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

提示：此条目的主题不是国民党广东支部或中国国民党广东省支部。

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是中国国民党在广东省的省级党部，于1925年至1949年间存在。

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
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标志
主任委员	薛岳（1949）
成立	1925年 (1925)
合并自	三民主义青年团广东省团部（1947年)
总部	广州广东谘议局旧址
广东省政治 政党 · 选举

历史

历史背景

1923	联俄容共
1924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5	召开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成立广东省党部
1926	第二次代表大会
1927	清党
1928	整理党务
1929	第三次代表大会
1930
1931	第四次代表大会
1932	第五次代表大会
1933
1934	第六次代表大会
1935
1936	第七次代表大会
1937–1945
1946	第八次代表大会
1947	与三青团合并

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国民党改组后的筹建过程

主条目：国民党广东支部和中国国民党广东省支部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全国一大在广州召开。国共合作随之正式展开。中国国民党改组后，由于统治范围局限，广东各县市国民党党务工作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直接管理，中央组织部派员到各地,组织党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改组方针之后，广东省内各县市党组织的改组也开始进行。3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广东省内各地党部设置计划决议案》，指“广东省内各地,应设置党部之地方甚多,然同时着手组织, 事实上做不到”,因此在当时广州革命政府能够统治的广东省部分范围内，“择省内各重要市镇或县份五个以上, 先行组织”。被选定的地方有佛山、江门、陈村、顺德、香山、 南海、番禺、鹤山、广宁、台山、高要、东莞、增城、韶关、 石龙、小榄、南雄、开平、新会等。其组织方法是“从区分部组织而起,三个区分部成立,即组织区党部,三个区党部成立,即组织市或县党部”,“各党部未组织之先,应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派员到各地实际调查,制定该地党部设置计划,提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后,乃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派员组织”^[1]。

在筹备期间，国民党组织部长、中共党员谭平山经常到各县市指导建党工作，原定1925年6月召开代表会成立省党部，因杨希闵刘震寰发动兵变，推迟至10月中旬。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对建立广东省党部的工作十分重视, 决定由中央组织部派出7人，秘书处、青年部、农民部、工人部、商民部各派1人,共12人成立广东省党部筹备处。 12名筹备委员是：杨匏安、阮绍元、肖汉宗、沈春雨、刘冠英、容剑鸣、杨章甫、骆用弧、容汉辉、陈柏年、刘尔崧、 陈曙风。其中杨匏安、沈春雨、刘尔崧、陈永年、杨章甫、容汉辉等六人是国共双重党员，在审查各县二百多名代表时，沈春雨等中共成员联合了国民党亲共左派人士，撤换了其中国民党反共右派派进来的地主豪绅和反共人士，以确保亲中共的革命力量占优势^[2][3]。

在中共跨党成员的参与下，至1925年10月，已有中山、顺德、番禺、台山、新会、花县、广宁、惠阳、清远、汕头市、佛山市、虎门市、石龙市13个县市正式成立了党部；另有潮安等33个县市正筹备成立党部，党员人数总共1.5万人。在这将近两年时间内，由于广东全省尚未被广州革命政府统一，陈炯明、邓本殷等反对广州政府的粤军以及各地的地方势力对国民党的发展进行阻碍，解散，阻碍党务的发展；同时由于广东省党部未成立，缺少指导和训练，所以广东全省的党务工作，没有多大发展。

正式建立

1925年10月20日至26日，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即广东谘议局旧址，现为广州近代史博物馆）大礼堂召开。20日上午9时，广东省党代会正式开幕。出席会议代表300多人，中央党部代表汪精卫、林祖涵、邓泽如出席指导,中央组织部长谭平山自始至终参与大会的领导工作，大会推选谭平山、林祖涵、谭伯翘、李霞举、黄泽南、 蔡鹤鸣、杨其珊等7人为主席团。谭平山、林祖涵代表中央党部,其余5人是各县市的代表。由中共党员谭平山主持并作党务报告，汪精卫作政治报告，各属代表作关于本地区党务报告，中共党员杨匏安负责起草党务报告决议案，阮啸仙负责起草农民运动报告决议案，毛泽东为大会的《会场日刊》写了发刊词，参与起草大会宣言。发刊词指“广东的同志，在反抗帝国主义(沙面罢工、省港罢工),反抗军阀(打倒陈林,打倒杨刘),反抗地主阶级(海丰、广宁、顺德、宝安……各县农民与地主的苦斗)各次很大的运动中,都做了人民的领导”，最后呼吁打倒“英国帝国主义”、陈炯明、“危害广东的买办阶级”和“勾结帝国主义、军阀惨杀农民的地主阶级”，要求“肃清一切反革命”^[2][4]。

大会通过讨论成立各种委员会,负责各项决议案的起草工作:《宣言》起草委员会由毛泽东、黎樾廷、李毂珍3人组成;《政治报告决议案》起草委员会由杨章甫、谭桂芳、罗伟疆3人组成;《中央党部报告决议案》起草委员会由杨匏安、李霞举、颜国潘3人组成;《各地方党务报告决议案》起草委员会由刘尔崧及各地方代表团派1人组成; 《农民运动报告决议案》起草委员会由彭湃、阮啸仙及各地方代表团派1人组成^[2]。

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第一次代表大会后选出的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图为委员黎樾廷、甘乃光、何香凝、彭湃、刘尔崧、杨匏安等人。

10月26日，毛泽东在闭幕会上演说批判“戴季陶主义”，认为“在革命高潮中,在革命与反革命决斗中,中间派必然向两极分化”^[5]。大会选举执行委员及监察委员,选举何香凝、刘尔崧、 彭湃、杨匏安、陈公博、甘乃光、陈孚木、范其务、罗国杰为执行委员;谭桂萼、邓一舟、黎樾廷、林近亭、罗伟疆为候补执行委员;伍朝枢、宋子文、古应芬、李济深、杨其珊为监察委员;陈铭枢、马洪焕、刘栽甫为候补执行委员。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正式成立^[6][7][8]。

大会以后，新产生的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第一届常务委员为陈公博、杨匏安、甘乃光，组织部长杨匏安，宣传部长甘乃光，农民部长彭湃，工人部长刘尔崧，商民部长范其务，青年部长陈孚木，妇女部长何香凝（秘书邓颖超），书记长谭桂萼，任期从1925年10月20日至1926年12月25日。^[9]

广东省党部成立后，随着国民革命军东征和南征后，东江、南路和海南岛纳入广州政府的统治范围，各地党务继续发展。在战争中，为推动各地国民党党务工作的发展,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兼任广东省党部东江党务组织主任，南征军总政治部主任朱克清(共产党员)兼任南路党务组织主任^[10]。

广东省党部还分别组建各行政区国民党特别委员会,领导各地区国民党的工作。为加强对于各县市党务工作的指导,省党部各部派出人员组织了国民党潮梅、惠属、南路、琼崖四个特别委员会，就近指导督察该地各县市的党务工作。这些机构工作人员中多数为共产党跨党党员^[10]。还有一批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特派员身份被派赴各县建立和改组国民党县党部,使国民党在广东各地的组织迅速建立和发展起来^[6]：

• 中国国民党广东省潮梅特别委员会于1925年12月8日成立，以赖先声、赵慕儒、彭湃、赖炎光、范其务、詹展玉、邓颖超为委员,设办事处于汕头。潮梅各县国民党党部,多是由该特委派员筹备及指导之下成立起来的。
• 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南路特别委员会成立于1925年11月22日,以潘兆銮、朱曼、林丛郁、彭刚侠、许庆之、吴武祥、谭竹山为委员,办事处附设在梅菉市党部内。南路及高、雷、 钦、廉各县市之党部,多由南路特委派员筹备。
• 中国国民党广东省惠属特别委员会成立于1926年4月,以徐天琛、李燮和、刘成禺、萧鹏魂、张祖培、朱祺、冯明光为委员。办事处设于惠州市。惠属各县党部,有许多是由该会指导之下组织起来的。
• 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琼崖特别委员会成立于1926年2月3日, 初时以罗汉、吴国鼎、黎竞民、符向一、张明绪、陈公仁、 陈三华为委员,设办事处于海口市。

到1926年1月，由于中共利用国共合作的机会发展基层，通过跨党党员同时发展国民党组织，广东全省国民党党员已增至4.8万人，到同年12月,又增至18万人，多为亲近中共的农民、工人和学生组织成员。

1926年12月25日至1927年1月2日，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在广州召开广东省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杨匏安在会上作《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组织部一年来工作报告》。大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广东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宣言》，表示“帝国主义者的力量已日就崩坏”“自从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后，广东军阀的势力，已完全消灭”，又指“广东是与帝国主义力量最易接触的地方”，表示要“巩固革命根据地”，进一步铲除“劣绅士豪”“反革命力量”。会议通过了党务工作报告和工农运动等决议案,并选出了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委员^[10][11]。第二届常务委员为曾养甫、杨匏安、陈孚木，任期从1926年12月5日起。

在北伐军攻陷武汉之后1927年初，，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在的广东谘议局旧址成为国民党广东省党部驻地。

附：西山会议派国民党的广东省组织

1925年11月，国民党内部反共派系在北京召开一届四中全会，宣布开除共产党跨党分子党籍，并且将中央党部从广州移到上海，是为“西山会议派”。此后，两个党部分别召开其第二次全国大会，互相指责对方为“非法”，蒋介石、汪精卫等掌握广东政权、军权、党权的人士也否认西山派党部的合法性。自此国民党发生改组以后的第一次分裂，有广州上海两个党中央。

在西山派党中央发出“清党”密令之后，广州的亲西山派国民党员也另外筹组其党部，即中国国民党广东省临时党部。在西山派的国民党二大中，该派的广东党员报告指“在广州原有之广东省党部、系共产份子操纵之中央党部指派候选执行委员二十七人、经省代表大会选出九人、组织省执行委员会两成者、则此党部、又显然为共产份子所操纵之机关可知”、“本省同志、早已不承认其为有效”，“惟我广州恶势力范围之下、自不能公开筹备、刻己决定秘密进行、最近同志登记人数、已逾二千、此后当陆续有多量之增加也”。由于当时广东党中央正在执行联俄容共政策，因此将西山派人士视为“反动”，西山派在广东的活动处于地下状态。如西山派广东省临时党部对其上海党中央的报告所言，广州“为共产派大本营、军事政治、悉被操纵、同志等处双重压迫之下、不便公开进行”^[12][13]。

清党以后至陈济棠时期

1927年4月15日，广州发生四一五清党事变。广东国民党当局开始捕杀党内的中共跨党分子。5月24日，以李济深、林云陔、詹菊似、曾养甫、李国端、谢治平、罗伟疆、谢瀛洲、陈策为委员的国民党广东省清党委员会成立。改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由李济深任主席^[14]。7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人员训练所改成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学校，由李济深任校长。

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改组委员会成员合影

1927年10月，成立广东省党部改组委员会，执行“清党”任务。组织部部长张发奎，宣传部部长张难先，工人部部长陈孚木，农民部部长徐天深，妇女部部长何香凝，青年部部长朱家骅。

1928年5月9日，广东省党部改组委员会改组为广东省党部指导委员会，常委为陈济棠、冯天如、马洪焕，继续执行清党任务^[15]。

在这期间，经过广州张黄事变、广州暴动、粤桂（蒋桂）战争后，国民党内以陈济棠、陈铭枢为首的粤系势力逐渐掌握势力，排除新桂系的影响。

1929年1月28日-2月3日，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出席代表155人。大会听取了陈铭枢的政治报告,陈济棠的军事报告,组织部部长陈灿章的党务报告（广东省国民党党员在国民党二大时为17万人，清党后总登记后为6万人)，其他各部委和各地区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大会规定省、市党部经费由省库开支,审判党员由党部派员陪审。大会还电请国民党中央开除并通缉汪精卫、顾孟余、甘乃光、陈公博等改组派^[15][16]。

1929年2月3日李济深向大会介绍了南京政府动态，大会选出并经中央圈定的执委是陈铭枢、陈济棠、李文范、冯祝万、林云陔、徐景唐、朱家骅、黄季陆、马洪焕,候补执委蒋光鼐、李扬敬、陈融、罗伟疆、胡文灿等。监委李济深、古应芬、许崇清、冯天如、李国瑞,候补监委陈章甫、谢仪仲。第三届执行委员是陈铭枢、马洪焕、林云陵，任期自1929年1月28日起^[15]。

1930年，陈济棠、林翼中在广州广卫路组织了“衡庐俱乐部”，成为陈济棠派系的政治谋划机关，以推动陈济棠在广东省党务中与元老派的角力斗争^[17]。1931年1月1日-10日，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选举的第四届执行委员为陈济棠、陈铭枢、黄麟书、林云陔、黄季陆、林直勉、蒋光鼐7人，主任委员林翼中，任期自1931年2月5日起。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又决定派中央委员分赴各地区视察,两粤区为李文范^{[15][18][19][20][21][22][23][24]}。

1931年5月，由于“约法之争”和蒋介石在南京软禁党内元老胡汉民，国民党爆发“宁粤分裂”。5月25日，孙科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演说，指责蒋介石独裁,“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之各种会议,均为老蒋一人所包办”。28日，包括汪精卫改组派、孙科太子派、西山会议派、陈济棠粤系和李白黄新桂系的国民党内反蒋派在广州成立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相抗衡。6月2日，非常会议也任命了党务人员，由林翼中、黄麟书分别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广州市党部的主任委员^[15]。6月25日，南京的国民党中央下令停止广东省党部及广州巿党部活动，指“该党部于环境恶劣，反动嚣张之际，不能恪遵中央意旨”“该地党部，胥为少数不良份子所劫持”，自不被广州方接受^[25]。

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分裂为宁、粤、沪三方的国民党中央继续进行谈判。1932年3月5日，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第五届执监委改选，陈济棠派与元老派双方争夺名额。按规定,执委名额7人,候补5人;监委名额5人,候补3人。先由元老派和陈济棠派各自开具名单,元老派开了执委4人、 候补2人和监委3人、候补2人的名单,而陈济棠派的名单除了候补监委为1人外,其余与元老派所开的人数相同。两派都在争夺执委和监委的多数席位。此后双方通过开会、妥协等方式拉拢选票。最终，选出省党部第五届执委林翼中、林云等7人, 监委陆匡文等5人，任期自 1932年3月5日起。陈济棠派战胜元老派，占据了省党部的主要权力^[15][26][17]。

国民党广东第六次全省代表大会

1934年3月15-21日，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到各县市代表254人，林云陔主席，致开幕词和闭幕词，执行部指导员罗翼群训词、下午各代表赴黄花岗公祭、及参观燕塘军校、晚省党部公宴，3月16日审查提案，17日开会，到代表250余人、通过议案数起，包括要求中央“出兵讨伐满洲国”以及“在最短时期中、肃清境内共匪”。18日，陈济棠宴请全体代表讲《本省党员现在应负的责任》，提出推行义务教育，恢复“固有伦理道德”，“回复民族精神与意识”等3项责任。闭幕时陈又作了《党员应切实协助政府实施三年施政计划》的讲话。会上通过多项议案,会后发出宣言,要求完成三年施政计划,禁绝烟赌,实行地方自治,发展农村,信赖武装同志,继续“剿共”，“安定党国”等^{[15][27][28][29]}。

1936年1月4-10日，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到省执监委暨各县市代表180人、主席赖永煊，议决推林翼中“赴新迎胡”，并发电三通，包括“致胡欢迎”“慰剿匪军”“请中央讨逆”^[30][31]。

陈济棠下野后与战争时期

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陈济棠在起兵失败后通电下野离开广东。南京国民政府派代表进入广东，整改陈济棠时期地方派系遗留下来的党、政、军系统，使广东政治进一步中央化。8月6日，国民党第十八次中央常委会决改组广东省、广州市党部，废执行委员制，改采用特派员制度,由陈立夫负责视察和指导两党部党务。广东省党部特派员是黄慕松、曾养甫、李煦寰(以上常委)、罗翼群、香翰屏、陈策、 萧洁珊、邓彦华、钟天心、蒲良柱,书记谌小岑。广州市党部特派员是余俊贤、邢森洲、陈昭贤、刘石心、曾三省等,书记长陈宗周。14日和15日省、市党部特派员办事处接收广东省、广州市党部^[15]。

中日战争爆发后，初期，广东全省各地由国民党直属党报有7家,县属党报60余家，其新闻宣传网已遍布全省。1938年，日军进攻广州。随着日军10月底占领广州，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省党部等先迁往连县，之后北迁韶关，韶关成为广东战时省会。10月22日，省党部改为主任委员、书记长制，主任委员吴铁城^[32][15]。根据后来主持广东省党部的中共地下党员余森文回忆，北迁韶关后“广东省政府及各厅已作鸟兽散。省党部一个主事人也没有,党籍册都已丢掉,只有三四个职员,一个管大印,一个管账目”^[33]。省党部主任委员、党部书记长由当时的亲共人士余森文代理。中共指余森文“政治上靠拢共产党，是我党的统战对象”，中共党组织派潘允中会见余森文，商定以国民党省党部的名义创办一张以“联共抗日、反对投降”为宗旨的日报。此后余森文开始用广东省党部名义办《北江日报》，办报宗旨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爱国人士,发动全民族抗战,反对投降”，同时积极为中共领导的广东抗日先锋队批准交广东省党部拨款开支，以广东省党部名义公开支持抗先队的活动。张发奎曾经评价余森文指“余书记长在废墟上建起了广东省党部”^[33]。

1939年，吴铁城奉准辞主任委员职（吴已于1938年12月免去省主席职)）国民党中央当局改派李汉魂接充（李1939年1月正式接任省政府主席职），4月1日正式接任省党部主任委员职。4月6日,广东战时党政委员会成立,张发奎为主任委员。李汉魂接手粤省党部后第一件事就是改组省党部，进行人事安排上的重新部署，“凡属中央所派之委员或督导员而非由其介绍者，均遭排除歧视，或以自请 辞职胁请中央，或强调地域关系请求改派，或挑拨离间有意造成纠纷摩擦”。余森文被国民党内的反共派排挤。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先撤去了余森文的职务，又要求中央派遣中统特务邓青阳、黄玉明、伍知梅等到广东省党部调查余森文用了多少共产党人，特别清查^[34][35][36]。

省党部自连县迁设曲江后，逐渐转入正常状态,并进行健全基层组织,征求新党员,强制公务员入党等,之后又建立各级宣传机构，加强党员训练,创设社会报务处，倡设党员招待所,普设文化服务处,举办党员生产事业机构,促进党政联系,举办征募慰劳事业等方面。为加强各县市党务工作，将大部工作人员组织战时工作督导团,全省分为东西南北中5个督导区,每区指派委员1人为团长, 率领职员出发各县^[37]。

1939年9月，重庆国民政府公布《县各级组织纲要》，规定实行 “以党透政”、“党政层级完全配合”的新县制,规定必须由国民党员担任县长、乡镇保甲长及同级国民兵队长和中心学校校长。10月14日,新任广东省党部委员袁晴晖兼代书记长职。12月，国民党撤销了国共合作的“琼崖党政督导处”^[37]。

1940年春，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改组。执委有李汉魂(主任委员)、袁晴晖(书记长)、郑丰、余森文、高信、李伯鸣、李伟光、胡文灿、冼家锐、 陈协中、曾集熙、余建中等12人。省党部决定大量发展党员。党务督导区增至9个,所有机关、团体、学校都成立了党部。此外还成立了省文化运动、民众运动、妇女运动3个委员会。出版的刊物有《中山日报》、《民国日报》、《党员通讯旬刊》等。6月4日，袁晴晖正式接任省党部书记长。

1941年2月20日，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令军警查封了在韶关的中共地下党运营的曲江生活书店、岭南书店和光明书店（中共指这些书店“出售进步书刊”），并责令由广东地下共产党领导的刊物《新华南》、《青年知识》停刊。3月1日,省党部在韶关成立了民众动员委员会,选出常务委员余建中,专任委员冯镐、林爱民。1942年10月14日,国民党中央党、政、团等共10多个单位成立“防谍肃奸宣传委员会”。这些单位又分别通知各省县市相应的下属组织如省党部、三青团支团部和省县市政府等,要他们组织相应的“防谍除奸”机构^[37]。

1943年3月2日，国民党粤省党部成立政治研究会,分为民政、财政、教育、建设4个部,以协助国民党政治的推行。1944年3月，李汉魂奉准辞省党部主任委员职(仍任省府主席等职)。国民党中央于3月11日委派其中央执行委员方觉慧任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方3月20日到韶关, 王叔陶任粤党部书记长。方于4月1日接任视事。1944年夏，日军发动企图打通粤汉路的第三次粤北战役，省党部会同省府、参议会组设“广东战地动员委员会”,并由省党部派出大批工作人员分赴战地县市督导动员工作。从1939年至1945年的6年中，日军发动三次粤北战役，广东省党部疏散不下6次之多^[37]。

1945年1月，日军攻入曲江,广东省党部与省政府东迁平远县大柘。春，由于频传盟军即将登陆，省党部又组织战地工作队3队,分派东、韩两江前线工作,以策动民众响应盟军登陆,历时 3个月,遍及17个县。8月，方觉慧奉准辞职,国民党中央改派其中央执行委员余俊贤于8月6日接任省党部主任委员视事^[15][37]。

在战争期间，国民党要求每乡镇设区党部,每保设区分部,每甲设小组。1944年，广东全省各地县市共有区党部839个,区分部6701个,小组17176个,党员 148341人。至1945年底止,全省102个县市,有区党部1179个, 区分部8112个,小组19895个,党员人数180492人。但因日占区广大,党部基层组织有不少名存而实无多少活动。此外还有职业党部,以“组训从业党员贯彻国民党政纲、政策”为主旨。至1945年1月底止,先后成立省党部直属区党部15个,直属区分部2个,县市属职业党部,1944年度有区分部270个,至 1945年底增至320个。在学校党部方面，凡大专及省立中等学校,均由省党部筹设直属区党部,县市公立及私立中学则由县市党部筹设区分部,并筹设小学区分部。自1940年至1945年8月止,先后设立直属区党部 35个,完成计划90%,县级学校党部成立930个^[37]。

附：汪派国民党的广东省党部

日军攻陷广州后，先是扶持了无党派，恢复五色国旗的亲日派广东治安维持会。汪精卫投日之后，在上海、南京等地筹组与重庆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的南京国民政府，另组汪派中国国民党，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恢复党国制。1939年8月，汪精卫集团在上海召开汪派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光党统”，改造国民党的旗号下，通过了《整理党务案》，宣布解散原国民党的所有中央党务机关、各有地方党部及特别党部均停止活动,听候改组。同时宣布“中央党务机关、各级地方党部、各特别党部,均由本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改组,尽快恢复工作。”1939年9月5日，汪派国民党中央党部在上海成立。10月18日，投日派的广州当局进行相应改组，其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和广东省党部同时“奉命成立”，并积极推行汪精卫的“和平反共建国”政治路线^[38]。

1940年1月3日，汪政权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高宗武和中央党部宣传部长陶希圣私下出走。汪派广东省、广州市党部联名致电汪精卫称“高陶中途变节,叛党惑众”,“拟请中央迅颁明令,开除高陶党籍”。1940年3月12日，汪精卫发表《和平宣言》。汪派广东省、广州市党部联合通电表示拥护，并称“和平之方案即立,主持之枢府尚未告成,伏乞从速召集中央政治会议,成立中央政府,使民众有所归依,和平得以早日实现”。3月20日，汪派“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召开，广东省、广州市党部再次通电拥护，提出“伏望从速决定国府改组还都,巩固中枢,为建立议和主体……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日本扶持的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后，举行“国民政府还都大典”。汪派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并于是日发表“告民众书”。省党部与市党部等机构于4月7日又联合组织一次庆祝活动，先是在中山纪念堂前举行集会,然后进行彩车游行。

汪派国民党的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是陈耀祖（汪精卫妻子陈璧君的弟弟），兼任汪政权的广东省主席。委员兼书记长周应湘。陈耀祖是南京政权公馆派的实力派。其他委员及南京政权的广州市党部委员都是公馆派的嫡系。汪精卫又于4月12日与林柏生等访问广东，在中山纪念堂召集省市党、政、军及各界讲话，又“汪公馆”接见汪派国民党省市党部委员。汪派国民党广东党部还进行日占区的原国民党党员登记。

7月7日，汪政权以“兴亚纪念日”纪念卢沟桥事变三周年。省市党部及其他投日当局机关团体举办了“兴亚纪念大会”，提出“中日合作,复兴东亚”,“促进全面和平”,“建立东亚新秩序”。9月2日，汪派国民党又举行“中国国民党和平运动殉难同志追悼会”，广东省、广州市党部联合举办了广州市“追悼和运殉难同志会”。随着汪精卫宣誓就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日本承认南京政权、南京政权与满洲国代表联合签署《中日满共同宣言》。省市党部为此举行了两次庆祝大会和游行^[39]。

1941年，汪政权将广州市从院辖市降为一般的省辖市。7月4日，南京国民党中央下令将其广州特别市党部改为普通市党部，隶属于广东省党部,其委员人选由省党部委派。7月29日，汪派广东省党部宣布组成广州市党部筹备委员会，对市党部进行改组，并委派原广东省党部委员汪屺任广州市党部筹委会主任委员，梁朝江、汪彦斌、金肇祖、李国梁等为委员。8月20日,筹委会正式接收市党部工作,并将广州市党部移至惠爱东路城隍庙旧址办公。经过几个月的改组筹备，1942年5月15日,新的广州市党部举行了成立典礼,正式宣告成立。1942年12月，汪屺调任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

1944年4月，汪政权广东省省长兼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陈耀祖在广州市文德路被抗日人士刺杀。1945年7月，汪政权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褚民谊调任广东省省长兼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流亡粤北的正统国民党广东省、广州特别市党部迁回广州，汪派的广东省和广州市党部被取缔^[40]。

战后

二战结束后，省党部1945年9月12日由余俊贤任主任委员，从平远大柘回到广州办公。1946年10月25日-31日，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25日上午公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后，下午在广州中正中学举行开幕礼。大会到各县市代表及省级机关代表100余人,来宾到400多人,由余俊贤主持。先由罗卓英、余俊贤及各厅、局报告工作。大会通过了136件决议案,其中包括向蒋介石“致电祝寿”大会选出余俊贤、曾三省、陆匡文、邓蕙芳、詹朝阳等16人为执委,候补执委7人;冯次祺、谭惠泉、陈宗周、罗伟疆等7人为监事,候补监事3 人，仍以余俊贤为主任委员。闭幕式上张发奎、罗卓英讲了话。大会发出了《宣言》。会后代表参观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及工厂^{[41][42][43][44]}。

国共内战爆发后，随着国民党军的进一步败退，1949年2月15日起，省党部改以薛岳兼任主任委员。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解放军随后发动广东战役，进军广州。广州易手后，国民党广东党部瓦解。