治活动及其挑战胡安·卡洛斯作为佛朗哥继承人地位的意图,给佛朗哥政权带来了多重紧张局势。1964年11月25日,佛朗哥亲自向他的部长们发出了明确指示,要求阻挠卡洛斯·乌戈在西班牙的旅行。因为正如这位独裁者当时所说:“我不能给西班牙留下一场继承战争。我暂时还不能做出最终决定,但我必须澄清已经决定的事情。这位先生(卡洛斯·乌戈)不会有任何机会……”[8]
1965年4月30日,他与其父哈维尔·德波旁-帕尔马一同在梵蒂冈城受到了教宗保禄六世的接见。
在这些年里,卡洛斯·乌戈的秘书处与卡洛斯派中的进步派别取得了联系,这些派别主要围绕着“传统主义学生协会”(AET)和“传统主义工人运动”(MOT)聚集。[来源请求]根据里卡多·德拉谢尔瓦的说法,卡洛斯·乌戈的秘书们创造了他是“社会主义王子”的形象。[9]当时,该运动的一个派系正在进行意识形态上的革新,他们受到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影响,特别是受到会议关于宗教自由的声明《信仰自由》的影响,逐渐演变为新左派立场。这一进程似乎在1966年的卡洛斯派代表大会之后得到了巩固,[来源请求]但在1967年,卡洛斯·乌戈的秘书处宣布与卡洛斯主义脱离关系,当时据德拉谢尔瓦称,卡洛斯·乌戈“回到了整合主义”。[9]在1967年蒙特胡拉活动中正统传统主义被重新宣扬之后,卡洛斯·乌戈的前秘书们于同年5月10日在媒体上发表了一份声明,内容如下:
在西班牙创立并推广波旁-帕尔马亲王卡洛斯·乌戈形象的这些人,与哈维尔·德波旁-帕尔马阁下和全国领袖瓦连特教授在蒙特胡拉活动(1967年4月30日)中所确立的卡洛斯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方向存在分歧。
这一方向意味着不接受宗教自由、与反民主分子紧密挂钩、对西班牙大学问题缺乏理解以及批评后会议思想。
因此,卡洛斯主义的青年派系已于数月前辞去官方职务,并决定公开宣布永久退出该派,并断绝与所谓的君主事业的一切联系。
这份宣言由以下人员签署:卡洛斯·乌戈技术秘书处末任负责人拉蒙·马索;卡洛斯派学生全国末任代表维克托·佩雷亚;卡洛斯·乌戈前私人秘书、传统主义团契前新闻负责人何塞·安东尼奥·帕里利亚;卡洛斯派学生全国末任秘书费尔南多·特鲁约尔斯;前技术秘书处成员、前经济事务代表佩德罗·奥拉萨瓦尔;以及前技术秘书处成员、马德里卡洛斯派学生前副主席路易斯·奥拉萨瓦尔。[10]
在这次新的政策转向中,卡洛斯·乌戈在1967年“七月十八日”纪念活动之际,甚至声明:
面对“七月十八日”,容不得策略上的勾结。那些寻求不源于此的解决方案的人,除了是犯下背叛或投降的行径外,还表明他们无法领会这一事件的历史深度……[11]
1968年12月20日,就在胡安·卡洛斯被册封为西班牙王子前几个月,佛朗哥政府决定永久性集体驱逐波旁-帕尔马家族,指控他们是干涉西班牙政治的外国人。驱逐的借口是12月15日在瓦尔瓦内拉修道院举行的一场政治活动。那场活动由哈维尔·德波旁-帕尔马及其子卡洛斯·乌戈共同主持,有两百多名“呼啸兵军团”的前军官出席并声援。在这次活动中,拉里奥哈被承认为卡洛斯派领土组织结构中巴斯克-纳瓦拉地区的一个独特区域,活动还严厉批评了佛朗哥政权,并谴责《国民运动组织法》(Estatuto Orgánico del Movimiento)背弃了此前的开放承诺,是一种倒退。当政府在议会受到由纳瓦拉和吉普斯夸选出的四名“家庭代表”席位的卡洛斯派议员质询时,政府给出的理由是,波旁-帕尔马家族在那个活动中“发表了违背公共秩序的言论,触及了国家政权的专属权力”。[来源请求]
卡洛斯·乌戈被佛朗哥政权驱逐出西班牙,以及次年他的竞争对手胡安·卡洛斯·德波旁被选为未来的国王,意味着那套在反对与合作佛朗哥政权之间摇摆的策略被突然放弃。随后,在卡洛斯·乌戈支持者所称的卡洛斯主义“意识形态澄清”进程中迈出了巨大的步伐,最终促成了自治社会主义卡洛斯主义的形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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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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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他被驱逐出西班牙,以及1969年胡安·卡洛斯·德波旁被指定为佛朗哥的继承人,卡洛斯·乌戈与其姐妹及当时的政治团队开启了一项进程。受铁托总统在南斯拉夫实行的模式启发,[13]他们试图用自治社会主义取代卡洛斯主义的传统主义信条。[14]这一转变在卡洛斯派内部引发了深刻的分裂和对抗,最终导致冲突在1976年所谓的蒙特胡拉活动中爆发。[15]
据曼努埃尔·法尔·孔德忧心忡忡地称,当时还有传言说,卡洛斯·乌戈与胡安·德波旁在葡萄牙达成了“家族协定”。[16]
在1970年至1972年间举行的三次卡洛斯主义人民代表大会上,传统主义团契的领导层将该组织重组为卡洛斯党。他们认为这是该运动原本的名称,从而摒弃了“传统主义团契”这一名号——这是卡洛斯派自1869年作为政党确立以来曾使用的名称之一。[17]然而,这一过程并未得到一致认可,大多数卡洛斯派脱离了这个新政党。[18]
1972年2月,哈维尔·德波旁-帕尔马在遭遇严重车祸后,授予其子卡洛斯·乌戈全权,由他领导在所谓的“卡洛斯派人民代表大会”基础上组建的卡洛斯党。
西班牙民主方阵成立后不久,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在巴黎与波旁-帕尔马家族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在其回忆录中,他提到以卡洛斯·乌戈为代表的新版卡洛斯主义接近共产主义信念,并将卡洛斯·乌戈描述为一个前途未卜的政党的领导人。[19]
1975年4月8日,随着其父放弃西班牙王位继承权,卡洛斯·乌戈成为了西班牙王位的卡洛斯派继承人,并兼任卡洛斯党主席。哈维尔·德波旁的退位导致了哈维尔派卡洛斯主义中传统主义派别的彻底决裂,因为这些派别此前仍寄希望于哈维尔能恢复“教义的纯洁性”。西斯托拒绝向其兄卡洛斯·乌戈效忠,并开始与反对“卡洛斯·乌戈路线”的西班牙传统主义者进行一系列接触。他致信其兄,表示拒绝承认对方为“卡洛斯派之王”,并准备作为传统主义团契的旗手来领导这些反对派。
1976年10月3日,卡洛斯·乌戈在葡萄牙就当时卡洛斯党政治议程中君主制诉求的角色发表声明称:
“不存在王朝问题。只有当两个王朝争夺同一个王位时,才会存在这种问题。我和我家人的目标,并不是去占据一个在我们看来是威权主义、非民主且在历史上已经过时的国家元首职位。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和多元化的社会。至于君主制,我们将根据在特定时刻它是否有利于我们认为西班牙所向往的社会历史进步,来决定是否提出这一问题。我们不把君主制问题作为一个‘先决’条件提出,而是将其作为一种革命性历史方案(即实现自治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补充或上层建筑。因此,我和我的家人都不会放弃属于我们的任何权利。”[20]
1976年3月,他试图进入西班牙,但未获当局批准,因而未能走出马德里-巴拉哈斯机场。随后,他秘密潜回西班牙境内,主持在纳瓦拉举行的蒙特胡拉活动,这是卡洛斯派的传统节日。当时一些传统主义卡洛斯派团体在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和阿根廷极右翼分子的陪同下,试图“收复蒙特胡拉”,这一天最终以两名卡洛斯·乌戈支持者的死亡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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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3月4日,他的弟弟西斯托·恩里克与其父一同接受了《西班牙时事》记者阿尔弗雷多·阿梅斯托伊的采访。在采访中,二人的父亲弗朗西斯科·哈维尔重申了传统的卡洛斯主义思想,并在宣言中明确谴责了“马克思主义和分裂主义”。[21]采访发表后,卡洛斯·乌戈指控西斯托绑架了父亲,但弗朗西斯科·哈维尔的私人秘书处对此予以了官方否认,并将这一指控定性为“卑鄙的政治手段”,称原因在于这位卡洛斯家族的首领拒绝支持“某些含有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内容且违背卡洛斯主义理想的倡议”。据其私人秘书处称,这一指控引发的丑闻使弗朗西斯科·哈维尔深受打击,以致不得不入院治疗。[22]
卡洛斯·乌戈随即作出反应,让他的父亲在一位巴黎公证人面前签署了一份立场相反的宣言,这最终导致了家族的彻底分裂。[23]其母玛丽亚·马格达莱娜·德波旁-布塞堡随后发表了一份新闻稿,[24]断言西斯托并未绑架她的丈夫;相反,是她的孩子塞西莉亚和卡洛斯·乌戈不顾医生劝阻,将他从住院的医院带出,带到一位陌生的公证人面前,强迫他发表了一份支持卡洛斯·乌戈且“违背真正的传统主义”的声明。[23][25]
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德波旁-帕尔马在这些事件发生后不久便去世了,这导致其妻马格达莱娜宣布与子女卡洛斯·乌戈、玛丽亚·特蕾莎、塞西莉亚和涅韦斯断绝关系,并剥夺了他们的继承权。她甚至立下规矩,禁止他们在她去世(1984年)后,参加在利涅尔城堡为其遗体举行的守灵仪式。[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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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0月,卡洛斯·乌戈终于能够永久返回西班牙。他在向《16日报》发表的声明中表示,他不会向他的“远房表亲”(指胡安·卡洛斯)提出任何君主制或王朝问题,他回国是为了争取巩固民主。[27]1978年3月7日,胡安·卡洛斯一世在萨苏埃拉宫首次接见了他。1979年,他获得了西班牙国籍。在1979年3月的大选中,他领衔卡洛斯党在纳瓦拉的候选人名单,在该地区获得了7.7%的选票(约19,522票),但未能获得议会席位。选举失利后,他于1979年11月24日辞去了党主席职务,并于1980年4月28日终止了党员身份,从此脱离了政治活动。
卡洛斯党前领导人卡洛斯·卡尔尼塞罗认为,卡洛斯·乌戈的主要功绩之一,是在民主转型期间瓦解了传统主义卡洛斯派。据卡尔尼塞罗所言,他的行动“阻止了传统主义极右翼在西班牙的巩固,否则这将成为破坏我们年轻民主的一个额外不稳定因素”。[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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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1月1日,他前往美国,在波士顿的哈佛大学担任教授和研究员。1999年,他移居布鲁塞尔。
卡洛斯·乌戈·德波旁-帕尔马始终承认卡洛斯党是唯一属于卡洛斯主义且是历史性卡洛斯主义合法继承者的政治组织。现存的传统主义团契(CT)和卡洛斯派传统主义团契(CTC)这两个组织虽也自称为卡洛斯派运动的继承者,但从未承认卡洛斯·乌戈·德波旁-帕尔马为西班牙的合法国王。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卡洛斯·乌戈以波旁-帕尔马家族族长以及“卡洛斯王朝掌门人”的身份,参与了与帕尔马公国或卡洛斯正统主义相关的文化活动。
1996年9月2日,他在帕尔马的斯泰卡塔圣玛丽亚大教堂(Basílica de Santa María de la Stecatta)主持了一场典礼,这里是帕尔马历代在位公爵的安息之所。在仪式上,他恢复了其家族历史悠久的王朝勋位,并将数个与公国相关的头衔授予其四名子女:卡洛斯·哈维尔获封皮亚琴察公爵,玛格丽塔获封科洛尔诺女伯爵,海梅获封巴尔迪伯爵,卡罗莱娜获封萨拉女侯爵。[29]
1999年,他恢复了古老的“被放逐的合法性勋章”,并分别于5月30日在比利亚雷亚尔(巴伦西亚自治区)、6月5日在罗阿(布尔戈斯省)以及次日在哈维尔(纳瓦拉),举行了三场与卡洛斯主义老成员的公开集会。同样,他还为其制定了此前从未有过的章程,并将其名称修改为“被放逐的合法性皇家勋章”(Real Orden de la Legitimidad Proscripta,简称ROLP)。
2003年9月28日,在法国阿尔博讷的厄斯卡尔杜纳(Euskalduna)餐厅举行的一场活动中,[30]卡洛斯·乌戈将卡洛斯主义合法性的政治接力棒交给了他的子女。借此机会,他将传统的象征性头衔“马德里公爵”和“圣海梅公爵”分别授予卡洛斯·哈维尔和海梅,将“格尔尼卡女公爵”授予卡罗莱娜,并为自己保留了“蒙特莫林伯爵”的头衔。在此次活动中,除了颁授三枚新的“被放逐的合法性勋章”外,卡洛斯·乌戈还批评了西班牙国家的领土模式,因为“自治体是由国家自上而下构建的,而非国家由自治体自下而上构建的……无论怎么称呼,我们都必须建立一个‘共同体的共同体’,就像那些已经实行联邦制的国家所做的那样”。[来源请求]
2004年,他通过卡洛斯主义大众图书馆(Biblioteca Popular Carlista,隶属于卡洛斯党的外围组织)出版了《关于21世纪社会主义的一些思考》(Algunas reflexiones sobre el socialismo del siglo XXI)一书。
2010年3月,他出席了在纳瓦拉的埃斯特利亚举行的卡洛斯主义历史博物馆的落成典礼,并对该博物馆表现出的片面性和民俗化色彩表示不满。他指出:“在这个博物馆里,我感觉缺少了对卡洛斯主义作为继承权运动和政治运动的意识形态层面的呈现。”[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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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18日,因患前列腺癌,他在巴塞罗那逝世,享年80岁,临终时有家人陪伴。[32]他被安葬在帕尔马[33]的斯泰卡塔圣母圣殿的地下墓室中;[34]该地也是圣乔治君士坦丁神圣军事骑士团的总部所在地。
婚姻与子嗣
1964年2月8日,宣布了他与荷兰的伊莲公主(1939年—)的订婚消息。值此之际,其父哈维尔将自卡洛斯七世以来历代卡洛斯派国王所使用的马德里公爵头衔授予了他。1964年4月29日,婚礼在罗马的圣母大殿内的博尔盖塞礼拜堂举行。据同年在墨西哥出版的一本书称,佛朗哥要求婚礼在该处举行,是因为他拥有该大教堂终身法政牧师的身份。[35]伊莲公主为了与卡洛斯·乌戈成婚而改信天主教,这在荷兰社会引发了巨大争议,她因此被剥夺了对荷兰王位的所有继承权利。[36]
卡洛斯·乌戈·德波旁-帕尔马亲王与荷兰的伊莲公主共育有四名子女:
- 帕尔马公爵卡洛斯(1970年—)。2010年,他与安妮玛丽·塞西莉亚·瓜尔特里·范韦泽尔-德维瑟尔(1977年—)结婚。夫妇二人育有三名子女:
- 卡洛斯·乌戈·罗德里克·西布伦·德波旁-帕尔马-克林斯特拉(1997年生,系其与布丽吉特·克林斯特拉关系的结晶)。
- 路易莎·伊雷妮·康斯坦萨·安娜·玛丽亚·德波旁-帕尔马-瓜尔特里·范韦泽尔(Luisa Irene Constanza Ana María de Borbón-Parma y Gualthérie van Weezel,2012年生)。
- 塞西莉亚·玛丽亚·胡安娜·贝阿特丽斯·德波旁-帕尔马-瓜尔特里·范韦泽尔(Cecilia María Juana Beatriz de Borbón-Parma y Gualthérie van Weezel,2013年生)。
- 卡洛斯·恩里克·莱昂纳多·德波旁-帕尔马-瓜尔特里·范韦泽尔(Carlos Enrique Leonardo de Borbón-Parma y Gualthérie van Weezel,2016年生)。
- 玛格丽塔公主(1972年—)。2001年,她与埃德温·卡雷尔·威廉·德罗伊·范宰德韦恩-范古尔登(Edwin Karel Willem de Roy van Zuydewijn y van Gulden,1966年生)结婚,这段婚姻于2006年以离婚告终,未育有子女。2008年,她与查林·西贝·滕凯特-登安特雷克尔(Tjalling Siebe ten Cate y den Aantrekker,1975年生)结婚(2023年分居)。夫妇二人育有两名女儿:
- 朱莉娅·卡罗琳娜·卡塔琳娜·滕凯特-波旁-帕尔马(Julia Carolina Catharina ten Cate y Borbón-Parma,2008年生)。
- 帕奥拉·塞西莉亚·劳伦蒂恩·滕凯特-波旁-帕尔马(Paola Cecilia Laurentien ten Cate y Borbón-Parma,2011年生)。
- 巴尔迪伯爵海梅(1972年—)。2013年,他与维多利亚·切尔韦尼亚克-巴托什(Viktória Cservenyák y Bartos,1982年生)结婚。夫妇二人育有两名女儿:
- 齐塔·克拉拉·德波旁-帕尔马-切尔韦尼亚克(Zita Clara de Borbón-Parma y Cservenyák,2014年生)。
- 格洛丽亚·伊雷妮·德波旁-帕尔马-切尔韦尼亚克(Gloria Irene de Borbón-Parma y Cservenyák,2016年生)。
- 卡罗莱娜公主(1974年—)。2012年,她与阿尔伯特·阿尔方斯·卢德格鲁斯·布伦宁克迈耶-杜瓦尔(Albert Alphons Ludgerus Brenninkmeijer y Duwaer,1974年生)结婚。夫妇二人育有两名子女:
- 阿拉伊娅-玛丽亚·伊雷妮·塞西尔·布伦宁克迈耶-波旁-帕尔马(Alaïa-Maria Irene Cécile Brenninkmeijer y Borbón-Parma,2014年生)。
- 哈维尔·阿尔伯托·阿方索·布伦宁克迈耶-波旁-帕尔马(Xavier Alberto Alfonso Brenninkmeijer y Borbón-Parma,2015年生)。
著作
- Qué es el Carlismo (1976)
- La vía carlista al socialismo autogestionario (1977)
- Prólogo a Don Javier, una vida al servicio de la libertad (1997)
- Algunas reflexiones sobre el socialismo del siglo XXI (2004)
参考文献
参考书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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